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深受皇家恩泽，或许看不出这点，而许多人是看得很清楚的；也或许大人早已看出，但要知其不可而为之，竭尽全力扶起将倾的大厦。可是，许多人是宁愿看着它倒塌的。这便是知之者不少、和之者少的缘故。”
“广敷先生，鄙人倒要请教。”曾国藩强打起精神问，“鄙人幼读先贤之书，明白知其不可而为之乃圣人所肯定的血性，即使所为不成，亦是值得赞许的。鄙人的这种血性会不会得到后人的赞许呢？还有，既然这江山已百孔千疮，当年先生为何要劝我墨绖出山，血战长毛，匡护朝廷呢？”
广敷淡淡一笑：“知其不可而为之，圣人虽肯定过，但并非就是至理名言，这种血性也并非就一定会受到后人的赞许。比如忠桀纣之君，复暴秦之国，为人臣者，虽具血性，亦大不可取。至于山人先前劝大人出山，乃已知长毛决不可成事，且山人亦另有所期待也。”
“另有期待？”曾国藩问，“期待何事？”
“山人所期待的，也正是许多有识之士所期待于大人的，那就是希望大人借讨伐长毛之机会，锻炼出一支强大的汉家子弟兵，先剪灭长毛，次推翻满虏，最后在我神州大地上重建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正因为如此，咸丰八年，我在碧云观静候大人三个月之久，借治病为由，劝大人行黄老之术，以屈求伸，日后好建非常大业。”
曾国藩大惊，他惊的不是这番话的本身。劝他行非常之事的人已经太多了，他对这话也不感到新鲜了，他惊的是一个方外之人，居然也存有这种光复汉家河山的强烈愿望，而且为了这个愿望的实现，费尽心机去点拨他，同时又将这个愿望压得深沉不露。一个如此奇特、如此高明、如此将个人名利视若敝屣的出世之人，也都希望自己行非常之事。自觉精神已散死期已近的前湘军统帅、而今位极人臣的爵相，在心里暗暗地问自己：难道满人的朝廷真的已人心失尽，自己的抉择真的错了吗？
“广敷先生，可惜了，你为何不早说呢？”前吉字营统帅、现赋闲在家的一等威毅伯面露喜色地问。
“打下安庆时，我由庐山来到黄石矶，在紫荆观住了两个多月，本拟伺机进言，后在江边偶遇王壬秋。他说起大人连送他三个‘狂妄’的事，我只得打消这个念头。打下金陵后，我又去了栖霞山，后来看到湘军几乎被裁尽，大失所望，从此不想再见大人了。”
“广敷先生，事情难道真的可为吗？”严守自己信仰的理学名臣不自觉地发出了这个提问。
“怎么不可为？”陈广敷坚定地反问，“汤武革命，顺天倡义，三千年来史册赞不绝口。刘邦斩蛇起义，李渊起兵反隋，赵匡胤陈桥兵变，朱元璋驱赶鞑子，从来都认为是正义的行为，没有人指责他们是叛臣。自从满人入关以来，二百年间，汉人的反抗从未间断过，只因康乾所谓的盛世带给百姓以微利，才苟延至今。然自嘉庆朝以来，满人之腐败日见明显。到了道光末造，外辱于四夷，内烂于十八省，神人共愤，才有了洪、杨之乱。咸丰帝耽于酒色，荒废国事，女主垂帘十年来，举措倒置，普天之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百姓莫不翘首盼望我汉家再出英雄，驱除膻腥，复我神州。大人手握十多万雄兵，本可挟灭长毛之威，一举而克北京。只可惜大人囿于忠君敬上之小节，无视拯国救民之大义，更加上大人禀赋拘谨怯弱，终于只为保己身及曾氏一门的安全而裁撤湘军，自剪羽翼，失去了大好时机，辜负了亿万百姓的热望，为史册留下一桩永不可挽回的遗憾！”
曾国藩听了目瞪口呆，想不到自己奉行了几十年，一生沾沾自喜、以为可以流芳百世的忠君敬上，竟然被这个方外人讥为“小节”，难道说，读书千万卷，竟没有读通吗？曾国藩茫然不解。曾国荃却说：“先生所论，实在高明极了。”
“大人，到了今天这个时候，山人我不得不直说了。一家一姓，国家兆民，两者相比，孰重孰轻，孰大孰小？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个不难回答的问题。然而许多读书明理的大人君子却常常愚昧得很。他们之所以在这件事上表现出愚昧，并非识见不够，乃由于私心所充塞也。大人几十年来，孜孜矻矻苦读诗书，克己复礼砥砺品行，身先士卒统率湘军，夙夜匪懈以勤政事，但这一切，都被‘忠君敬上’所匡限。若在盛世，此诚可以附骥尾而行千里，伴丽日而照后世，可是大人生不逢时。今者，爱新觉罗氏置国家于水火，令兆民遭涂炭，朝廷正可谓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朝不保夕，行将就木，大人欲灭长毛后而使满清中兴，岂不是缘木求鱼！又好比南辕北辙。孟子说得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吊民伐罪，征讨寇仇，有何不可？大人要问山人对您一生的批评，批评就在这里：几十年来，一直囿于忠于一家一姓之小节，遗忘了拯救国家百姓之大义。千秋史册，或许会说大人是爱新觉罗氏的忠臣，但很可能不会认为大人是光照寰宇的伟丈夫。”
