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儒
我是湖南省宜章县迎春乡石村人，小时在本村承启学校读书，1926年到衡阳第三女子师范读书。在大革命时期，衡阳男三师和女三师是湖南学生革命运动的中心之一。毛泽东也在这里进行过革命宣传工作。先期在这里学习并参加过革命斗争的同志有高静山、张际春、吴汉杰、曾朴（彭镜秋）、曾志等。张际春回忆，高静山等是由毛泽东介绍入党的。他们在男三师听过毛泽东的讲演。在党的领导下，衡阳的学生运动在大革命时期开展得很好。和我同期在男女三师学习的石彭家，有我的胞兄彭琦、胞姐彭侠和堂兄彭晒、彭睽、彭严、彭维桥，堂姐彭、彭娟、彭谦，堂妹彭概及嫂嫂吴仲廉（原名吴统莲）等。我们都相继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我在衡阳读书时只有14岁，曾读过马列主义的书《共产主义ABC》、《向导》等。我们在党组织领导下，秘密地到同学家里开会和学习，知道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道学唱《国际歌》，还到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和动员工作，发动群众起来革命。大家都做好了思想准备，要革命就不怕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不怕牺牲，不怕杀头。这期间，我于1927年4月1日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6月21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石暴动的“彭家将”
四一二政变和马日事变后，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衡阳的学生革命运动，同样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我们无法在学校继续读书，党组织决定，让我们回家闹革命，于是大家卷起行李连日连夜赶回宜章。沿途反动派戒严，要检查行人，要抓党、团员和进步学生。我们巧妙地应付了敌人的层层检查，顺利地冲破了敌人重重关卡，回到宜章家乡石村，坚持闹革命。
宜章县也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共宜章县委也转移到石彭家承启学校，这里就成了党在宜章县坚持斗争的中心了。
石彭家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我的堂兄彭晒担任特别支部书记（上井冈山后，任红四军连长。1928年8月攻打郴州失败，转移到广东曲江坚持地下斗争，1932年在曲江牺牲）。彭睽为宣传委员（后兼任农协委员长，随朱德军长上井冈山，1929年1月，在赣南大柏地战斗中英勇牺牲）。吴仲廉为组织委员（解放后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在浙江逝世）。党员有胞姐彭侠（上井冈山后，组织上派她去湖南工作，在汝城山店附近被捕，临刑时宁死不屈，高呼“共产党万岁”）。堂姐彭娟（攻打郴州战役中被捕，和杨佩兰一同被捕，视死如归英勇就义）、胞兄彭琦（上井冈山后，曾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在江西被误为AB团遭杀害。七大时，已为错杀的同志平反）、堂兄彭严（上井冈山后，为红四军二十九团一连党代表，在福建因被误为改组派遭杀害）、堂兄彭（湘南暴动时被敌人杀害）、堂姐彭谦（湘南暴动后上井冈山时失散了，不知下落）。石村的农民革命运动开展起来了，我们青年团也参加了这些革命活动。1928年阴历年关前一天，党支部召开了党员大会，青年团也参加了。会上，支部书记彭晒向我们传达说：我们要组织暴动，要插红旗，要夺取地主武装的枪支。有了枪才有革命力量，才能对付敌人，党支部要求大家严守纪律绝对保密，对父母、亲戚都不能讲。接着就给我们布置准备在红军来到前，把地主武装夺过来。标语口号有：
共产党是为穷苦人民谋利益的党！
红军是穷苦人民自己的军队！
打倒土豪劣绅！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打土豪分田地！
工农解放万岁！
会议分工，有调查地主土豪的粮食和财产的，有带红军抓土豪劣绅的，有夺地主武装枪支的（地主的民团早有我们的人，总团长就是彭晒同志）。会上还特别强调严防土豪劣绅逃跑。我的任务一是搞宣传工作，买红纸写标语。我跑到一个小商店里去买红纸，店老板问我：“买这么多红纸干什么？”我说：“要过年了，帮助亲戚写对联。”我高高兴兴地买回来，就和彭谦、彭娟躲在彭孚同学家楼房上写标语。他家没有什么人去，不易被发现。二是红军到石村家时，带红军把地主家的粮食挑到红军住的祠堂里去。
