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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在革命圣地的青春岁月

柳勉之

1938年春天,抗日怒潮澎湃。我经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介绍,满怀爱国热情,从家乡湖南岳阳市起程,奔赴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一住就是九个年头。这九年我的年龄段是17岁到26岁,可谓风华正茂。这九年我沐浴着党的阳光,吮吸着人民的乳汁,使一个幼稚的知识青年奠定一生的思想和工作的基础。

“窑洞大学”承教泽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回忆延安,首先想到的是那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歌。我刚到延安就换上八路军军装,进入抗大第四期学习,这支歌,最先烙印到我脑子里,是我行动的指南。唱着它,方向明确,步伐坚定,情绪激越。

窑洞是我们的宿舍和学习室。每孔窑洞住一个班的学员,约十二三人。这些窑洞是抗大第二期、第三期的几千教职学员挖的。洞中有土炕、写字台,洞口安有门窗,窗户木棂上糊着白纸,四壁粉刷着白灰,光线充足,冬暖夏凉。从下往上看,顺着山坡地势,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整整齐齐,像一幢幢楼房矗立着,高接云端;还有一条3000多米的盘山“抗大公路”,蜿蜒起伏,如玉带一般缠绕在窑洞群中间。晚上,窑洞中透出闪烁的灯火,与繁星交相辉映,蔚为奇观。当时斯诺、马海德、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参观抗大,看到古今中外从未有过这样的大学校舍,都伸出大拇指称赞抗大为“窑洞大学”。毛主席说,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列主义。我们以能当“窑洞大学”的学员而自豪。

我们学习的课程,政治课有马列主义概论、中国革命问题、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民众运动;军事课有战略学问题、游击战术、政治工作。窑洞前的空地是小教室,山下操场是大教室,大地是座凳,双膝并拢当课桌。听完课回到窑洞里对笔记、复习、讨论。有时举行全区队(相当于一个连,共100多人)的讨论会,互相启发,提高学习效果。军事课除讲授基本内容外,每班有几支“三八”式步枪、几把小手枪,几发子弹,由专人保管。这些武器都是八路军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教员教我们练习拆卸、擦洗、安装、瞄准。定期有军事演习、紧急集合、空山越野或匍匐前进,或纵跳飞奔,个个都是一身汗、一身土。演习完毕在延河里洗澡,水中嬉戏,一片欢声笑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实弹射击。我们班有位华侨同学,打靶命中率最高,在她带动下,我们班取得“神枪手班”的荣誉称号。在打靶归来的路上,我们唱着《游击队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个个英姿飒爽,威风凛凛。

听大报告是我们学习的主要方式。作大报告的大多是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我第一次听毛主席的报告是在抗大总校门前的广场上,他报告的题目是《论新阶段》。这是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他在党中央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的内容。他一面讲,一面打着手势,越讲越有精神,最后他举起拳头,提高嗓门说:“我们一定有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

根据毛主席的报告,副校长罗瑞卿宣布了全校学习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计划。我们列出几个问题:如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到战略相持阶段(即毛主席讲的新阶段)的形势、任务、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一致性,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学习马列主义并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照顾全局团结多数,民主与纪律等等。每学习讨论一段,都有中共中央首长或部队负责同志来作辅导报告。先后来作报告的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彭真、博古、肖亮、程子华、潘汉年。这些首长们是因参加六届六中全会而齐集延安的。我幸运地遇到了这么难得的受教育的机会。

抗大第四期的女学员比前几期都多,共有600多人。学校把分散在七个大队的女生集中起来,编成一个女生大队,叫八大队。11月13日女生大队举行成立典礼,毛主席、贺龙、罗瑞卿、徐特立、谢觉哉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大队长张琴秋宣布开会后,毛主席笑容满面地站起来讲话。他说:“……全民族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尤其是我们妇女同胞所受的压迫更甚。我们反对一切加于妇女的压迫,尤其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妇女的侮辱。我们抗日,不仅为求民族平等,而且要在抗日战争中求得中国妇女的地位平等。”在热烈的掌声中,他稍微停顿了一下,扬了扬手臂,接着说:“中华民族解放的责任不但男同志应当承担,女同志也要承担,如果中华民族不能得到解放,妇女也得不到解放。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女同胞积极参加,也就不能彻底成功。妇女要求得解放,必须积极抗日,必须依靠妇女自己努力争取权利。”毛主席的讲话,是我们女生大队听的第一堂课,张琴秋亲自辅导,她联系五四时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妇女运动给我们作了多次讲解。

抗大第四期的5000多学员中,因战争的需要,许多人提前走上了前线,一部分人按时毕业。我拿到了有毛主席题词的毕业证书,毛主席的题词是:“努力奋斗,再接再厉,光明就在前面”。毛主席还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讲了话,他勉励我们要用团结的力量去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用团结的力量建设一个新中国。

