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航工业副总工程师孙聪忆罗阳
记者： 刘文波 马 倩 姜春艳 马 宁 李 超
“罗阳跟着你走了，你怎么不给我带回来！”
当罗阳夫人拽着孙聪的手哭泣时，孙聪的心翻腾着，难受得无以复加。
罗阳和孙聪都是沈阳人，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又是前后脚儿进入到沈阳所工作，并成长为当年闻名全行业的沈阳所“七匹狼”团队中的成员。兄弟上阵，一群狼。兄弟拉车，八匹马。回忆起来，孙聪说，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就算不能说像战争年代那种出生入死，但也属于同甘共苦。11月26日，记者去采访孙聪，他说，罗阳去了，他“有点儿害怕，不敢接受这种现实”。
工作上的左右手，生活中的知心兄弟； 为了航空工业的未来，他们付出艰辛，守住信心。而今，孙聪将一个人带着他和好兄弟罗阳共同的使命和希望，更坚定地走下去。
在追求先进技术时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动力
记者： 在这次歼15航母起降试验时，现场每个人最关注的方面都有所差异，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孙聪： 我们海试的时候不是撞大运。每名飞行员都进行了着舰特性飞行。
记者： 这种情况在以前型号试飞时是没有过的？
孙聪： 对。以前我们设计研制的人是不关心飞行员培训的，因为陆机飞行员我们已经有个强大的培训体系。但舰载机要是从零做起，飞行员的培训也要从零做起，一切都是从无到有。
舰载机设计最大难点在于，它要有与陆机相同的作战半径、机动性、载弹量等。这就对舰载机提出更高的要求。陆基飞机着陆时速是300千米左右，但是舰载机的着舰速度要更低。我们专业术语讲要有增升装备。机型面积要设计得更大一点，升力特性更好一些，使得在低速的时候飞机还能可控。与陆机相比，舰载机着舰时，在同一个迎角状态下，升力特性都要比陆机大30%以上，才能保证它的安全。
记者： 在歼15项目中，你负责设计，而罗阳负责制造。我们知道，设计和制造是既有合作，又有矛盾的。
孙聪： 我们国家搞型号遵循一个经验，所谓两个系统，就是行政总指挥系统和总设计师系统。总设计师系统负责技术的设计，行政总指挥系统负责制造工艺保障和行政支援的调配，这两个系统要想做好一个任务，必须要保证紧密合作，一定是在目标一致、思想高度统一的前提下才能干。罗阳在现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说装啥咱就装啥，你说怎么干咱们就怎么干”。他从生产制造的角度为设计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当然，我们设计也会考虑工艺是否成熟，会在成本、工艺、进度方面权衡来设计一个产品，这是每个设计师都会有的想法。
设计和制造的矛盾源于历史上研究所和企业的划分，制造和设计是两个部门。集团公司为改变这种现状搞了许多干部交流，通过人的交流在理念上实现融合。
我们在歼15项目中率先采用了数字化协同设计理念，过去都是设计师拿尺子、笔和纸画图，图画好了再工艺审查，再去设计工装、设计夹具等，这是一套老的体制。后来开始用计算机画图，但是这个流程没有变。歼15是第一型采用三维数字化设计，同时改变了设计流程，而流程的改变需要管理跟得上。在设计之初，有人就提出联合设计，但为了控制程序，我们搞了一个五级成熟度管理，冲破了组织壁垒。设计初期，图样成熟度达到一级之后，沈飞就可以制定工业文件了； 达到二级后，就可以定做采购料了。这种高度协同并行的模式，一方面抢来了进度，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设计和工艺的有效融合，对飞机制造是一个全面提升。工艺和设计是互相开放的，做到单一数据团管理，实时数据共享。现代化的管理方式突破了设计和制造这一壁垒。这套协作模式使效率提高了40%左右，如果管理得好，可以使效率提高50%。
记者： 歼15用了很多新工艺，是以前没有用过的。
孙聪： 飞机设计技术最难的就是导管的设计。飞机上有很多管子，发动机用的燃油管子、驱动飞机能保证多面动的液燃油管子等，这些管路的安装是非常复杂的。过去我们叫打式样，要到飞机上依据空间设计如何走管道，现在采用计算机三维设计就是用数控装管。我们设计的数控装管在计算机上很容易做出，所以引进了大量的先进的数控弯管机，弯出不同的管型，然后装配好。这种工艺能力的提升，都是在制造领域上，罗阳这支团队从行政资源保证上、从工艺装配技术创新上，都在努力做这件事。无论是总师系统还是行政指挥系统，我感觉我们在追求先进技术是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动力。
我们建立了一套基础的数据流程和先进工艺的制造过程。这个过程都是我们跟罗阳一起来研究的。他需要调人时，沈飞会在不同车间把有能力的人抽调在一起，形成新的项目团队。这个团队不属各个车间，这就相当于组织模式发生了变革。我们开创了一个“沈阳快速试制中心”，在中心的筹建上他也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这种技术创新，都是罗阳决策、沈飞自己掏钱干的。我们的飞机仅用很短的时间就飞起来了。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效体现在最后一飞，但其中凝结着整个团队的心血。