1928年1月19日，黄沙区石村彭家暴动了，全村贴满了标语，插起了红旗，暴动群众在玉公祠开大会。彭晒同志宣布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村赤卫队，我们暴动了！”“我们要打土豪、分田地……”当时逮捕了20多名地主、土豪、劣绅，地主的枪支也全部夺过来了。我有一个堂兄地主，民愤很大，我经过关押他的房子时，他叫我把他放出来，我根本不理。石彭家的彭晒、彭暌、彭琦、彭严、彭、彭东明、吴仲廉、彭维桥、彭娟、彭谦、彭儒、彭概、彭振雁、彭孚（即彭孟林）、彭、彭文藻等，因在暴动中特别积极活跃，被起义军和革命群众赞誉为“彭家将”。
向井冈山前进
为了支援地方农民暴动，消灭地主武装，朱德、陈毅等同志在1月22日（阴历除夕）率领红军经梅田、浆水来到了石村。彭东明率领农民自卫队前往浆水迎接红军，彭晒带领广大群众在石村口桥下，列队迎接朱德、陈毅同志和红军队伍。
当晚，朱德同志视察了石彭家农民夜校，并勉励大家好好学习文化，为将来搞革命和建设做好准备。当时，石暴动农民在彭晒、彭暌等同志领导下，攻打反动地主武装盘踞的黄沙堡城，围攻了三天三夜未克。1月23日阴历大年初一，朱德同志亲自指挥红军和广大农民赤卫队，向黄沙堡城发起猛烈的进攻。黄沙堡石彭家、周家、鹧鸪坪、大典家等各乡村农民群众，手持梭镖，高举大刀，带上锣鼓踊跃参加攻城，吴仲廉等组织妇女和学生也积极为战士们送饭，送茶水，帮助挖地道。堡城周围，锣鼓齐鸣，杀声震天，经过三天三夜的围攻，终于攻破了堡城，活捉了民团教练李时春、杜焕章，缴枪30余支。狡猾的反动团总邝镜明，挖掘地洞逃跑了，当红军凯旋回到石村时，村庄都沸腾起来。
我们看到红军都穿着灰色的军服，当时也分不清哪一位是朱德同志、哪一位是陈毅同志。红军看着我们都笑眯眯的，一个个可爱可亲。大家忙着杀猪、煮饭、烧开水、洗菜，热闹极了，全村人民，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听说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都来看红军，迎接红军，帮红军做些事情，真像办喜事一样。
根据宜章县委指示，石村成立一个独立营，把全村300多名农民赤卫队全部武装起来。彭晒任营长，龚楷任党代表。不久，萧克同志来到石村，他是八一起义后回到老家嘉禾的，后在嘉禾、临武牛头汾一带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后来他得知我们石村里有党的组织，有枪支武装，要举行暴动，就连日连夜翻山越岭秘密赶来参加暴动。他见到支部书记彭晒，经支部决定他留下来和我们一起闹革命。因为知道他北伐时，当过二十四师“铁军”连长、指导员，又参加过南昌起义，因而任命他为独立营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第一连配备30多支枪，第二连、第三连都是梭镖连。萧克同志来到石村，很快就和我们大家熟悉了。有一天，他要离开石村到别地去没有鞋子穿，我嫂嫂和姐姐就日夜忙着替他赶做鞋子。
暴动后，红军和我们许多同志一起，组织了宣传队，分散到鹧鸪坪、大黄家、周家、山上李家，向群众宣传，发动群众，成立农民自卫队，组织恢复农会，成立工农兵政府并传播革命思想、马列主义。
我们在宜章坚持了三个多月的革命斗争。由于强大的敌人从湘、粤四面夹攻，无法周旋迂回，加之，湘南特委“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使我们丧失了一部分群众，因而无法在宜章立住脚跟，只有撤走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受了错误路线的影响，在李家放火烧了地主家的房子，结果连群众的房子也烧了。地主武装民团长邝镜明就利用群众对烧房子的不满，煽动群众跑到我们石彭家来烧房子，把我家和许多革命同志的房子也烧掉了。群众埋怨我们说：“人要屋、鸟要巢，你们怎么把房子烧掉。”可是，执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湘南特委某些人形式主义地看问题，说站在高山上看，哪里的火焰冒得多，房子烧得多，哪里的革命就搞得好。还提出一些极“左”的口号：“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的人！”这样做的结果，使革命遭到很大的损失。
后来，毛泽东同志率部队来到湘南，迎接我们湘南部队上井冈山。当时他就对这种烧杀政策表示反对。他说反动派的屋，留下来分给穷苦人民不是很好吗？听说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离开江西遂川时，当时也有人主张把遂川县城的天主教堂烧掉，毛泽东同志说：“烧了天主堂，并不能打破群众中的迷信，要破除群众中的迷信，是要经过革命斗争对群众的启发教育来实现的。”1973年，我回遂川，又看到了这座天主教堂，它至今还完好地供遂川人民使用，可并没有谁再信天主教了。
