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果戈理先生，您在天堂，我在尘世。您又上了年纪，今年二百零二岁了，我说话您听得见吗？”
果戈理：“我虽二百零二岁了，但眼不花耳不聋，看得见听得清，你说的我听得见。”
我：“先向您表示感谢，从小到大，我都在听您讲故事。在我最空虚或最倒霉的时候您的作品成为我的精神支柱。我还读过评论您的专著，但我仍然对您了解得太少，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果戈理：“你提吧。先告诉我你读过谁写的评论我的专著？”
我：“有七八个人。就说主要的吧：叶尔米洛夫、赫拉普琴科和马申斯基。”
果戈理：“你怎么读他们的书呢。叶尔米洛夫是打手，对与他观点不同的人抡起棍子就打。打手能有什么观点，就知道恬不知耻地歌颂斯大林，歌颂他们建立的体制，对文学一窍不通。他不是写我，而是图解列宁和斯大林引用过我的话，借吹捧领袖邀宠。赫拉普琴科什么都往阶级斗争上扯。我在《死魂灵》里写的几个地主身上的毛病，其实就是俄国人身上的毛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干吗非把他们与地主和农奴联系在一起？俄国的地主早被布尔什维克消灭光了，可我的人物绝迹了吗？至于马申斯基，不过拾赫拉普琴科之流的余唾罢了。”
我：“您怎么熟悉这三个人呢，他们可比您晚出生一百多年啊。”
果戈理：“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告诉我的，他可被叶尔米洛夫一伙整苦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他们整得活不下去，书不能出版，连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剧本都不能出版。他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写了一首歌颂斯大林的诗，被迫向新政权表忠心。”
我：“我也听说他是第一个写赞美领袖诗的人。”
果戈理：“是不是第一个我不敢说。这是阿赫玛托娃告诉我的，他自己不好意思说。其实，我也写过阿谀沙皇和贵族的信。不恭维他们，能给我钱吗？没有钱我怎么生活，怎么写作？我敢承认，我收了他们的钱仍写我想写的。以我当时的名气，写什么都能出版，靠稿费也能过活，但我那样做就分散精力了。我宁肯向沙皇贵族要钱，完成自己的使命。我这种做法很多人不理解。”
我：“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请您谈谈，您那时的写作环境同俄国变成苏联后有什么不同？”
果戈理：“我正赶上尼古拉一世，一个反动的时代。全国实行书报检查制度，写了东西先送交书报检查部门审查，看看里面有没有反对沙皇的话。我的《死魂灵》是书报检察官尼基琴科审查的。他是文化修养很高的人，别林斯基把手稿带给他，他读后立即批准出版。俄国当时的书报检察官都是文化水平很高的人，有的本人就是作家。你知道冈察洛夫吧，就是写《奥勃洛莫夫》、《平凡的故事》和《悬崖》的那个人，他也是书报检察官。而苏联的检察官都是契卡分子，大字不识几个，怎么审查，就知道肆意迫害知识分子。”
我：“您是说只要作品里没有号召暴动、推翻沙皇的内容就可以出版？”
果戈理：“你这样概括有点绝对，但大体不错。我在《钦差大臣》里对官员们百般嘲笑，剧本不仅出版，还上演了。首演的那天，沙皇率领大臣们到剧院观看。他们是来寻开心的，喜剧嘛，逗乐而已。特别是丢尔先生饰演主角赫列斯塔科夫，丢尔是著名的喜剧演员，特别善于插科打诨，王公贵族都爱看他表演。但沙皇和大臣越看脸色越阴沉，看完尼古拉一世说：‘诸位都挨骂了，我挨得最多！’”
我：“您可要倒霉了。”
果戈理：“我到意大利去了。”
我：“您被驱逐出境了？”
果戈理：“怎么被驱逐出境呢！我自愿去的，到意大利写我的《死魂灵》。当局并没找我麻烦。沙皇时代与苏联时代不同，作家可以随意出国，像我的晚辈同行屠格涅夫，长年住在国外，在法国呆腻了就上德国，想回国随时可以回国。根本不存在驱逐出境、叛逃这种概念。”
