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祥熙
从地理位置上看，山西省地处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东翼，位于太行山之西，黄河以东。山西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
从历史上看，西周初期，山西属于唐国的封地。后因唐国临于晋水，改国号为晋。所以山西的简称为“晋”。春秋末年，晋国发生了“三家分晋”，赵、魏、韩三家把晋国一分为三，因此山西又被称为“三晋”或“三晋大地”。
山西的总面积为156579平方千米，总人口为3427.36万人（2009年）。现辖11个地级市（太原、大同、朔州、阳泉、长治、忻州、吕梁、晋中、临汾、运城、晋城），119个县市区（85个县，11个县级市，23个市辖区）。2008年全省GDP实现6938.73亿元，按预计人口数计算，人均GDP可达20300元。省会太原市，总面积6988平方千米，总人口355.18万人（2009年）。全市GDP实现1545.24亿元人民币（2009年，占山西省GDP的21.7%）；人均GDP超过44319元。
山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孕育了无数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在各个历史时期，曾涌现出众多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最著名的有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晋文公重耳，有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唐代杰出的政治家武则天，有白袍将军薛仁贵，有中国的“武圣”、三国时期名将关羽、张辽，有唐朝名相狄仁杰、裴度，有抗击匈奴而名垂青史的汉朝名将卫青、霍去病，有创立“制图六体”的西晋地图学家裴秀，有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王勃、王之涣、王维、王昌龄，有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政治改革家柳宗元，有宋朝著名政治家司马光，有金朝文学家、诗人元好问，有元曲四大家中的三位著名戏曲家关汉卿、白朴、郑光祖，有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文学家、医学家、书画家傅山，被嘉靖帝誉为“天下直臣”的高金，清末维新派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
山西还出现过一些显赫的大家族。比如太原的王氏，号称“天下王氏出太原”，像王勃、王之涣、王昌龄、王维这样名垂千古的大诗人，都出身于这个大家族。比如闻喜的裴氏家族，仅宰相和大将军就各出了59位，被列入正史的有600余人，扬名天下者不下千余人。天下所有裴姓都出在这个家族，所以有“天下无二裴”之说。
山西的亮点很多，如果要细说的话，恐怕几天几夜也讲不完。这里从文化的角度，为大家介绍一下山西的魅力。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直根系”
山西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这样讲的主要依据有三。
1.远古的足音
山西古人类遗存极其丰富，仅目前已经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就有300多处，数量位居大陆之首。不仅数量多，而且非常具有代表性。其中，旧石器时代早期，以芮城县西侯渡、（kē）河和南海峪遗址等最为著名。西侯渡遗址距今已有180万年，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一处人类文化遗存，也是已知最早的人类用火的遗迹。说明，早在180万年前，中华民族的始祖就在山西点燃了人类历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第一把火，从此，开启了一个伟大民族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旧石器时代中期，以距今约10万年的丁村遗址最具代表性，被称为“丁村文化”。丁村文化承袭了西侯渡、河文化，是华北旧石器文化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新石器时代，以距今5000～7000年的仰韶文化为代表，此文化在山西分布广、影响大，尤其对中华之“华”字有着特殊的含义。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出土的彩陶中，大量发现有由圆点、直线、几何纹、涡纹组成的黑彩花卉图案，被有的学者认为是中华民族之“华”系的发源，因为在中国古代“华”与“花”字不分，“华”即是“花”，所以这种猜测有一定的道理。
2.文明的传说
晋、陕、豫三省交界之处的黄河中游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山西的南部正好位于这个核心地区，所以晋南素有“中国”之称。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蚩（chī）尤（人文三祖）都曾把山西作为活动的主要地区。据说，运城市的从善村，原名叫蚩尤村，就是传说中黄帝大战蚩尤的“涿（zhuō）鹿之野”。涿鹿之战中，来自黄河中游的黄帝、炎帝两大部族，联合打败了来自东南的蚩尤部族，建立了以黄帝和炎帝为首的联合统治。后来黄帝又吞并了炎帝部族，确立了对中原地带的独尊地位，从而构成了华夏民族的主体。在晋东南地区，至今仍有大量祭祀炎帝（也就是神农氏）的庙宇。高平县的羊头山，传说就是神农氏尝百草的地方。
继黄帝之后，中国史前三大伟人尧、舜、禹，都曾在山西境内建都立业。他们分别定都平阳（今天的临汾市）、蒲坂（今天的永济市）、安邑（今天的夏县）三地。其中，夏县，因4500年前大禹在此建都，封国号为夏而得名（《史记夏本纪》中载“禹封国号为夏”）。大禹又是黄帝的玄孙，承袭华族，国名为“华”，从此“华夏”称中国。夏县可谓是“华夏”的源头，号称“华夏第一都”。古文献中大量出现的关于“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记载，以及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都充分证实和肯定了关于尧舜禹在山西历史传说的真实性。