宜章起义的农民武装，被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三师（后改为二十九团）。师长胡少海，宜章人，起义后入党（1931年在福建永福县牺牲）。副师长陈东日，宜章人，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后上井冈山，任红四军三十二团党代表（在江西苏区牺牲）。党代表龚楚，广东乐昌人（1935年脱离革命队伍，后背叛投敌）。我们宜章三师3000多人在胡少海同志领导下，从宜章撤出，在郴州会合了郴州第七师，统一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经过郴州、资兴、沔都，前往井冈山。我们那支红军中的干部，从宜章出来的人很多，一些干部害怕家属留在家乡，被反动派抓去，斩草除根，所以把全家老少，拖儿带女都带出来。中途不少人跟不上队，影响了部队行军速度，后来有些被动员留下，暂不回家，避难他乡，部队行动才慢慢加快了。从宜章到井冈山，沿途还经常和敌人打仗。我和吴仲廉、欧阳毅、周礼、彭谦、彭娟等同志搞宣传工作。行军时，我们每人提着一个宣传桶，里面装满了墨水或石灰水，还有一枝粗大的笔。宣传员和尖兵（打前站的）走在部队前面，每到一地，就在路旁边的房屋墙上写标语，如“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靖卫团”、“推翻国民党统治”、“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兵政府”、“欢迎穷人参加红军”等等。我们生活艰苦，往往一天吃不到一顿饭，天气炎热，喝不上水，但同志们团结友爱的精神很好，总是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官兵都一样，从生活上看不出一点区别。每到宿营地，去借老百姓的门板和稻草，往地上一铺，就算是我们的床。有时，地方小房子不够，我们就住一个房间里，男的一边，女的一边。因我年小，放在中间，以分男女界限。陈毅同志作为领导，常常夹在人中间，他开玩笑说：“你看，我们男女界限分得真清呀！”我们把生活安排好了，就做伴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讲革命道理，鼓动群众起来革命，打倒土豪劣绅，并把打土豪得来的东西分给群众，群众都笑呵呵地对我们说：“哪里有这么好的红军呀！红军真是我们自己的军队。”
我们在宿营地休息整顿之暇，除了到群众中做宣传发动工作外，男女同志一样学打草鞋，用布条或红线作鞋带子。那时缴到土豪地主的布匹衣物，由连队统一分配，有时还可以分到一点零用钱。我们的同志大多数来自农民和青年学生，没有远离过家乡，生活不习惯，又很想念家乡。还有不少干部、战士带了老婆、孩子，一天行军几十里，跟不上队伍，一打仗有的唉声叹气，青年学生吟起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词。这时，陈毅同志就带领一些政工干部下连队，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安定大家的情绪，鼓舞大家的革命斗志。陈毅同志说话十分生动、幽默，富有鼓动性，往往几句话就能把一些愁眉苦脸的同志，逗得哈哈大笑。他善于启发大家认清革命前途与希望，使大家鼓起勇气，坚持革命斗争，就这样，我们部队从宜章出发，经过郴州、资兴、龙溪洞，终于在1928年4月底到达宁冈的砻市，与毛泽东同志秋收起义的部队胜利会师了。
会师井冈山
5月4日，天气分外晴朗，在宁冈砻市镇河边的一个草坪上，用竹竿、门板、木板、木桶搭起了主席台。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部队，王佐、袁文才领导的地方农军以及附近的群众约1万多人，大家互相认识交谈，各自介绍着自己的革命经历，欢声笑语充满着整个会场。司仪何长工宣布大会开始以后，鞭炮、欢呼声响彻云霄，在远近山谷引起了阵阵回响。
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同志讲话后，毛泽东、朱德作了热情洋溢、鼓舞人心的讲话。陈毅根据四军军委决定，宣布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陈毅，下编为三个师六个团……同时，宣布了红军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接着，文娱节目开始，有的人把打土豪得来的长衫改成短衣，表演了许多短小有趣的节目。我们这些从湘南偏远山区来的起义军，怀着无比喜悦的革命激情，毅然登上了主席台，大胆地表演了一些节目，有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的二胡独奏以及他同我哥彭琦表演的双簧，还有我表演的“葡萄仙子”独舞和清唱。
