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娃继续一路走，一路讨饭。一路上听人说，靖远县的情况比会宁还好，那边靠着黄河，产量高，不缺粮，要饭能吃饱肚子。可是越往北走，人口越稀，一片接一片的荒滩，一道一道的荒岭，有时一二十里路看不见人，看不见村庄。
那天下午鼓着劲儿走了三十里路，过了一个庄子，又走过了一个庄，又过了一道沟爬上一道长长的山梁。光是在山梁上高高低低走了十几里路，来到一座山峁上。这时已经黄昏了，一会儿天就要黑了，他们急急忙忙地往峁下走，朝着荒滩上的一群羊走过去。有羊群就有放羊的。
刚刚爬上山峁，走过一个凹塌，天就黑下来了。天黑了，山梁上可不要窜出狼来。他俩怕得要死。他说：姐，不要走了，天黑了，出来狼咋办呢！就这里蹲下吧。大姐这时也有点害怕了，但她说，蹲下哪行，蹲下就没狼了？蹲下还不冻死吗！
是，蹲下就是避开了狼，也非冻死不可。已经腊月二十几了，正是三九天气，太阳一落就冷得受不了。他和大姐除了穿个破棉袄，下身是单裤子，两条腿已经冻麻木了，如果停下，时间不长就能冻死。
这时，他们发现了一个羊圈。这个羊圈就在靠近山梁的山坡上，一间大棚子圈羊，旁边还有两间放羊人的住房和草窑。听见狗叫，房门开了，一片黄色的灯光洒到门口，一个人走出来问了一声：“做啥的？”
大姐忙说：“要馍馍的。”
“要馍馍的？”那人反问了一句，接着又说，“三更半夜的你们要馍馍哩！”
“老大大，我们是往靖远去哩。走到北边的山梁上看见狼了，不敢走，折回来了。”
放羊的说：“你还背着个人？”
大姐回答：“是我兄弟。老大大，我兄弟冻零干了，你叫我们在你房里缓一下。”
“去去去，我这里没处住。”放羊的大声说完转过身去就要关门，但大姐紧蹿两步用身体抵住了门板。真要是被那人拒之门外，他们可就麻烦了，因此不能放弃这个机会。
磨了半天嘴皮子，放羊人忽然要求大姐跟他到旁边草房里去说话。大姐可能觉得事情不对，坐着没动。
放羊人有些不耐了：“你到底出不出来？”
拗不过他，大姐终于出去了。草房那边，门轴“吱扭”响了一声。老人说，他当时坐在屋里，听不清外面说些什么。大姐很快就回来了，但是脸色很不正常。煤油灯的光线照在她的脸上，大姐的脸色红红的，又像是很生气的样子。
放羊人似乎也生气了：“你不答应吗？不行你们就走！你和你的兄弟愿到哪儿睡去就到哪儿睡去！”
大姐不说话，在地上站着，背朝着放羊的，也背朝着弟弟。后来，她默默地把头巾拿起来，默默地包在头上，然后拉他：弟，下炕，咱走。
老人说，当时他还很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坚决不走。因为他知道，出了门就要受冻。不是冻死，就可能被狼叼走。总之，他不走。他哀求放羊人，也哀求大姐。说着说着，就哭了。他大姐也哭了，“哇”地一声跪在地上，哀求放羊人收留。
“不是我不可怜你兄弟，是你不可怜你兄弟！”放羊人说。
哭了好久，大姐像是作出了决定，她又摘下了头巾，咬着嘴唇对年幼的弟弟说：“不走了，咱们不走了。睡吧，你先睡。姐等会儿就睡……”然后，她就跟着放羊人进了草房。
人生经历中的苦难，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让一个人变得冷漠、自私、残忍，内心充满仇恨，也可以使一个人的心灵充满温暖和阳光，同情、善良，对他人充满关怀与热爱。
在生与死之间，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主题：爱。
那个年代的爱情，要么是革命的，要么是冲破禁忌的。而右派是不配拥有爱情的——不只是不配，还会连累被爱的人。
李祥年的爱情没有什么革命色彩，不过是一场师生恋引发的爱情。李祥年看上了早熟而丰满漂亮的俞淑敏，俞淑敏看上了飒爽英姿的篮球裁判李祥年。这样的剧情放在当代都市言情剧里，也就平淡无奇了。除非这其中有阴谋。
李祥年和俞淑敏没有什么阴谋，有阴谋的大约是那个年代的当权者，以及那个难过的年代。但李祥年只是低估了他对俞淑敏的感情，也低估了后来考上了北师大的俞淑敏的坚定情操。正是因为李祥年对俞淑敏越来越强烈的朝思暮想，想着她柔软的身体，才使他在同伴们逐渐死去的夹边沟活了下来。
夹边沟是一个在甘肃右派中非常知名的地方，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里作为一个下放右派的农场饿死了许多人。那种饥饿的情况现在难以想象。比如，有一些人上厕所，解手，主要是大便，不蹲下来，而是站着，靠着墙、撑着墙就这么站着拉。屎水就会沿着裤子往下流。为什么要这么拉屎呢？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个人他不能蹲，为什么？他蹲了，就站不起来了，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没有了力气。那时，甘肃有很多野狼，而当时那些狼是很能够感觉到人的虚弱的。有些人在野外工作，做着做着太累了，根本连走都走不了，有些人是到了不能够下床的地步了，太饿了。这种时候，在野地上，你休息一下，坐一下，就有可能会被狼群攻击，被它们吃掉。这种机会是非常大的。
在夹边沟，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吃不饱——人们每月吃24斤原粮——就有少数人死去了。再后来，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七两，月不足14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为了减轻死亡，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们的劳动，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或者在窑洞里睡觉。结果，他们把夹边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
