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绍祖
十年前——1985年4月7日，我妈妈还差三个月就要满83岁时，突然去世了。这天正好是星期日，早上起床后，她说昨晚胃疼，吃了许多颠茄片也没有用，还感到胸闷。她1958年发现患有冠心病，由于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非常劳累，我马上就想到可能是她的心脏出了毛病。我立即打电话请我当时所在的国防科工委的医生来诊治，并通知妈妈的合同医院——北京医院急诊查病情。正巧那天上午10时，我要陪同国家主席李先念同志会见来访的意大利国防部长斯帕多里尼，还未等医生到，就把妈妈托付给我的爱人曾晓前，匆匆赶到人民大会堂去了。11点多赶回家里，见到两个单位的医生都来了，得知妈妈患的是大面积心肌梗死。由于中午我还要陪同我国国防部长张爱萍同志宴请意大利国防部长，即由我爱人陪送妈妈去住院。下午1点多我回到家，医院来电话要我立即去。当我下午两点赶到医院时，妈妈已不能自主地心跳和呼吸了。据我爱人讲，中午12点多妈妈入院时，病房搞错了，上了病床后又换住另一个病房。安顿下来后，妈妈精神尚好，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安详地与我爱人说话。她估计一下子回不了家，要我爱人没事了就早一些回去，别忘了交房租、水电费，明天把她的制服外衣带来，她还要从医院去参加本次政协全体会议闭幕式。同时妈妈还谈到，4月8日是我46岁生日，可能过不成了，只好以后再说吧。1点多钟，医生正在给她量血压，突然发现血压急速下降，接着妈妈昏死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按照妈妈生前的意愿，遗体交有关部门解剖研究。后来医生告诉我们，妈妈致死的原因是心脏爆裂。在20世纪50年代，妈妈就对我讲过，人要死的话，最好一下就死，不要久拖，否则自己痛苦，也给组织上带来许多麻烦。妈妈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可以说她50多年的革命历程，都是视死如归。在我妈妈去世的同时，杨尚昆同志的夫人李伯钊同志也在医院中因患心脏病被抢救，在我妈妈去世几日后也去世了。按我妈妈的观点，妈比伯钊阿姨算是幸运了。我心里明白，人总是要死的。妈妈在那样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上活到83岁，也算是高寿了。但她走得那么突然，妈妈和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我心里不免也是十分难过和悲痛的。
我的妈妈是革命的妈妈。从大革命到新中国，每一个革命历史时期，她都是积极参加、忘我战斗的。如果没有像她这样千千万万的革命先驱英勇奋斗、流血牺牲，中国革命如何才能胜利。我妈妈步入中年以后，基本上是做机关工作，成天就是抄抄写写、收收发发，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如果没有像她这样无数个安于平凡、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革命也不能成功。我妈妈出生在一个破落官僚家庭，外祖母尹翔凤可能是个受新思想影响的女子，不仅女红、字画水平高，而且亲自办新学、放小脚，也给妈妈放了脚。在外祖母影响下，妈妈先在南京上中学，又在上海上大学，从1920年开始就投入了“学潮”，1923年被选入南京市学联。在人生的旅途上，她放弃了做遗少的生活，而选择了一条解放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充满风险的道路。
1926年至1927年，她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暴动，特别是在第三次暴动中，她作为工人纠察队的一个分队长战斗在第一线，与另一名男同志孟超到上海天通庵车店附近，撬了一段铁轨，破坏了信号扬旗，阻止了军阀部队从铁路进入上海。“三暴”胜利后，她被选为上海市临时政府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她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在嘉兴农村躲避追捕，后在组织的安排下，她和原来的丈夫坐在轮船的舱底，去了当时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苏联，后又被派到远东海参崴煤矿工作。当祖国需要一批干部回国抗日时，她毅然放下了在苏联生下的两个女儿，同原来的丈夫一起回国做地下工作，在上海宋庆龄创办的国民御侮自救会任党团书记。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取名伊斯克拉，俄文意为“火花”，一个取名为卡拉，是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后面加一个代表女性的“A”，后来也给我取了一个俄文名字叫沃瓦，是列宁的小名，寄托了她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和对美好前景的憧憬。回国后不久，地下组织被破坏，她被捕入狱。在狱中妈妈患了肺病，大口吐血，同时积极参加狱中党组织领导的各种斗争。西安事变后，她和赵世炎同志的夫人夏之栩、陈赓同志的夫人王根英，经党中央派来的周恩来、叶剑英同志认领，首先出狱后，便立即投入营救工作，使仍在押的难友（包括陶铸、钱瑛、肖桂昌等一大批人）分批出狱，那时她已是骨瘦如柴了。
