“死是不存在的。它什么都不是，对于死，甚至连理解都不可能，而生命是可以理解的，它有着自己的法则。这就是说，凡是好的东西都是不会死的，而且它的生命力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趋强大。”
——亚米契斯
这一章关于二战，关于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屠杀。但是，这个故事并不仅限于德国纳粹或者犹太人。当这些事情都成了历史，等你回过头再来看的时候，你以为自己只是个局外人、旁观者吗？密室里等死的遭遇，可能对今天的你来说很特殊也很陌生，但是，死时年仅15岁的安妮?弗兰克，在她的日记里留下的，只有小小的惊慌，而更多的是她如何读书、如何与姐姐拌嘴、如何与男孩彼得偷偷说些体己话……
她不是不相信死，相反，她和密室里的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活在死亡的阴影下，“想到有个完全陌生的人会识破我们这个美好的藏身之处，我几乎昏倒”。虽然，“我看见世界正在被变成一片荒野，我听见雷声正在接近。可是，我仰视天空，冥冥中觉得世界还能好转，这场残酷也会告终，和平与安详会重新回来。”
如果你清楚安妮写下这段话时所处的环境，大概就不会认为那样“等死”于你是陌生的，因为少女日记里的惊恐和憧憬，也是你的“心里话”，因为在生死面前，你我是一样的。
1933年到1944年间，希特勒指挥着德国纳粹军队，对犹太人展开了一场大屠杀。1942年7月，德国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跟随家人到荷兰避难，躲在阿姆斯特丹一幢房子的密室里。这幢房子位于普林森葛拉赫特街263号，是欧培达（Opekta Works）果胶批发公司的办公楼，而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正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
除了弗兰克一家，即安妮、她的父母和姐姐玛格之外，还有佩尔斯一家，赫曼?凡?佩尔斯是安妮父亲奥托?弗兰克的生意伙伴，也是好友。1942年8月，他带着妻儿也躲进了这小小密室里。同年11月，又来了一个新房客，阿尔弗列德?杜瑟尔，是个牙医。以上就是密室里的全部8位成员。他们分别住在这幢房子的三楼与四楼，以书柜挡住出入口以避人耳目，过着隐蔽的生活。
密室外，几乎每天都传来犹太人被抓的消息，“绿色和灰色的军车夜夜在街上打转，挨家挨户敲门，问里面有没有住犹太人，有的话，马上全家带走……”所以，安妮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们在这里，远离那些动乱，真是幸运。”
然而，中立的荷兰也被德军占领了。1944年8月4日，因为有人告密，藏在密室里的八人被德军逮捕，后被转送到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没过多久，安妮和姐姐玛格又被转送到贝根贝尔森集中营。战争结束后，安妮和姐姐均被证实因患伤寒于1945年3月死在贝根贝尔森集中营里，距离该集中营被英军解放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那年，安妮只有15岁。而她对这个世界的憧憬、困惑和恐惧，都留在了一本日记里。
如果有一天，你知道自己死期将近，死神磨刀霍霍，终日跟在你屁股后头打转，随时可能破门而入把你带进地狱——剩下的那点日子里，你会怎么办？是的，如果没有明天，你会怎么办？
这就是安妮要面对的问题。进密室的时候，她刚过完13岁生日，得到的礼物就是一本配有红白彩格封面并附着一个小锁的记事簿，她很快决定将它变成自己的日记本。在日记里，她为自己虚构了一个叫吉蒂的闺蜜，每篇日记都是对这位好友说的悄悄话。
1942年7月8日，星期三
我们四人身上的衣服包了一层又一层，看起来一副要在冰箱里过夜的样子。我们这种处境的犹太人，没有谁敢带着装满衣服的箱子离开住处。我穿了两件底衫、三条底裤、一件连衣裙，外加一条裙子、一件夹克、一件雨衣、两双长筒袜、厚厚的鞋子、一顶帽子、一条围巾，以及很多很多其他的。还没出门，我就快闷死了。可就是没有人想到问我感觉怎么样。
乍看这一段，大概只是觉得有意思，穿这么多衣服出门，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可是，稍微替安妮考虑一下，就会感到悲哀。在未来的25个月里，安妮只有这些衣服，而且一个当时才13岁的小女孩，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未来生活的艰苦，由此可见一斑。
1942年9月21日，星期一
我已经开始做功课。我勤学法文，每天往脑袋里填五个不规则动词。不过，学校里学过的东西我已经忘掉好多好多了。几本课本已经买回家了，还有，我本来就从家里带来许许多多笔记本、铅笔、橡皮擦和标签。
我有时也听伦敦来的荷兰语广播。伯恩纳德王子最近宣布朱利娅娜王妃明年一月会生孩子，我觉得好极了。这里没有人了解我何以对皇室这么感兴趣。
前几晚，我变成讨论的话题，他们都觉得我无知得可以。结果，我第二天就埋头读书，因为我不想到了十四五岁还这么嫩。
在暗无天日的密室里等待死亡的时候，你还会学习吗？这个问题对安妮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在犹太人每天被一车车抓走，送往毒气室时，在令人惊恐的空袭声中，安妮却在日记中写道：“我得学习，才不会变成蠢人，我要上进，将来要当个新闻记者或者作家，这是我的愿望！”