我：“原来俄国和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还是有区别的。我原以为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是继承沙俄的呢。”
果戈理：“你怎么这么糊涂，苏联是推翻俄国临时政府建立的，临时政府又是推翻尼古拉二世建立的，怎么能继承呢。你不能看它们相似就认为后者继承前者。两个检查制度不同的地方很多。沙俄的报刊多数是私人办的，苏联的报刊通通是国家办的。不论是《新世界》还是《十月》都隶属于苏联作协，而苏联作协是国家衙门。一个作家组织变成政府部门，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沙皇时代发不发文章由编辑决定，苏联时代主编没这种权力，还得通过苏共宣传部。宣传部是党的一个部门，按说只管党内的事，可苏联党政不分，什么都管。特瓦尔托夫斯基跟我说过，他主编《新世界》的时候吃尽苦头，为发表一篇文章要到宣传部跑几趟，同官员们争论、解释、恳请甚至哀求。”
我：“您也见过特瓦尔托夫斯基？您还见过哪几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马雅可夫斯基或者潘菲洛夫、柯切托夫？”
果戈理：“法捷耶夫和马雅可夫斯基不能到我这里来，因为他们是自杀的。潘菲洛夫和柯切托夫也没到这里，去了另外的地方。”
我：“后两位在中国名气很大。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译成中文，但读者不多。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陆续译成中文，读者要比潘费洛夫多得多。您怎么看这两位作家？”
果戈理：“儿童文学作家丘科夫斯基同我谈过他们，所以我对他们略知一二。潘菲洛夫是顽固不化的极权体制的护卫者，声嘶力竭地歌颂农业集体化。但他不仅缺乏文学才华，文化水平也不高，句子都写不通，高尔基就曾批评过他。读他的作品是浪费时间。柯切托夫同他是一路货，一味歌颂党的政策，只不过文化水平略高一些，更善于投机一些。他们的得意门生是巴巴耶夫斯基，就是那个写《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的家伙，比他们两位文化水平还低，算个半文盲吧。听说巴巴耶夫斯基的作品也译成中文。中国太迷信苏联了，凡是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就翻译。潘菲洛夫主持《十月》杂志多年，柯切托夫主持过《文学报》。他们能发表什么好作品？他们看中的必定是拙劣的，优秀的绝不允许发表。”
我：“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连诬蔑中国人的《旅顺口》也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并翻译成中文了。”
果戈理：“没有人向我提起《旅顺口》，我不知道这本书。索尔仁尼琴告诉我柯切托夫是拍苏斯洛夫马屁爬上去的。他讲了一则趣闻：每当柯切托夫接苏斯洛夫的电话时，第一句话一定是：‘苏斯洛夫同志，我站着接您的电话。’苏斯洛夫是仅次于勃列日涅夫的第二号人物，苏联意识形态总管，人称灰衣主教，拍他的马屁自然爬得快。你说柯切托夫的读者比潘菲洛夫多得多，我知道什么原因了，是你们的巴金告诉我的。柯切托夫后几部作品是在你们****前后出版的，那时不让读书，把年轻人赶到乡下。年轻人不读书怎么行？于是他们各显神通，到处找书，找到后互相传阅。柯切托夫的书就是那时读的。柯切托夫的书里有故事，也有点爱情什么的，青年们就读他的书，饮鸩止渴，因为没有别的书可读。中国青年没有接触过优秀的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便把柯切托夫当成俄国和苏联文学的代表，太荒唐了。而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是早翻译的，‘****’前已列入禁止阅读的苏修文学范畴，所以青年们没读过。”
