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乾坤归何处？他思前想后，看来京城内是决计待不下去了，只有出城了。那么，举家归营吧！原来清朝时候，凡是在旗的人，当他在外边混不到事由了，唯一的归宿就是拔旗归营。
清兵入关，曾疯狂实行圈地，除了皇室占有的称皇庄，官僚贵族占有的称官庄，一般旗人所得的分地则称旗地。
北京西郊所圈占的旗地，按八旗的名称划分区域，每区都设有专人管理，称为旗营。原属于哪一旗的人，拔旗归营后就只能回到哪个旗的旗营内。曹家隶属于正白旗。
在一个风雨飘摇的秋日，曹雪芹打点行囊，携着妻子回到西郊香山附近正白旗村落了脚。曹雪芹初到香山时，按照旗营的规定，他每月尚可以领到4两月例银，每季支领1.7石米，另分草房3间。
这点进项，生活用度自然很拮据。不过，这里没有城里的喧嚣，没有乌烟瘴气的人事纠纷，倒也落个清静。
清秋时节，香山一脉枫叶染丹，与黄栌树金色的树冠错杂交织，远远望去，像一副织锦挂毯。
正白旗村也满种的是黄栌树，如果站在山顶往下看，就像谁撑起的一把金伞，故又称黄叶村。敦诚在《怀曹雪芹》诗里曾咏道：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扣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这些诗句，正是对曹雪芹拔旗归营回到西山后的思想和生活风貌的写照。
他的《石头记》在右翼宗学里并没有写完，一些已经写下来的章回，还有不少地方空着待补。曹雪芹的创作态度一向是很严肃的，一句诗斟酌未稳，一个情节甚至一个细节还没有十分把握住，他就空起来，待思虑成熟之后，再回头补上。
他是经历过大富大贵的人，但在饱经沧桑以后，已经体会到这人间的悲苦、世态的炎凉。他开始对过往的一切要重作思考，重新评价了。
在右翼宗学与友人交游中，他了解到了更多的与他相近人家的盛衰变迁、坎坷际遇，这使得他能够跳出仅仅局限在自家经历的小天地里，把《红楼梦》里所写的人物、事件，放到历史社会的大背景下来观察把握，深一步挖掘出它的悲剧意义。这就促使他必须继续积累生活素材，边写边改。
《红楼梦》第一回作者自白：“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这就证明这项浩大的工程，是在他晚年贫居黄叶村时最后完成的。
黄叶村厚待了作家。尽管生活是十分清贫的，有时候不免举家食粥，但是，农民的真诚，民风的淳厚，给曹雪芹的思想与生活打开了一个新境界。
有一天，他路过汉民村落，看到村民们正在忙着收秋庄稼。米谷刚刚打下来装好袋子，庄户头就挨家挨户来讨租了。
农民们哭着喊着向庄户头求告，诉说今年遭了涝灾，收成不好，减收一点租子吧！没有用，粮食还是一袋袋被强行装车抢走了。就这样，地净场光，农民们一年的辛苦又落了空。
曹雪芹知道，庄户头抢走的粮食，转手还要运送给作为他们主子的住在城里的富贵人家。
早年，曹家也是这样的。不过，那时候他不知晓农民种地有多艰难、生计有多困苦。
以前读唐诗，每读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些句子，往往并不大去理会。现今，活生生的情景就摆在眼前，使他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之中。
后来，曹雪芹在写到庄头乌进孝来贾府交租一节时，就好像那一日看到的凄惨情状又浮现于眼前了。乌庄头是为贾府经营旗地的代理人，本身并不是佃户。他向主子诉说：
回爷说，今年年成实在不好。从三月下雨起，接接连连直至八月，竟没有一连晴过五日。九月里一场碗大的雹子，方圆近一千三百里地，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
这本是如实反映的，却不唯没有获得贾珍一点同情，反而被贾珍臭骂一顿，说他“打擂台”，还恶狠狠地斥他：“不和你们要，找谁去要？”
曹雪芹已经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整个贵族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就是建立在那些一年四季脊背朝天，在地主的土地上当牛做马，流血流汗，却无法活命的广大农民的肩膀上的。一旦这些农民的肩膀再也负担承受不动了，他们就只有铤而走险去做盗匪一条路，官逼民反啊！
他借书中人甄士隐之口说：“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恐怕这正是作家对大清朝局大厦将倾的预感。
经过一次次的修改，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这条暗线更加分明了。《红楼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一面镜子，在客观上确实反映出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
曹雪芹在乡村的生活除了写书之外，还有与塾师张宜泉的相识、结谊。这份友情给曹雪芹山村清居的生活，增添了新的乐趣与慰藉。
张宜泉生于1720年，卒于1770年，内务府汉军旗人，比曹雪芹约小5岁。他自言“先世曾累受国恩”，祖上曾因战功授勋，但后来不明因为何故败落了。足见他也是一个破落户飘零子弟。
宜泉13岁丧父，没过几年，母亲也死去，继而遭到哥哥嫂嫂的虐待，被迫分居离开了家。好在他念过书，流落到西郊来，便在农村私塾里谋得个塾师职务。他嗜酒好饮，诗也写得出色，留有诗集《春柳堂诗稿》。
他在诗稿自序里感叹身世说：“家门不幸，书剑飘零，三十年来，百无一就。”这跟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作者自云”所说的“半生潦倒，一技无成”，正是一样的口气。