毕业的同学大多数去了前方,我是留在延安的少数人之一,被分配到抗大第五期五大队女生队继续学习。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诱降政策,汪精卫公开投降了;日寇的主要兵力集中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疯狂扫荡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对延安狂轰滥炸,延安城成了一片瓦砾。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停发了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和武器,到处制造摩擦,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使边区的土产销不出去,所需物资运不进来,企图困死我们、饿死我们。在这种严峻的困难关头,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军、边区全体人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抗大立即响应中央的号召,罗瑞卿副校长于1939年2月9日向全校人员作了开展生产运动、战胜困难、坚持抗战到底的报告。全校计划开荒20000亩,生产细粮3300担,每人平均开荒二至三亩,完成细粮四斗。当时我是班长,我们班既是学习班,又是生产班,还是炊事班,因为炊事员集中到抗大农场生产去了,我们每班得轮流做饭。班上的同学们一致表示要圆满完成这三项任务,我们从生产委员会领来镢头、镐、锹等生产工具,扛在肩上,一路歌声嘹亮。第二天清晨提前吃了早饭,指挥生产的人员带领我们朝荒山野岭进军。上山没有路,遇到酸枣刺或铁蒺藜,就边走边辟路,真是披荆斩棘,皮破血流。到了山顶上,每个区队分一大片土地,都是处女地,陕北话叫生荒地,异常坚硬,碰到盘根错节的树兜,更是难挖,要几个人一起用镐捣、镢刨、锹铲才能围攻下来。虽已初春,山上仍然寒风凛凛,大家只穿衬衫,也汗流浃背。几天下来,每人的手上都磨起了血泡,腰疼腿酸,下山时步履缓慢,但没有一个人叫苦,更没有人愿意下火线。渐渐地,手上的血泡变成了老茧,腰腿也轻快了。休息时间,敌军工作队的同学教我们用日语唱反对侵略战争的歌,还教我们向日军喊话的日语和常用的日语,并互相拉歌,广阔的山野,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吃饭时也很热闹,一般是干馍馍白开水,偶然有一大块小米锅巴,一面橘黄,一面乳黄,香脆可口,被誉为“列宁饼干”,一人分一小块,津津有味地嚼着;有时大家进行“精神会餐”,各人说自己家乡的美味佳肴,如山东的德州烧鸡啦,北京的烤鸭啦,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啦,四川的麻婆豆腐啦,湖南的腊肉啦……说得大家垂涎欲滴,哈哈大笑。

轮到我们班当炊事员时,天麻麻亮就起床下山,齐集厨房里分工。我自告奋勇驮水、打柴,因为这两项活儿更艰苦点。我赶着毛驴到离厨房二三里路远的井上去汲水,要驮四五趟才够用。打柴的地方更远,在一条狭长的山沟里,三四人结伴去,山沟里的干树枝很多,我们捡的捡,掰的掰,每人弄上一捆背回来,晾在厨房前的空地上,供第二天接班做饭的同学们使用。头天的炊事员为了第二天的炊事工作备好柴,这是规矩,我们都尽量多备、备好柴火,让接班的同学烧起饭来顺手。

当荒山野岭披上新绿的时候,全校召开了总结大会,表扬了生产成绩突出的单位及个人,我荣幸地被评为劳动英雄。

陕甘宁边区的革命青年组织西北青年救国会于1939年3月18日向全国青年发出倡议:“把1919年在北京爆发的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纪念日,正式规定为‘中国青年节’。”这一倡议,得到全国青年的广泛响应,国民党政府在广大青年爱国热情高涨的形势下,也同意了这个规定,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四月发出了“五四”为中国青年节的通知。首届中国青年节纪念大会于1939年5月4日在延安举行了。那天下午,我们抗大的学员和延安各界青年、少先队员、儿童团员,共1万多人,集合在我们五大队的大操场上。在土炮轰鸣、锣鼓喧天中,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首长迈上了临时搭的主席台。大会推选毛泽东、朱德和国民党中央政府主席林森等为名誉主席团,选出胡耀邦、冯文彬、艾思奇、李昌、齐华、胡乔木等26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全场掌声震天,欢呼“乌啦”。李昌致开幕词之后,毛主席讲话。他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深入浅出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对象和动力;对中国青年在革命斗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指出:延安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在毛主席讲话完毕后的掌声雷动中,开始了献旗仪式。几位矫若雄鹰的青年高举火炬,从会场北面冲刺进入会场,绕场三圈,到主席台前,向毛主席献上书有“献给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新中国的火炬”的锦旗,同时,一位身穿八路军军装的女青年宣读了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献词。

庆祝大会一结束,篝火晚会开始了。大家在堆堆篝火的红光照耀中表演节目,一个赛一个地精彩。鲁迅艺术学院的生产舞、拥军舞,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的活报剧,抗大的大合唱和武术,欢快明朗,红火热烈,各具特色。尤其是我们女生队,在原上海歌星、现为女生队学员的李丽莲带领下,唱了一支歌,又让别的队拉了几支歌,还拉她独唱,显得特别活跃。夜深了,篝火总指挥宣布:齐唱一支《五四歌》后整队回去。大家围着火堆的余烬,雄壮的歌声响彻云霄:“五四是我们中国的青年节,纪念五四,发扬五四救国的精神,继承五四革命的传统。中国的青年,准备好在今天,高举我们的战旗,为了国家民族,为了自由幸福,加紧我们的工作,奋起前进!冲锋!”

6月1日我们又迎来了抗大创办三周年的纪念日。那天下午5时半召开的纪念大会,有毛主席、刘少奇、陈云、王稼祥、张闻天、邓发、李富春等在延安的首长出席。毛主席、刘少奇、陈云在大会讲了话,他们讲话的精神主要是阐明当前抗战的形势,号召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接着是抗大全体人员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我们都举起拳头,由抗大教务长许光达率领,响亮地念了誓词。誓词的主要内容是:我们要永远忠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誓死驱逐日寇出中国,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反对任何汉奸、妥协投降活动。这些讲话和誓言,既是对我们的教诲和鞭策,也是对反共投降势力的声讨和示威。

巾帼群里炼心身

我真是个幸运儿!1939年中旬我又转入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第一批进校的有我们抗大女生队和中央党校女生队,约500多人。指导员介绍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大学,由毛主席倡议、中共中央全体同志一致同意创办的。办校宗旨是:培养抗战建国的妇女干部人才;教育方针是:培养具有革命理论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和职业技能及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校训是: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高尚的道德,互助的作风。