我：“我与当年的知青谈起过苏联文学，他们很多人知道柯切托夫，却不知道帕乌斯托夫斯基。那时他们在农村里没事干，又没有其他的文娱活动，靠读书打发时间，碰到什么书读什么书，其中就有柯切托夫。后来各奔前程，忙于工作，没有时间读书，而当年读书的印象就留在脑子里。”
果戈理：“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让青年人读书？中国不是学习苏联吗？苏联还让人读书呢。当然，有他们的宣传导向，号召青年人阅读宣传他们政策的书，但其他的书也可以读，比如我的书，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书。”
我：“后来中国很多书也可以读了，可‘****’期间外国文学（包括苏联和西方）和中国古典文学被定为封资修文学。还不止文学，也包括其他学科，我不多讲了，您弄不清，不是中国人谁也弄不清。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我请教您第二个问题：谁是您的嫡派传人？包括俄罗斯的和苏联的作家。”
果戈理：“要说嫡派传人一个没有，要说受到我创作影响的人就多了。俄罗斯著名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契诃夫，苏联著名的有苔菲、布尔加科夫和左琴科。当然不止这六个人，我不过举例而已。也不是说他们的创作风格跟我一样，完全不是，如果那样就变成模仿了，而他们各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就连屠格涅夫也受到我的影响，但他的风格与我迥乎不同。影响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么说吧，他们吸收了我的‘创作之魂’。‘创作之魂’听起来有点玄妙，你自己琢磨吧。但他们对我的景仰是我生前所未料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们都是我的小说《外套》孕育出来的，布尔加科夫说愿用我墓碑下的一块石头做他的墓碑，而他太太居然弄了一块。他和我都安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我提到的三位苏联作家，除左琴科外，其他两位你们中国人可能不大熟悉，不得不多说几句。布尔加科夫一直受到拉普（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攻击，最卖力的当然是叶尔米洛夫。布尔加科夫写过许多剧本都不能出版、上演，直到他死后二十多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得以出版、上演。他把我的《死魂灵》改编成剧本，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一段时间就靠《死魂灵》的演出税过活。他的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和《狗心》都是苏联的优秀作品，从中或许能看到我的《鼻子》的影子。至于苔菲，是苏联时期的作家，但并不是苏联作家。她自己对我说，热爱俄罗斯，但仇恨布尔什维克，确实如此。‘十月革命’，现在中学教科书又改为‘十月政变’了，不管叫革命还是政变吧，反正一九一七年以后苔菲逃到法国，这才是流亡呢，与我到意大利完全不同。苔菲是聪明的女作家，善于捕捉人性可笑之处。一九一七年以前，她在俄国已经闻名遐迩了，从王公大臣到邮差摊贩，没有不读她的书的。连沙皇尼古拉二世都爱读她的小说。她在国外写了很多短篇小说，是侨民作家当中最出色的，引起另一个侨民女诗人吉皮乌斯的嫉妒，向我说了她的很多坏话。吉皮乌斯是个平庸的作家，怎能同苔菲比。就文学成就而言，也比不上她丈夫梅列日科夫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写过一部《果戈理与小鬼》，当然少不了胡说八道，但还是赞扬我。你读过吗？”
我：“我没读过。我只读过他的《诸神之死》和《诸神复活》。没有读过女诗人吉皮乌斯的任何作品。您也见过梅列日科夫斯基？”