后来，她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完全是在敌人严密包围和监视下生活。1939年生了我以后，由于组织上照顾，妈妈带着我撤回延安，生活更是极其艰苦。再加上我弟弟夭折，妹妹胎死腹中，给妈妈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造成极大损害，致使妈妈1942年肺病复发，住进延安中央医院，卧病15个月之久，其间曾数次病危，棺材和寿衣都准备好了。幸而毛主席给了一种药，名叫“肌乖布拉托”（这是我听妈妈讲的音，不知是什么药），妈妈才奇迹般的病愈出院。棺材给别的同志用了，寿衣直到上中学时我还穿着。这场病使妈妈没有能参加延安整风，成为终身遗憾。出院后，她仍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任建设厅合作局局长，并任边区妇联副主任。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她以边区妇联的名义发表文告，号召边区妇女行动起来，反对内战，保卫延安。那时我正随延安保小行军。我父亲伍云甫在上海作为中共代表团方面的工作人员与国民党反动当局斗争。我妈妈真可谓“夫离子散”，孤身一人随军转战陕北，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和支前工作。1948年春到石家庄，任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工业合作组组长，总算是与在西柏坡党中央机关工作并兼任解总秘书长的父亲会合了。同年秋又调至北平工作组，准备接管北平的工作。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她任内五区区委书记，不久又调到内务部（后改成民政部）做优抚、救灾和社会福利工作，一直到去世。我妈妈从18岁投入反抗旧中国的社会活动，21岁投入党领导的革命运动，2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革命胜利时已经是47岁了，然后在新中国的灿烂阳光下生活了36年。作为一名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她一直怀着满腔热情，孜孜追求美好的未来，身体力行地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去。她不谙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黑暗腐败，缺乏建设新生活的知识和本领，个人的政治生活也多有坎坷，但她仍然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矍铄地工作，生活从不消极。我妈妈为革命吃尽了苦头，但她的人生升华到了高层。她中学的一位同窗好友，叫罗玉君，在我妈妈投身革命时，到法国留学去了，后来与一位中国留法学生李珩结为夫妇。两人感情笃深，事业有成。罗是翻译家，曾送我妈一本她翻译的法国小说《城与年》，李是天文学家，解放后受到党和政府的重用。他们住在上海的一座花园洋楼内，六七十年代，每次我到上海，都要受妈妈之托去看望他们。罗玉君作为一名文人学士，心情是复杂的。她对我说过，她的生活是十分优裕的，在法国那才是“真正人的生活”，同时对我妈妈又十分崇敬和羡慕，尽管我妈妈过的是“非人的生活”——建国前是食不果腹，建国后也是节衣缩食，居住条件也差，一生中除了大革命失败后逃亡到苏联外，从未出过国。但罗玉君感到自己的成就感不如我妈妈，幸福感也不如我妈妈。恐怕这里的差别就在于一个人的一生与人民解放事业的结合程度。罗玉君这两口子的生活应当说是幸福的，而我妈妈却更加幸福，而且是在更高层次讲的。这涉及人生观——人为什么活着，怎么活着才有意义——这样一个古老的命题上了。