红军会师井冈山以后，打了许多胜仗，收复了边界大部失地，巩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了粉碎湘赣两省敌人的“会剿”，根据毛党代表的指示：井冈山的军队做了三件大事：第一，加固了五大哨口的工事，布有几里路程的竹钉障；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掀起了从宁冈挑粮上山的运动，毛党代表、朱军长和红军指战员一起挑粮上山，给了红军战士极大的鼓舞；第三，建设红军医院，在小井筑起一所可容纳几百伤病员的红军医院。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我们妇女也积极参战，组织支援前线的红军和赤卫队，送饭、送水、日夜忙着削竹钉，慰劳红军伤病员。同时，还用自己节省下来的布赶做鞋子和草鞋送给红军；组织妇女洗衣队，到小井红军医院帮助红军伤病员洗衣服。看到有的伤员躺在床上，不能起床吃饭，我们就端着碗一口一口耐心地喂他。看到伤员的手上、脚上还流着血，我们就用盐水帮他们洗干净包扎好。他们没有鞋穿，我们将带去的鞋子、草鞋给他们穿，有的妇女还在鞋底绣上“红军同志，勇敢杀敌”字样，伤病员看到群众对他们的关心和照顾，感动得流下热泪，他们表示：“养好伤，重上前线，勇敢杀敌。”
官兵平等共度艰苦
我们随朱军长和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留的部队和湘南农军上井冈山后，首先感到的就是生活困难。我们湘南农军枪支少，妇女老少多，这么多人要吃饭怎么办？农民们在山腰和山脚下的小平坝上，辛辛苦苦开出一小块田地，庄稼收成也不算太坏，可是，全井冈山上才有十多个村庄，人口不满2000，产谷不满万担，男女老少除他们自己吃用外，剩下就不多了。红军上山不久，军民之间的关系很快就打成一片，老百姓对于支援军队的事情十分热心，他们说：“宁可我们自己苦一点，也不能叫自己的军队冻着、饿着呀！”可是，毛代表没有把事情看得那样简单。他认为，老百姓积极支援红军，当然是好事，但对红军来说，要尽可能地减少人民群众的负担，否则时间久了，会使红军脱离群众。
毛代表规定，无论官兵每人每天只有五分菜金，买油、买盐、买菜，有时候五分钱也保证不了，要买菜只能拣最便宜的买。山上南瓜最多最贱，保存的时间也久，南瓜汤几乎成为我们每顿饭必不可少的菜。虽然生活艰苦，但同志们都非常乐观，唱着：“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至于油，在最困难的时候，很难见到。工农红军也是无饷可发的，每人每月只能分上三五分或毛把钱的“伙食尾子”，从那微乎其微的菜金里再节约一点零用钱来，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毛代表、朱军长和各级干部也同战士们一样。在茨坪的时候，我们有时去看毛代表和贺子珍同志。毛代表也和我们吃一样的饭菜，不过他爱吃点辣椒。这样的饭菜，他和我们一样吃得很香。
到了冬天，因为缺乏衣被而带来的困难，更是难以忍受。山高风大，寒风刺骨，经常雨雪交加，许多战士没有棉衣穿，只穿着破烂的单衣、夹衣，有的没有草鞋穿，打赤脚。那时每人只有一条破军毯或一床夹被，为了抗住高山严冬寒气，大家便弄些稻草装在夹被里，叫“金丝被”。同志们唱着：“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天气实在冷得厉害，“金丝被”也无法睡着，就在屋中间生上一堆火，大家围火而眠。毛代表也一样，经常把一床夹被用一根带子做成斗篷披在身上取暖。毛代表、朱军长为井冈山军民树立了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光辉榜样。
1928年4月间，毛代表率部队到湘南迎接我们上井冈山时，行军路上，我见他骑着马看书，马背上还装着一大包书。他在茨坪住的时候，房子里摆设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几个木板凳，桌上放了很多稿纸和书，他从不休息，经常翻阅报纸或文章。我好奇地问他：“毛代表，你经常看这么多报纸干什么？”他说：“不看报纸不行呀！多看报纸，就能了解敌人活动情况，知道敌人内部会不会打仗（军阀混战），敌人内部打起来了，就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到群众中扩大革命根据地，有了革命根据地，才能有地方休整，补充力量，红军才能继续战斗多打胜仗。”