果戈理：“我没见过他。他恨布尔什维克恨得头脑发昏，临终前在巴黎发表广播讲话，竟把进攻苏联的希特勒比作决心把法国从英格兰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圣女贞德。这样的人到不了这里。再回头说苔菲。一九四六年夏天西蒙诺夫和爱伦堡访问巴黎。斯大林给西蒙诺夫一项任务：把俄国作家布宁或苔菲请回国，两个人都请回来最好，请回其中的一位也行。苔菲告诉我，布宁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不亚于她。两人绝不回苏联。但苔菲听说西蒙诺夫和爱伦堡要在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宴请俄侨作家。二战期间他们在法国过的日子苦极了，平日吃不饱，几个月不沾荤腥。现在有宴会岂能不去饱餐一顿？一群衣衫褴褛的俄侨作家抱着同样的想法来到大使馆。桌上摆满珍馐美味，莫斯科的香肠，堪察加的马哈鱼，令人垂涎欲滴的俄国鱼子酱，这次可不是过屠门而大嚼了。西蒙诺夫先致辞，介绍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苏联人民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斯大林的英明领导是胜利的保证。西蒙诺夫致辞时，苔菲向布宁使个眼色，两人抄起刀叉，瞄准鱼子酱大嚼起来。西蒙诺夫举杯为斯大林的健康干杯，大家都站起来碰杯，没站起来的只有苔菲和布宁，他们完全沉浸在美味中。等到西蒙诺夫请同胞们品尝祖国的美味时，马哈鱼只剩下鱼头鱼尾，鱼子酱也所剩无几。”
我：“怎么像您在《死魂灵》里写的梭巴凯维支呢？”
果戈理：“这都是苔菲亲口告诉我的，也许她讲的时候想起梭巴凯维支了。斯大林为什么这时邀请苔菲和布宁回国呢？领袖的想法莫测高深，让人捉摸不透。过了两三个月开始猛烈批判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列宁格勒党魁日丹诺夫把他们俩骂得狗血淋头，可他们都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呀，从未公开说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话。左琴科跟我说，表面上批判他们，实际上是日丹诺夫派同马林科夫派的斗争。批判他是因为他在列宁格勒杂志《星》上发表《猴子奇遇记》，但这篇小说不是他的投稿，而是马林科夫一伙捣的鬼，把他发表在儿童刊物《脏孩子》上的儿童故事转载在大型刊物《星》上，嫁祸给日丹诺夫，因为列宁格勒是日丹诺夫的地盘。他的地盘上竟发生这样的事，说明日丹诺夫丧失警惕性。他们知道斯大林看列宁格勒刊物，在严肃的刊物上突然出现一篇儿童读物必定引起他的注意。这是左琴科最重的罪行。批判阿赫玛托娃是因为她过去的经历，一九一七年前写的诗，翻陈年旧账。可布宁和苔菲不同，他们公开咒骂布尔什维克，咒骂苏维埃政权，咒骂苏联领导人。布宁在《诅咒的日子》骂得厉害极了。把他们请来接受批判？按照苏联的法律他们两人都应处决。”
我：“听说左琴科被开除作协后断了生路，靠修鞋过活。他为了发表作品，写过‘歌颂讽刺小说’，结果失败。”
果戈理：“荒谬绝伦，怎能把对立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呢。都说左琴科是我的传人，其实不是。我写的是俄国人身上的劣根性，他批判的是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对苏联人的影响。苔菲倒有几分像我，嘲讽的是俄国人身上固有的丑陋，你读过她的作品吗？”
我：“读过，但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了。五十年代上苏联文学史课，别说苔菲了，就连帕斯捷尔纳克也不讲。八十年代前不仅我不知道苔菲，俄国人也不知道苔菲，她是**********提出公开性后才回归祖国的。我想向您提第三个问题：您是怎么写作的。”
果戈理：“苏联作家魏列萨耶夫写过一本《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你读过吗？”
我：“读过，并且把它译成中文。这本书很受中国读者欢迎，印了五六版。鲁迅很推崇这本书，请孟十还译成中文。我算是重译。您同意魏列萨耶夫的看法吗？”