我的妈妈是高尚的妈妈。她的高尚之处在于，她把个人的利益完全融进了民族的、国家的、党的、革命的、阶级的、人民的利益当中去了。在需要她做出牺牲的时候，为了大局，为了整体利益，她义无反顾地放弃个人利益，体现出一个革命者的觉悟、道德和情操。前面讲过，当她选择人生道路时，她选择了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当时许多共产党员自首、脱党，她选择了继续革命，在艰难的条件下逃亡到苏联；当中国革命需要的时候，她舍下了亲爱的女儿冒死回国。1933年5月20日，她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在敌人进房以前，机警地处理了党内文件，并发出警号，通知其他同志转移。被捕后，她原来的丈夫变节，声明不再干共产党，而我妈妈宁愿脱离夫妻关系也不自首，在法庭上大义凛然，未吐任何口供，毅然进入牢房。这是她个人生活的悲剧，却凸显了她的高风亮节。我们全家在这个问题上都非常理解妈妈的痛苦，崇敬她的人品，小心谨慎地从不触动她的痛处。
1948年夏天，我们家终于团圆了，此后我军在解放战争中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在这一年末，开始了平津战役，在这之前，我妈妈受命在彭真同志领导下参加接收北平的工作。临走的时候，我爸爸在西柏坡，妈妈在石家庄。我跟着其他同志的汽车去石家庄送妈妈上前方。那天晚上，妈妈紧紧地抱着我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英姿飒爽地走了。作为一个革命家庭，多少次悲欢离合，多少次生死离别，都体现了一种“从容就义，慷慨赴死”的精神，这对我影响极大。进入新中国的时候，她的心情是兴奋、喜悦、充实、满足的，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各方面的准备是不足的，在工作中和政治运动中经常受到批评甚至批判。现在看来，对她的许多指责是不正确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反映了我们党内生活的某些不正常、不健康的方面，但她都能从党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大局出发，忍辱负重，正确地对待，仍然坚守革命到底的信念。“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全家（包括我爱人〔曾三的女儿〕、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找回来的二姐伍绍云〔卡拉〕、我这个全国学联主席）都受到冲击。1969年春夏之交，除了我爸爸瘫痪在家外，都要下各自单位的干校。分别时，我们都没有哭，就像各自走上战场一样，去接受新的战斗考验，创造人生新的历程。对此许多人都不理解，而我们却好像已经习惯了。“文化大革命”对我妈妈的打击最大了，“三反分子”、“走资派”、“叛徒”、“苏修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因为有人揭发她骂江青），每一顶帽子都伴随着一段时间的残酷斗争。她被打骂、批斗、戴高帽、游街、住牛棚、劳动惩罚，但她还是坚强地活着，巧妙地斗争着，甚至运用在国民党监狱的经验，说服看押她的同志，在给她送饭和用品时夹带字条，传递信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前几年，她经常不能回家，但只要一有机会回来，全家就开“紧急战斗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我们的原则是，坚信党和群众，对革命绝不动摇；坚持实事求是，对人对己都不胡说。我父亲尽管重病在身，右半身瘫痪了，仍被抄家十多次，专案组还时不时地到家里来批斗，因为他当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成千上万的抗日青年就是通过那里进入延安的，所以不顾他身体不好，每天都安排好多人来找他外调，致使他1969年7月仅65岁时就走了。当爸爸患脑溢血病危时，我们全家都分别在各自的干校，待我们冲破重重阻力赶回来时（包括我直接打电话给驻内务部军代表，要求让在湖北沙市劳改的妈妈回来，军代表万海峰同志批准了这一请求），他已全身瘫痪，讲不出话来了。我们想尽办法救治父亲，包括我们极不情愿地写信给曾与父亲一起工作的汪东兴同志，但是仍然没有能够挽救父亲那不算老的生命。
1969年7月25日上午9点多，我和妈妈及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最亲爱的亲人——我们认为是最忠诚、最无私、最英勇、最高尚的共产党员死去。当时我们都表现得非常镇静，就像目送一位战友出征一样。回到家里，我翻到了爸爸犯病前三天用左手写的两页纸，“我相信党和群众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自己心中无鬼，自己心中有底，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许多烈士已英勇牺牲了，自己是幸存者”，“比一比过去，比一比劳动人民”，“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字是用红笔写的，按中国的习俗，这就是“绝命书”，是一篇表明自己心迹、表明自己境界的遗嘱。看了这份东西，我禁不住号啕大哭了，妈妈也大哭起来。这是在家里，是我们在与社会风浪的搏击中深深的港湾，因此我们都放声地哭了起来。不久后董必武同志的夫人何莲芝妈妈来看望妈妈，我妈妈悲怆地说了一句：“云甫真是生不逢时，死不逢神啊！”我真担心妈妈会像失去弟弟那样哭疯了，但她挺住了，很快恢复了常态。办完丧事后，我们全家人又准备各奔各自的干校。在临行前，妈妈清理了她和父亲一生的积蓄，一共有2万多元。按照爸爸生前的嘱咐，他遗留的钱全部交党费。根据父亲工资收入的比例，算在爸爸名下应当是一万五千元左右，为了凑一个整数，妈妈就交了2万元。