我们刚入校,参加了建校的扫尾劳动。如有的窑洞里的防空通道未做完,有的木板通铺没搭好,有的厕所没有修起来等等。为照顾女性的生理特点,我们不睡易泛潮的土炕,改睡用木板搭的大炕,漏风飘雨的厕所易使女同志下部受寒,必须夯墙盖顶,不透风雨。夯墙是用木柱和木板绑成狭长的盒形框架,用铁锹往里填土,填一层夯一层,每层都要夯得结结实实。八九个人一组,一天能夯两垛墙,开始没有经验,夯到一二人高时突然垮了下来,把人埋在土里,钻出土抖抖干净,坐下来研究一番,总结经验,继续干。终于成了“内行”。解放后我在大庆油田看到“打干垒”的家属宿舍的墙,和我们在延安夯的相像,当然比我们的讲究得多,它是大庆人艰苦创业的象征,现在可能变成高楼大厦了。

夯墙时,我们喊着“嗨哟,嗨哟……”的号子,慢慢打熟练了,就自编号子的词,如“打倒那个汉奸汪精卫哟,坚持抗战,我们一定得胜利哟……”我们按着号子的节奏,四个人一组,把夯高高举起来,又重重地砸下去,忘记了汗水直往下淌,腰酸臂肿也丢到了一边,成为非常快乐的劳动。

正式上课前,教务处长张琴秋在全校大会上给我们宣布教学计划,她仍像在抗大一样穿一身军服,只是没有打绑腿。校长王明也来了,他和延安其他首长的装束不同,穿的马裤、马靴,可能是从苏联带回来的。张琴秋讲:女大的课程有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必修课是基础课,选修课是职业技能课。必修课有马列主义管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三民主义、妇女运动、妇幼卫生等。选修课有外语(英、俄、日、世界语)、新闻、文学、戏剧、音乐、缝纫、会计、簿记、师范等,每人可选修二三门。我选修了新闻、文学、世界语。

我们的教员都是专家学者或久经锻炼的老同志。如哲学教员艾思奇、政治经济学教员张仲实、中国革命问题教员陈伯达、党的建设教员王鹤寿、妇女运动教员朱仲芷、妇幼卫生教员朱仲丽、俄语教员黄正光(越南人,在苏联工作多年)、日语教员李初黎、文学教员丁玲、新闻教员余正光、音乐教员冼星海、世界语教员李又然等。王鹤寿讲党建时,讲到白色恐怖下许多革命志士坚贞不屈、英勇牺牲的事迹,其中讲了向警予、杨开慧等著名女烈士的事迹,他还现身说法,描述他几次被捕的险境,他说他有爱说梦话的习惯,为了怕在说梦话时暴露党的秘密,被捕后不敢睡熟。

选修课除了听讲,还要实习。文学课是在壁报上写短文,世界语是会话和写信,新闻是学习编辑《新中华报》。《中国妇女》主编吴平约我写稿,我写了一篇反映女大生产运动的素描,用“啸涛”的笔名在该刊发表了,这是我到延安后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新中华报》在中央印刷厂印刷出版,我们就去印刷厂实习。这个厂的厂址在清凉山下的万佛洞,万佛洞是唐宋时代凿的石窟寺,内藏数以万计的大小佛像、力士等石刻的人物,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有名人雅士摩崖题刻的50多处的诗湾,行草篆隶,参差错落,清丽别致。印刷厂的排字部、装订部、校对科分别设在几个洞中。《新中华报》的值班编辑教我们编排版面、校对清样。这个印刷厂担负的任务很重,延安的报刊、中央的文件都在这里印刷、装订,著名的劳动模范李凤莲当时在装订部工作。

我们听中央首长报告的机会很多。7月20日下午在中央党校礼堂隆重举行的女大开学典礼上,毛主席和周恩来在大会上讲了话。毛主席说,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去,到工厂中去,组织2.25亿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他振臂高呼:“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周恩来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中国妇女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列举中国女界杰出人物的贡献,希望女大赶快培养出大批的妇女干部,到全国各地领导广大的妇女运动。

9月的一天下午,邓颖超给我们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妇女运动》的报告,她概括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国际国内形势和妇女运动的任务,她连续讲了三个多钟头,嗓音脆亮,面部表情和手势十分活泼,吸引力很强。她白衬衫外面套着蓝色工人服,蓄短发,她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常在重庆做统一战线工作,所以是这种穿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久已闻名的邓大姐,小组讨论会上,大家都五体投地钦佩地说她是天才的演说家,有的说她像女理论家卢森堡,有的说她像国际妇运领袖蔡特金,有的说她像西班牙共产党领袖伊巴露丽。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新落成的女大礼堂召开,女大选修文学课的学员允许列席。会上我们听了毛主席所作《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的报告,还听了张闻天所作《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与今后任务》的讲话。毛主席的报告,很快就在艾思奇主编的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

我有机会听到许多中央首长的报告,特别是毛主席的经典著作,在未发表前就听他亲自讲解了,真是得天独厚,受益无穷。

在女大举行开学典礼前后,来了大批新学员,人数由500多增至1000多,粮食一时供应不上,动员我们去挖几天野菜。我拿出从国统区穿来的灯笼裤,用绑腿扎成口袋(女大学员不打绑腿了),和同学们三三两两一起,到坡坡峁峁、窑顶岩畔四处里找寻野菜,正值野菜生长旺季,什么野韭菜、野苋菜、野荠菜、刺儿菜……多得很,不花很多时光就完成了任务。盐水煮野菜,倒也新鲜,吃下一钵子,连汤带水,肚子装得鼓鼓的,可是,不一会儿就饥肠辘辘了,谁都不喊饿,忍耐几天就过去了。联想到现在,野菜成了美味佳肴,摆到了高级饭店的餐桌上、招待贵宾的筵席上,有的地区还专辟良田种野菜,制成罐头,出口创汇。我们那时吃野菜是为革命、为度荒,现在吃野菜是为营养、为保健,同山珍海味、鸡鸭鱼肉一道上桌。今昔对比,真有天壤之别。

