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机会和父亲讨论世界观的问题，但是，当这篇记忆文学渐进尾声的时候，我认为有必要提及这一问题了。这些年来，我一直把父亲当做一个课题去研究，因此，为父亲找到他一生追求的信仰，应该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偶然一次机会，我从唐子仪二叔的长子唐桂喜处，借来一本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再版的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与尤金编著的《简明哲学辞典》。唐桂喜是当地的一位小学教员：“送给你吧，我看不懂。”我如获至宝，并一直珍藏至今。
父亲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这是我当年阅读这部哲学辞典时就得出的结论。因为，从他青年时代所致力的乡村建设事业及乡村教育工作中，不难看出他对剥削制度的厌恶，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拥护，他尤其提倡劳动者的合作和社会各阶层的互助，主张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当然，在没有接受共产党的理论教育之前，父亲的信仰中也包含了许多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但实践让他认识到了，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是没有出路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一九九二年深秋，我有机会随大连市新闻采访团，对北方邻居俄罗斯进行了为期二十四天的工作访问，这是一次典型的俄罗斯之旅。在迷蒙秋雨与茫茫初雪的伴随下，我们访问了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首府符拉迪沃斯托克，访问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初冬时节的莫斯科，让人感到格外肃穆与庄严，当最后一场秋雨终于停歇下来的时候，遍地金黄的落叶再一次提醒人们，又一个严冬即将到来。这是一天中最寒冷的时刻，天刚破晓，摄制组便来到了正在结冰的红场。
斯巴斯克塔楼上的红星，依然闪烁着宝石般的光芒，而克里姆林宫顶那飘扬了七十四年的镰刀斧头的红旗，已于一年前换成了俄罗斯传统的三色旗。在红场一侧的古姆商场的后面，无数年龄不同的俄罗斯男女，默默地站在不宽的街道两侧，他们的手里或拎着一件裘皮大衣、一架高倍望远镜，脚下或放着一只银茶炊、一个麋鹿角，向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兜售。小街上出奇的安静，所有卖东西的俄国人都低垂着目光，不论是满头银发的老人，还是目光忧郁的中年妇女，甚至那些将头发染成蓝色的年轻人。
俄罗斯是一个崇尚自尊、品节高贵的民族，辽阔的国土和高纬度的严寒，造就了他们英雄主义与悲剧情结融为一体的民族性格。而正是这个民族的无产者，在二十世纪初叶，完成了一次全部政权归属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的伟大壮举，一个强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曾让全世界被压迫被奴役的人们为之骄傲。社会主义的苏联，曾给了人们崇高理想的空间，同时焕发了为追求这一理想而涌动的忘我的劳动热情。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在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之后，俄罗斯终于又回到了俄罗斯的位置上，像普希金笔下《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在结束了红场的拍摄之后，我瞻仰了列宁墓。随着来自世界各国凭吊者的长长的队伍，在暗红色花岗岩的灵柩深处，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者列宁，像一具蜡像一样，静静地安卧在水晶棺里……
我屏住呼吸，想到这位先哲七十年前的那句忠告：“我们完全是自觉地、坚定地和一往无前地向着社会主义迈进。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我们知道，只有斗争才能决定我们最终能够前进多远，能够完成无限崇高任务中的哪一部分，巩固我们胜利中的哪一部分。”
一九九八年二月下旬，我率大连电视台新闻采访组对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了为期四十天的电视采访。站在纽约世贸中心一百一十层顶楼的观景平台上放眼望去，曼哈顿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华尔街、第五大道及时报广场、东河对岸的哈莱姆黑人区、哈德逊河西岸的庄园与别墅、纽约湾的自由女神像尽收眼底。
访美期间，正值联合国对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临界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在白宫门前，一位接受采访的女高中生对我们说：“我们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谁也限制不了我们。”而一位在白宫外负责执勤的美国大兵却说：“没有人愿意去那里打仗，包括我在内。”
