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是人对新事物的认知、表现和传播。
新闻表现，是在认知新事物基础上的表现。
新闻，不仅要表现新事物，更要真实、生动、鲜活地表现新事物。
新闻能否动人，新闻的价值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表现的能力与水平。
新闻语言，不仅仅是新闻表现的工具，更是新闻生命力的创造。
新闻审美，不仅仅要符合一般的审美规律，更要体现自身独特的内涵。
新闻创新，是一项系统的创造性工程。
新闻语言论
新闻是人对新事物的认知、表现和传播。
新闻表现，是在认知新事物基础上的表现。
新闻，不仅要表现新事物，更要真实、生动、鲜活地表现新事物。
新闻能否动人，新闻的价值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表现的能力与水平。
新闻语言，不仅仅是新闻表现的工具，更是新闻生命力的创造。
新闻审美，不仅仅要符合一般的审美规律，更要体现自身独特的内涵。
新闻创新，是一项系统的创造性工程。
6.1.1语言的创造性
新闻是认知的哲学，又是表现的艺术。
新闻是人学，又是文学。
从表现的角度审视新闻，它和文学一样，都是语言的艺术。
语言，是新闻的有形生命。
新闻语言的创造性，根源于语言的创造性本质。
语言是文学的生命
在20世纪“语言论转向”的背景下，王一川《语言的胜境——外国文学与语言学》一书，对西方结构语言学诗学、象征语言学诗学、无意识语言学诗学、存在语言学诗学和超语言学诗学作了深入浅出的描述，由此集中地展示了外国文学与语言学的新型关系，显露出文学语言的新胜境。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整个语言学的流变作了一个深入而系统的梳理。（王一川《语言的胜境——外国文学与语言学》，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
人们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离开语言，文学无以存在。因此，语言往往被视为文学的生命。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我愿意是急流》中有如下诗句：
我愿意是废墟，
在峻峭的山岩上，
这静默的毁灭，
并不使我懊丧……
只要我的爱人
是青青的常春藤，
沿着我荒凉的额，
亲密地攀援上升。
诗人对爱情的吟诵是通过一系列语词的巧妙组合实现的。
“废墟”、“毁灭”、“懊丧”、“荒凉”等词汇构成了“我”的爱情的悲壮、崇高，体现了“我”为爱人的无私奉献与牺牲精神；与此相对的则是“我”的爱人，“青青的常春藤”、“亲密地攀援”、“上升”等词汇显示出她的欢乐、幸福、美丽。这样两组词汇和语句的对比性组合，使我们领会到爱情的苦涩、沉痛和快乐及其悲壮美。
显然，这首诗的诗意是在语言中才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是由语言创造出来的。倘是离开语言，诗意又如何独存呢？
王一川指出，不仅诗，而且文学的其他种类如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也都视语言为生命。象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这类长篇小说系列，更俨如一座巨大而深奥的语言神殿，它讲述着作家精心构拟的法兰西“历史”。在十九世纪美国散文大师华盛顿·欧文的《英国乡村》中，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语句：
“英国园林景物的妍丽确实天下无双。那里真的是处处芳草连天，翠绿匝地，其间巨树蓊郁，浓荫翳日；在那悄静的林薮与空旷处，不时可以瞥见结队漫游的鹿群、四处窜逸的野兔与突然扑簌而起的山鸡；一湾清溪，蜿蜒迂徐，极具天然曲折之美，时而又汇潴为一带晶莹的湖面；远处幽潭一泓，林木倒映其中，随风摇漾，把水面的落叶轻轻送入梦乡，而水下的鳟鱼，往来疾迅，正腾跃戏舞于澄澈的素波之间；周围的一些破败的庙宇雕像，虽然粗鄙简陋，霉苔累累，却也给这个幽僻之境平添了某种古拙之美。”（王一川《语言的胜境——外国文学与语言学》，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
正是这些精美的语词组合，使我们领略到英国园林的水彩画般明丽与清幽之美。散文家对这种园林景色的体验，本来只有他自己知晓，他以内心语言组织着这种体验；但如果要诉诸他人，他就必须借助口头和书面语言去重新组织了。
在这里，语言组织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散文的描摹效果和美学品位。可见，文学是与语言不可须臾分离的。
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学。