除了组织模式的变革，还要进行先进的手段变革，比如采用数字化技术，遵循了0．1毫米工程的理念以提高质量。飞机装配出来尽量没公差，提高产品的制造质量。
记者： 0．1毫米工程理念是什么？
孙聪： 当年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为了提高汽车的制造质量，提出了2毫米工程的概念，牵涉到组织变革、管理理念等。而我们造飞机要比它精度更高，我们叫0．1毫米工程理念，是为全面提高飞机制造质量的。这种理念必须有行政支援的配合、支持、投入。从一个企业管理者的角度，罗阳要管理两万多人的大厂，吃饭问题、发展问题、稳住节点等问题，事务非常繁忙，这些都需要平衡。若没有对技术追求的理念，他很难下决心做这件事。他作为总经理，在这方面，对飞机研制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记者： 歼15的拦阻钩设计要求是比较高的，高在哪？据说在生产时还碰到了很多难题。
孙聪： 拦阻钩是一个制造工艺难点，是我们国家第一次搞这个东西。首先拦阻钩的连接和精度的要求很高，在制造加工、热变形处理方面遇到了一些阻力。焊接的精度、钩头表面的耐磨性都是在研制过程中不断完善的。沈飞公司在制造领域给设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我们在歼15中使用了大量新工艺，这需要企业领导决策的支持。关键是新技术的采用在初期成本都会高，但从长远来看，能产生巨大的效益。有两种新技术的变革，一种是跨越式的，另一种是不断更新改进。这两种创新模式都需要用前瞻性的眼光来决策，看到早期的投入和后期的收益。罗阳在沈飞新技术的推广上做了大量决策。
我们有的是一份坚守，一份担当
记者： 这几年因为沈飞有很多型号任务，“白加黑”是很常见的事。
孙聪： 沈飞和沈阳所每年的工作计划都排得满满的，但是我们为了技术进步、为了企业发展，还要加班干事。有的项目国家没有立项，按理说罗阳完全可以不干，而且这个项目恐怕到他退休也还没形成利润，是给下一代人打基础的，我们这代人做事不能只想着自己，一定要想着企业长远的、未来的发展。
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讨论筹划。当时我们就说，为了沈阳地区的发展，我们也要把这个项目做了。
记者： 听说罗阳经常待在工厂生产现场。
孙聪： 到现场看一看，这是对航空工业企业一把手的基本要求。他作为领导往那儿一坐，团队士气就不一样，就像打仗一样，指挥官在前线指挥和在后方指挥，战士的士气是不一样的。他基本上没有早回家的，几乎都是半夜。
记者： 不管歼15项目还是其他，应该压力很大，罗阳性格比较内向，困难较大的时候他是什么状态？
孙聪： 罗阳是很沉稳，比较内向的一个人。你别看他不言不语，实际上内心是很澎湃的，压力很大。经常会遇到重大技术问题，遇到了还得往前走，得想办法。看到网上有网友讽刺沈飞，我跟他说，你看看人家说咱啥。他就叹气，他说，我们得努力。
别看这几年沈飞默默无闻，但是贡献极大，每年交付飞机量非常高。无论是“612”工作制，还是“712”工作制，在沈飞都是一种常态。作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自己说过，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是别人体会不到的压力。
记者： 宣传部的人说，活动时拍照片，很难找到罗阳合适的角度，因为他不爱往前冲，总是往后边躲，而且他总是双眉紧锁。近几年多种型号并行过程中，他内心很焦虑，您也应该有过同样的心情吧？
孙聪： 就像他自己说的，一到型号任务节点要求快接近的时候，内心确实是焦虑的。比如歼15着舰，前一天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其实都飞行演练上千个小时了，晚上依然睡不着觉。第二天我们站在指挥台，看着飞机往下落的过程中，手心全是汗，无法用语言描述。当飞机平稳着舰，就连海军的张永义副司令员，他是负责这个项目航母现场的总指挥，62岁的老人热泪盈眶。罗阳当时的心情估计大体相同，大家都激动得不能自已。我是一个不常流泪的人，但是当时眼泪含在眼眶中，很激动。
记者： 歼15的成功，你觉得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孙聪： 技术进步，航空报国。
记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孙聪： 文学里总说这个精神，那个精神，我认为精神是基于技术进步、管理进步的。为什么要把技术进步放在前面呢？航空报国是一种报国的理念和热情，没有具体的手段和方法不可能实现。
记者： 您觉得航空报国这个理念是怎么深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的呢？
