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学校初创，又逢抗战艰苦的时期，各种设施和生活条件都非常简陋，处于生活困顿中的颜鸣皋，感到最难熬的是冬天。阴冷的山涧，透风的宿舍，单薄的被褥，常常冻得他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就读书。
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休息，颜鸣皋借睡在上铺的便利条件接上个灯泡拉到被窝里边，既能照明，又可取暖，他暗暗为自己这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而得意。
有一天深夜，颜鸣皋正沉浸在书海里，突然闻到一股焦糊味，浓烟顿时弥漫了整个被窝。
幸而火灭得及时，没有酿成大祸，但他的被子中间却被烧出了一个碗口大的洞。
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
颜鸣皋披着破被，呆坐在铺上。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用一件旧衬衣，团巴团巴，塞堵在被子被烧的大洞上，勉强熬过冬夜。
各个学院的授课各有特色，工学院的实习特别多，几乎都是上午书本教育，下午则是做试验或到工厂实习。
颜鸣皋回忆这段生活时说：
“在中大学习紧张，生活困苦，但我们也十分幸运。当时大后方各大学由于战事紧迫，仓促搬家，设备多感不足。而中央大学因校长罗家伦先生高瞻远瞩，可以说所有图书器材，甚至连农学院的牛等都顺利运到四川。因此，我们做试验是两人一组，据说其他大学因为器材有限，是由助教做大家看。我们中大的教学力量也十分强，有许多名教授。1941年和1943年，教育部先后两次在全国各个高校共选出了45名资深教授为‘部聘教授’，中央大学即有胡焕康、艾伟、孙本文、梁希、蔡翘、楼光来、胡小石、柳诒徵、常导直、高济宇、戴修骏、徐悲鸿等12名入选，占1/4强。”
颜鸣皋说起这些，满脸总是透着骄傲和自豪。他为他的母校骄傲，为他们在战火中坚持学习骄傲。
当时中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极不稳定，常常要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
1938年12月2日，日军大本营向侵华日军下达了345号大陆作战令，即《陆海空中央航空协定》，规定：“陆军航空部队以航空兵团为主，对华北、华中要地进行战略、政略的航空作战。海军部队主要担任对华中、华南要地的战略、政略作战。”并指示部队“对中国各军可使用特种弹（即毒气弹）”，可以“直接空袭市民，给敌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是企图利用其空中优势，大施空军淫威，以配合政治上对国民政府的诱降活动，迫使国民政府屈服。
1938年12月25日，日军第一飞行团团长寺仓正三下达命令：“攻击重庆街市，震撼敌政权。”次日，日机开始对重庆的政治、军事、经济等中枢机关及市街、学校、商店、居民住宅进行长时间无区别的狂轰滥炸。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日本法西斯为摧毁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以它在华的最大空军力量，对战时中国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在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实施轰炸218次，出动飞机9510多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90多人，炸伤14100多人，炸毁房屋17608多幢。“重庆大轰炸”历时之长，范围之广，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整个人类史上开创了战争的新纪录。连日本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也承认：“对一个城市如此长时期固执地进行攻击，不用说在航空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就是把地面部队围攻城市的历史包括在内，也是极其罕见的。”
国立中央大学虽然在城外，挨的轰炸要少一些。但只要警报拉响，师生们就要往防空洞跑，有时一天要跑三四次，也不管白天和晚上。最长的一次，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了长达一个星期的不间断轰炸。
