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浒传》的研究上，特别是在《水浒传》作者的研究上，最大的误区在于对《水浒传》的文学性质的错误认识上。许多分歧也因此而起，是按研究《红楼梦》、《金瓶梅》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去研究《水浒传》呢，还是按民间文学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去研究《水浒传》？这就是说，《水浒传》的文学性质是民间文学，还是士人文学？是无名氏的作品，还是士人或名士的作品？罗贯中、施耐庵是编者还是作者？是“著书以自娱”，还是编书以娱人？金圣叹说施耐庵“心闲无事”而作《水浒》，但又说“作者胸中，血泪十斗”。“心闲无事”，“闲愁最苦”，写出诉闲愁之苦也好，发怀才不遇的牢骚也好，这都是“自娱”。金圣叹认为作《水浒传》的施耐庵也像司马迁、王实甫那样是个大作家。
他就是按这个文学性质来看待《水浒传》的。
《水浒传》的性质观可说是由来已久的、“传统”的、一贯的一种性质观。最早关于《水浒传》的研究评论都是持此种“大贤发愤”说或思想家宣传革命说。如王钟麒的《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就把施耐庵和曹雪芹、王元美（他认为《金瓶梅》是王元美所作1看成是同一类型的人。他说：“施氏少负异才，自少迄老，未获一伸其志……乃以一己之理想，构成此书……其人之著作，当与柏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迭盖司相抗衡……耐庵者，不惟千古之思想家，亦千古之伤心人也。”佚名的《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更把施耐庵说成是宣传革命的思想家。
“元施耐庵，东都人也……性好友，风晨雨夕，故人不来，辄不欢。所著书都不传，惟《水浒》行于世。相传其书成之日，拍案大叫日：'足以亡元矣'。”著书以亡元，这是元朝末年民族革命思想的反映。传说中施耐庵是东都人，性好友，这均出自金圣叹。
苏北关于施耐庵的传说和记载也都认为施耐庵是刘伯温一类的大文学家、大名士。说他“著《水浒》以自娱”、“遁世名高”、“闭门著书，以延岁月”。
曹俊杰等在《（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真伪辨》一文中，就引用了上述王钟麟等人的说法以论证自己的观点，作者还引用了清代邱炜的《菽园赘谈》：“相传施耐庵撰《水浒》时，凭空画三十六人于壁……故能一人有一精神，脉络贯通，神形俱化。”这是对施耐庵写《水浒传》的想象。施耐庵为什么写得“一人有一精神”呢？因为他给三十六个人画了像。这些连起码的文艺创作常识也没有的“相传”，竞成了施耐庵作《水浒传》的证据，这就值得探讨了。
这儿存在着一个是到大人物中去寻找《水浒传》作者，还是到小人物中去找《水浒传》作者的问题，存在着一个《水浒传》写得那么好，是由于大文学家的天才，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创造的问题。
《水浒传》之所以写得那么好，不是由于文学家的天才，而是普通老百姓的创造。《水浒传》也有一部分是文人写的，文人写的那一部分差之甚远。就如《诗经》一样。《诗经》最好的一部分是“劳人思妇”作的，而文人作的诗，就毫无诗味。
《水浒传》属于民间文学。《水浒传》中那些生龙活虎的英雄形象，不是作家看着墙上的画儿写出来的，而是老百姓的口头创作，特别是说书艺人的创作。他们说书不是为了“自娱”，而是为了娱人。他们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创作，而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听众的需要而创作。为什么《水浒传》中有许多“善恶到头终有报”之类的谚语？因为老百姓需要这类“安魂曲”。
为什么《水浒传》中有许多丑化农民的东西？因为说书的听众是市民，这是为了迎合市民的趣味。若《水浒传》是“归农”的隐士所写，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形了。
许多拔高《水浒传》思想性的研究者，之所以陷入误区，就是由于他们把文人文学和民间文艺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学混为一谈了。他们按文人创作的创作规律来考察《水浒传》的方方面面，必然一头雾水、一无所得。《水浒传》上明明写着“罗贯中编辑”，可是人们偏偏忽略了“编辑”二字，把编辑当成了创作，把编者当成了作者，这就使他们不去研究作为民间文学的《水浒传》的创作规律和成书过程了。
《水浒传》写宋江占山为王。利用梁山水泊的自然天险。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建立起“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乌托邦王国。那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