那时，妈妈还属于专政对象，一个月发20元生活费，家里除了一台北京牌14英寸黑白电视机外，没有其他奢侈物品。我完全理解妈妈的心思，她用此证明我们是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为钱的，共产党里还有好人；表明她对党的信心，对自己的信心。那时爸爸、妈妈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是500多元。2万元，在当时来讲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它是靠妈妈省吃俭用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我们家生活艰苦朴素，我们也养成了不乱花钱的习惯。我那时一直过着集体生活，虽然是全国学联主席，一个月才46元收入，但是我仍能省出二三十元交给妈妈。1978年6月，我从上海赴江阴途中因车祸负重伤，我妈妈当时正准备去陕西出差，有人劝她到上海看看我，而她说，他受伤有医生诊治，我去了也没有什么用。这就是一个高尚妈妈的情怀，在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发生矛盾时所做的很自然的选择。20世纪50年代初每次定行政级别时，与我父亲一样，她主动地要求降低一级。她长期做优抚和救灾工作，所以她经常是在我国最贫困的地方和最普通的群众中活动。最近，我偶然遇见我并不认识的、妈妈在内务部当司长时农村救济司的秘书陈友三老同志。他满怀真情地对我说：“你妈妈是个好人哪！那时你爸爸从西城开会回去，想用他坐的小汽车带她走，都被拒绝了。1957年有一次我陪她到江西出差，要到井冈山工作（那时还没有开发成旅游区，只是一个贫困的革命老根据地），省委要派汽车送她去，她不坐，一定要自己买票坐长途公共汽车上山。她知道山上生活条件差，为了不增加当地政府的负担，自己带着干粮就去了。”我猜陈老也有七八十岁了，他对我讲时眼睛含着泪花。我完全相信他的话，因为我小时候所受到的教育，也是轻易不坐他们的工作用车的。有一次我上火车站，爸爸也要乘火车赴外地，但我们却是分别走的，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也许太过分了，但我们确是很认真、很执著这样做的。从这些小事上反映了妈妈及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情操的高尚。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妈妈真是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她身体很不好，多种疾病缠身，有病痛就自己忍着，把它顶过去。在新中国成立后，她只住过三次医院：一次是在生煤炉取暖的家中与我一起煤气中毒，住院三天；一次是阑尾炎开刀，住院五天；最后一次是住院两小时，在医院去世。这和一些革命意志衰退者，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我的妈妈是亲爱的妈妈。我们的家庭是革命的家庭，大家都忙于自己的革命工作，经常是天各一方。在我父母的孙子辈结婚的时候，我和爱人为了向他们进行家庭传统教育，曾总结了我们家庭的特点：民主、平等、团结、和谐、亲密、温暖、朴素、正派、真诚、坦白、高尚、美好。总之是非常幸福、美满。我们都是无产阶级，也从不想追求豪华的生活，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非常充实的。我妈妈是一位极具母性的人，对子女十分疼爱。在延安时，我弟弟伍绍宗患百日咳，由于当时条件艰苦，不治而亡，妈妈哭疯了三天，连叶剑英同志都来信安慰。对我这个唯一在她身边长大的孩子，更是倾注了深深的爱，又把这种爱延伸到我的儿子。就在她犯病前的当晚，还帮我儿子洗了一双袜子，这件事已成了我儿子永恒的回忆。父母对我的亲昵，可能是当时条件下很少见，以致有许多人都批评妈妈对我太溺爱了。然而，妈妈把亲情与大义是分得极清楚的，“狠心”把我放到艰险的环境中去锻炼就是明证。从我开始懂事起，她就教育我怎么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要热爱党，热爱领袖，热爱人民。她在我五岁时就送我上学，让我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有意义的活动。如在大生产运动中帮助纺线、捻线，开荒时敲土坷垃，在针对蒋介石打内战阴谋的备战活动中，让我模拟伤员，在我身上练习包扎等等。