高尔基说得好：“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
英国美学家柯林武德更直截了当说：“文学必须是语言。”
当代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巴尔特甚至断言：“故事是扩大了的句子……语言活动和文学性质相同。”
王一川指出，要确定文学的性质，就需要确定语言的性质。由于文学对于语言的这种依赖关系，因而文学研究依赖于语言学，该是顺理成章之事。
进展到十九世纪后期，文学内部运动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危机，导致雄霸二百余载的认识论诗学的断裂，并向语言学发出拯救的吁请。十九世纪后期的文学家（诗人和作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决地怀疑理性的权威，转而把拯救文学危机的希望投寄到语言上。
大约1870年，当时的中学生、后来的象征主义诗人兰波写下“话说我”的怪异诗句。通常的语序该是：“我说话”，这里的“我”是主词，“话”为宾词。一旦按“话说我”那样颠倒语序，主词变成“话”而宾词变成“我”了。这暗示，与其说我们能随心所欲地操纵语言，不如说相反我们被语言操纵，即不是“我说话”，而是“话说我”。这么一来，语言就被奉为文学的新主宰了。
分析兰波的诗《元音字母》，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领会文学家们对语言的殷切向往和探测精神：
A黑，E白，I红，U绿，O蓝，元音字母，
有一天，我要说出你们秘密的身世。
A是闪闪发光的苍蝇绕着腐臭物
嗡鸣时紧裹着的毛茸茸的黑胸衣，
阴暗的海湾；
E是蒸气，帐蓬的白净，
白帝，伞形花颤动，高傲的冰川枪矛；
I是紫，咳出的血，是美丽的嘴唇
在愤怒或忏悔入迷时迸发出的笑；
U是周期，绿色大海的神圣的震荡，
放牧的草原的宁静，炼金术在学者
宽阔的前额上留下的皱纹的宁静；
O是无上的喇叭，奏出怪叫的声音，
它划破了人世和天使世界的沉寂：
——哦，俄梅加，她眼中射出的紫色的光！
这诗是兰波的名篇，也是象征主义诗的经典之作。它直接向语言本身的奥秘发起进军。作为法语发音音素的五个元音字母，本来毫无意义，但诗人却以其非凡的洞察力“瞥见”了它们的深长意味。
A——黑，E——白，I——红，U——绿，O——蓝，它们演绎出五彩缤纷的色彩世界。同时，它们也构成了音乐的世界：苍蝇嗡鸣，人的笑声，大海震荡，草原的宁静，喇叭怪叫等。此外，它们还是气味的世界：苍蝇的腐臭、咳出的血、美丽的嘴唇等。这样，五个元音字母组成了富于色彩美、音乐美和气味美的生动世界。（王一川《语言的胜境——外国文学与语言学》，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
这使我们无法不认识到，语言本身看起来是“无”，其实是“有”，正是它在组织梳理或美化我们这大千世界。于是，这首诗不失为象征主义关于语言意义的寓言。而且，诗中对语言的色彩、声音和气味的描写，也揭示了象征主义有关语言的音乐美、绘画美等基本主张。
语言是世界的中心
哲学的“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大约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哲学家们在厌恶了理性的专横后，转而“通过叙述确切的语言来叙述世界”（柏格曼），相信凭借“改革”和“理解”语言可以解决“哲学上的种种问题”（罗蒂）。这就导致了作为“认识论转向”和“认识论哲学”的反动的“语言论转向”和“语言论哲学”的出现。
“语言论转向”意味着：其一，不是通过叙述“理性”，而是通过叙述那借以叙述理性的叙述方式本身，即“语言”，才能开辟叙述“世界”之路；其二，相应地，“语言论哲学”取代“认识论哲学”而成为“第一哲学”。
“语言论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即是以语言为中心的哲学，这与以理性为中心的“认识论哲学”不同。它虽然只在“分析哲学”中才形成集中和典范的形态，但实际上具有涵盖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主流的宽泛和全面意义。
德国阐释学家加达默尔指出：“毫无疑问，语言问题在本世纪哲学中获得了一种中心地位。”
英国意识形态批评家伊格尔顿也对此确信无疑：“语言，连同它的问题、秘密和含义，已经成为二十世纪知识生活的范型与专注的对象。”
伊格尔顿的观点可以从三方面去理解。
第一，在最基本的本质与现象问题上，反对本质先于现象，主张否定本质在先甚至拒斥本质问题（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萨特）。重要的不在“说什么”，而在“说”本身，即在语言。
