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年十月初的一天，接到朱嘉禾的电话，他前一天与夫人一起开车从北京来大连，看望姐姐朱珠和弟弟嘉明。明天准备再从大连开车去庄河，探望妹妹朱姗。电话里，我嘱咐他高速公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六十四五的人了，长途驾驶是容易出差错的。
朱嘉禾开的是一辆冰岛灰色的标致四〇七款进口轿车，这已经是他开过的第四辆车了。第一辆是一九九七年买的国产富康车，五年之后换了一辆爱丽舍，第三辆是帕萨特。嘉禾从小就喜欢汽车，早在五十年前，他就能纸上谈兵地“启动”一辆苏联嘎斯车了。
朱嘉禾的父亲朱公颖，三十年代北平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毕业，解放前是北平广播电台的一位播音员兼编辑。一九五二年，由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分配到大连港职工业余学校做教员，和父亲成了同事。朱伯伯处事中庸，为人随和，说话做事不紧不慢，与父亲的风格截然不同。
朱嘉禾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均为京剧票友，嘉禾自幼便情衷于音乐，从京胡、二胡到扬琴、手风琴无不通晓。记得有一回我去他家玩，刚敲开门，嘉禾就扬起唢呐，冲着我一阵呜哩哇啦地狂吹，把我吹得目瞪口呆。
一九五七年春节，清爽街二号大楼里格外热闹。大年初一上午，身着一袭紫黑色天鹅绒长袍的刘奶奶，套一件银灰色对襟开司米毛线的外套，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开始接受邻居们的拜贺。
那年春节，女人们显得分外时尚，对门儿杨工的媳妇烫了一头大波浪，李政他妈擦了胭脂抹了口红，连平素从不着意打扮的母亲，也特意从秋林公司买了一枚人造水晶的别针，别在旗袍的领口处。朱妈妈过来拜年，临走前甚至连声挥手道：“Good bye，Bye bye！”这久违的道别，惹来大家一阵轻松的感叹。一九五七年的这个春天，清爽街二号的知识分子们都觉得很释然。
正月初三，父亲带我回京津省亲了，这是父亲六年来第一次回北京。为此他提前在栾裁缝那里，做了一件呢子大衣。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一直保存着一块苏格兰呢料。那是一九四八年春，因有机会取道美国去丹麦考察乡村教育，父亲特意从瑞蚨祥买的一块质地很好的薄呢料子。孔雀蓝、黑、灰三种颜色的方格，既沉稳又悦目。无奈，当年在出国健康检查时，灰指甲病耽搁了父亲的行程，这块呢料也就压在箱底，一直没有成衣。
那一天，当父亲把这块呢料铺在栾裁缝台案上的时候，只见那女人眼前一亮：“哎哟，多少年没见过这样好的料子了。”之后，她喃喃地问父亲：“想拿它当面儿吗？”父亲肯定地点了点头。栾裁缝迟疑了，只见她盯了父亲一眼，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那块呢料：“唐先生。”她突然改用了“先生”这一沉寂了多年的称谓，“这确实是块上好的苏格兰格呢，但当下不同以往，我劝您还是把它当里子吧，外面随便再罩一层面儿，不然的话，穿出去，心里不踏实。”说着，她嫣然一笑：“我多嘴了，主意还是您定。”
十天之后，对着穿衣镜，栾裁缝将那件鼠灰色哔叽大衣替父亲穿在了身上。掀开衣襟，父亲看见了那沉默在暗处的苏格兰格呢。
当祈年殿宝蓝色的穹顶，远远地从车窗左侧掠过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丝故地重游的伤感，那一年我才十二岁，但当时心里的滋味却分明记下了。
我们到北京的第二天，便去什刹海拜访了徐维廉。徐爷爷当时借住在朋友张重一家。
那是一个寒冷阴暗的上午，徐爷爷住在一个四合院的上屋。掀起厚棉帘推开房门，屋子里显得十分温暖。铁皮火炉上一把铜水壶始终咝咝冒着的蒸汽，一盆结满果实的金橘摆放在房屋中央的灰砖地上，看上去雍容而淡泊。
父亲与徐爷爷几乎谈了一整天，师生二人一壶清茶，六年离索，满腹衷肠，至于谈的是什么，我不得而知。徐爷爷将我安排在里屋他的卧室里，那里有成摞的外文杂志，还有一盒进口的巧克力糖。
这是父亲与徐维廉的最后一次见面，半年之后，在反右斗争中，徐爷爷被划为****分子。九年之后，在“**********”即将爆发的一九六六年初夏，徐爷爷与中华医学会的毕华德医生在昆明湖划船时，不慎溺水身亡，终年七十四岁。
在仰山伯伯那里，我们听说杨扶青后来的一些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扶老被******聘为政务院参事室参事。其间由他草拟的一份《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意见书》，引起了周总理及政务院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在他的一再请求下，年近花甲的扶老于一九五〇年出京，出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负责河北省水产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昌黎县水产部门于一九五八年建起了河北省第一个水产养殖基地，这是当年扶老与徐爷爷在滦榆地区乡村建设宏伟蓝图中的一个梦想，也是这位共和国第一代老水产一生的夙愿。