毛代表给干部、战士讲课时，通俗易懂，大家都愿意听。记得下井冈山后，在江西苏区，有的同志利用流行小调配上新歌词，编了一首歌，歌词大意是：
“我们发源在那井冈山上，心里老是想着它，想着它，想着它，井冈山。”
“毛党代表，他有一肚革命道理，上起课来，哈哈笑，哈哈笑，井冈山。”
“朱总司令，他有一根竹子扁担，一百多里，赤足跑，赤足跑，多耐劳，井冈山。”
打郴州的教训
1928年7月打郴州，毛代表不同意。但杜修经受了湘南特委的影响，坚持攻打。当时，我们二十九团在湖南酃县，毛党代表在永新。杜修经不执行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要把部队拉到湖南去。朱军长也不同意去，二十八团也不同意去。但二十九团都是湖南的农民，农民意识家乡观念很重，说：“我们家乡不是同样有土豪劣绅、地主吗？为什么不在家乡闹革命，要到井冈山来？”有人还念着“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词。我们红军大队于7月17日由酃县沔渡出发，经过资兴向郴州前进。二十九团走在前面，二十八团走在后面。走到郴州城东十来里的地方，就碰上敌军范石生的部队，这里布着两个团。我们二十九团打了两个山头，就攻不动了，前面传下了命令，要二十八团赶快上去。二十八团上去后，很快把正面敌人打垮了。部队直奔郴州城，城里只有敌军一个补充师，中午12点钟左右我们就把守敌解决了，进了郴州城。黄昏时敌人反攻，我正在老百姓家洗澡，衣服还没有脱下，忽然听到外面枪声响，房外的同志在喊：“敌人来了，快走。”我赶快出来，跟着队伍上苏仙桥（原叫酒仙桥），我们正在过桥，枪声很大队伍也很乱，二十八团、军部和特务营都过来了。我和彭娟姐姐手拉手地跟着二十九团少数部队过了桥，因桥上的人群拥挤，把我和彭娟冲散了，二十九团截断了。我当时非常难过，因为我们二十九团一部分没有过桥，都沿着桥西岸路回宜章家乡。这部分部队在广东乐昌被土匪胡风章部打垮了一部分，一部分跑散了，牺牲很多。我和胞兄彭琦，堂兄彭晒、彭睽、彭严，堂姐彭，彭谦、彭娟、嫂嫂吴仲廉等都被冲散了。后来集合时，我们二十九团只剩下100多人。湘南起义一起出来参加革命的同志，除个别叛变以外，大部分同志都为革命牺牲了，这是一件非常难过而痛心的事情。
我们部队离开了郴州，连夜向东走。走到汝城，进行了编队，军部、特务营和二十九团一部分都编制二十八团。8月23日，正当部队到桂东时，毛代表带着三十一团一个营，从井冈山来迎接红军大队（三十一团一个营与三十二团坚守井冈山）。我们正值胜利之时，由于极“左”的错误路线造成了这次失败，使年轻的红军损失一半，政权失掉，被杀之人、被烧之屋难以计算。我们跟着毛代表经崇义、上饶回到了井冈山根据地，这时候才知道敌人趁我们冒进湖南时，把平原地占去。幸好毛代表布置三十一团一营与三十二团坚守井冈山，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才使根据地没有完全失掉。因为没有执行永新联席会议的决定和毛代表的正确指示，盲动地去打郴州，使革命遭到这么大的损失，教训是惨痛的。
1928年秋，由于我年龄比较小，红四军领导同志对我很关心，经陈毅同志批准我不随军行动，留在湘赣边界特委做妇女工作。当时我的心情，一方面感谢领导同志对我的关心照顾，另一方面又感到非常难过，与我一同参加湘南起义的胞兄彭琦、嫂嫂吴仲廉及叔伯哥哥姐姐们分开了。后来，由于我全身心地投入了妇女工作，经常和群众在一起，彼此互相熟悉了，就不感觉寂寞了。
艰苦岁月的婚礼
我初次认识陈正人同志，是在“八月失败”后。部队回归井冈山途中，在江西遂川县与敌人刘士毅部队进行激烈的战斗，攻占了遂川县城。红军占领遂川后，我和二十九团周礼（已病故）、刘琛（后脱离革命）被派到遂川县委帮助搞宣传工作。有一天，我们正在写标语，忽然看见一位20岁左右的青年人，个子不高，宽宽的额头，一双黑黑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穿着一身农民式的土布衣裤，挽着裤腿，赤着的双脚上沾着一些泥巴。他走过来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感谢我们对遂川县委工作的支持，问我们是哪个部队的，我们回答说：“原来是红军二十九团，郴州战斗失败后编入二十八团。”他又问我们的姓名，我们便一一作了介绍。他听完后，笑着对我们说：“你们不要累坏了，有什么困难就找县委。”说完便和几个老边谈边笑地离开了。他走后，我们忙向别人打听，才知道他是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我们当时对他印象很好，一个县委书记生活这样朴素，没有鞋子穿，打着赤脚走路。我当时对刘琛说：“可惜我们现在没有布，要是有布的话，可以连夜帮助他做双鞋子。”
