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返回大连的火车上，姐姐却目睹了一幕惨剧。七八个男女红卫兵，将一个中年妇女的双手，吊在车厢的行李架上，那女人耷拉着脑袋，站在硬席椅子上无声无息。汗水和尿水将那条肮脏的裤子，紧紧贴在她的腿上，两个不大的孩子，浑身发抖地挤在她的脚下。孩子的哭声像小猫在哀泣。
一个扎着两只小辫的女红卫兵，抡着一条武装带，不断抽打那女人的脸：“我让你再跑，地主阶级的狗崽子……”那女红卫兵的音色好极了，胸腔共鸣极具声乐天赋。姐姐和同学们冷冷地看着她。
九月三日吃罢晚饭后不久，大连港水运专科学校的红卫兵敲开了港—十七我家的门，那一天是周六，父亲刚从海港农场赶回家。
这是我家经历的第二次抄查，第一次是北平解放后不久，抄的是江擦胡同二十九号。
连那盆万年青都被红卫兵倒扣在地上了。在港—十七这样简陋的职工宿舍里，只有这大花盆里，才能藏匿下一支勃朗宁手枪。
九月三日的抄家，抄走了许多对这个家庭来说极其珍贵的历史照片，包括冯玉祥将军的一幅中堂、孔德成先生的一副对联及大量的家庭及个人档案。值得欣慰的是，整个抄家过程是在一片无声无息中进行的，父亲曾代理过水运专科学校的教务主任，学生们知道父亲的为人。
九月的大连，在短短一周时间里，已剧烈地倾斜了。伴着高音喇叭的喧嚣，大街上不断出现游街的车队，造反的人们押着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于街头示众。路人们拥挤在车队周围，欣赏着那一张张失去血色的脸。每一个游街者的脖子上，都挂着一个沉重的牌子，上面书写着他的罪恶。被游街的女人们往往是观众瞩目的一个亮点，为此，兴奋的红卫兵会将那些女人的头发从中间剃掉一半，为了表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精神，红卫兵还会找些破鞋串在一起，挂在她们的脖子上。力图从道德上羞辱这些无法辩解的妇人。
在********胡明和市长许西同志相继被押上游街车队的情况下，市民的根本人权更被施暴者彻底地践踏了。
石山农场刘双喜的父亲，大连中医医院的老院长便是在这暴乱的九月里，在游街车队行驶到胜利桥上的时候，不堪羞辱，纵身从汽车上跳下，随后翻身越过桥栏，摔死在铁道纵横的路基上。
在狂躁的九月里，父亲因一直在农场劳动，避开了游斗的风潮，这期间父亲很少回家了，母亲劝他说，此去农场倒不一定是什么坏事，母亲知道，父亲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倘若遭遇这样的凌辱，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和父亲这一阶段常有书信往来。一次，父亲在给我的来信中写了一段小诗。
“心满事，衣满尘，
收工路上思远人，
传达喊老唐，儿书抵万金。”
我从心里怀念清爽街二号那段平静的岁月，我无限挂念自己的父亲。
九月二十日，我借故请假回了大连。家里经过一次抄家，小妹唐华每天都提心吊胆地待在家里不敢出门。那一年她小学刚毕业，而上级学校的招生工作却迟迟没有进行。
唐华音乐天赋很强。小学毕业前已被沈阳音乐学院附中录取。担任招生工作的包满华老师是唐宛的师姐，曾到清爽街二号做过客。包老师很欣赏唐华，她肯定地说，只要努力，唐华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手。
但唐华的命运，从一九六六年九月起将被彻底改变。那一年，她刚满十三岁。
九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我回大连后的第二天中午，母亲突然提前从单位赶回家了。一进门，她就气急败坏地说：“要赶咱们下乡了，单位找我谈话了。”
那天上午，结核医院一位女书记，把母亲找到办公室：“你爱人单位来人了，大连港已准备将你们全家遣送河北原籍，你要理解这场革命的群众运动，尽快将手里的工作交代一下，至于你的个人问题，医院决定按提前退休处理。”
“假如我不退呢？”母亲如五雷轰顶，她打断了女书记的谈话。
“你不退对你是不利的，我们会让辽宁财经学院的群众组织，做你女儿的工作，一旦如此，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女人冷冷地说，话语间暗含杀机。
母亲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当天下午，一身风尘的父亲背着行李也赶回家了。进门后，他从母亲的眼睛里便明白了一切。
“我被单位处理了。”说着，他放下行李朝厨房走去。