二舅家依然住在马匹厂。
“江擦胡同二十九号已经拆了。”二舅惋惜地对父亲说：“听说要修北京新火车站，把鲜鱼巷以东直到建国门一带全都拆平了。”
三舅妈从美国归来后，即与三舅租下了东总布胡同一套中西合璧的房子。总布胡同是北京东城一个文化人集中的街区，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经济学家马寅初、画家董希文、作家赵树理、严文井等都曾经在这里住过。
望一姐当时在贝满中学读初三了。她带我去了先农坛游泳馆，她说下次再到北京来，她还会带我去龙坛跳伞塔看她跳伞。望一姐有一枚伞形纪念章，那是她第一次跳伞获得的。
离开北京前，父亲挤出时间带我去了趟王府井。在盛锡福帽店，父亲买了一顶铁灰色灯芯绒面的水獭皮帽子。这顶帽子他戴了二十年，直到一九七七年去世。
一九五七年夏天，我考入大连市第九初级中学，和往年不一样的是，那一年新学期开学推迟了一个月，因为全市中小学老师正与全国人民一道，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这场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引发的全社会大讨论，促成了帮助执政党整顿工作作风的群众运动，进而最终骤变成一场反击****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右斗争。在我的周围，一大批平日敢说实话的知识分子，一夜之间几乎全被打成****分子，中国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徐维廉，谢绝再三挽留、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三舅妈杨英贞，史良女士的机要秘书、朱嘉禾的母亲王萍，与父亲一起从北京来大连支教的蔡阳冰、蒋承璈、杨荷亭，等等，一瞬间都在人们的政治视野中消失了。他们当中有的被关进了监狱，有的被置于群众监督之下人格扫地，知识分子从此风光不再，噤若寒蝉，剩下的便只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的歌声了。
三舅妈杨英贞学生时代就是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建国的一九四九年初秋，三舅妈谢绝了克利夫兰大学的再三挽留，在历经大西洋、印度洋的惊涛骇浪之后，终于在这一年的十月一日凌晨赶到天津塘沽港，并当即乘车赶往北京，与三舅和望一姐一起，参加了开国大典当夜的天安门广场火炬游行。
回国后的三舅妈，被安排在北京人民医院任门诊部主任。她工作认真，办事果断，很快便扭转了院内工作长期散漫无序的状态，但同时，也因为她严厉的工作作风、一丝不苟的职业性格，也得罪了一些同事和领导。
反右斗争之后，三舅妈被褫夺了原来的职位，下放到街道卫生院，成了一名地段医生。从此，三舅妈的干练便荡然无存了，剩下的只有随和的微笑和那张依旧美丽的面庞。
然而，就在这一时期，三舅却在事业上步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新中国成立后，三舅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成为这所学校音乐系的副教授。
这期间，他参考许多国外的资料，研制了中国第一套包括二十多种乐器在内的儿童节奏器，并在东总布胡同派出所的协助下，组织了一个业余儿童节奏乐队，受到社会的关注和一致好评，并最终在全国小学推广普及。不久，三舅被调到北京乐器厂乐器研究所任总工程师，成了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乐器制作高级工程师。
一九五八年，三舅主持研制了中国第一台竖琴。中央音乐学院随之成立了德国竖琴专家班，首批学员中的于培雪成了后来望一姐的竖琴专业老师。望一姐高中毕业之后，成为中国第二代竖琴演奏家。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父亲已先后经历了镇反运动、****五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斗争等四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值得庆幸的是，除了据悉是“内部控制使用”外，父亲的政治身份一直未改变过。这期间，在填写个人档案时，我便越来越有胆量，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堂而皇之地填上“革命干部”四个大字，并以此为荣。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曾两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对于一个“内控人员”来说，这当然是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全国解放以来，父亲在与一些领导干部的接触中，总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感觉，他们之间并没有语言障碍，但却很难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他非常在乎组织上对自己的了解与评价，然而他又不得不强迫自己去与那些面无表情的冷漠与漫不经心的敷衍去周旋。值得庆幸的是，十几年来，父亲在与广大教师及学生们的接触中，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与敬意，在这里当然要提到他的两位同事，一位是大连港红专学校的党支部书记程子美，一位是学校负责总务工作的老师薛连成。