1928年秋，我调到湘赣边界特委做妇女工作。那时陈正人同志由遂川县委调特委任副书记，由于工作关系，从此我和正人同志见面的机会多了。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一封信，信是用毛笔工工整整在一张粉红色的礼札纸上写的，表达了他对我的感情。因为他是用文言文写的，我看不太懂，又十分不好意思，就找贺子珍同志帮我解释。她和我的嫂子吴仲廉都称赞正人同志，说他年轻、干练、工作能力强、作风朴实、立场坚定，是个很理想的伴侣。吴仲廉拉着我的手，摆着一副大姐的样子对我说：“这个人很不错，人家写信给你，你不回信，人家来看你，你又跑掉，这怎么行呢？你回他一封信吧。”“这种信怎么写呀？……”我不好意思地问。贺子珍同志也在旁边笑，极力表示赞成，她说：“我和吴仲廉帮你起草回信。”就这样，经过一段的接触后，我和正人同志在井冈山的茨坪结婚了。这时，正人同志才21岁，他全身心地把自己的精力倾注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就连结婚那天，他还整天在王佐同志那里开会，直到很晚才回来。
我们结婚时，既没有房也没有床和被子，是借傅穆姐姐夫妇的房子和床，更谈不上穿什么新衣服了。因为没有房子，结婚后，我仍然到黄竹凹和康克清同志住在一起。开始我没好意思把这件事告诉她，过两天正人同志来找我，克清同志觉得很奇怪，她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正人高兴地告诉她：“我们前两天已经结婚了。”“你这个小鬼，怎么结了婚也不告诉我一声。”搞得我的脸都红了。
过后，遂川县委的同志知道我们结婚后，连被子都没有，就给我送来一条印花布的棉被。当时，在井冈山艰苦的斗争岁月里，这样一条被子也是来之不易的啊！
不久，有些在前方的红军同志上井冈山，听说我们结婚了，闹着要喝喜酒，怎么办，我们只好请遂川县委的同志帮助买了大母鸡和一些猪肉，煮了两脸盆菜，还搞了一些米酒，架起门板当桌子。当时吃酒的有陈毅、宋任穷、杨至成等，还有我的哥哥彭琦、嫂嫂吴仲廉等。他们都不客气地你一块我一块地抢着吃。他们打仗时勇敢打冲锋，吃起喜酒来，也毫不示弱，就这样热热闹闹地庆祝了一番。
坚守井冈山的斗争
1929年1月4日，毛代表在宁冈县柏露村，主持前委、红军军委、边界各县县委负责人联席会议，与会共60余人。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赣南、闽南进军，开拓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并决定彭德怀同志领导的红五军、红四军三十二团、王佐部队和湘赣边界特委陈正人等留守井冈山，领导群众坚持井冈山革命斗争。
“柏露会议”后，在特委组织领导下，井冈山群众纷纷起来筑工事，设防线，造武器，削竹尖，写标语等，与红军同备战，准备对付来犯的敌人。
毛代表、朱军长率领的红军离开了井冈山。1月13日，湘、粤、赣三省20来个团的敌军分六路向永新、宁冈、遂川、酃县攻来。我们坚守井冈山的红军还不到1000人，经过七天七夜的浴血奋战，终因敌强我弱，众寡悬殊，加之叛徒给敌人带路，使井冈山失守了。战斗中我和正人同志都有任务，他领着部队守着哨口。我领着妇女宣传队和担架队在战壕里，向敌军喊话：“我们是工农红军，是穷苦人民的军队，我们是一家人，你们赶快投降吧。”“欢迎你们参加红军。”这时敌军迫击炮往我们山上打，迫击炮弹刚好在我们附近爆炸，使我们脸上身上落满了灰土。这时传下了命令，要我们撤退。后来在一个小村边见到了正人时，他正在紧张地指挥群众撤退和坚壁清野。在刺骨的寒风中，他穿着绽开了棉絮的破棉袄，脸上被硝烟和战火熏黑了，嗓子也嘶哑了，唯有那双乌黑的眼睛闪闪发光，倾注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和对受苦受难群众的无比爱怜之情。我们没有来得及说说彼此在战斗中的情况，就一起组织群众和部队撤退，在那战火纷飞的时刻，大家都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了。
黄昏，部队和群众基本撤退完了，后来才遇上特委常委王佐农同志。我们三人翻山越岭，甩掉尾追的敌人，转移到山林里去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在井冈山坚持数十天斗争。我们根据毛代表的指示：动员群众，宣传群众，为了保存粮食，不让敌人搜去，展开了坚壁清野的工作，动员群众把粮食衣物等搬到高山上隐藏起来。白色恐怖笼罩着井冈山，凶恶的敌人天天搜山捉人杀人，烧老百姓的房子，更残酷的是，小井军医院有100多名伤员，因来不及撤走，都被敌人用机枪扫射死了。湘赣边界特委只剩下副书记陈正人和常委王佐农，还有我。我们三个人在一群众家里暂住了一天，为了防备敌人搜山，我们搬进一个“草棚”（为防止野猪吃庄稼，老乡晚上守山住的草棚）。在这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井冈山群众和党心连心。他们冒着危险为我们通风报信，瞭望放哨，晚上给我们送饭送水。在这种情况下，正人同志提出：“我们要赶快找到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收容部队，坚持斗争。”他还乐观地开玩笑说：“我们不能在这里束手待毙，住在草棚里喂了野猪。”王佐农提出要回老家遂川县去找地方党组织，晚上我们就分手下山了。