生产运动在继续发展,女大人员同样有生产任务。我们只参加了很短时间的农业生产,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为照顾女同志的生理特点,女同志免去农业生产任务,改为参加手工业生产。开始仅有编织毛活(毛衣、毛裤、毛袜、手套等)、缝制服装的小组,很快办起了缝纫工厂和制鞋工厂。每班轮流劳动,停上必修课,选修课不停,大约两个月轮到劳动一周。缝纫厂有八台机器,选修缝纫课的同学由师傅教裁剪、踏机器,我参加的是锁扣眼、絮、行辅助劳动。厂子初开工,除做军衣、军被外,还为女大人员每人做了一身列宁装,这是从苏联回来的同志穿的列宁装取的样。1940年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上,女大同学穿着列宁装,表演丹麦操和集体舞,轰动了全延安。从此,列宁装成为延安女同志最时髦的服装,直到解放初期还时髦了好些日子,新解放城市的女同胞把穿列宁服看成是革命的、进步的象征,羡慕地仿效着。

制鞋厂全是手工操作,做三种军鞋:一号鞋八寸长,二号鞋七寸七分长,三号鞋七寸四分长。我干的工种是纳鞋底,每只鞋底要内外围着纳两行沿边,每行要纳够110到113针码,共计纳870至960针码,检验不合格的要返工。后来我们用休息时间把从国统区带来的旧衣服拆开,给自己做成五颜六色的“一字鞋”,就是用一寸多宽的多层布带子作鞋面做成的鞋子。夏天当凉鞋,冬天套在棉袜外面也可以穿。一时间成了延安女同志的流行鞋,既简单,又美观。当然如果军事操练、演习,还得穿上军鞋。

我们在窑洞的坡沿上种了许多西红柿,一株株都很粗壮,果实累累,若有闲暇,就摘下一堆,大家边吃边谈,逍遥自在,开心得很。

林老的身教言教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是延安著名的“五老”之一,其他“四老”是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我从女大毕业后被分配到边区政府秘书处工作,同林老的秘书区棠亮和另一位女干部郭辛波同住一个窑洞,隔三眼窑洞就是林老的窑洞,他住两眼相通的内外室,内窑为卧室,外窑为办公室。我先后在《边区政报》编辑室、档案室、文书科工作,常给林老送文稿、案卷,有时文稿上的用语看不懂,甚至连字也认不清,因为起草文稿的秘书都是大知识分子,有的人在旧政权中任过职,习惯套用一些术语。林老总是耐心地向我讲解,并把太晦涩的句子改成通俗用语。他鼓励我努力熟习业务,为人民政权效力;他说像我这样的小青年,就如初升的太阳,前途远大,不过,革命的路不会平坦,要有坚定的意志,经得起任何考验。他的话,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脑际。

边区政府有业余的群众组织——俱乐部,我被推选为秘书处的俱乐部壁报委员,还当过俱乐部主任。林老对俱乐部活动很支持,我约他写壁报稿,他从不推辞。他说,他是秘书处群众中的一员,办壁报要依靠群众,他有责任写稿。1940年三八节,他写了一首《三八节咏梁红玉》的诗登在壁报上,诗曰:“南渡江山底事传,扶危定坤赖红颜,朝端和议纷无主,江上敌骑去复还。军舰争前扬子险,英姿焕发鼓声喧。光荣一战垂青史,若个须眉媲尔贤。”林老的这首诗是古为今用,歌颂古代的梁红玉,鞭挞抗日战争时期的女汉奸,鼓舞爱国者。因为这一年纪念三八节提出的妇女运动头等任务是:“反对一切出卖祖国的败类,扫除像陈璧君(汪精卫的老婆,同汪一起当了汉奸)之流的女界蟊贼”。延安还上演了《秋瑾》、《梁红玉》两个话剧。

我向林老反映,有些工农出身的同志不了解梁红玉的事迹,看不懂他的这首诗,他说,他到夜校去讲一课。当时秘书处办了为提高工农同志文化知识水平的夜校,由文化水平高的干部来讲课。开学时,林老出席并讲了话。他说,十年内战,没有安定的环境学文化,没有文化科学知识是实现不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张国焘迫害知识分子,胡说什么凡戴眼镜的都是“AB团”、“反革命”,更反对工农同志学文化。我们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要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林老这次到夜校来讲课,学员们吃罢晚饭就提前来到课堂上等着,当教员的也全来了。林老讲了女英雄梁红玉协助丈夫韩世忠坚决抗御金兵入侵的事迹以后,联系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是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神圣使命,人人有责。他还讲了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的经过及我们的对策。他一面讲一面把有些陌生的用语写在黑板上,如韩世忠、金兀术、神圣使命等。他的这堂课,讲得生动活泼,学员文化、政治双丰收,为担任讲课工作的同志做了示范,效果很好。后来这首咏梁红玉的诗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上发表了。《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机关报,主要面向国民党统治区和南方各省市,在港澳地区和海外也有不少读者,林老的这首诗通过《新华日报》的广泛传播,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妇女大众起了相当大的教育作用。

1942年,边区政府提出了机关生活费用由半自给到全自给的要求,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更好地支援前线。机关办的农场、纺织厂、缝纫厂、铁木厂等扩大了生产,每个人的生产任务也各有增加,林老虽然年纪大,工作忙,但他总是以身作则,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在他的带动下,我们全体工作人员把业余时间都尽量用在生产上,女同志主要是纺线和织毛活上交土产公司,折合成交公粮的任务。我一有空就开动纺车,吱吱嗡嗡地纺了起来,还自制了个捻线陀螺,会前会后抓紧捻线,真是分秒必争。我还学会了织蜂窝毛衣,这样针织出来的毛衣,既厚实,又美观。一年下来,我们不但超额完成了上交公粮的任务,而且得到土产公司发给我们一人一套毛衣毛裤的奖励(给原料,自纺自织),甭提有多高兴啦!

