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一九八二年九月号的《海燕》文学月刊上，发表过一篇散文《真的故事》。那是一九七二年冬天，我在故乡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
那一天，我跟唐桂金二哥去长城脚下的建昌营赶集，家里的柴火眼瞅着就快烧完了。
“买些山柴吧。”母亲嘱咐我：“千万要挑一挑。别买些湿柴回来。”
三十二里的路在雪后泥泞不堪，等我们赶到建昌营村外河滩边的柴火市时，集市已经散了。正着急上火时，河滩远处，出现了一个担柴老汉。
“这柴卖吗？”我急着迎了上去。
老汉一下子将柴担撂到地上，勉强伸直了腰：“卖。”
“多少钱一斤？”我盯着他。
那是一个身材瘦小的老汉，他如释重负地缓了口气：“随行市走吧。六块一百斤。”
“便宜点行吗？”我觉得贵了。
“不能再便宜了。”他十分为难地摇了摇头：“大雪封山了。你看。”他抬了抬那泥水湿到膝盖的大腿：“不急等钱花，谁受这份罪呀。”
望着地上的这担山柴，我无言以对。
一头母猪，从附近猪市上逃来，尖叫着，拱进被一群女人孩子围得风雨不透的红卫兵文艺宣传阵地里，阵地里传出一片哄骂声。
“一共多少斤？”我转过脸来问老汉。
“不多，顶多不过一百四十斤。”他欠了欠身。似乎露出一丝微笑：“我一看你就知道是个外乡人，你别不识货，喏。”他随手折断一根柴枝：“上哪儿买这么干的柴啊。”
“跟我来。”我决定买下这担柴了。
沉重的山柴，把那根中间箍了一段驴皮的长扁担压成了一张弓。把身材瘦小的老汉也压成了一张弓。由于年迈，他已失去山里汉子挑起重担来那刚劲潇洒的活力。两只穿着一双破胶鞋的脚，在鹅卵石滩上每迈一步，两膝便难以支撑地微微颤抖。他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倒着肩。每当那沉重的扁担，从这肩越过伸长的后脖颈，倒到那肩的时候，他都紧皱眉头，咧咧嘴，满脸痛苦的皱纹，全被扯到右眼角下面。
跟在他身后，我慢慢地走着，雪后刺骨的北风，顺着峡谷从燕山深处吹来，不时卷起一片弥天的烟雪，把河对岸顺着陡崖一直盘亘到峰峦上的长城，渲染在一幅冷漠萧瑟的画卷里。
我们终于来到我赶来的大车旁。
“这柴怎么卖的？”唐桂金二哥问。
老汉瞥了他一眼，嘴里含糊地嘟囔着，背过身去。
“六块一百斤。”我不安地问二哥：“贵不？”
“六块？”二哥跳下车来，用脚踹了踹那捆山柴：“你呀你，纯粹是个冤大头。”他指着他刚买来的半车柴：“我才买的，大行大市，四块八！”
老汉低下头偷着瞥了我一眼，立在那担山柴旁不动了，我注视着他那酱紫色淌满汗水的脸，心里禁不住颤抖起来。
“过秤吧。”我轻轻地说。
老汉从绝望中抬起头来，他满腹狐疑地盯着我，似乎想问什么，却又没有勇气问。
“六块一百斤，过秤吧。”我帮他解开了绳索。
一百八十五斤。
老汉蹲在地上，用干柴枝算着账，薄棉袄的肩头，露出一团汗水浸透的灰棉花。
我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你家在哪儿住？”
老汉盯着地上的算草，漫不经心地：“抱榆槐。”
“怎么走？”
他看了我一眼：“出长城往山里走，离这儿三十多里地。”
我的心猛地一缩，胸口像塞满了这河滩上的鹅卵石。一个抻长了脖子，佝着脊梁，肩着一担沉重山柴的身影，浮现在燕山深处那银灰的雪夜里，浮现在长城脚下那坎坷崎岖的山道上……
老汉慢慢地站起身来，眼睛盯着地上的算草。
“十一块一，对不？”
我没吱声，数了十五元钱递给他，他接过钱，飞快地数了数，便赶忙向内衣口袋里寻着零钱：“找你，找你三块九，对不？”我默默地注视着他，他不安地抬起头来：“对不？”
“把钱收起来吧，你该往回赶路了。”
“这……”他惊愕地张了张嘴，眼神里充满疑惑和不解。
我含着泪，向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回家的路上，唐桂金二哥骂了我一道：“你别看他点头哈腰地就差给你磕头了，可回到庄里，他会逢人就说，我今天捡了个大便宜，我碰着一个戴眼镜的冤大头了。”
第二天收工，刚走进家门，母亲就埋怨我：“我就觉得这担柴沉得不对劲儿，你自己看看。”说着她把我叫到灶台前。
那捆捆绑得结实的山柴已经被母亲拆散了，一块沉重的长城青砖，呈现在我的眼前……
这就是让我终生同情而又怜悯的中国农民，这就是我故乡的父老乡亲，艰辛使他们耗尽一生的气力，贫穷让他们变得愚昧而狡黠。那块二十五斤重的长城砖，我一直收藏着，直到最后遗失在大地震的废墟里。