张宜泉也是一个傲骨嶙峋、放浪不羁的人。他与曹雪芹的身世际遇有相似处，又都有着愤世嫉俗、傲世傲物的情怀，所以，一经相识，便一见如故，成了交往密切的朋友。
有时候曹雪芹来访他，有时候他又去访曹雪芹，两人便“破灶添新火，春灯剪细花”，对饮畅叙，通宵达旦。两人要是有几天不见面，就会有如隔三秋的思念，企盼着“何当常聚会，促膝话新诗”。
他们的交谊纽带，正在于能常聚会，得以有畅意抒怀的诗歌唱和。只可惜曹雪芹的诗没留存下来，我们只能从张宜泉的诗篇里，觅寻些踪迹了。《春柳堂诗稿》存有一首题为《题芹溪居士》的七律，对曹雪芹作了热情称赞。
爱将笔墨逞风流，结庐西郊别样幽。
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
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
借问古来谁得似？野心应被白云留。
曹雪芹结庐西郊，贫贱自守，以诗画著述为乐事，张宜泉的诗描绘得多么真切生动。
“羹调”、“苑召”用李白和阎立本二人的典故。李白号青莲居士，唐玄宗召他为翰林学士，曾“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初时甚得玄宗欢心。
阎立本为唐代宫廷画家。有一回，唐太宗召他为宫廷画花鸟，他急得汗流浃背，回家后深感惭愧，告诫儿子说：“勿习此末技！”张宜泉借用这两个典故，意在称赞曹雪芹有骨气，宁受穷，也决不去做那种供皇上役使的御用文人、御用画家。由此还让我们知道了一件事，曹雪芹迁居西山后，大约曾有人向宫廷画苑举荐过他，被他拒绝了。
饮酒唱和之余，他们谈得最多、也最投契的，恐怕还是时世。翻阅《春柳堂诗稿》，张宜泉笔下竟然数次跳出诸如“莫厌飞觞乐，于今不是唐”，“亭沼非秦苑，山河讴汉家”等这样直言不讳讽怨当时贵族统治者的诗句。这与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借秦汉而讽喻当朝的思想感情，又是多么惊人的一致！
曹、张二人相约同游，寄情山林，还为我们留下了又一佳话。张宜泉教书、曹雪芹写书之余，相约遍游香山一带山林，也是他们生活中一大乐事。
有一次，他们二人约定要去人迹罕至的一处野山坡寻幽探胜。这里山势险峻，林木茂密，几乎没有什么道路可循，他们便各人找一枝树枝权作为拐杖。他们就这样翻崖越岭，攀援而上，很有一些探险的味道。
漫山遍是黄松，兼有枫树、榆树、柳树、黄栌、柿树、野漆树，更有荆条、葛藤相缠附，钻进密林子里，荫天蔽日，好像天色一下子黑了下来。偶尔遇见一两个山民，有的用绳子系在崖畔上，在悬空采药；有的抡着一把钝斧头，“哐哐”地爬在树上砍柴。
曹雪芹、宜泉二人走累了，便坐下来休息。乘机跟山民交谈，才知道这些山民原本都是从平原地面逃租役躲进山坳里来的。却没有想到，跑到这样的深山老林里，也并没有跳出贵族地主老爷的手心。这不，采药也好，砍柴也好，通通还得抵租交纳上去。
待那位砍柴老人摘下裹头的巾布，他们才惊异地发现，原来竟是一位老妇人！老妇人哭诉说：“唉，没有法子啊！我家老头子患了病，卧床不起。不出来捡点柴火，拾点野果子、榆树皮什么的，吃什么呀？命苦啊，作难死了！”
曹雪芹、宜泉禁不住连声叹息，劝慰了老妇人一番。曹雪芹还把随身带的一点干粮和一把铜钱掏出来，通通放到老妇人手里，这才怅然离去。
二人一边走一边慨叹。曹雪芹愤愤地对宜泉说：“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不独唐代有此惨相啊！”
张宜泉痛楚地点了点头，狠狠地说了一句话：“恐怕是于今尤甚！”
经刚才那位砍柴老妇人的指点，他们后来又翻过一道山冈，寻到了一处古刹遗址。据说，这地方原先叫做广泉寺，如今颓壁残垣，荒凉破败，成了鸟兽栖息之地。曹雪芹有感于世事沧桑，不禁生出黍离之悲，随即吟咏了一首七律《西郊信步憩废寺》。
可惜，这首诗没有留存下来。只有张宜泉的和诗《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尚存。全诗如下：
君诗未曾等闲吟，破刹今游寄兴深。
碑暗定知食雨色，墙颓可见补云阴。
蝉鸣荒径遥相唤，蛩唱空厨近自寻。
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
值得注意的是，张宜泉既然说曹雪芹的诗“未曾等闲吟”，而且“寄兴深”远，那么，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推断，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一诗，必是充满着吊古凭今、感时伤世、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松涛滚滚，烟林苍莽，两位诗人曳杖前行，他们的心底该泛起多少不平静的涟漪啊！
这次深山险游，给曹雪芹的思想以新的触动，也对他的创作做了新的补充。山民们的淳朴善良，山民们“已诉征求贫到骨”的极端贫困情状，使他更加深认识了这个世道的不平。
曹雪芹回到家里，顾不得休息，随即翻捡出书稿，重新修改了书中写到刘姥姥的有关章节，特别是关于这个人物的身世、性格、言谈举止。他感到生活本身较之一切艺术都更为深刻。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鸳鸯考问刘姥姥，问她这盛酒的木质大套杯，到底是什么木做成的？刘姥姥答道：
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做街坊，眼睛里天天见他，耳朵里天天听他，口儿里天天讲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认得的。
这么质朴生动而又极富有个性的农家语，也应是山居生活恩赐给作家的。离开生活，作家是编不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