1944年新年,林老又作出了个人生产节约计划,登在秘书处壁报的头条显著位置,主要内容是:用复工合作方式完成二石细粮交粮食局,收集废纸交建设厅,戒绝吸外来纸烟,只抽本地产的烟叶,当年的衣、被、毛巾、肥皂一概不要公家供给……还写了一首诗,诗曰:“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巴菰一亩公粮缴,萝卜三分私费赡。施肥锄草自动手,整理如新不花钱。发动男耕和女织,广辟草荒增良田。边区子弟多精壮,变工扎工唐将班(群众的劳动互助组织)。”这篇壁报稿传抄到了毛主席手中,这一年的1月19日他在给林老的信中赞扬“个人计划能实行,将有好的影响”。此时的边区,包括延安在内,机关、部队、学校团体的人员丰衣足食了;广大的农村中,出现了不少“耕三余一”或“余二”的农户(即种三年地,可储存一年或二年的余粮),劳动英雄、生产模范也涌现了很多。为了进一步推动生产的发展,进一步改善群众生活,更好地支援抗日战争,林老率先垂范,带领边区人民坚持不懈地奋斗着。

我最爱听林老作报告。他常常以亲身经历,生动具体,深入浅出地阐明问题。因为他参加过这各个革命时期的斗争。早年他追随孙中山,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五四运动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陈独秀、李大钊介绍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是北伐军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土地革命时期他任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他担任总供给部部长,抗日战争中,他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一直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七大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是中共参加国民党主持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一。他经验非常丰富,知识十分广博,讲起来如数家珍,不用稿子。有一年三八妇女节,边区机关女干部开会庆祝,请林老作报告,他着重讲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历来与爱国运动分不开,概述了各个革命阶段涌现的妇女爱国志士的业绩。在讲到他和秋瑾曾共同参加反清救国活动时,他用苍劲的嗓音唱起了秋瑾所作《女权歌》:“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处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侯,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林老说这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流行歌曲之一,武昌起义后,女权运动者都爱唱这支歌。

林老讲起长征中的事,也引人入胜。他说,长征中过雪山草地最艰苦,雪山地区行军31天,行程2700里,草地地区行军七天七夜,行程600里。过草地途中,刚走到快一半时,遇到一条河,叫后河,河宽10丈、深3尺,红一方面军的队伍齐集岸边,等待部署渡河。蔡畅戎装麻鞋,腰佩手枪,坐在等待渡河的队伍中。有位战士喊:“欢迎蔡大姐唱《马赛曲》!”毛泽东、彭德怀等同志也站起来拍手欢迎,蔡大姐立起身来,爽快地放声唱着,唱得非常激昂奋发,使大家忘了疲劳。歌声乍止,队伍中一位文学家成仿吾向大家讲道:“《马赛曲》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为反对外国武装干涉,马赛地区的志愿军向巴黎进军中唱的歌。我们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要学习法国人民的革命精神,不怕牺牲,奋斗到底……”成仿吾是留学日本、德国的大知识分子,他知道有些听过蔡大姐唱《马赛曲》的工农同志误解为是赛马时唱的歌曲,所以抓紧这个机会给大家上大课。

林老博古通今,对延安的掌故也清楚。在庆祝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五周年大会上,他严厉驳斥张国焘(叛变前是边区政府副主席)污蔑延安“像个鸡爪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无耻谰言。他说,延安是有名的高原古城。相传,在延安城东的清凉山上,古时有一位尸毗王在那里修道。有一年,陕北遇大旱,田禾焦枯,颗粒无收,连飞鸟也找不到食物。有一天尸毗王站在窑洞前抬头看见天空出现两只飞鸟,一只凶猛的山鹰正在追捕一只白鸽,眼看白鸽就要被山鹰抓住,尸毗王既不忍心让鸽子被山鹰吃掉,又不忍心让山鹰饿死,就从自己胳膊上割下一块肉喂了山鹰。他捂着流血的胳膊到山泉边去洗濯,伤口一洗立即止住了血,结了痂。回头一看,那山鹰和鸽子化为了雷电,顿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解除了旱情。为了纪念尸毗王舍己救人、造福人民的功德,人们把山后的小镇取名肤施,把他洗濯的延河称为圣水。肤施历来是边防要塞,汉代名将李广、唐代名将郭子仪、宋代重臣范仲淹都曾镇守过这座古城。延安有不少名胜古迹,历代诗人墨客,如杜甫、沈括等,都曾来此观光览胜,抒发怀古幽情。在离边区政府不远的七里铺,就有范仲淹为纪念杜甫肤施之行题书石刻的“杜甫川”。

林老接着说,国民党统治肤施时,兵燹频仍,苛捐杂税,民不聊生,自从中国共产党中央于1937年1月由保安迁来后,改名延安,延安成为了举世瞩目的革命中心、民主圣地,吸引来了千千万万的进步青年和许多中外名人,使这座古城焕发了青春。它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永远灿烂辉煌!