果戈理：“你说鲁迅推荐过这本书？就是翻译过《死魂灵》的那个鲁迅？”
我：“就是翻译《死魂灵》的那个鲁迅。”
果戈理：“我见过他。他很喜欢我的作品，除自己翻译《死魂灵》外，还请年轻朋友韦素园翻译《外套》。鲁迅大概不是从俄文直接翻译的，把死农奴译成死魂灵容易让人误解。我的故事梗概就是乞乞科夫利用已死但尚未注销的农奴发横财。译成‘魂灵’就费解了。俄文这个词有两个意思：农奴和灵魂。‘灵魂’可以理解，而‘魂灵’而且还是死的，就不知所云了。”
我：“鲁迅是根据日文并参照德文翻译的。书名译得确实有问题，不看过书不知是一本什么书，而您的俄文书名概括全书，一目了然。”
果戈理：“魏列萨耶夫从搜集材料、写作过程、修改手稿和征求别人意见等几个方面谈我的创作，大体不错，基本同意他的看法。他还编了一本《果戈理资料》，印数不多，你未必见过。”
我：“我不仅见过，还有这本书，戈宝权先生一九三五年随同梅兰芳博士访问苏联时买的。后来戈先生送给我了。”
果戈理：“《果戈理资料》不必全读，太繁琐，但资料不少，可供查阅。魏列萨耶夫说我不深入生活，我身在生活中，到处有生活，还怎么深入？我与人接触就是观察人。我特别愿意听人清谈，从中能汲取很多创作素材。《外套》的故事就是听来的，我不过改变一下情节而已。我特别爱听普希金清谈。他谈到忘情时，什么都谈，连自己的创作计划也谈。他知道我有‘偷听’的本领，发现我在场就紧张。我说《死魂灵》和《钦差大臣》题材是普希金给我的，其实是我‘偷听’来的，这么好的题材他岂肯给我？我听说他一次对家里人笑着说：‘当着这个乌克兰佬的面说话可得当心，他抢劫我的东西我连喊都喊不出来。’”
我：“听说您请母亲给您描写乌克兰姑娘的服饰，搜集乌克兰古老的传说，这些您都写进《狄康卡近乡夜话》里了。”
果戈理：“那又怎么样？作品可是我的呀！”
我：“我怎么老写不好文章，文字不简洁，句子不流畅，您有何见教？”
果戈理：“文章要反复修改。写好后不急于发表，放在一旁，干别的事，旅行啊，看书啊，或什么事也不干呀。过一段时间，您再修改稿子。修改完，一定亲自抄清，再放在一边，干别的事。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修改，修改后亲自抄清，放在一边。过一段时间再修改抄清。这样做八遍，文字就简洁凝练了。”
我：“修改——抄清——再修改——再抄清，要做八遍，现在的人很难做到，我也未必做得到。”
果戈理：“做不到八遍，少一点也行。主要是别急于发表，写好后放一段时间，修改后再发表，这一点你总能做到吧。多看有关修辞的书，避免出现病句。有位中国人告诉我，中国现在出版的书不通的句子比比皆是，仿佛米饭里掺沙子，难以下咽。他问我怎么办，我就把刚才对你说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
我：“可是********催怎么办？特别是翻译的时候，编辑老在屁股后面催。编辑不懂外文，没译过书，认为翻译简单不过，不过把外国字译成汉字。滥译的人不算，认真的译者被催得苦不堪言。请您说句公道话。”
果戈理：“我尝试过翻译，但我的法文太蹩脚，放弃了。但我深知翻译的艰辛。一定要给译者充分的时间，像你说的情况，出不了好译文。”
我：“最后一个问题。听说您在作品发表前喜欢给别人朗诵？特别喜欢给那些不喜欢您的人朗诵，果真如此？”
果戈理：“你们没有朗诵作品的习惯，我们那时经常朗诵自己的作品。普希金朗诵诗，我朗诵小说或剧本。朗诵时自己能发现问题，听众也能发现问题，是一种修改作品的好方法。我乐意给不喜欢我作品的人朗诵自己的作品，不喜欢给无论我写什么都一味赞扬我的人朗诵。我曾给莫斯科省长朗诵过《死魂灵》。他专门挑毛病，批评起来又严厉无情。他是一个富有实际经验而对文学一窍不通的人，当然免不了胡说八道，但有时提的意见我可以采用。读给这些聪明的、非文学界的审判官们听，对我恰恰是有益的。我根据我的作品对不大读小说的人所产生的印象来判断它们的价值。如果他们发笑了，那就真正可笑，如果他们被感动了，那就真正感人。因为他们坐下来听我朗诵的时候，是绝对不准备发笑，不准备受感动，不准备赞美的。”
我：“与您对话受益匪浅。谈的时间不短了，您该休息了，如果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