“上午单位就通知我了。”母亲望着父亲，再也无话可说。
父亲从水龙头里接了一杯凉水一口气喝光。接着便是长时间的沉默，一家四口人就这样默默地坐着，直到屋子里渐渐地暗了。
黎明到来之前，躺在床上，我听见父母在厨房里的谈话。
“离婚吧。”父亲平静地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放了你和唐华。”
“……”
“唐浩由我负责，唐华由你负责，唐棣和唐宛眼看就要毕业了，她们的事情我会提前安排好的……”
“……”
“离婚吧。”
“子清。”母亲终于说话了：“记得《圣经》里有这样一句话：求你阻拦我，不要让我明知故犯，不要让罪恶胜过我。唯有这样，我才能脱离罪恶，成为无过的人。这些年来，我一直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告诫自己，因为早晚有一天，我是要面对上帝的。”
长时间的沉默。
“难为你了，玉玺……”又一次，我听见父亲嘤嘤地哭了。
面对家庭突然深陷的灾难，母亲很快便平静下来。她开始有条不紊地清理着家里的东西，她将姐姐和唐宛的衣物整理出来，把要带走的和决定丢下的东西，一件件分清。不久，姐姐和唐宛都回来了，在一次晚饭后，父亲开始与我们谈到了今后的事情。
“我从此没有工资了。”父亲尽量平静地说：“唐棣和唐宛虽然都将毕业了，但考虑到眼下这难以预料的局面，估计你们暂时在经济上都难以自立。因为妈妈还有一部分退休金，所以今后唐宛的生活费我们将继续负责。我已写信给沈阳的徐叔叔了（徐维廉的长子徐志远），从下个月开始，徐叔叔每月给唐棣寄十元钱，权作生活费，实在不够，我们将为你贴补。”父亲望着自己的两个女儿，语重心长地说：“从今往后，你们两个就是爸爸妈妈唯一能留在城里的孩子了，你们一定要好自为之，在城里把脚跟站稳。”
父亲那一天的脸色很不好，他一直在拼命地吸烟，屋子里飘浮着青色的云霭。
“从现在看，这场运动的前景实在难以预测。为防备万一，你们三个都记一下几位亲友的通讯地址。”
我们慌忙找来纸笔，静听父亲几乎一字一顿地将徐叔叔在沈阳的地址，祁伯伯在重庆的地址，以及仰山伯伯和二舅在北京的地址记好。
“一旦失散了，就分别与这些亲友联系。我和他们几十年风雨同舟，即便当中有人也遭不幸，我想，总还会有人幸免于难的。”
从父亲的话语中，我已清醒地意识到，我们面临的将是一场战争般的劫难。
“爸，我跟你们一块回老家种地去。”我终于把两天来自己一直在考虑的想法跟父亲说了。
“你？”父亲愣愣地望着我。
“我决定跟您一起回老家种地了。”我望着父亲郑重地说：“你们走后，我立刻去南尖办理转户手续，顶多三四天，我就去唐庄了。不管怎样，我还是应该和爸妈在一起，这个家，无论如何不能分得太碎了。”
“不能分得太碎了。”父亲喃喃地重复我的话，他突然精神一振：“好，一块儿回去，一切都再从唐庄开始，你们还年轻，你们的路还长着呢。”
望着我，母亲宽慰地点了点头。
唐宛回沈阳前，我们兄妹四人在天津街的大连摄影社留下一张合影。照片上留下了一行文字：“分别留念。”
三十一年后，我们姐弟四人又拍了一张合影，那是在清爽街二号楼前拍的，也是我们姐弟四人几十年来唯一的一次团聚。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是这个家庭与这座城市诀别的日子。
下午三点，我们离开了港—十七家属宿舍。没有和任何人告别，也没有任何人出来送行，我们默默地走下五楼，父亲挽着母亲，谁也没有再回头。
在父亲的提议下，父亲和母亲在大连摄影社留了一张合影，这是父母结婚二十六年来的第一张合影，也是他们厮守一生留下的唯一一张合影。那一年父亲五十六岁，母亲五十一岁。
今天，当这张照片再次摆上案头的时候，父亲、母亲那坚毅的目光，依然默默地注视着我。
在站前广场指定的地点，我们见到了负责押送父亲遣返原籍的几个红卫兵。他们都是大连水运专科学校的学生，每个人的脸都很阴沉。
由于后天就是国庆节，所以大连火车站的站前广场上，人山人海地挤满了要去北京串联的红卫兵。人们希望此去能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朝圣般的喜悦与庄严。
在解放军战士的维持下，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小将高举着红宝书，用齐声的呐喊控制着混乱的步伐，向火车站的地下甬道拥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蓦地，一抹强烈的不安从姐姐的脸上闪过，她和母亲低声交谈了几句，便鼓足勇气朝那几个负责押送的红卫兵走去。