听了林老饶有趣味、知识性、政治性很强的报告,使我们更加痛恨叛徒张国焘,更加热爱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了。

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到了工作岗位,按毛主席说的,就是进了“无期大学”,做的、见的、听的、经历的,都是知识,都是熏陶,都是教育,都有助于我增长才干、提高觉悟、改造思想。而我参加在职干部学习,特别是整风运动的学习,更促进我理论联系实际,把实际上升到理论,深化认识。

我们边区政府秘书处每逢星期六晚上,是讨论时事的时间,除特殊情况外,基本上坚持不懈。我们不但注视国内形势、抗日战争形势,也注视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特别是苏德战场的形势。我们的理论学习有一段时间是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着重学习最后阐述的几条经验教训。对依靠群众那条中引用的希腊神话中安泰的故事,联系实际,反复强调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像安泰紧紧靠着他的母亲一样,才有无穷的力量,一旦脱离群众,就像安泰离开了他的母亲一样,就会被敌人扼死。这一条学得很深,记得很牢。

1941年5月发表了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话,他论述的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实事求是的定义、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我们都认真学习了,有的句子都背下来了。从这里起步,我们逐渐进入整风学习的阶段。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当时叫罗迈)给我们作整风学习的动员报告。他说:整风是对全党全体干部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党的路线教育的运动。党内历史上曾经产生的军事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左”倾冒险主义,在遵义会议上被纠正了,可是产生“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根源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彻底地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残余影响还继续阻碍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进一步统一,阻碍党的方针路线的贯彻。同时,抗战以来,新党员大量增加,其中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他们有很高的依赖性,愿意接受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但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带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多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入党的,这又使主观主义思想作风在党内获得了滋长的地盘,这种状况使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形成了一种思想矛盾。为了彻底清算“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根源和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李维汉的动员报告,我们分小组反复进行讨论,他又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作了辅导报告,使我们基本上领会了整风的伟大意义、目的和方法。

有一天,秘书处主任王子宜把曾在女大学习过的女干部召集起来,通知说:蔡畅接替王明担任了中共中央妇委书记,王明在领导妇女工作中犯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蔡大姐要找原女大的同学座谈,了解王明在当女大校长时有什么错误言行。王子宜通知完就去了,叫谢老的秘书吴缣继续主持开会。吴缣也是女大同学,她在北京政法大学毕业,在天津当过挂牌律师,边区政府的一些法令条例她都协助谢老参加起草。她年纪比我们大一点,水平也较高,她叫大家发言,我们七嘴八舌,凑了几条,公推吴缣到座谈会上去作重点发言。过了两天,蔡大姐来了,座谈会安排在边区政府交际处会议室,她热情地和每位到会者都握了手。大家坐定以后,她先讲明了来意:王明犯了错误,为了治病救人,帮助他改正,就要摆事实、讲道理,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既弄清是非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也是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团结全党同志,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更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清除王明“左”的和右的影响,是整风的内容之一。女大是毛主席倡议、党中央决定办的,有许多马列主义修养好、党性强的教职员,毛主席出席了开学典礼并讲了话。女大培养了1000多名既有理论武装又有实际工作才干的优秀女干部,成绩是伟大的,也有王明的功劳。但也有人反映他在女大的工作中也有些问题,所以要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吴缣条理分明地作了汇报,其他同志作了补充,我也反映了点情况。汇报内容大体上是:王明个人英雄主义很突出,如他作的女大校歌中的“女大是我们的母亲,女大是我们的太阳”的句子,把女大抬高到了不适当的位置,目的是吹嘘他自己;有的同学当着他的面唱“王明是我们的母亲,王明是我们的太阳”,他很高兴。他把他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列为女大高级班的必修课,还要女大图书馆推荐这本小册子,这也是为了表现他是反“立三路线”的英雄。他不提倡学生到前线去,到工人农民中去做实际的抗日工作和妇女运动,把马列主义与实际结合起来,而是片面鼓励学做卢森堡那样的理论家。他说,卢森堡的理论上有些错误,但不要紧,总是理论家嘛!并鼓励学生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当女议员,说,当议员可神气哩!眼戴玳瑁镜,足蹬高跟皮靴,手拿“士的克”(手杖)……

蔡大姐认真地听完了大家的发言,首先鼓励我们用整风精神辨别是非,然后她谦虚地说,介绍点情况,共同交流。她说,卢森堡是德国工人运动领袖,也是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1919年惨遭德国反动派杀害。列宁高度评价她是国际社会主义永垂不朽的领袖。她著书立说,最先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她写的文章战斗性强,是为革命实践服务的,只是某些观点不够明确,她不是空头理论家,而是为革命英勇奋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家。蔡大姐还介绍了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国际妇运之母”蔡特金、西班牙共产党领袖伊巴露丽,她们有的是知识分子,伊巴露丽是矿工出身,她们都是既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有实际斗争本领的佼佼者,她在苏联见过她们,描绘了她们的风度、神态、气质,说她们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谈到王明写的那本小册子,蔡大姐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脸上显出痛苦的表情,声音变得低沉了。她说,王明搞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四年,使白区、苏区革命损失惨重,牺牲了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他的这个小册子是1930年11月散发的,是他“左”倾路线的总纲领,只照搬共产国际的文件,不问中国实际情况,马列主义理论不与实际结合,危害了革命。毛主席讲,主观主义害死人。毛主席形容空喊理论的人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猪鼻子插葱,自充高明”。王明的错误,值得我们大家吸取教训。

