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察结束后，熊芷通知父亲明天到她那里，有些事情需要商量。之后便与杜宾·思克回去了。
第二天，在熊芷的办公室，父亲听到了保育总会一个让他无论如何难以接受的决定，励新建设学园将接受杜宾·思克的捐助，同时易名思克职业学校，由杜宾·思克任校长，父亲从即日起被保育总会解聘了。
父亲没有做任何争辩。在他毅然离开熊芷办公室的时候，熊芷却从背后叫住了他。
“唐先生，你知不知道，‘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是延安****提出的口号？”
“知道！”父亲将门一摔，愤然离去。
萧墙起衅，功败垂成。接下来的几天里，父亲一直将自己关在家里发脾气摔东西，人像疯了一样难以自持，母亲和叔叔无法劝解。直到有一天徐维廉和祁子晋闻讯赶来，父亲才失声痛哭一场，恢复了常态。
“我早料到会是这个结果。”徐维廉无不惋惜地说：“他们是一群政客，他们根本没有把中国人的教育问题切切实实地放在心底。这正是一个国家的悲哀，一个民族的悲哀。”
父亲失业了。家里立刻拮据起来，父亲几次让叔叔拿着写好的借条，去仰山伯伯那里借钱，叔叔感到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
此间，仰山伯伯也因辰一阿姨的去世，一直借酒浇愁放浪形骸。
大雾沉霾惨不收，徒从釜底望星楼。
杯停幸有山灵动，蜡尽犹防野鼠偷。
是处沙场闻鬼泣，周遭丘壑许仙游。
清溪碧海成孤往，虎跳龙拿正未休。
在仰山伯伯的诗存里，这一时期的同类诗作有许多。字里行间透着苦闷、孤独与悲凉。
为了养家糊口，失业后的父亲经徐维廉介绍，在重庆荣誉军人生产事业委员会谋到一个闲职。这是一个与基督教会及“伤兵之友”运动有人事经费关联的社会团体，但大多员工作风懒散，整日无所事事，父亲苦恼之极，家里的气氛也沉闷极了。这时，谁也没有注意过叔叔，只是每天晚饭坐在一起时，母亲偶尔问些冷热而已。
一天黄昏后，一家人正要吃晚饭，仰山伯伯拎着瓶泸州大曲上楼了。
“我一猜就能赶上饭口。嫂子，这儿有块东坡肉，切了下酒。”说着，又从随手带来的篮子里掏出几只松花蛋，一包涪陵榨菜：“子洵，拿几个盘子来，大哥今天和你们打平伙。”
叔叔高兴地忙活起来。
五月的重庆，天气已闷成蒸笼。几杯白酒下肚，仰山伯伯便把衬衫一脱打起了赤膊，父亲随之仿效，唯叔叔仍着一件蓝衫，尽管后背已浸透了汗水。
“子洵呀，那件衣裳是租来的吧？”仰山伯伯问。
怀有身孕的母亲也在一旁：“脱了吧，子洵，那衣裳也该洗洗了。”
叔叔嘿嘿一笑：“不热，我怕蚊子。”
这一回，仰山伯伯在意了，他将手中的酒杯放在桌上，笑容从脸上消失了：“子洵，告诉大哥，今天下午你在临江门码头忙活什么呢？”
叔叔一愣，父亲与母亲也抬头盯住叔叔。
“我，我没去临江门码头。”叔叔显然在撒谎。
“怎么回事？”父亲望着仰山伯伯：“子洵他？”
仰山伯伯站起身来走到叔叔背后，他用双手按了按叔叔的肩膀，叔叔哎呀一声：“别碰……”
仰山伯伯叹了口气：“子洵呀子洵，虽然你已长大成人，可当挑夫做棒棒，对你来说，实在太勉为其难了。”
“什么？”父母大骇：“子洵，你……”
母亲一把扯开叔叔的衣襟，只见叔叔原本瘦弱的双肩已红肿不堪。
“子洵……”父亲低吟一声，身体顺势从凳子上滑落下来，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哥对不起你呀……”
“哥……”叔叔抢着跪在父亲面前，兄弟二人泪如雨下。
“我知道家里困难，可待在家里帮不上忙，当棒棒是为了挣点钱，好给我嫂子多买些鸡蛋……”
站在一旁的母亲痛哭失声。
十三天之后，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二日。黎明时分，从牛角沱那座湖南茶商的百年老宅里，传出一阵婴儿的啼哭，一个新的生命来到了人间。
当助产士将这个男婴洗净并包裹好，放在母亲怀里的时候，母亲喃喃地说：“不知这孩子一生中又将经历些什么事情。愿主保佑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保佑我们的孩子吧。”
“阿门……”一直帮助产士在一旁忙碌的张太太低声应道。
那个接受母亲祝福的男婴，就是我。
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覆灭之后，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亚洲，集中在负隅顽抗的日本法西斯身上。人们坚信结束这场战争已指日可待，重庆的街头巷尾甚至打出了迎接抗战胜利的巨幅标语，饱受八年战火摧残的中国人，无不喜形于色精神焕然。
八月里的一天，吃罢晚饭后，父亲冒雨赶到徐维廉寄居的广州酒家。师生二人，从抗战胜利后昌黎汇文中学的未来谈起，谈到了多年不曾提及的“大昌汇运动”，谈到了半工半读的职业教育，谈到了冀东地区的乡村建设远景。
凌晨时分，父亲才回到家中。他看见躺在床上的母亲还没有睡，正拿着一把蒲扇轻轻地为我和姐姐扇凉。姐姐右手的拇指裹在嘴里，那小嘴不时嘬两下，让人忍俊不禁。