刚进阳历三月，家里的粮食就基本告罄了，那时农民的口粮不分男女老少一年一个人是三百六十斤毛粮，这个数字，对于现在中午只吃一个汉堡就对付了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难以理喻的，但谁又能体会到终年见不到星点油水的上辈子人，对粮食的欲望能有多么的强烈。
比起其他社员户来说，我们家的粮食格外紧张，由于母亲是退休职工，仍享受城镇粮食供应。而她每月供应的二十六斤粮食，又会因种类繁多反而零打碎敲了。一家四口大人，消耗三个人的毛粮，亏空越来越大，粮食危机越来越突出，越来越让人忧心忡忡了。为此，母亲经常急得火烧眉毛。那些家里孩子多，有余粮的人家基本被我们借遍了。这种寅吃卯粮的办法，使粮食变成了愈加沉重的债务。无法摆脱，更无法解决。只能吃了这一顿，不去想下一顿了。
一年春天种地时，家里终于断粮了。
一大早，母亲就急着上当街赊了块豆腐，用酱油拌了拌，逼着我全吃了。之后，我冒着雨，来回走了三十里地，从卢龙县大横河的集市上买回一口袋白薯干。晚饭的时候，一天粒米未进的全家人，煮了一锅白薯面汤，母亲却没吃：“我烧心得厉害，吃不下……”
我再也忍不住了：“解放二十五年了，当初拼着性命帮他们打天下的庄稼人，今天还在饥饿中挣扎……”
父亲一直沉默地坐在角落里，我拼命地发泄着心中的郁闷，要知道，民以食为天呐！
终于，父亲站起身了，他目光凝重地直视着我，一字一顿地开口了：“你没有资格说这些话，因为你太浅薄了，你不了解旧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你没有权利在这里妄加评论。”
我从心里感到一阵强烈的震撼，我彻底困惑了……
上秋的时候，立春相亲了。那姑娘是坎下烟台吴庄人。唐桂林对这门亲事挺满意，不久，彩礼就下了。
下彩礼，是冀东农村婚俗的一部分，也是男方在确认了这门亲事之后对女方家的一种承诺。老一辈的“四色礼”，即米、面、酒、肉各九斤，俟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老的规矩遂被自行车、缝纫机、板柜和布料所破了。一时间，结婚成了许多清贫家庭的一大难事。
当然，唐桂林是个有身份的人，他不仅应允了女方提出的所有要求，还让立春的继母把二十块钱当做“填箱”塞到姑娘的口袋里。但结婚的日子暂时未定。唐桂林说了，立春和那姑娘还小，婚事尚不宜早办，当然，即成了实在亲戚，两家逢年过节就该走动了，唐桂林在礼数上是毫不含糊的。
这一年立春十七岁，那姑娘十五岁。
不久，四照各庄的张凡也来了。骑一辆崭新的飞鸽牌加重自行车，驮了一麻袋留守营的上好大米。小伙子落落大方的气质，引来唐庄姑娘们无数羡慕的目光，唐华从心里感到欣慰。
张凡是我家回乡后来访的第一位客人，又是仰山伯伯的亲侄子。所以父亲一时很兴奋。酒桌上，他回忆起自昌黎汇文到燕京大学再到抗战八年，自己与仰山伯伯一路风尘的往事，不禁感慨万分。张凡是个懂事的小伙子，他希望有朝一日，父亲还能再去昌黎看看母校，他告诉父亲，汇文中学一切如故，就连徐爷爷工作过的“维亨楼”至今也还完好无损。
从张凡的眼神里可以看出，这门亲事可以定下了。
在冀东乡下，男孩刚过十八岁，家境殷实的人家就开始张罗着说媳妇了。所以像我这样年近三十的大龄青年基本上就算是废弃了。那时唐庄一队有两个废弃玩意儿。一个是因成分太高，且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我；另一个要算是唐桂臣的三弟田儿了。唐桂田与我同龄，浑身瘦得顺风倒，细长的脖子上挺着一个大脑袋，因起小儿坐下了病，说起话来含糊不清。
“田儿啊，你吃饭了吗？”你要问他。
“奴呢。”他准这样回答你，意思就是“没呢。”
田儿的大哥唐桂臣拖家带口的，家境并不富足，田儿又一副残疾模样，所以让唐桂臣给他家老三盖房娶妻，确实是勉为其难。
“田儿，你就是给你哥拉帮套的。”你要是这样对他说，他准回答你：“奴呢。”
田儿不止一次地跟我说，意思大概就是，“大哥呀，咱俩做伴吧，咱们都是和尚。”
我一时难以接受这一现实。我？唐浩？一米八二的身高，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公理公道地说，田儿跟我都不应该在一个档次上。然而，现实就是如此残酷。我和田儿确实都命中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除非你们也盖房。”上屋唐子廷家大婶也在替我着急：“三间房盖完了，就冲你家唐浩的条件，水沟眼子都得堵上，免得媒婆往家里钻。”姐姐把大婶的主意告诉了父亲和母亲，母亲开始暗中盘算积蓄了。
