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先行付款的条款，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先予执行的规定，但毕竟是规定在民事基本法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对此却没有明确规定。作为民航领域的基本法，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漏，我们认为可以在民航法的修改中引入先行付款条款。最后，关于本公约的诉讼程序规则。关于管辖权条款，本公约规定只能向损害发生地法院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189条明确规定：“民用航空器对地面第三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依国际私法的一般规定，所谓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发生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我们认为本公约规定的管辖权范围小于我国民用航空法规定的管辖权范围，从保护受害者的角度来讲，我国民航法的规定更加合理。至于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尽管也是本公约的一大亮点，但一般各国均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仲裁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情况也千差万别，各不相同，因此，建议未来的民航法修改中暂不考虑这个问题。
（二） 补充赔偿机制
从国际民航组织的角度来看，为了达到对第三人提供迅速保护和避免航空运输部门过重经济负担的双重目标，有代表团提出了借鉴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并建立补充赔偿机制的建议，特别小组在第三次小组会议时达成一致确信认为，设立三层蛋糕，第一层由运行人在一定限额以下对地面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承担严格责任； 第二层蛋糕由一个各缔约国运行人支持的基金在限额以上赔偿； 第三层蛋糕由国家对超过基金最高赔偿限额以上部分对受害人进行赔偿。与会各国代表正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保证航空公司和受害者在利益上的平衡。笔者认为，补充赔偿机制是恐怖主义时代的产物，对于航空公司和受害者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至于是否是可行的，尤其是在我国是否是可行的，则需结合我国的航空运输企业的实践来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补充赔偿机制的出台是很有必要的，符合国际社会正面对着恐怖主义扩散的现实。一方面，其有利于减轻各缔约国政府的责任，毕竟有些国家对恐怖主义风险是通过政府担保的形式来承担的。另一方面，对于航空运输企业和受害人的双重保护是很有必要的，毕竟其都是恐怖主义行为的受害者和无辜者，国际社会理应帮助其走出困境，从而保障各国民众之间的正常往来不受阻碍。正如英籍华裔国际航空法学者郑斌先生所言，天空不是阻碍各国人民交往的障碍，而应成为各国民众交往的桥梁。但是，从《罗马公约》现代化的进程来看，进展似乎不太顺利，当然各国对补充赔偿机制的必要性及宗旨和目的并无歧见，主要在于补充赔偿机制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存在很大疑问，而且各国航空运输企业的情况大不相同，从而影响到各国对补充赔偿机制的态度，实际上，对补充赔偿机制的最积极推动者是英国和美国，毕竟他们是国际社会最易遭受恐怖袭击的国家，他们正是想通过这种机制分担自己承担的繁重的恐怖风险，从而分担自己的经济压力。
三、我国对《罗马公约》现代化的对策
赵劲松在其《1952年 〈罗马公约〉 现代化的演进和展望》一文中认为，我国对《罗马公约》现代化的对策是：
根据《非法干扰公约》的规定，补充赔偿机制会费缴纳的标准是缔约国的客运量和货运量，目前，我国的航空运输总量处在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这就决定了我们必然要缴纳为数不少的补充赔偿机制会费，但是启用补充赔偿机制的可能性很小，这无异于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的恐怖主义风险买单，这是典型的航空法领域中的“农夫补贴国王”，这对于我国来说，肯定是无法接受的。当然，可以对补充赔偿机制的筹资机制进行必要的改革，删除目前按照客运量和货运量筹款的规定，可以参照国际民航组织会费的模式来筹资，或者根据各个国家恐怖主义风险程度的高低来承担出资义务，不过，所谓的恐怖主义风险的高低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缺乏具体明确的操作标准和依据。一旦某国被评估为高风险国家，肯定会引起国家间关系紧张，尤其是某些恐怖主义势力多发国家，比如，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斥责朝鲜、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为“邪恶轴心”，立即引起这些国家的强烈反对，甚至引发武装冲突，这可是前车之鉴。当然，补充赔偿机制的建议来自于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但是二者之间在调整范围、损害范围、损害客体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显然，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面对的是自然风险，而补充赔偿机制面对的是政治风险，两者不可能等量齐观。自然风险是各国都有可能遇到的风险，政治风险则与各国的政治外交政策大有关系。因此，这就决定了各国基于本国国情和国家利益的考虑，对补充赔偿机制的态度必然会各不相同。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认识之后，我国应该采取的对策是对《罗马公约》现代化采取观望的态度，毕竟目前各国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进展不太顺利，而且各国的态度也不甚明朗。在国内层面，诚然，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不大，但还是要采取预防为主的态度，首先要做好航空保安工作，不给恐怖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
目前，对于恐怖主义风险，实践中的做法是由我国财政部提供担保，这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应对恐怖主义攻击引起的巨额赔偿，可以借鉴欧盟建立的超赔基金。具体方案是，可由国内的航空运输企业及其相关实体 （例如，航空公司、机场、旅客、托运人和地面服务提供者等） 出资组建基金实体，负责赔偿遭受恐怖袭击后超过赔偿责任限额以上的部分，对于这个基金可以设定最高赔偿额度，最高赔偿额度之上，则由我国财政部提供担保。至于这个基金的实体机构，可以指定国内一家国有独资的保险公司来保障这个机构的运作，毕竟这个基金具有公益性质，而国有保险公司又有长期的保险业从业经验，也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行政开支。从国外的情况来看，欧盟和美国也是指定专门的保险公司来承担这项业务。因此，没有必要新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开展这项工作。这种方案，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走保险市场化之路，另一方面可以未雨绸缪为恐怖主义风险设立一个累积基金，为受害人和航空运输企业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同时，最关键的一点是，可以避免补充赔偿机制下的“农夫补贴国王”的局面出现，这样对于正处于发展中的我国是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