有一次，几个右派负责装卸洋芋。最后一天，他们得了奖赏：卸下一麻袋来，煮上，吃。
终于能吃一顿饱饭了。于是，他们九个人灶上一口大锅，把一麻袋洋芋都煮了。还是挑得最满的一袋，足有160斤，煮了满满一锅。他们确实饿急了，不等洋芋煮熟半生半熟就吃开了。
吃的时候连嚼碎都来不及，人人都是嚼两下就吞下去。那真是狼吞虎咽，囫囵吞枣呀。吃呀吃呀，肚子吃饱了，吃胀了，但还是接着吃。大家都知道，这样饱吃一顿的机会是很难得的，可能就这么一次，今后再也不会有了。
结果，他们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最后，他们九个人把一锅洋芋吃完了。整整160斤。
回去的路上，车子颠得很。遇上坑一颠他们就都吐开了，每颠一下都要吐出一口洋芋疙瘩。不光是吐，胃还胀得痛。越颠越痛。
终于坚持到夹边沟农场的场部了。车子一停，他们就势躺在麻袋上动弹不了，下不去车了。痛苦得死去活来，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瘫痪了一样，有的还呻吟不止。一个姓吴的右派在汽车上胃就被撑破了，被人扶到宿舍后于半夜时分就断气了。
现实很恶劣，但李祥年还是要活下去。活着，然后去见她。熬了三年，李祥年终于从夹边沟逃跑了。
一路辗转颠簸，到了淑敏家门口。她家人都知道李祥年成了右派在夹边沟劳教。刚进门，他们就给他倒洗脸水，倒茶水。很热情。
但是，这种热情很快就冷落下来，他们全家人像是约好的一样突然都不说话了，房间里出现了令人难堪的静默。除了铁皮炉子散发出的温暖宜人的空气依旧之外，李祥年突然感到了异常和尴尬。他明白，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她的一家人都在心里想：这个李祥年两三年没音讯了，怎么突然又冒出来了？
他的心突然就刺痛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他不再是三年前的他了。淑敏的弟弟以前见了他叫姐夫，成天围着转，可现在他静静地站在卧室的门口，一句话不说，静静地看着李祥年，似乎在审察他。淑敏也很拘谨，给他倒了一杯茶水之后，就退到角落里在一只板凳上坐着，不说一句话。她有时候直着眼睛看李祥年，有时候又很不自然地拘谨地捏着她罩衣的衣角卷呀卷呀。
尤其是看见了她的比从前更成熟更好看的胸脯上别着的北师大的校徽，李祥年的心禁不住一阵阵发冷：“她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了，而我已经变成阶下囚了，流放夹边沟……我已经不配她了！”
其实他是误会了。李祥年离开了淑敏家，但他并没有放弃。哪怕是苟且偷生，为了活下去不惜娶了个寡妇，为了活下去不惜找一切机会偷东西吃。
用一句伟大的话形容：为了他那带着欲望的爱情，他死皮赖脸地活了下来，坚持到了40多岁，在19年后与俞淑敏在天津相会，又在兰州的旅馆里买足了面包，抛弃了一切其他念想，两个人过了三天三夜比夫妻更甜蜜的日子……
那时候，李祥年早已经风华不再，成了个“穿着一身农民的黑棉衣”的县体委干部，而俞淑敏却更加的成熟美丽，用他的话说：“19年了，19年辗转于大西北的劳改农场、劳教农场和贫瘠的农村，我一直没见过这么高贵这么漂亮的女人。”
他们显然在容貌和社会地位上，已经不是当初的合情合理了。但俞淑敏仍然像当初那样义无反顾，虽然已经嫁作他人妇。他们19年后一次次相会时那真正的“翻云覆雨”，是真正的爱情。
今天，李祥年如果还活着，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了。他说，“仍然时时想念着她，没有一时不想她”。
如果爱情还值得被赞美而不仅仅被享用，那么爱情就应该是不可被任何东西压抑住的，包括岁月、身份、社会道德、家庭伦理、责任，以及容貌的变迁。
苦难确实存在。但是，人一旦因为看不到未来而自甘沉沦，便容易有满腹的怀旧愁思。我们不谈政治，只讲生命本身。任何时候，都要面对现实，并给予自己希望。确实有人喜欢回味过去，借以忘却眼前的痛苦，现状因而变得较不真实。人势必容易忽略现实中的确存在着的、而且可堪运用的机会。把目前的“暂时存在”当成虚幻不实的存在——这种态度本身正是使其丧失其生命力的一大重要原因。
人一旦有了这种态度，任何事物在他眼里都显得毫无意义。他忘了艰困的外在环境通常能给人一个机会，让人超越自己，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成长。他不把困境看成是考验内力的试金石，他不看重自己的生命，反而轻蔑它，当它是无足轻重的玩意儿。他宁可阖上眼皮，耽于过去。这样的人自然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
当然，有能力在精神上达到崇高境界的人只有少数几个。但这少数几个，都有机会表现其人性的伟大。这样的人格，若是换上普通的环境，必然造就不出。至于我们这些泛泛之辈，或许该听听俾斯麦这段话：“生命好比让牙医治牙痛，你老是以为最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实际上早已过啦！”
其实，现实中永远有着机会和挑战。人可以战胜这些，把生命扭转成一个内在的胜利；也可以忽视现有的挑战，漫无目的地过一天算一天——正如大多数人所表现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