美国是一个充分民主并彰显个性的国家，访美期间，正值美国的地方选举。在休斯敦街头，我们看见两个十多岁的小男孩，手里擎着一块印刷精美的宣传牌站在路边，那宣传牌上写着：“选我们的父亲吧，他是个能干的卡车司机，他的名字叫文森特·麦克纳恩。”
在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我们见到三个年轻人，正在细雨中凭吊第一次海湾战争中阵亡的父亲。仪仗兵小心地迈着猫步，生怕惊动地下的亡灵。当号手吹响熄灯号的时候，三个年轻人的眼睛里都饱含着泪水。
美国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美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美国也同时有许多美国自己的问题。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九点三分，一架被劫持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175号班机，继美国航空公司11号班机撞入世贸中心北楼十八分钟后，撞进我们曾登顶的南楼。五十分钟之后，两座燃烧的巨厦相继崩塌，纽约曼哈顿岛上这令美国人无比骄傲与自豪的伟大的建筑物，顷刻之间灰飞烟灭。继冷战之后，美国与世界各国政治势力之间，进入了又一次重新洗牌的格局。
访美期间，在旧金山，我见到了三舅妈杨英贞和表姐李望一、表姐夫刘大康和他们的孩子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表姐一家应德国和英国两所大学的邀请，去那里举办家庭音乐会，之后便去美国定居了。三舅从听说我计划访美，先后来过多次电话。但老人家却在我赴美的前一个半月，去了天国。
三舅去世之后，在旧金山当地教会为他举行的追思会上，大家谈到了三舅的许多有趣的往事，会场上不时传来人们由衷的感叹和发自肺腑的笑声。三舅是个一辈子童心未泯，为这个世界留下许多快乐回忆的人。
先后在杭州乐团和中央乐团担任竖琴演奏师的表姐，与一直在中国歌剧舞剧院任男中音的表姐夫，在美国同时参加了基督教会。目前，都和姥爷一样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布道人。
在旧金山他们很讲究的家里，三舅妈和表姐陪我从深夜聊到第二天天大亮。三舅妈十分关心国内的医疗改革问题：“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解决了吗？”三舅妈的目光，变得十分尖锐。
“没有。”我没有必要撒谎。
但十年之后，陕西省神木县医改方案的出台，告慰了三舅妈的在天之灵。在县财政强大的支持下，通过大量细致的调研工作，包括组织大批相关人员到欧洲日本等高福利国家考察。在精准匹配县医疗资源的前提下，陕西省神木县率先在全国提出农村免费医疗的医改方案。当然，目前这一方案只能在财政收入相当可观的个别地区实施。但包括迁安在内，在“新农村合作医疗”的贯彻实施下，全国农村人口的医疗卫生条件已得到了根本的改变。以故乡唐庄的唐桂岩媳妇为例，四年前她因脑溢血先后几次住院治疗，共花费用五千多元。但“新农村合作医疗”只让唐桂岩自己付了一千元，前提是唐桂岩与媳妇每人每年交了十五元参加合作医疗的基本金。
同样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的是，父亲从青年时代就立志致力的乡村建设及乡村教育事业，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实施。而且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父亲甚至包括乡建先驱晏阳初先生始料未及的。
二〇〇三年，在晏阳初先生当年开展乡村建设试验的河北省定县，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温铁军先生创办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同年创办乡村建设中心。二〇〇四年，温铁军开始在全国进行农民组织化和新乡村建设的实验。同年八月，温铁军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发展学院。在温铁军看来，假如资源不足的国情矛盾不能缓和，中国乡村建设问题就会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大学一年级读书的儿子，黄昏前从沈阳赶回大连了。儿子买来一束鲜红的玫瑰：“我要和你们一起迎接千禧年。”喜出望外的老伴，赶忙将那束鲜花插在一只精致的玻璃花瓶里：“你回来得正好，陪你爸喝杯酒吧。”
那是一瓶歌词作家张黎先生送给我的一九八三年的茅台酒，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播出后，我与张先生成了好朋友。
儿子不胜酒力，当年我在南尖知青点插队时像他这样的年龄，已能喝半斤白酒了。那白酒是地瓜干做的，一口下去直热辣到胸膛里，喘口粗气，全是生地瓜味。就在那一年夏天，我还学会了抽烟。烟叶是房东大哥自己种的，颜色有些发绿，吸上一口，颇有草原燎荒的感觉。
将近午夜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乘有轨电车来到星海广场。
“搭辆车吧。”老伴劝我。因为从这里到人民广场，起码还有四站地。
“不，”我早就计划好了：“咱们一起走，走进一个新世纪！”
宽阔的中山路上，华灯辉映树影婆娑。我默默前行，心里却如江海奔腾，云卷云舒。
同行的人越来越多了，人们像山间的溪流，从沿街的胡同岔口汇入这条贯穿城市东西的主干道上。中山路渐渐人头攒动，红旗招展。许多年轻人大声欢呼着，那激动的神情，让人情不自禁地意识到，一个由全人类共同用汗水和鲜血浇灌的二十世纪，即将成为历史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