对蔡畅在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作为整风学习的一课进行了讨论,大家觉得深受教育。有的又讲了王明在女大作报告时口若悬河,一连串的马列主义词句,就是不着边际。他说,将来到了共产主义,一天用牛奶洗三次澡等。有的同志检查自己对王明有个人崇拜思想。

在系统学习整风文件、开展整风运动中,我联系自己,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刻检讨了思想上的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工作上的主观主义、粗枝大叶,学习上的教条主义等毛病,在政治觉悟上有一个新的跃进。

在整风运动期间,发生了一桩轰动全边区的事。

1942年8月边区政府召开县长、专员会议,布置征收公粮的工作。会场就在林老窑洞前面一片平地上盖的一间大平房里,是边区政府秘书处的会议室。地势较高,没有避雷设备。正当各县长汇报情况时,突然雷鸣电闪,暴雨骤至,会议室东墙伸出屋顶的一根木柱被闪电劈断了,站在靠东墙汇报工作的延川县县长李彩云立即触电身亡,全身焦黑,不忍目睹,同他挨得较近的几位县长也轻重不同地传了电,幸亏抢救得快,休养一个时期后就康复了。这件事在13万平方公里,150万群众的整个边区不胫而走,反响十分强烈。有的群众说,这是报应。群众为何这样不满呢?经过调查,原来是边区政府下达的征收公粮的任务太重,群众意见很大。有关部门立即将征粮任务由20万担(每担300斤)减到16万担。后来毛主席在边区高干会上所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要求边区的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中取得税收”,要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然后才能向农民要“救国公粮”。遵照毛主席的批示,征粮任务又由16万担减到12万担,并进一步加强了对生产运动的领导,大力表彰了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作为边整风边改进工作作风的一个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42年11月边区召开了有2000多人出席的劳动英雄和生产模范代表会。我参加大会工作,听到代表们反映:政府能接受老百姓的意见,减了公粮负担,又鼓励增加生产,共产党好,民主政府好,真是好!他们在会前会后的空隙时间,还唱起民歌,表达他们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热爱:“高楼万丈从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天上三光日月星,地上五谷万物生,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断了穷根翻了身。为咱们能过好光景,发动了生产大运动,人人努力来生产,丰衣足食当模范。”这支民歌就是从这次会上唱起的,至今还有不少人爱唱它。

到靖边县去办冬学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可是我还能顺溜溜地唱起那支《沙漠之歌》。

“沙漠像黄的海洋,波到无边的远方,蒙古包似起伏的海浪,骆驼在那里荡漾。月光下,有人烧起篝火,悠扬悲壮歌唱:我们要生活,便要战斗,沙漠原是自由幸福家乡。”

这支歌是1945年秋我参加冬学工作团去靖边县的路上学唱的。冬学工作团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组织的,有十来个团,都是从各机关团体学校抽来的干部。当时我在行政学院工作。我们这个团有十多人,其中有鲁迅艺术学院的文艺家,如画家古元等。靖边县在延安的西北方,离延安很远,比较偏僻,与国民党统治的绥远省毗邻,常有顽军挑衅,土匪骚扰,是边区的边防要地。这个工作团只有我一个女干部,因为我身体强壮,所以被分配到更艰苦的地方。

我们背着简单的行李,翻过一架山又是一架山,越过一道沟又是一道沟,羊肠小路上人迹罕见,偶然有赶着毛驴或骡子运盐的。他们边走边挥着鞭子唱《信天游》:“太阳出来红艳艳,咱赶上牲灵去驮盐,政府号召大生产,咱驮盐也是为抗战……”歌声回荡在山间,他们很轻松自在,这迂回曲折的羊肠小道可能就是他们踏出来的。

晚上我们分散住在山上的农户家,发现这里饮水奇缺,老乡们靠夏天接雨水、冬天存冰雪解决用水问题。因此我们婉辞老乡要给我们烧水做饭的热情款待,啃点自带的干粮,喝几口自备的凉水,就佯称困得不行,躺到了炕上,我往往是伴着老婆婆睡。

走了几天山路,越过一座有长城遗址的山头后,豁然开朗,出现一片沙漠地带,风沙扑面而来,寒气袭人。同行的一位同志说:我们到塞外啰!大家脱掉鞋袜,光着脚踩进沙里,费力地拔出来,真是举步维艰。忽然传来了“叮叮当当”的驼铃声,原来是去三边运货的骆驼队经过这里,反穿羊皮背心的骆驼队队长大约是看到了我们的狼狈相,很友善地给我们打招呼,让我们骑上骆驼,他说,这趟是空脚,捎上人没问题。当知道我们是从延安来的冬学工作团时,他笑着说:“你们都是文化人呀!吃这些苦不容易哟!”他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扶上驼背,行李挂好,自己和同伴却在沙地上步行,为的是怕我们不习惯,从驼背上摔下来,他们好随时救援。我们坐在骆驼的两峰之间,很平稳,“沙漠之舟”真驯服。我们请他们放心,他们才上了驼背,鲁艺的同志带头唱起了《沙漠之歌》,他们随唱随教,骆驼队的同志和我很快就学会了。歌声伴着驼铃声飘逸在空旷的沙原上,颇有诗情画意,大家都笑逐颜开了。

黄昏时,我们到达靖边县张家畔镇,骆驼队进入客栈歇息,我们去县政府报到。我们向骆驼队长再三道谢,他说:“革命路上一家人,不必客气,咱也是公家人嘛!”原来他是土产公司运输队的,还巧妙地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到边区外进过货呢!

