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水能折射太阳的光芒，一件小事能反映人的品行、道德素养。赵振业的许多同事撰文回忆起与他共事的点点滴滴，笔者择其摘录如下，以期读者对赵振业有更多的了解。
和导师在一起的日子
张伟？[1]
1985年我从北京航空学院（现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现称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第三研究室工作，直到1998年初因工作调动离开，在航材院共工作了13年。在这13年中，我一直在赵振业院士的领导下从事航空结构钢和不锈钢的应用研究工作，同时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并取得了硕士学位。可以说，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航材院，而赵院士是我走向社会的领路人和导师，我是在他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在我的印象中，赵院士作为技术主帅，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谦虚谨慎，注意发扬技术民主，正确解决技术难题；作为导师和专家，他学科专业理论扎实，精通业务，科研严谨，注重培养年青一代；作为课题总负责人，在所带领的科研团队内创造了高度团结、积极向上、充满希望、不畏艰苦、工作踏实的良好氛围。他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通过正确的科研理论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扎扎实实并创造性地去完成每一项课题工作任务，所负责的课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优异成绩。
工厂出差
刚走上工作岗位，我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和兴趣，尤其对出差。刚进课题组，就问什么时候能出差，赵院士说：“你有的是出差机会，你可能会不习惯的。”当时我并没有理解到其中的含意，因为那时有人说，出差就是游山玩水，到处转。但第一次出差却让我充分了解了工作环境的艰苦，了解到科研工作的艰辛，了解了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取得科研成果的艰苦条件，理解到赵院士说的不习惯。
第一次出差是为300M钢材料研制和赵院士访问抚顺钢厂。我是带着兴奋的心情踏上去抚顺的火车，随着火车向北行驶，看着车窗外的景色，我的心也渐渐失望起来，相比起我南方家乡，窗外的风景差太远了。一出抚顺火车站，就真是感觉到了重工业城市，天不是蓝的，是灰蒙蒙的；整个城市清洁度很差，空气中的灰尘很大，不一会儿鼻子里就不太舒服了，纸一擦都是黑的。
到钢厂招待所办完登记后进到房间，一眼就看到床上有一层黄色的物质，我以为是床单没有洗干净，连忙呼叫服务员要求换新床单。说实话，20世纪80年代的服务态度真不能和现在相比，等了20多分钟也没有人来换，我只好用毛巾将黄色的物质掸掉。到下午4点多，离招待所不远的车间上方突然不断喷出黄色的物质，原来是工厂高炉开始出产品，这些黄色的物质在空中聚集，渐渐在天空中形成黄色的云并随风飘移，没多久就飘到招待所上方，黄色的物质穿过窗户落在屋里，飘落在我的头上和身上，刚掸干净的床上又布满一层黄沙，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床上的黄色物质是炼钢时产生的污染物。只要有生产，就会黄尘满天，到处飘落。
晚上，一身一头的黄沙，想洗洗再上床睡觉，但招待所的浴室因老化不能使用，我们只好去招待所旁边的公共浴室。一进那公共浴室，我实在是无法多待一分钟，每个龙头下至少有七八个人在轮流洗，而中央的大浴池里挤满了人，已经看不清池子的水在哪，地面上的水也看不出什么颜色了。我们只好又回到招待所，简单地擦洗一下，再次把床单掸干净，关好窗户休息。第二天一起来，床上又有黄沙，原来工厂是24小时轮班工作，而招待所的房屋老化，窗户无法完全密封，在半夜出钢时排出的黄尘从窗户缝隙钻进屋里，我们是盖着“黄被”睡了一觉。我对赵院士开玩笑说，下次再也不来了。其实，赵院士几十年来不知到钢厂多少回，跑了多少趟，为了科研任务，他常在钢厂一住就是几个月。他的吃苦、敬业、奉献精神真令我佩服。
现场跟产