这一段话，说得曾国藩似有大梦方觉之感。他想起自衡州出兵前夕王闿运的暗室密谈，到金陵打下后彭毓橘等人的大闹公堂，其间不知有多少人说出推翻满人、自立新朝的话，但所有人的立论角度都与陈广敷的不同。他们都是从不能受制于人、要自己做皇帝的角度出发，谁都没有像广敷先生这样，从天下百姓的利益着眼。是的，广敷先生说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大至公的道理，的确不能为一家一姓而牺牲国家兆民。可惜，这一切都晚了！也可惜，这一生六十个春秋，早已把大清朝忠臣的形象铸定，曾国藩不可能也不愿去改变了。
像看出了曾国藩心底深处的秘密似的，陈广敷又说出一番话来：“山人所言颇为急切，其实，十年前，壬秋先生为大人所谋划的自请入觐，对大人来说，实在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上上之策，可惜大人未及细究，便以‘狂妄’斥之。不是山人作事后诸葛亮，倘若大人当年少考虑些一己得失，多想些国家长远利益，毅然率师进京，实行兵谏，抬出‘祖制’这个尚方宝剑来，谅两宫太后不敢跋扈。肃相、恭王和大人内外携手，定可将国家置于磐石之上，决不会出现今日分崩离析之状。虽然依旧是满人坐江山，但百姓至少可过几天安宁日子；对大人来说，既是大清朝的忠臣，又是给百姓带来实惠的救星，日后在史册上的地位定然不低。”
曾国荃拊掌笑道：“广敷先生，你这些议论，句句都与我的心思暗合，你为何不早一点儿到江宁来呢？”
广敷叹道：“这都是天数。天数注定我华夏文明之邦要遭受劫难，这劫难大概在几十年内还不会消除……”
陈广敷正说得兴起，还想直言快语地议论一番，一眼看见曾国藩脸色灰白，额头上虚汗淋漓，头已歪倒在靠椅上，吓得赶忙停了嘴。曾国荃见状，惊呼：“大哥！大哥！”
广敷过来，按住曾国藩的脉搏，又从包袱里掏出一根两寸多长的银针来，对着中指十宣穴位深扎了一针。一刻钟后，曾国藩慢慢醒过来了。曾国荃说：“广敷先生，你托叔耘带来的三粒丸子，家兄吃后精神大好了，你是不是还可以给几粒呢？”
广敷静下心来，给曾国藩探脉，发现脉息微弱，精气已散，知他顶多只有三个月的日子了，于是低沉地说：“药丸制造不易，须采春之花、夏之叶、秋之实、冬之根，至少历一整年方可成功。上次所送的三粒，乃集五年之功而成，用的花叶实根都是最好的。明年此时，山人再送三粒来，只是效果没有这次的好。”
这时，灵照法师进门，兴冲冲地拿着一卷发黄变黑的素绢来，对曾国藩说：“大人，历代主持都说这是当年道衍法师在寒寺的亲笔题词，请大人帮贫僧鉴定下。”
说着抖开素绢。曾国藩睁开乏神的眼睛看时，只见上面写着：
我太祖洪武皇帝在沙门中立定拯民水火之志，千辛万苦而后驱除鞑子，复我汉唐旧邦，实佛门之光彩，僧尼之荣耀。
曾国藩似乎觉得灵照是在借道衍的名义来谴责他，心里一时痛苦万状，头一晕，又昏迷过去了。
十二、遗嘱念完后，黑雨倾盆而下
曾国华的死耗给即将油尽灯枯的曾国藩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陈广敷的直率批评，又造成他心灵深处新的痛苦。他反反复复念叨着“小节”“大义”四个字，将它们翻来覆去地作了多次比较，他最终还是不能接受广敷的批评。即使从国家兆民的大义出发，他也觉得不能做赵匡胤式的人物。