安妮每天用在读书上的时间不下数个小时。她读希腊、罗马神话，学习速记函授课程，自学法语并翻译文章，整理欧洲各国王室族谱，学习父母规定的英语、数学、历史。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她竟编写了十几万字的读书卡片。
安妮甚至还在狭窄的房间里学习芭蕾舞。她抱怨不配合其跳舞的姐姐玛格说：“我们都快要忘记怎么跳舞了……难道你希望，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把什么事都给忘了？！”
即使情况一天比一天糟，大人们一日比一日消沉，安妮也从未放弃对将来的希望。密室里的所有人，都从安妮这里感染到了温暖和快乐。她会帮助妈妈洗刷碗筷，打扫卫生；帮助佩尔斯太太削那些“好像永远也削不完的豆子皮”；在牙医杜瑟尔给佩尔斯先生拔牙时，她也要“外行地凑上一个帮手”。
正如她在日记里写下的那样：“‘我很想帮帮你。’我总对彼得说。‘可你一直在帮我呀。’彼得回答我，‘用你的快乐。’”
1943年6月13日，星期日
爸爸写给我生日的诗太美了，我不忍心自己独享：
我们之中最年轻，但已不再幼小的，
你的人生可能会挺折磨的，因为我们事无大小
当你的老师，要把你烦个没完没了。
老人同堂，你好歹只能
忍受唠叨——这事难受，却是实情。
药片虽苦，终需下肚，
因为我们想图个人和事平。
在这里许多日月，没有白度，
因为虚掷光阴有违你的本性。
你读书又习文，几乎终日不曾闲，
一心要将那无聊排遣。
更难的问题，更费思量的大问题，
是“我该穿什么？
我已经没有裤子，我的衣服都太紧，
我的裙子只是缠腰布，我这模样真现世！
我要穿双鞋子，还得先切脚趾，
哦老天爷，我受尽折磨真命苦！”
这是安妮14岁生日时，父亲奥托送给她的诗。诗里描写的一切颇能反映当时的情形。
安妮1929年6月12日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出生时名为安内利泽?玛丽（Anneliese Marie），但家人和朋友都以昵称“安妮（Anne）”来称呼她，有时父亲也会叫她“小安妮（Annelein）”。弗兰克一家住在一个犹太人与非犹太人杂居的同化小区中，安妮的母亲艾蒂丝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而父亲奥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职于德国政府。那时候，当盖世太保冲进密室，指着奥托房间里的德制灰色军用床脚柜，显得很吃惊：“你从哪里搞来的这个玩意儿？”“那是我的东西。”奥托回答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是德军少尉。”
希特勒上台后，弗兰克一家成了1933年至1939年离开德国的30万犹太人之一。1934年初，安妮跟随家人定居荷兰阿姆斯特丹。他们的生活最初还算平静。1934年2月，安妮和姐姐玛格各自入读了新的学校。两姊妹在学业上各有专长，玛格比较精于算术及数学，而安妮在读写上比较优异。两个姑娘在个性上也有着明显差别。玛格举止较文雅，性格保守和勤奋，而安妮则较健谈，性格外向，总是充满活力。
1940年5月，德军入侵并迅速占领荷兰，新成立的亲纳粹政府开始透过差别对待及严格的执法迫害犹太人。政府对犹太人实行了强制登记及隔离，所以安妮和姐姐只好离开原来的学校，转而被编入犹太讲学所继续学习。
然而，时局越来越糟糕。1942年7月，姐姐玛格收到了一份由犹太移民局中央办公室所发的征召通告，命令她到附近的劳动营报到。弗兰克一家由此警觉了起来，父亲奥托终于决定让家人都躲进他公司办公楼的密室里。
1942年7月6日早上，安妮一家搬到“密室”暂避。他们故意把房子弄得很乱，尝试营造他们已经离开的样子。奥托?弗兰克留下了一张字条，暗示他们要去瑞士。他们被逼留下了安妮的猫“摩积”。因为犹太人不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他们从家出发，冒雨步行了好几公里，每个人都穿了好多层衣服，因为害怕被人见到他们拿着行李。
房子秘密增建的部分，在安妮的日记中叫“Achterhuis”，在荷兰文中意即后座。这是一个在房子后座三层高的空间，可以从地面进入。第一层有两间细房，以及相连的洗手间；楼上是一间大的开放式房间，旁边有一间细房。细房可以通往阁楼去。通往这隐秘之家的门被一个书架盖住，保证不会被发现。主建筑在Westerkerk教堂的一个街口外，表面上跟阿姆斯特丹其他的房子没什么两样。
欧培达公司的负责人之一，也是奥托同事的约翰斯?克莱门，以及奥托手下的两位雇员——秘书蜜普?吉斯、打字员贝普?弗斯库基尔，后来蜜普的丈夫维克多?库格勒也加入了他们，一直援助着密室里的八个人，保证他们的安全，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当然，他们也成了密室与外界唯一的联系，随时告知战争的情况和政局的发展。事实上，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一旦被发现，帮助犹太人会令他们落得死刑的下场。
1944年3月7日，星期二
回想1942年的生活，一切都好像那么不真实。享受着那天堂般的日子的安妮?弗兰克，和在这屋子里长了见识又变明智的安妮?弗兰克完全不同。没错，从前真实天堂般的日子。每个街角都有五个暗恋我的人，有二十来个朋友，是大多数老师最偏爱的学生，父亲宠爱透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