在党和国家组织发动的政治运动面前，作为老百姓，谁都不会有先见之明，更没有颠覆性的预见。所以当时所有被放逐的人，都很现实，所以盖房娶亲传宗接代对于我来说，应该是一件义无反顾的事情。
姐姐却不然：“我一辈子就这样了，我陪父母养老送终。”对于个人的生活问题，姐姐早已心冷似铁了。
盖三间房所需的款项，对于当时家里来说，可谓天文数字。
“一点一点来，攒出点钱来就买根檩子，攒出点钱来就买几根椽子，咱们也用愚公移山的办法。”父亲安慰我们说。
从此，在通往燕山深处的长城关口，在通往建昌营、冷口、徐流口、潘庄的乡间小道上，乡下人常能看见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子年轻人，吃力地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或捆着两根杨木檩子，或捆着十几根松木椽子，像蚂蚁在搬家。其间消耗了宝贵的所有用白薯干换来的体力，消耗了宝贵的青春岁月。
生产队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了。除了秋收后分来的粮食，社员很少能见到现钱。为此，在“五七”干部撤走后不久，趁入冬农闲之时，在唐桂林的主使下，唐庄的油坊重新开业了，我被安排在了油坊里。
油坊掌舵的唐桂岩，是个特别能吃苦的庄稼后生。唐桂岩出身富农，性格坚毅，柔中带刚，是那种面对天坍地陷也面不改色的冀东硬汉。在唐庄男女社员中口碑很好。
在油坊干活的一共五个人，其中除田儿负责赶驴压碾之外，其他四人，都忙碌在三层笼屉的大铁锅和古老的榨机旁。
每天凌晨时分，唐桂岩就把大伙儿轰醒了，众人七手八脚，将头天夜里田儿碾好的花生米倒到大锅上的笼屉里之后，唐桂权大哥就拉响了大风箱。
“……四更里，月平西，女儿床上泪啼啼。有心偷把裹脚解，母亲知道万不依……”
唐桂权也是条汉子，他唱得有板有眼，灶火将他那张胡子拉碴的脸，一闪一闪地映得通红。
我从家里拿来的一只马蹄表，一直放在灶台旁的短墙上。装包的时辰一到，雾气蒸腾的油坊里，顿时欢声骤停人影绰乱，四个人在唐桂岩的指挥下忙得不可开交。
装包完毕。紧跟着，众人便抬起那九十斤重的铁绞杠，喊着号子，齐心协力地拼起命来。瞬间，伴随着一阵浓腻的醇香，油桶里便传来了哗哗的油流声，沉重而美妙。
在我们拼命的时候，田儿在炕上和衣而睡了。由于身体孱弱，他睡得无声无息。午饭过后，田儿就要下炕干活了，从那时起，他要在碾道里一直干到第二天天亮。
正是牲口发情的季节，队长嘱咐过田儿，叫驴和草驴不得合在一块使，否则发起情来，就乱了套了。
一天半夜，我被碾道里的一阵骚乱惊醒了。那天我睡在炕梢上，与碾道只一道秫秸扎就的隔墙。我听见碾道里驴蹄腾踏和喘息的声音，而碾声却停了。
准是田儿睡着了。我隔着秫秸的缝隙，朝碾道里看去。一个令人惊诧的场面，让我窒息了。只见昏暗狭窄的碾道里，一头发情的叫驴不顾身后拖拽着的沉重的石碾，正发疯般地骑在前面那头草驴的身上发泄，****中的两头牲口，一个吐着白沫，一个喘着粗气。油灯下，田儿那双一贯冷漠的眼睛里，燃烧着无所顾忌的欲火……
一九七二年完场之后，立春就撺掇大队成立了唐庄******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立春任队长。我自然成了编剧、导演和艺术总监。对于启用一个身世复杂之人，大队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当唐庄大队那空旷的会议室里，挤进一群兴奋的大姑娘和小伙子的时候，唐桂本大哥当仁不让地宣布了他的演出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我先后创作了好几个表演唱。其中《四大妈退彩礼》、《姐妹劈山引来龙》等，一经创作完成，即被唐华带领的姑娘和唐桂满带领的小伙子们，排练成十分像样儿的表演唱。其中唐桂义和银河的表演，令人暗暗吃惊。我真没想到，在远离城市文明的故乡，在点着油灯的大队会议室里，竟然有如此精彩的编舞及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