当王震同志率领的南下支队1946年9月北返延安时，妈妈又积极支持我去慰问八路军。我的名字第一次上报纸，就是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我写的一封慰问信。1946年内战气氛已经很浓了，爸爸在北平、上海等地跟随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同志与国民党周旋。妈妈没有像别的母亲那样把孩子从学校接回来，反而把我从每天可以走读的延安第一完小送到离延安100多里的安塞白家坪延安第一保育院小学住校。因为我从小就听《黄河大合唱》中的歌词“黄河在咆哮”，对黄河非常向往，误认为黄河在“保小”，所以就高高兴兴地去了。去了以后才发现对歌词理解错了，不过保小对我来讲确实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1946年末我在这里加入了儿童团。从1947年3月开始，历时两年，我随保小行军两千里，最后到达北京。在我们开始行军前，我妈妈也撤离了延安，到达安塞真武洞，那里离白家坪只有几里路。她工作忙，派勤务员朱德奎叔叔（建国初期他当过毛主席的汽车驾驶员）把我叫去，与她住了一晚。第二天回学校时，她给我一双她通宵为我织的毛袜，送我上路。现在想起来，真有些悲壮的味道。进北京后，有一次她对我说，那时她想起了《在太行山上》的歌词：“母亲送儿打东洋……”敌人占领延安后，学校的行军队伍继续向北走，有时还遭敌机轰炸、扫射。我们小小年纪真是又累又饿，衣履不整。突然有一天，她又派朱德奎给我送来了一双鞋、一干粮口袋的炒黑豆和三个子弹头。朱说妈妈要我和同学们一起吃那些黑豆，并说那三个弹头是国民党飞机扫射了妈妈住的房子后，妈妈从土里挖出来的，一个叫穿甲弹，一个叫爆炸弹，一个叫燃烧弹。我和同学们看着这些从天上飞下来的不祥之物，简直新奇得不得了，真可惜没有能带到北京来。这两年的行军奠定我一生人生观、世界观的基础，使我感受到什么是祖国、人民、阶级，什么是党、队（少年队，相当现在的青年团）、团（儿童团，相当现在的少先队），什么是集体温暖，什么是同志情谊。
1948年春，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有利于我方，父亲调到党中央机关工作，听说保小学生在河北武安县阳邑镇，就来看我。我们撤离延安前一年，他到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就再没有见面，我都记不得爸爸的样子了。我觉得他比在延安时胖了许多，精神焕发。那时学校被一派胜利、欢乐的气氛笼罩着，上课也正常了，还参加了当地的后来被批判为过“左”的土改活动。这时学校要我们给家长写信，爸爸见过了，我就给妈妈写，第一句就是：“妈妈同志：儿一切都好，请放心……”1948年初夏，学校又行军到河北井陉的孙庄，爸爸、妈妈同时来看我，又把我接到了他们的驻地西柏坡——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住了几个月。革命要胜利了，我们家又一次团圆了，那种高兴劲儿呀，那种幸福劲儿呀，真是甭提了！妈妈什么都要为我着想，有时连我都感到有些过分了。比如有一次在延安新市场，她带着我向一位农民买木瓜（陕北山里的一种树生野果，里面有许多籽，每粒直径约有一厘米大，味道很清香），买完以后她要那位农民多给一个，木瓜她一个都没有吃，全部留给了我。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她出狱后分配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父亲是处长，林伯渠同志是党代表，妈妈任林老的秘书，因此我们家与林老一家关系一直很密切。
20世纪50年代中期，林老年事已高，暑期到北戴河休养，有时把我也带去，有一天下着大雨，林老处的工作人员通知我，妈妈从北京给我带来一包东西，要我赶快去距离较远的管理部门去取，我冒着大雨跑去了，原来是两根煮熟的老玉米棒。当时我心里非常不高兴，后来才悟出了，这就是一位做母亲的伟大的慈爱的心，我非常感动，深深地把这件事铭记在心。妈妈给我感受是，她就是温暖，她就是舒适，她就是欢乐，她就是安全，她就是真理，她就是一切疑难的答案。爸爸和妈妈之间的关系也是极好的，他们在西安事变捉蒋的临潼骊山开始谈恋爱，1938年5月4日在西安结婚，彼此爱慕，彼此尊重，彼此关心，彼此鼓励，在我所见的夫妻关系中，实为少见，我的中文小名就叫骊儿。建国前后，由于工作关系，他们经常分别，但是书信不断，就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也要想办法互通信息。这种传统，一直传到我和我爱人。