父亲轻轻躺下，母亲回手将灯关了。黑暗中，她听见父亲精神盎然地说了一句：“天快亮了。”
此刻，在南太平洋提尼安岛美军空军基地，先后有三架B-29重型轰炸机从珊瑚跑道上相继起飞，向日本列岛飞去。八点十五分，日本广岛被原子弹瞬间夷为平地……
二〇〇四年七月，应日本金泽电视台邀请，我随大连电视台新闻采访组第二次访问日本。
金泽是本州中部地区一座濒临日本海的幽静小城，同时也是一座建城四百年来从未遭受过战争戕害的城市。
采访组抵达金泽的当天晚上，金泽电视台台长北实先生在浅野川河畔一家典型的日本餐馆里，设宴款待了我们。北实先生是一位性格爽朗的日本老人。他告诉我们，金泽人永远不能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是中国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向美国政府呼吁，尽量保护包括京都、奈良、金泽在内的日本历史文化名城，金泽才免遭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
席间，北实先生可能见我已两鬓霜染，便问我：“唐先生今年高寿了？”
“五十九岁，我是一九四五年出生的。”我说。
“哈哈。”北实先生晃着脑袋：“咱们同岁。我也是一九四五年生人。”他饶有兴趣地问我：“唐先生是几月生的？”
“五月二十二日。”我想搞清楚，我和他到底谁比谁大：“北实先生呢？”
北实先生突然耸了耸肩又摇了摇头，他有些为难地避开众人向我凑来，用右手食指在左手掌上写下“八·十五”。
我会心地笑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下午，当人们从收音机里得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整个山城沸腾了。许多上班的公教人员都提前赶回了家，牛角沱小楼上下，人们喜极成悲酣畅淋漓。
仰山伯伯很快就赶过来了：“我攒了好几年了，就等这一天呢。”说话间，他从篮子里拎出一挂长鞭：“子洵，点着！”
鞭炮从天井一直炸响到二楼，鞭炮声中，仰山伯伯仰天长啸：“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衫。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辰一呀，跟我回家吧！抗战胜利啦……”趴在楼栏边，仰山伯伯放声痛哭……
入夜，父亲站在后窗前，凝望着嘉陵江北岸董家溪方向腾空而起的焰火，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光。
抗战胜利后，思克职业学校易名重庆市立思克农业职业学校。一九五八年更名四川省重庆农业机械化学校。二〇〇二年与绵阳教育学院合并，组建四川职业技术学院。校址迁至遂宁，成为一所国家级重点中等专科学校。
二〇〇三年岁末，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孔德成先生依然健在。大陆解放后，先生去了台湾。曾经任台湾考试院院长，总统府资政等公职，目前在台湾大学颐养天年。
“能在互联网上与孔公联系吗？”我问儿子。
“没有他的网址。但不妨可以通过台湾大学中文系，让他们帮忙联系一下。”儿子说。
很快，儿子便与台湾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叶国良先生联系上了，同时希望叶先生能转达我对孔公的问候。
不久，叶先生发来了E-mail，他说，他已向孔公转达了我的问候，无奈孔公年事已高，坦言对于六十年前的往事已记不清了。
当天晚上，我给孔公写了封长信，信中谈到了许多我所知道的重庆往事，我希望能够激起这位耄耋老人的记忆，让他从历史的长河中找到父亲那片远去的帆影。
春节假期结束后第一天上班，儿子就从电视台收发室取回一件来自台北的特快专递，我激动地打开后，一副长长的对联赫然呈现在眼前。
山河龙战能无痛，风雨鸡鸣要有人。
对联侧题：“唐子清先生，抗战时发起伤兵之家（友），活人无算。复在重庆组织励新学园，收养难童，教以职业技术。烽火弦歌，仁人襟裹，曾奉题兹语，以志钦慕。丧乱以来，早已失去。今兹补书，并附记其始末，以应唐浩世讲远道寄书之请。癸未冬，孔德成。”（标点、括号内“友”字系作者所加）
较之六十年前所题的那副对联，先生今天的笔力已略显孱瘦，然落墨顺遂委婉，更有金石古意，细细品来，意味深长。
我让儿子当即通过互联网向孔公致谢，并表示有机会去台湾，定当面聆听前辈教诲。
二〇一一年十月，为商讨电视剧《良家妇女》合作事宜，台湾电视制作人刘世范先生来大连，与我退休后继续供职的大连天歌传媒影视公司会晤。闲聊中谈到了孔德成先生。
“哎呀！孔公过世了。”说着，刘世范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当天从台北机场带来的《中国时报》，“孔氏嫡孙孔德成先生昨日仙逝”赫然于头版重要位置。
我食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