孙聪： 能在改革大潮下留在航空的这批人，是能够切身体会到当时外面诱惑的，走到今天，靠的是一份坚守、一份担当。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航空工业多穷啊！我们全所2000多人只干一个小的改进型号，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八十几块钱。我们一年分配来的学生有六七十人，结果30 多人都走啦，我们当时都嘲笑自己： 没能耐的人留下来了，有能耐的人全都出去发大财了。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这批人赶上了国防大建设。历史给了我们这个良好的时机，这么好的条件，我们怎么能不珍惜、不努力呢？航空报国理念深入到我们这代人中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罗阳走了，觉得特别孤单
记者： 您和罗阳的经历特别像，而且年纪也差不多。
孙聪： 他比我小4个月。我们“七匹狼”之间都很有默契的，现在，虽然我们都离开沈阳所这么多年了，但是每年家庭都要聚一次，这种感情一般人是体会不到的。林总和玉海总安排我在庆功会开完后再回沈阳。昨天我一进门，罗阳夫人拽着我的手说：“罗阳跟着你走了，你怎么不给我带回来！”我当时特别难受。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就算不能说是战争年代那种出生入死，但也属于同甘共苦，为了一件事我们同时熬夜，也为了一件事在一起哈哈大笑。
记者： 您在舰上一直跟罗阳在一起吗？
孙聪： 我们在舰上是比较忙的，跟他接触的时间只有晚饭以后散步的那段时间。他的任务主要是负责飞机保障，他要了解最前方的情况，要指挥机场基地里的保障，备件、修理维修等。因为飞机每次下来都要进行检测，对实际飞行数据进行测量分析，看看有无潜在的故障，在哪里，保障第二天飞行。我们的飞行强度非常大，保障工作也非常重要。他要针对这些问题指挥后方作战。
歼15着舰成功，他高兴，在舰上跟这个照相跟那个照相。晚上吃完饭散步，我们俩坐在一个舷梯口边上聊，他很兴奋地说，“我们得总结我们的成绩和问题，回去要从技改、条件能力建设、人员培养等方面改进、完善。”我感觉他一直没想自己的事儿，想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他还是雄心勃勃地想去干好。我经常跟他开玩笑说，“你肚子大，肚子里都是智慧。”那天我们在一起，最后他给我留下那段话是： 沈飞的能力如何提升，沈飞的管理如何提高，沈飞的产品质量如何更上一个台阶。
记者： 那是晚上几点？
孙聪： 9点多钟。试飞结束我们返航的路上。
记者： 然后你就没见他了？
孙聪： 然后再也没有见到他，虽然在一个舰上，但是好几千个舱室。到大连港就下来了。下来的时候，他显得很疲惫，但是很高兴。
记者： 您和罗阳的兄弟关系就像左手跟右手一样，平常觉不出来。可是他不在了的时候，这种左右手的关系体会得更深刻。
孙聪： 我们这些人感情不是很丰富，但失去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怎么活蹦乱跳的人就没了？！
头一天庆功会开完我满脑子都是罗阳，坐在屋子里心烦意乱，有点儿害怕，不敢接受这种现实。后来我给王永庆 （沈阳所总设计师) 打电话，我说你过来陪我坐一会儿。我们默默地坐着，什么话也没有说，彼此对着坐了两个多小时。我不敢一个人待着，觉得接受不了，觉得特别孤单。昨天晚上我也是一个人在家里坐着，就是发呆。
记者： 当时您去医院了吗？
孙聪： 去了。我们下船以后各自都干各自的事，听说罗阳到医院抢救，一开始没当回事儿，不舒服抢救也没觉得有这么严重。后来我给谢根华书记打电话打不通，我心里很害怕，又打了一遍还是没打通。结果谢书记给我回电话说可能有点儿悬，我撒丫子就往医院跑。
我去的时候已经抢救了一个小时。院长把整个抢救过程描述了一遍。林总表态，用全力继续抢救。医生解释说，罗阳是主动脉血栓，相当于血管供血主动脉，它一血栓旁边分支全部死掉，造成大面积坏死。我们恨的是，他前一天晚上是不是难受？难受为什么不找医生？舰上是有医疗条件的！
记者： 之前他也没有说过他难受？
孙聪： 我没听着，因为我们聊到晚上9 点多钟就散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有时工作压力大，劳累，50多岁正好是个危险期。我们在舰上住在不同区域，但吃饭时常能碰到，没有发现他任何异样。
记者： 庆功会时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吗？
孙聪： 庆功会有人知道了，有人不知道，因为没有宣布这件事，只说林总有特殊的事今天不能参加了。因为那种场合宣布这个消息，不合时宜。组织者也考虑得比较全面，毕竟不仅有中航工业，还有其他单位。
记者： 你们在平时有没有聊退休之后打算干些什么，或者工作上还雄心勃勃想要干点什么事？
孙聪： 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聊工作，偶尔谈谈家庭，聊聊孩子上学。我们俩将近30年的情谊了。不像有的人经常抱怨，说不能再拼了，得享受生活了，罗阳从来没说过这种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