胡宗南进犯延安时，我父亲正在上海，妈妈身上除了一支笔、一个本和一支手枪外，什么都丢掉了，随身带着的一个小包，装的除了少量衣物就是父亲从1930年开始记的日记和我们家在西安和延安照的照片，这些东西一直带到北京，成了非常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我妈妈对周围的同志和广大群众也充满了爱，她经常接济一些生活困难的同志和她下乡救灾时遇到的贫苦农民。“文化大革命”时，一些同志说她“用金钱收买人心”。但她在十年动乱之后，还是以她博爱的胸怀，原谅了那些当时不能坚持正义的同志。我从与妈妈相处中，逐渐对人们常说的“爱”，有了一种理解。爱是一种依恋的感觉，是一种奉献的精神，是一种负责的态度，是一种欢愉的感受，爱是个人的情感，又是群体的反映。爱是表现为精神的，但又是基于物质的，世界上确实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总是与一种利益、一种事业联在一起的。爱是有层次的，有高低、文野之分，我们应该努力把这种人类的美好心理向更高尚、更文明的方向发展。
妈妈的为人受到了党内同志的尊重。1985年4月19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我们尽量缩小通知的范围，劝阻一些年高体弱的老同志不要来，但还是来了近千人。胡耀邦同志在妈妈去世后的第三天得知消息，次日他就要出国访问，专门给我写了一句话：“我对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了一生的熊天荆同志谨致深切的哀悼！”让胡启立同志转交给我，杨尚昆同志自己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夫人李伯钊同志刚刚去世，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在4月18日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称：“你父母都是我的亲密战友，他们一生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愧是坚强的共产党员和坚贞战士。天荆同志堪称女中强人。值此遗体告别之际，因为精神不好，不能亲睹遗容，表达作一个战友的哀思，深为内疚。特着绍京（尚昆同志的大儿子）代表我们向全家、向你、晓前表示慰问，望节哀保生。”特别令我感动的是邓颖超同志，我们从小就叫她邓妈妈，她那时已是81岁高龄了。在妈妈遗体告别前，我专门打电话给她的秘书赵炜同志，千万不要让邓妈妈来，但邓妈妈还是来了。她带来了从西华厅住地摘来的一大束盛开的粉红色海棠花，庄重地放在我妈妈的遗体上，久久伫立，凝望着我妈妈的遗容。
之后，她在休息室对我年龄相当的叔叔、婶婶，对我姐姐、姐夫，对我和我爱人以及我们的孩子讲：“我们要继承天荆同志的遗志，向天荆同志好好学习。天荆同志的历史应该作为你们永生难忘、最亲切的教材。你们要像天荆同志一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她老人家。”类似的话，在1992年10月，我和爱人及孩子去看望卧病的邓妈妈时，她又说起过。她说：“你们（包括我爱人）的父母都是我党内的优秀同志，他们不为名，不为利，默默无闻地长期在党的机关工作，这种精神很值得后人学习，他们的品德很值得宣扬。”邓妈妈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妻子，且不论他们对革命的丰功伟绩，他们的人品、他们的家庭也是全党同志学习的楷模。他们对新婚夫妇提倡的八互：互敬、互爱、互帮、互学、互勉、互励、互谅、互让，已经成为共产党员夫妻应当遵守的准则。有幸的是，我们家与他们也有着紧密联系：距今70多年前，妈妈就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70多年前父亲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上海搞地下无线电台的工作；70多年前又跟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在红军总部做通信工作，参加反“围剿”和长征；70年前我妈妈等一批共产党员在周恩来、邓颖超领导下工作，一直到解放战争的基本胜利，党中央搬到北平。我在三四岁时，父亲陪着林彪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母亲重病住院，我独自一人“流浪”在延安杨家岭和王家坪，又是许多革命妈妈关心我、照料我，康克清妈妈曾想收养我做儿子。这样长久的同志之情、患难之交，怎么能不深深地印在老一代的心里，又怎么能不传给我们这些后代。妈妈离开我们20周年了，我们一定像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希望的那样，努力奋斗，把革命的红旗一直扛到最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