县政府教育局分配我留在镇上办冬学,其他同志都分配到离镇很远的乡村去了,为照顾我是女性,所以留在镇上,相对来说,条件好一些。就住在中央张家畔区委会一间石箍的窑洞里,在区委食堂吃饭。区委宣传部长给我介绍了情况,和我共同草拟了冬学计划,决定办一所妇女冬学。除动员镇上的妇女入学外,镇的附近隔一片沙漠有两个村子,那里的冬学工作也归我负责。没有校舍,要采取送课上门的方式。

我入户访问了几个妇女积极分子,通过她们分片儿召开了妇女会,说明上冬学的好处、方法,让她们发表意见,然后按居住地点编成几个组,确定每组上课到哪一家的炕上。我提着块黑板,挎着装有粉笔的包包,上午到这一组教,下午到那一组教,镇外两个村子也是一样的轮着去教。妇女的学习情绪很高,婆姨们有机会聚在一起也长见识。看着妇女参加冬学后不但识了字,又不耽搁家务,还能主动搞好邻里、夫妻、婆媳关系,以前有人怕婆姨出来“疯”了,要闹离婚的顾虑烟消云散了,群众都支持妇女上冬学。区委书记高兴地为冬学起了个校名,叫“张家畔妇女轮校”,他透露出想让这个学校常年化。

教学内容按规定有文化、政治、卫生知识,以文化为主,寓政治、卫生于文化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耳闻目睹,我了解到这里的妇婴卫生方面问题十分严重,一般卫生也差。原因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文化落后、迷信、相信巫婆和不讲卫生的习惯以及国民党的封锁造成缺医少药,边区自己培养的卫生人才和制造的药品远远供不应求,宣传教育也没有跟上。譬如,妇女认为来月经是丑事,用最脏的布垫子,不敢洗涤晾晒;生孩子时请接生的老娘婆,指甲又黑又长,有的还是巫婆;给孩子断脐带用的是破瓦片或破瓷片,甚至用牙齿咬断脐带,婴儿得“四六风”(即破伤风)死亡的很多,有的妇女生了七八胎都未成活;产妇难产时,老娘婆用脏手或铁夹、铁钗伸进产妇的产道里往外拉胎儿,拉不出来就割碎,造成产妇、孩子都死亡的惨剧;产妇生孩子要在炕上或炕底下跪着生,有的要到牲口棚里去生;产后炕上铺些沙土或灶灰,让产妇坐三天三夜,说睡下了要“血迷”,为了怕产妇太困躺下去,甚至把她的头发扎着吊起来;产妇生孩子三天内只给喝稀米汤,三天后也只吃些捞饭、酸菜之类,说吃了鸡、肉、蛋等东西会肚子疼。在一般卫生方面,如人畜同窑、虱子成堆等。我因在几家炕上轮流教课,衣服上头发里也有了虱子、虱卵。区委、区政府的干部因经常下基层,住老乡家,几乎都生了虱子。除也除不尽,除了又长。大家笑着说这是“革命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向区委领导汇报了情况,建议集中搞一次卫生知识宣传,区委十分同意。我在这一段时间讲课时侧重讲妇婴卫生知识,戍边部队的医务部门派出医生短期训练了老娘婆,给了红汞、药棉,并用新法示范接生;区委、区政府的干部亲自带领居民清扫住地和周围环境,人畜分窑,面貌一新。区里趁热打铁,成立了有政府代表、部队代表、群众代表参加的卫生委员会,使卫生工作经常化。群众皆大欢喜,他们渴望的“人财两旺”有了保障。

张家畔的中老年妇女中,有的在土地革命时期接受过革命影响,刘志丹在横山闹革命时,这里的青年也有参加红军的,红军家属都是积极分子。我和她们打成一片后,她们什么话都跟我讲,她们讲到刘志丹领导劳苦大众闹翻身、求解放的斗争,有的妇女就唱起了当时流行的“信天游”:

山丹丹开花背洼洼红,我的哥哥当了红军。羊肚肚手巾三道道蓝,我的哥哥跟的是刘志丹。

山丹丹开花红满了天,穷人跟上咱们的刘志丹。红旗一展换新天,红军的势力大无边。

芦花公鸡当院站,共产党日后坐江山,哥哥当兵我支前,革命成功大团圆。

这里的中老年妇女爱唱歌,青年妇女更爱唱歌,大家一合计,组织了一个妇女秧歌队,准备参加春节期间的全县秧歌大会演。她们推我扮演了象征工农掌权,手握镰刀、锤子的角色。我在延安参加过扭秧歌,对此并不生疏,还能辅导一下。会演那一天,朔风凛冽,阳光明媚,广场上一队队秧歌队接连起来,围成大圈,随着咚锵咚锵咚咚锵的锣鼓声,起劲地舞着。张家畔的“婆姨秧歌队”特别令人注目,这是靖边县从未有过的创举,许多区、乡干部都表示回去后也要组织婆姨们扭秧歌,参加下届的会演。

冬学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了,县里的领导要我们多留几个月,加把劲培养“小先生”当接替我们的人,使冬学变成常年的业余文化学校。张家畔妇女轮校的积极分子已经成批出现,区委决定从中选拔一名女青年来办校,叫我带她一个时期。我非常高兴,我对妇女轮校的学员有了深厚的感情,正舍不得丢下她们呢!有专人接替,使学校能巩固发展下去,多么好呀!

在我们的工作行将结束前,县里文化干部下来向群众征求了对每个冬学工作者的意见,群众对我们很爱护,都给了好的评价。在县里评选模范时,张家畔妇女轮校被评为“先进冬学”。给我评了个“特等模范”,发了奖状、奖品。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也表扬了我们,延安《解放日报》也发表了我介绍办张家畔妇女轮校的文章。

我的青春在革命圣地,在革命圣地的青春岁月,青春的花朵,满山遍野,太多太多,永远不会败落,永远在怒放,映天红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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