后来，我和正人同志找到了一个青年群众，请他给我们当向导，带路到荆竹山去找地方党组织，他起初很犹豫，经我们耐心说服才同意。
那年的冬天，出奇的冷，连下了40天大雪，厚厚的积雪把山路都封死了，很难辨认方向，幸好这位青年对山路很熟悉。我们三个人每人拿了一根竹棍，沿着崎岖的山路，躲开敌人哨口，踏着积雪一步一步缓慢而艰难地走着。当时我已经怀着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走到傍晚，发现一处草屋里有烟火。
“有群众就有办法！”正人高兴地说。
“会不会是敌人？”
“不会的，晚上敌人不会留在山上的，他们也怕游击队打他们哩！”
我们找到那个小草屋，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是灶里还有些余火。可能老们怕敌人夜袭，不敢住在家里。我们和那个向导在草屋里暖和了一下，又向前走去。多亏这个青年农民带路，硬是在白雪皑皑的荒山里找到了荆竹山的乡长和支部书记。这个支部书记叫刘淼，是遂川人。他高兴地跑过来，抓住正人同志的手，高兴地说：“老陈，真没有想到你们还在山上啊！这下好了，咱们还可以和敌人斗下去，井冈山虽然失守了，但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我们有组织，还有枪，一定可以打退敌人，收复井冈山。”正人同志也激动地鼓舞大家，要对胜利充满信心。后来，我们到一位老太太家里休息了会儿，老太太拉着我冻红的手，心疼地说：“姑娘，你不是这地方人吧？手都冻坏了，要是你妈妈看见会多么心疼啊。”她找出一小缸豆子，都炒给我们吃了，还摸出一点珍藏盐，泡了几小碗盐开水让我们喝。我们已有好久没有吃到盐了，但是，端着这碗盐水却半天也喝不下去……井冈山的人民在严寒和饥饿中与敌人浴血奋战，在枪林弹雨中用鲜血和生命保护着我们，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当天晚上，为了防止敌人夜里搜山，我们和荆竹山的乡长、支部书记都搬到山上的一小草棚里住了，这个草棚里有一个洞洞，正对着上山的小路，可以看到远处是否有敌人来。
第二天一早，我们正在休息，乡长突然跑来说：“快走，敌人来了。”说完，他就像矫健的山猿一样，很快地向山的高处爬去，正人也拉着我，跟着向山上爬。
“嗖……”子弹从我们的头上划过。
“没关系，他们没有发现我们，这是在放冷枪壮胆子呢。”正人一边说，一边镇定地向上爬着。我们在一堆山石后面躲起来，观察敌人的动静。十来个国民党兵跑到棚子附近。先用枪朝棚子打了一阵，然后闯进去，大概没有发现什么就退了出来，放火把棚子烧掉了。接着又朝山上打了一阵枪，胡乱咋呼了一气：“跑不了啦！快出来！”“莫藏起来，我看到你！”然后又向其他地方乱开了几枪才慢慢退下山去。
敌人走后，我们又转移到另一个草棚里去了。晚上，正人同志和乡长、支部书记一起照常去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和敌人斗争，逐渐组织了一些群众，收容了些打散的部队，恢复了游击队。
当时，严重的问题是没有吃的。井冈山上房屋被敌人烧毁，粮食有些被敌人抢走，有些让群众分散藏起来。敌人天天搜山，到处烧杀，大井被烧过4次，小井被烧了13次，情况确实很困难。有时，我们只能利用天黑的时候到村子去寻找被烧毁的房子，偶尔从里面找到一些烧焦的谷粒，我们高兴极了，把这些烧焦的谷子拾回来，带到棚子里用手慢慢地搓出米心，和着野菜和竹笋，熬成汤喝。就这样一连20多天，我们荆竹山游击队的同志全靠这些东西勉强充饥，更困难的是找不到盐吃，大家都饿得几乎站不起来。我怀着孩子，身体很弱，有时不得不躺着休息一下，然后又起来继续缝缝补补，烧开水，煮稀饭。白天，正人带着游击队与敌人在山冈上、小路旁周旋，不断地打击和骚扰敌人，坚持斗争。晚上，我们用杉树皮当垫背，盖着一床破了十几个洞的棉花套，冷得整夜难以入睡。但正人同志一直乐观地鼓舞我。
“这床棉套要好好保存起来，将来革命胜利的那天，可以把它放到博物馆里去给后人看，我们红军盖这样的被子也能打天下，也能打胜仗，就怕我们的孩子不相信哟。”
一天，从山上下来两个人，到处打听我们的下落，正好碰到认识他们的乡长，被领来见我们。他们看到我们亲热地说：“可找到你们了！我们是何长工同志派来的。”
