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无际的田野，小河，木屋，院子。
哥说：“小兰，你去赶鸡，鸡在偷吃刚长出的菜苗！”
我走到院子里追鸡，那鸡变成了饿狼，撵着我跑，绿绿的菜苗消失了，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高楼。
前面是楼，背后是狼，中间是我。
我惊恐地大叫：“哥哥！”
醒来，是梦。
嫂子打来电话：“小兰，快回家看看吧，咱家要拆迁了，再不看看，就再也看不到了！”
我一路风尘，赶回我的村庄。村里已经没有路了，家家都在忙着搞建筑，或是盖门房、盖厢房，或是加二层、加屋顶，打井、栽树，街道上堆满了沙土、石块、树苗，我们不得不把车停在村南路口，步行进村。
街上还有蓝色、红色的彩钢瓦，因为施工仓促，被大风刮下来，甩到路边。
村口的大喇叭循环广播：“后营的村民请注意，后营的村民请注意，不要再施工了，物流公司的老总、金鑫钢铁的老总说了，新盖的房子也不多给钱，新栽的树也不算数，彩钢瓦屋顶中看不中用，太危险了，别再折腾了……”
出入的村妇脚步匆匆，收紧眉头，我跟隔壁的大婶打招呼，她像没听见一样，目光呆滞地端着一锹土往前走。
好打扮的小秋嫂子头发凌乱，满脸憔悴地往矮墙上搬砖。
街上扯满了凌乱的电线，显然，大多数人家在挑灯夜战。虽然忙碌，但是整个村子，听不到喧嚷，静静的，能清晰地听到风刮起的垃圾袋在空中沙哑地低吼。
嫂子说：村上的人都上火了，因为离开了土地，就像迷路的孩子，再也找不到家了。
头发花白的六奶拄着拐棍站在破落的家门口。她们家是村里第一个被拆的，听外甥女说，她的小屋被补偿了42万元，两个儿子的地基大，分别分到了两个楼门，楼房正好够住，没她的份儿，她怀揣着42万元钱，一下成了没房住的富人。
到了我家门口。
打开院子生锈的铁锁，小院的地上铺满了落叶，窗台上落了一层浮土，我习惯性地在窗台上的破瓢里摸到屋门钥匙，推开门，灶台、炉子、水缸一样不少，“喜鹊登枝”的红色门帘仍挂在我的小屋门口，小窗还在，爸爸在集市上买的古旧的书桌还在，窗框上挂的旧物还在：一张1993年《读者》的年历插页，还有一张从笔记本里撕下来贴在墙上的托腮少女像。透过后窗，仍能看到窗外稀疏的树枝在摇晃。
我的眼睛盯在书桌的正上方，停住，不动，眼泪刷刷地流下来，那里端放着爸爸的巨幅遗像。
爸爸在看我，像六年前他活着时一样，沉默而镇定，严肃而慈祥。
相片前有小半碗麦粒，上面插着香烛。
我带上小屋的门，和爸爸待在一起，回味着清纯宁静的少女时代。想起了生病时，在这个小屋里一躺就是半天，爸爸每天会不声不响地把熬好的草药用白纱布过滤，端到桌前，嘱咐我：“喝了吧，虽然苦，喝了就有劲儿了！”爸爸看我一口气喝完，拿着空碗，放下门帘，再不打扰我。
再次想回我的小屋的时候，恐怕只能在梦中了。
姐姐们在城里租了楼房，搬到楼房的第一个星期，姐姐的嘴就出泡了：尖椒七块五一斤，三棵大葱要十块钱！据卖菜的老板娘说，汽油涨价了，运费高，蔬菜当然要贵了。
年迈的母亲在我耳边唠叨：“我八岁就被你姥爷许配给你爸，知道为啥吗？因为你爷爷家有一百亩地，粮食多得吃不完，你姥爷被咱村里人称为第一大聪明人，他说：‘庄稼人只要有地有粮，啥都不怕！’如今哪，不但你爷家的地没有了，全村人的地都没了，有钱有啥用？能当饭吃？”
阳光下，一片耀眼的绿色让我屏住了呼吸：一排排铺天盖地的秧苗钻出了黄色的土壤，站成了一个个绿色的袖珍士兵，随着春风得意地摆着臂膀、踢着正步。
我惊喜地大叫：“哥哥呀！”
不愿醒来。
留住梦、延续梦吧，或许，心中总有对美梦的憧憬，才能让好梦再现，梦想成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