程子美是工人出身的党的基层干部，调到学校之后，他十分敬重父亲的人品与治学态度，时间长了，两个人相见恨晚，无话不谈。在程子美主持学校工作期间，父亲的魄力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学校上下群策群力，学生们的学习氛围十分浓厚。一九五九年，大连港红专学校与长江航运局红专学校被交通部授予全系统职工教育的两面红旗，程子美为此进京，出席了全国文教卫生系统群英大会。
薛连成是普通的红专学校老师，年龄与父亲相仿。薛老师平日沉默寡言，甚至有些懦弱，但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对是非曲直了然在心，时间长了，自然成了父亲的挚友。薛老师家庭负担很重，家境较之贫寒，父亲曾以衣被票证相济，两人君子之交常在无言之中。
薛老师十分欣赏父亲的硬笔书法，时间长了，竟练就了与父亲极其相似的书法风格，清新隽秀如走龙蛇，劲健婉约赋予韵律，实可谓字如其人。
我们初一六班的班主任王玉瑞老师，是一个年龄与母亲相仿身材矮小的女人，河南信阳人。她小时候在老家曾裹过脚，后来虽然放大了，但走起路来仍有些跛，给人以未老先衰的感觉。王老师的丈夫据说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反右斗争之后被捕入狱，后来病殁狱中。王老师从此与独生女儿相依为命，沉默而坚强地活着。
刚上初中不久，学校就开始筹备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诗歌朗诵比赛。一天，王玉瑞老师把我叫到历史教研室，她拿出一张《人民日报》，指着副刊上郭沫若新近发表的一首长诗对我说：“我和班委们商量了，大家都一致推举你，代表班级参加全校的诗歌朗诵比赛。怎么样？”
对于王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信任，我确实万分感激，但三年前那次“政治打击”的阴影，始终缠绕在我内心深处，尤其是作为一名新生，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我总觉得有无数锐利的目光，会立刻认出我来：“嘿，就是他，这小子写过反动传单！”
听不到，但我却感觉得到。
“老师，还是让别人干吧，我担心背不下来，会影响全班集体荣誉的。”
王老师并没有在意：“诗是长了一些，可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更合适的诗歌了。”
我沮丧极了，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背诵起那首其实我并不喜欢的长诗来。
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
日日夜夜在绕着地球旋转，
它不断地发出讯号，
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
已经迫近在转瞬之间……
十一月七日，从中午到傍晚，全校按年级分别在大礼堂举行了三场诗歌朗诵大会。姐姐的那首高尔基的《海燕》获初三年级一等奖，我则获初一年级一等奖。这个评奖结果让大连第九初级中学的目光立刻投向我和姐姐，也为我第二年的华丽转身拉开了序幕。
上初中后，由于学校有自己的图书室，我便更有机会如鱼得水遨游在书的海洋里。父亲书柜底下的那些小人书，逐渐淡出了我的视野。
记得在一次语文课上，正在讲课的刘老师，突然合上书本对全班同学说：“请同学们都注意一下唐浩。”我一时有点儿懵，当所有同学的目光全集中在我脸上时，刘老师不无欣赏地说：“在我的课堂上，唐浩同学从来都是这样神情专注地听课。我希望所有的同学都能像唐浩同学一样，喜欢语文课。”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教地理的雷老师是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年女老师。在她的课堂上，我经常神游万里。由于我读了太多介绍世界各地的书刊杂志，所以，初中的地理课程，远远满足不了我的兴趣。
记得一次期末考试，我早早就交了考卷并一个人在操场上炫燿。下课铃声响了，面对那么多找我对答案的同学，我心里充满了不屑与虚荣。
突然，一个女生问我了一道大题，我深感匪夷所思。
一分钟之后，我万分沮丧地闯进地理教研室：“雷老师，最后那道大题我真的会答。只是，只是没看见题……”
雷老师哭笑不得地瞪了我一眼：“活该！”
在初中的老师里，还有一个人是应该提到的，那就是美术老师吴兰英。吴老师是哈尔滨人，年龄与我母亲相仿。丈夫于反右斗争中病殁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