第二，不是理性内容决定语言形式，而是语言形式决定理性内容（分析哲学、卡西尔、心理分析学和结构主义）。
第三，从而不再把自身奉为万能的关于世界观的学问，而是自动“降格”为具体、专门的学问或知识体系。这样，全部哲学问题就似乎只是语言问题或者它的扩展了。
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必然会带动诗学的“语言论转向”。在此过程中，哲学的新语言观提供了强大的启示。
有三位哲学巨人对这种新的语言观的确立作出了特殊贡献。
首先是美国哲学家皮尔士。他在西方较早集中深思语言、符号问题，做了长期而艰辛的探索，从而提出建立统一的“符号学”的伟大梦想，这极大地影响了后人的语言学或符号学旨趣。这一主张与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符号学”设想不谋而合，更有力地搅动着20世纪语言论大潮。
德国哲学家弗雷格首次规定了心理与逻辑、主观与客观、概念与客体的区分，强调从命题的语境中追问词义，从而把哲学的焦点从理性转向语言逻辑。
这种语言观直接成为维特根斯坦等的分析哲学的理论来源，也由于与胡塞尔的“亲缘”关系而影响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并由此波及20世纪哲学的各个领域。难怪达美特会把它视为与“笛卡尔的同类革命规模相当”的一场哲学“革命”。
另一位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宗师胡塞尔也对语言作了深入探索。他早期从逻辑角度研究语言与意向活动，主张语言与逻辑的同一，寻求绝对意义；晚期则转而从“生活世界”追问语言实际的、多变的意义，强调语言与丰富、复杂的实际生活的联系。这种语言观及其演变可以在海德格尔前后期语言观的演进中找到回声，并由此扩散到加达默尔和德里达，甚至助成现象学、阐释学、解构主义和分析美学等当代几种语言论诗学的汇流态势。
这三位哲人（当然还有其他人）的语言观，并不完全一致，但确实显示了一些共同的方向，从而使我们可以感受到新语言观的新气象：语言是探究世界和我们自身的主要通道，是惟一真正可靠的、确定的东西，因而应是哲学和其他各种学问研究的中心。相应地，语言学或符号学才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哲学”、“第一科学”，而其他各种学问只是由此而派生的。
这种新的语言观有其空想色彩，却给予人们以无比的鼓舞。于是，深受理性专权折磨而渴求救渡的文学理论家们竞相为新的“语言乌托邦”而沉醉！
上述新的语言观的确立表明，语言已从次要的表达工具而急剧上升到最基本模型这一高位。这一认识的获得，还不能仅仅从文学内部运动和哲学的变革去说明，而需要到更根本的物质生产发展过程中求解。因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恩格斯）。具体讲，应当关注物质生产的发展如何导致了语言奇迹的出现。
王一川指出，人类的语言表达能力是随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原始口头语言和手写语言。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由于物质生产水平的限制，人们还只能运用口头语言和手写语言去表情达意，信息相对封闭。
2.印刷语言。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印刷术得以发明和普及，这就使语言可以成批“印制”和传播，让更多的人去接触、使用，从而令语言的信息交流功能大大增强，甚至导致“革命”性变化。例如，《圣经》原来只以少量手抄本传世，阐释权握于少数人之手。但当它的大量印刷本问世后，普通人也能拥有它，从而可以打破少数人的集权垄断。正是借助这场印刷语言的“革命”，16世纪欧洲的路德新教革命获得成功。
3.大众传媒语言。尤其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仅印刷术持续发展，而且无线电通讯、摄影和电影也相继问世，加之石印和照相排版术、铜板印刷术、电话、打字机、排字机等的发明，这就极大拓展了语言表达方式，形成为报纸、电台、出版等通用的大众传播媒介语言。这种语言的表达能力空前高涨：交流便捷，信息量爆炸，提供新的时空体验，乃至创造出新的“现实”。
此外，在今天，电脑语言代表了人类语言表达能力的新高度，它同已有的大众传媒语言一起，已经和正在创制新的神话般奇迹。看来，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人类的语言能力还会有新的飞跃。
总之，从口头和手写语言经过印刷语言而进展到大众传媒语言，语言的作用不断增强，地位不断上升，从而逐渐改换掉次要表达工具这一初始印象，而体现出人们生存现实的构成方式这一新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