20世纪80年代后期，赵院士负责的300M钢起落架研制课题进入到了关键时刻，进入了起落架零件研制阶段。由于当时我国航空工业制造条件和设备的限制，一个企业无法承担起落架制造的整个工序，必须依靠整个航空工业的资源才能完成起落架制造的全部工艺流程，零件必须在多个企业流转，需耗用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制造。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航空工业是在立足备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很多航空基地都建在山区或比较隐蔽和偏远的地区，区域比较落后，交通和生活非常不便，而且各基地相距较远。赵院士身先士卒，从污染严重的东北工业重镇到贫穷的黄土高原，从偏僻的贵州山沟又回到东北，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工作在零件制造现场工作的第一线，以确保新工艺技术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确保制造出世界水平的飞机起落架并装机试飞。
锻件制造是起落架应用研究的关键技术，也是起落架零件制造的第一道工序。赵院士带我一起到位于陕西红原的起落架锻件制造厂现场跟产。工厂地处不发达地区，交通极为不便，必须乘火车到西安，再换乘长途汽车到县城，最后搭乘农民的三轮简易运输车到工厂。我们入住在工厂简陋的招待所，洗漱和卫生间都是在招待所院子内的公用区，有时内急还得小跑。记得首批锻件制造是在年初，气候非常寒冷，早上起来水管里的水是冰凉的，洗脸漱口时手和脸都感到一阵阵刺骨的疼，洗漱中要不断地甩手以保证还有感觉。招待所的食堂每天是定时供应三餐，且不说饭菜的质量如何，数量都无法保证，如果稍晚点去，就只能让大师傅临时再做些，将就吃点了。
由于起落架是大型的锻件，需要动用大型锻造设备，而当时地方的用电紧张，锻件生产只能安排在晚上进行。白天我们和工厂技术部门一起研究并制定锻造工艺，晚上再到车间现场。近午夜，赵院士穿着厚厚的大衣，带着我来到锻造车间。进到车间，赵院士就不断询问现场情况，用仪器测量炉中的温度，炉中的温度超过1000℃，每次测量需近距离接近炉子，炉门一打开，就会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烤得脸上火辣辣的。开始锻造了，63吨的锻机能量很大，即使我们在安全区域，还是能感到整个车间的地面都随着锻造时模具和锻件的相撞而上下震动，产生的巨大声音震得耳朵嗡嗡作响，耳膜像要被穿透似的。每完成一件锻件，赵院士都要上前看看锻件表面，问问尺寸检查结果，锻件的温度很高，稍不小心就会被烫着。待一批锻件制造完回到招待所休息，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早上7点多，赵院士把我从睡梦中叫醒，他又精神饱满地投入到当天的工作中。
质量控制
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飞机起落架与国外有很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材料和零件制造技术上，发达国家的起落架寿命达到5000小时，我国的寿命只有几百小时，甚至更少。为了制造出与机同寿的世界水平飞机起落架，赵院士提出了基于表面完整性理论的一整套起落架加工制造技术。这些技术在工厂都是第一次应用，工厂原有的生产体系和劳动习惯可能无法保证这些先进技术的真正应用和实施效果。因此，课题的最大难点不仅仅是制造技术本身，更多的是让工厂能够接受并自觉地执行。
真空热处理是课题的一项先进工艺，能够有效地提高零件的表面质量和减少加工余量，减少后续零件机械加工时间。当时在整个航空工业只有贵州云马厂有大尺寸的真空热处理设备，能够热处理起落架零件。在完成起落架零件的粗加工后，零件由112厂运到贵州云马厂进行真空热处理。
经过和工厂精心的生产准备和一天的热处理，第一炉起落架零件的真空热处理终于完成了，时间已是晚上9点多。我对赵院士说：“该回去休息了。”赵院士回道：“你要累，就先回招待所吧，我还要到厂检测部门看热处理随炉试样的检测结果。”我想热处理都完成了，检测应该是工厂的事，但赵院士执意要去，我也只好跟他一块离开热处理车间，前往性能测试室。到那儿后，随炉试样还在车间加工，我们就和检测人员讨论测试的标准。一会儿，加工好的试样送到测试室，但赵院士没有让立即进行性能测试，而是要求先对送测试样进行尺寸检测，看是否达到有关标准的规定。结果发现，随炉冲击试样的缺口尺寸与标准不符，此时已经晚上11点多，车间和测试室只留有值班人员，赵院士亲自带着试样，来往于加工车间和测试室之间。云马厂地处贵州山区，连绵阴雨，方圆几十里只有云马厂一个单位，寂静的厂区道路上，只见赵院士顶着寒风在快步地走着，及时把返工完的试样送到测试室，又把不合格的试样再次送回加工车间，他与工人和检测人员一起分析不合格的原因并提出修正方案。经过四次的精细返工和检查，冲击性能试样的U形缺口终于加工合格，通过了金相比较检查，可以进行力学性能测试了。而完成了所有的性能测试后，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测试结果都达到了标准要求，真空热处理技术的应用获得了圆满成功。这时我才深刻认识到，科研工作是非常严谨的，必须关注任何细节，如果送检试样制备不合格，那么得到的测试结果就根本反映不出真空热处理质量的真实情况，就可能产生错误的信息，给课题造成损失。