当时，湘军近二十万，又挟攻克金陵的声威，作为最高统帅，在众多贴心将领的请求下，他的心只要稍稍动一下，陈桥兵变的事就会重演，黄袍加身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更加残酷的流血搏斗，更加旷日持久的兵刃相争。说不定只要他在东南登基，立即就会有人在西北称王，在中原称帝，整个中国大地就从此更无一块安宁之土，亿万百姓更无喘息之日。劫后余生的百姓第一需要的便是和平。为了改朝换代，再次把他们推入战乱兵火之中，不正是对他们犯下滔天之罪吗？千秋史册，将又会如何评价这件事呢？这一点，广敷先生却没有想到。怕不成功声名全毁的怯弱之心固然有，不忍背叛皇家的忠贞之心诚然很重，而一个孔孟信徒对天下苍生的责任感，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至于中兴大业，他的确感到失望，由自己来做陶铸世风的夔、皋、周公，今生是不可能了，但他还是抱有一丝希望。这希望寄托在容闳正在操办的幼童出洋一事上。他认为，只要有一大批掌握泰西先进技术的人才，在中国广建工厂，制造船炮机器，大清朝今后仍然是可以强盛的。
曾国藩这样想过后，心里坦然多了，令他难受的，倒是六弟的形象这些日子来常常出现在他的脑中，挥之不去、驱之不散。特别是那天深夜，贞干把温甫从破窑里带到他的面前，当他冷冷地看着温甫，要温甫到庐山去隐居，一辈子不要出来时，温甫那惊恐的面容，那绝望的眼光，深深地尖利地刺痛了他的心，扰乱了他的神志。
“是我毁了他！”这些天来，曾国藩不止一次地在心里这样谴责自己，诅咒自己。他觉得自己死后将无颜见父母，见叔父，更无颜见温甫。曾国藩很觉奇怪，十三年前的他怎么会如此残忍绝情，会如此将名望事业看得重于一切。其实，只需一纸奏章，将温甫未死侥幸逃出的事实禀明就行了，“满门忠义”的匾取下来又有何妨呢？自己也不是存心欺君的呀！再说，温甫活着回来，难道就不是忠义吗？当时如果冒着被皇上责备的风险，将温甫留下，他何至于活生生地有家不能归，有妻儿不能团聚，青灯黄卷守古观，客死异乡成野鬼！说不定他也会封侯封伯，插花翎、披黄马褂，荣荣耀耀、风风光光。不能再对不起胞弟了！他把九弟唤到病榻边，沉痛地说：“过些日子你到庐山去，把温甫的遗骸挖出来，在黄叶观火化，把骨灰妥善装好。我死之后，你把温甫的骨灰盒放在我的头边，我要和他永远相伴左右。”
曾国荃含泪点了点头。
过两天，精神略觉好一点儿，他挣扎着下床，在庭院里散散步。又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告诉夫人，墓地已最后定在善化坪塘。并风趣地说，谁先去，谁就负责看守那颗宝珠，莫让别人抢去了，待后来的一到就合冢，前面只立一块碑。又长久地抚摸着夫人的手，约定来生再结美眷。那时，他一定老老实实地待在翰林院，天天厮守着她，做一个画眉的张敞、接案的梁鸿。说得夫人微笑着，心里又甜又苦。
他又记起左宗棠嘱托的事情还没办。他很感激左宗棠对自己的真心信赖和恰如其分的赞誉。多年来，曾国藩的耳朵里已听腻了门生幕僚下属的颂扬。他们把他比作方叔、召叔、诸葛亮、房玄龄，比作郭子仪、李光弼、李泌、裴度、王阳明，比作韩愈、欧阳修、柳宗元，甚至还有人将前贤的长处都集中到他一人身上，说他德近孔孟、文如韩欧、武比郭李、勋过裴王，是一代完人、后世楷模，不仅大清朝找不出第二个，就是古代也少有几人可以比得上。这些颂扬，他只是听而后哂之。
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德行不能望孔孟之项背，勋业也不足以跟裴王相比，用兵打仗其实是外行，不仅不能比郭、李，就连塔、罗、彭、杨都不及。至于他最为自信的诗文，冷静地检讨一下，也没有几篇可以传得下去的。后世文人永远记得韩欧，不一定能记得还有一个曾国藩。他自己认为，二十年来，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一靠对皇上的忠心，二靠别人的襄助。倘若没有众多杰出的军事人才的辅佐，他一介文弱书生，凭什么以武功名世？那些人，绝大部分是他或识之于风尘，或拔之于微末，或破格委之以重任，用之任之，不猜不疑，让他们大胆地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具。他有时私下里也曾很得意地想过，人世间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才能，识人用人是一切才能中的最大才能，自己能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并运用得自如，的确是一桩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