“同学，我想和你们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为首的那个红卫兵，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
“你们能不能把红卫兵袖标摘下来？”姐姐贸然地说。
“什么？”只见他顿时瞪起眼来：“你还想干什么？”
姐姐连忙向他解释。她把不久前在北京到大连的火车上所见的那悲惨的事情讲给他们听。
“今天的火车上，一定坐满了红卫兵，一旦他们知道我爸妈是被押送的四类分子，谁也说不准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求求你们了，大姐求你们了。”
那几个红卫兵迟疑了。只见他们背过身去低声商量一阵，便当真把胳膊上的红袖标悄悄摘下了。
“上车吧。”说着，他们将两个较沉的行李扛在肩上，我听见姐姐长舒了一口气。
在人性泯灭的那个黑暗的年代，我记住了这几个人性未泯的红卫兵。
送走父母和唐华之后，姐姐回学校了。我独自一人回到了港—十七那间空荡荡的房子。明天，我将返回南尖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这是我在大连的最后一个夜晚。
厨房里的那只铝锅里，还有半锅中午剩下的饺子汤，一个盘子里，还有十几个没吃完的饺子。父亲临行前把其他所有用过的餐具都洗得干干净净，摞在碗橱里。就连那块抹布，也洗好后晾在水龙头旁的橱架上。我再也忍不住，任泪水打湿胸前的衣襟。
有人在敲门，一位我并不熟悉的邻居探进头来：“走了吗？唐主任。”
我点了点头。
“没事吧？孩子。”那大婶盯着我问。
“没事。”
“你？”那大婶不解地。
“我明天早上回庄河办户口。”我说。
“那就早点儿休息吧。唉……”说着，她又转过身来：“晚饭吃了吗？”她关切地问我。
我点了点头。
在人情如纸的那个黑暗的年代，我记住了这个人情似火的邻居大婶。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离开了这座令人心碎的城市。
长途汽车在庄河的大地上蜿蜒行驶，峥嵘的雨云像山一样从天边升起。色彩浓郁的秋天即将过去了。
当天傍晚，朱嘉禾陪我去了木耳山。在山脚下的小场院里，我见到了毛宁。
毛宁和几个妇女一起，坐在金黄色的玉米堆里剥玉米。见我走进场院，她仿佛没太留意。待到我在她身旁坐下，她才和我打了声招呼。
“我明天就要走了。”坐了很长时间，我才鼓足勇气说。
“听说了。”她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
小场院在木耳山的东坡上，从这里可以看见山坡下的那块生产队的菜地，那眼孤独的压水井。
“明天几点走？”毛宁依旧在干活。
“七点。坐小客先到栗子房，然后转车去丹东，沈阳，滦县……”我的心一直在颤抖，我知道，这只是一个不曾开始的爱情故事。
“还能回来吗？”她低着头问我。
我不敢看她，摇了摇头。
“保重……”声音低得像一声叹息。
第二天，当我和嘉禾扛着行李走出石山农场的时候，从兴隆岗开来的小公共汽车，已拖着尘烟出现在木耳山下的大坝前了。
“别跑了，来不及了。”朱嘉禾气喘吁吁地说。
“来得及。它还得拐一个大弯呢。”我不愿意在这里再多呆片刻，因为对于我来说，南尖已经是一块难以言传的伤心之地了。
我们和小公共汽车几乎同时进站。朱嘉禾将行李帮我扔上车时，脸上挂着泪水。
“保重……”
车门关了，汽车开上了村庄后的那座小石桥。一切都将结束了，望着渐渐远去的木耳山，我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
“坐下吧。”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赫然，我发现毛宁就坐在我身旁，她显然是从前站木耳山上的车。
“你？”这一瞬间掀翻了我心里的五味瓶。
毛宁却平静地解释说：“我去栗子房办点事……”
车上的人不多，我坐了下来，紧紧坐在毛宁身边，但彼此却再也没有什么话了。
二十分钟之后，栗子房站到了，她和我一起下了车。在车站旁的一棵高高的白杨树下，我们依旧无话可说。我的心已彻底冻结了，我真希望这一时刻尽快结束。
一辆从庄河开来的长途汽车，拖着滚滚的尘烟出现在栗子房西街的坡路上。毛宁替我搬起了行李。
黄尘与长途汽车一起扑进了车站，分别的时刻终于到了。
“一路保重……”毛宁帮我将行李推上车时，满脸挂着泪水。
一片黄尘遮住了车后的一切。许久，当烟尘消散的时候，我看见远远地，在那棵高高的白杨树下，站着一个粉红色的孤独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