和赵院士在一起工作的13年，有很多感触。仔细想来，刚参加工作，我在课题组中是最年轻的，最主要的工作是下厂和现场跟产，也是我和赵院士接触时间最多的。在和赵院士一起出差工作的过程中，我理解到科研的艰苦和艰辛，看到了赵院士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虽然我调离航材院已经11年了，现在工作的性质与在航材院又有很大的差异，但和赵院士一起工作的那些岁月一直在我记忆中永远难以忘却。
难忘与赵老师在一起的几件事
李志？[2]
1999年4月，我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完成了博士论文工作，几经努力，来到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进站进行博士后研究，指导人就是赵振业老师，那时他刚60岁出头，看上去像是50来岁，显年轻。
我博士后的题目是有关超高强度不锈钢和不锈齿轮钢的内容。在一次谈话后一起下班的路上，赵老师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要做成一件航空材料的事情，往往十几年就过去了。”我当时心里一惊，“需要这么长时间吗？”现在回过头来看看，确实需要很长时间的艰苦努力。
在选题和确定工作方案的那段时间，我显得很着急，希望能够早日开展试验工作。赵老师则要求我多查阅一些资料，并不断地给我一些他查阅的资料，力求让我全面了解超高强度不锈钢和不锈齿轮钢的发展轨迹和发展趋势，在各个阶段遇到的技术问题，这些技术问题是如何克服的，等等，并要求我在此基础上先进行一些探索性的研究，熟悉工作环境，逐步了解我们想做的事情和现实状态的差距。
赵老师十分注重材料学基础理论的应用，超高强度不锈钢和不锈齿轮钢在10年前还是非常有前瞻性的选题。当时在航空领域高强度的不锈钢和不锈齿轮钢都用得很少，更不用说超高强度不锈钢和不锈齿轮钢了。这一状况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包括超高强度不锈钢的合金强韧化基础理论方面，都需要进一步认识。要说强韧化理论，学金属材料专业的人谁都懂，可要说清楚强度在1900兆帕以上，且具有高断裂韧度的合金的技术途径和细节，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这首先要定出合金化学成分，之后再确定冶金工艺。赵老师要求在现有合金化学成分的基础上通过计算来探索，确定新合金成分。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迫使我打破过去头脑中形成的框框，努力去学习、掌握新知识。后来在工作中体会到，这些经历对于问题的全面把握是很有用的。当我辛辛苦苦将合金成分准备好与赵老师讨论时，赵老师把他自己推出的化学成分给我看，并一起讨论确定小炉试制的方案，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在此之前，我的印象是人到了60多岁一般不会这样具体地做事情了。需要说出来的是，在和赵老师相处的最初几年里，诸如“要这么具体吗？真要这么干下去吗？”这些想法经常在困难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现在看来，是要这么具体、这么干下去。
赵老师做事情的认真、严谨和执着是出了名的。我在博士后期间测试新合金的物理性能时，需要测试相变点，当时钢铁研究总院能做。我取回了测试报告给赵老师看。由于报告格式不规范（现在国家钢铁测试中心的报告要规范多了），无测试设备和测试方法等应该向顾客交代清楚的内容。赵老师就问测试设备是什么？用的什么测试方法？我只记得设备名称、型号，测试方法连问都没问。当时已是中午下班时间，我说下午再了解一下，现在该吃饭了。赵老师示意让我先走，他自己想办法问清楚。我出门时心想，有必要这么认真吗？只要确保数据真实让我们用就是了。在我下午上班的路上正好遇到赵老师，他刚下班。在随后的工作中我逐步体会到测量系统的基础地位和重要性，尤其是2009年学习了六西格玛的有关知识，更加深了对“测量”的认识，赵老师对测量系统的重视无疑是对的。只有对测量系统有数了，数据的准确性就有数了，才可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