学生们跑警报都跑出了经验。每天起床后，同学们都习惯性地仰头看天气，一看这天有浓雾或者阴沉，就会松一口气，估计鬼子的飞机不会来；如果这天天气一放晴，他们就会做好钻防空洞的准备。
颜鸣皋他们机械系上机械材料和金相学课，是由权威教授陆志鸿先生亲授。后来，陆先生去了台湾，是首任台湾大学的校长。
中央大学的试验设备也在防空洞中，材料专业只有一台精密强度万能试验仪，另外有一台卧式显微镜。
每次做试验，同学们分批来到洞中，陆教授亲自带着他们做试验。为了让学生们记得牢，陆教授还把所摄制的金相图相片分给大家，利用透明纸进行描绘。这是一项非常精细的工作，谁要是做不好，是要受惩罚的。
陆教授教学非常严谨也非常严格。他经常教导学生，“干什么事都要认真，不能马虎。不认真就办不成事，马虎了就干不好事。”这些话让颜鸣皋记了一辈子。
机械系的课程包罗万象，当时学校出于战时的考虑，让学生们涉猎的知识广一些，毕业后可以多向选择，为抗战出力。因此，专业课程开设得也多，有车钳铆焊、翻砂铸造和锻压工艺等，还有汽车、火车修理和兵工，可说十八般武艺样样都通。
颜鸣皋4年大学生活期间，正是中国人民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亲身经历了许多难忘的事件：
1939年5月3日，36架日机狂炸重庆市中心繁华地区，市区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被炸，大火蔓延，至夜不熄；5月4日，日机27架再度空袭重庆，市内发生大火，连驻渝英、法、德各使领馆也未逃过劫难……
1940年，日军实施“101号作战”计划，对重庆又一次实施轰炸袭扰。
1941年初，侵华日军再次部署了更加残忍的“102号作战”……即对重庆实施“轮番轰炸”、“月光轰炸”、“疲劳轰炸”，又称“第三次战略轰炸”。第三次战略轰炸从1941年1月中旬到8月中旬达到轰炸的高潮。
1941年，对于重庆市民来说，无疑是最痛苦、最悲壮、最惨烈的一年。
1941年6月5日夜，在日机疯狂的轮番轰炸下，重庆大隧道发生近万人窒息大惨案。从十八梯（大隧道）洞中拖出的遇难者尸体堆积如山，其中尤以城市平民为多。
8月8—14日，日机连续一个星期不分昼夜轮番轰炸重庆。其中8月10—13日，市区发出空袭警报13次，时间长达96小时，日机对重庆的攻击达到疯狂的程度。
8月30日，175架日机攻击重庆，投弹480发，创下了轰炸重庆以来单日出动飞机架次和投弹数量的最高纪录。
不屈的重庆人民和中央大学等高校的学生，响亮地喊出：
“谁在敌人飞机炸弹下低头屈服，谁就不是好汉！谁就不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谁就将是全民族的罪人！”
颜鸣皋在这场民族大灾难中，意志得到了锤炼。他愈加痛恨侵略者的残暴，愈加牵挂身在沦陷区的亲人。他把这一切都转化为刻苦学习的动力，把“科学救国”、“工业救国”、“教育救国”奉为主臬。
也就是在“重庆大轰炸”时期，在颜鸣皋离开武汉的第三年初，令他宽慰的是，他得到了家人的消息，并见到了二姐颜凤仙。
姐夫和二姐颜凤仙辗转来到重庆北碚，在北碚“天府煤矿”谋到了差事。
北碚位于重庆市区西北郊的缙云山下，嘉陵江畔，距市中心仅24公里。抗战时期为陪都重庆迁建区，被誉为“陪都的陪都”。
北碚山多水美，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主要的矿产资源有煤、石膏矿、硫铁矿、石灰石、白云石、石英砂等20余种。
姐弟俩能够在此时此地见面，恍如梦中。
二姐颜凤仙含着泪告诉颜鸣皋他离家后的一些情况：
武汉沦陷后，父亲颜余庆毅然辞去了工作，宁愿挨饿也不给日本人干活。为了贴补家用，从来未经过商的父亲也做起了小买卖，跑到老河口贩些袜子、毛巾之类的纺织品，到汉口转卖。
姐姐颜凤仙还告诉他，倪赓才家的颜料铺也关了，靠以前的积攒度日。倪莹也长高了，整天闭门不出，并捎信给颜鸣皋，总有一天她会逃出那个虎狼窝，与他相聚……
1942年7月，颜鸣皋以优异的成绩从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取得工学学士学位。
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颜鸣皋有家还不能回，他也不愿意回到敌占区忍气吞声地生活。他要留在大后方，留在战时首都，为抗战尽一分力量。
但是，祖国的前途，个人的前途，未来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颜鸣皋的心中还十分迷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