原来，担任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队长的何长工同志，听说正人等同志在井冈山坚持斗争，便派人上山找我们。
当时，我们非常高兴，便和来人一起下了山。在宁冈一个老家见到了何长工同志，他高兴地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还活着，那么多的敌人都没有抓到你们！”正人同志也激动地说：“老何，你的队伍还不少嘛，还称得起个司令哩！”
那时，正好是春节过后不久，群众热情地拿出猪肉、年糕、米酒招待我们；饿了个把月的人，终于吃上了一顿饱饭。平时不喝酒的正人，也高高兴兴地喝了几杯。
后来，我们到宁冈的小冈区，又找到了湘赣边界特委的刘天干、朱昌偕等人，逐渐恢复了特委工作。小冈区是第二个根据地，很快发展壮大了，打土豪，分田地，热热闹闹地干起来。由于在特委领导下许多县区党组织和游击队坚持不懈地斗争，很快又恢复了红军主力当时的局面，后来发展成为中央苏区的一翼。
1929年秋，正人和我从宁冈到了永新大湾，我在大湾村一个叫秋古子（共产党员，后牺牲了）的贫苦农民家里生了第一个孩子。每个父母都不会忘记第一次做父母时激动和喜悦的心情。秋古子一家人很好，但家里太穷了。我们什么都没有，生孩子以后才吃了一个鸡蛋。孩子生下三天后，就送给附近田溪村一个老家寄养。当时，正人忙于井冈山各县和湘赣特委的工作，根本顾不上这个孩子的出生。这是一个蛮好的男孩子，直到快满月时，正人才从安福赶来接我。我们一起去看孩子，他抱着孩子，不住地哄着，亲着，甜蜜地笑着。
“孩子叫什么名好啊？”我问。
正人想了一下说：“我看叫‘永生’好不好，一来他是永新生的，留个纪念，同时也象征我们共产党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前途无限呵！”
虽然，正人和我都十分疼爱我们这第一个孩子，但为了革命，还是把孩子送给了老。临走时，地方党的同志每人凑了几角钱，换了两块“袁大头”，送给老。老给孩子做了满月酒。虽然老热情地招待着我们，但我们却吃不下去。从那以后，我们一直没有见过这个孩子。解放后，才听说他六岁时生病，因没有钱治，死了。
离开永新，我和正人又一起回到安福中心县委工作。
回顾自己从1927年入团到参加湘南起义，随队伍上井冈山，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经历，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在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初创时期，我作为一名战士，追随毛主席、朱总司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战斗，克服了千难万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总感到无比自豪。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这绝不是一句空话。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今天抛头颅、洒热血的情景，历历在目。我们决不能忘记80年党的历史，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夺取政权，正是因为它拥有千千万万优秀共产党，千千万万优秀的儿女，他们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与日月同光，与天地争辉。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特别需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我自己也一直以这种精神激励自己。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我始终兢兢业业，艰苦奋斗。1960年我在农垦部工作时，由于密切联系群众，工作吃苦耐劳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85年我响应党的号召，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岗位上退下来，并从全国政协退出来，心中毫无怨言。
现在虽然离休在家，但仍然关心着党的事业。把我们过去的经历，把中国革命走过的曲折道路写下来让后辈知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愿意为此尽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