3.历史的辉煌
商代，山西是商的主要统治区。周代，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在山西境内崛起。有学者认为，依据晋国当时的实力和影响，如果不是因为后来的三家分晋，那么统一中国的是晋国还是秦国，就不好说了。秦、汉、魏、晋时期，山西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南北朝时期，山西是北朝统治的中心地带，而且北魏曾以平城（今大同）为都，之后的东魏、北齐也曾以晋阳（今太原）为“别都”、“陪都”。唐太宗李世民起兵太原，建立了大唐王朝，由此，山西被唐太宗认为是“龙兴”之地，一直把山西作为唐帝国的腹脏地区，封太原为唐王朝的“北都”、“北京”。有唐一代，山西一直以其特殊的地位和发达的经济、文化称著于世。到五代十国，山西仍然对中国北方的政治、军事形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宋辽时期，山西进一步繁荣，是中国北方经济、文化的主要发达地区。元代，全国共11个行省，山西与山东、河北，并称为元朝“腹地”，大同、平阳（今临汾）、太原三城则成为黄河流域的著名都会。
由于山西对于中华民族的起源和文明是如此的重要，大陆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一文中强调：“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自七千年前到距今两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作用。”
山西是中华思想的基因库
山西不仅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而且是中华思想的基因库。
1.变革思想
这种思想与实践，最早可以追溯到晋国建立之初“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改革。春秋早期，晋文王因实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终于成为实力最为雄厚的“春秋五霸”之一。春秋晚期，晋平公八年（公元前550年），晋国正卿士范宣子制定了我国第一部专门刑事法规——《范宣子刑书》，明确废除“周礼”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贵族特权。第二年，正卿赵鞅将此刑书铸入铁鼎，公之于众，这是继郑国子产“铸刑书”之后，我国最早公布的成文法。20年后，赵鞅在铁丘之战开战之时，又向全军颁布了按军功赐田宅、定爵位的新法。新法的颁布不仅促成了铁丘之战的大获全胜，而且造就了一支因军功而拥有财产和权位的新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的思想政治代表，便是集聚三晋大地，力主变法革新的战国法家学派。晋国事实上成为了孕育法家的母体和法治文化的摇篮。
2.法家思想
进入战国以后，山西的变革思想更为活跃。当时，法家的主要人物大部分都出于三晋，纵横家、名辩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也以三晋人为多。司马迁曾经有言：“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人也。”这些人物主要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韩非等。战国初年，魏文侯起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推行变法，使魏国一跃而成为最早称雄的一流强国，对各诸侯国的变法起了先导的作用。后来，韩昭侯起用申不害推行变法，通过对内政、外交的全面革新，收到了“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的显著成效，使韩国国力大增。韩非子集法、术、势为一体，与秦国丞相李斯同出一门，其学说深受秦王嬴政的赏识，是嬴政治理秦国、统一六国、建立和统治秦朝的主体思想。
3.儒释道思想
在儒家思想方面，荀子集儒法学说之大成，提出“隆儒重法”、“隆礼重法”遂以“霸王道杂之”的思想，自汉代以后几乎是历代的基本治国方略。谭嗣同说“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在释家方面，自山西出家的东晋著名高僧慧远，提出“内外之道，可合而明”，佛学与儒学“发致虽异，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的思想。这是立足佛教文化，从理论上阐明并从实践上解决佛教信仰与封建礼教、佛家义理与儒家学说贯通融合的问题。由此迈出了佛教中国化的步伐。在道家方面，北天师道的创始人、北魏人寇谦之，融合了儒家的学说，兼收佛教义理，全面革新了道教，以纲常礼教为第一要义，使道教与儒学融为一体，同时奉佛祖为天山“三十六宫主”之一的道教真神，促进了佛、道思想的融合。在三教融合方面，隋唐时期，山西大儒王通明确主张儒、佛、道“三教可一”，三者共存、互相融通，则“天下无弊法”，反之，则“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带来祸患。山西人柳宗元指出，佛教义理有着“与孔子同道”、与儒家经典“易》、《论语》合”的内容，二者皆有“佐世”的价值，明确主张“统合儒释”。王、柳二人对儒学思想的变革，为以后宋明理学思潮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是宋明理学思想的先驱。明清之际，山西人薛作为河东学派的创始人和明代著名的理学大家，以“实学”思想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重要改造，对明清两代“实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傅山（字青主）进一步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总结和批判，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实学”的发展，影响了有清一代思想文化的走向。
4.兵家思想
主要有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将游牧民族的骑兵装束、装备和战术引入中原，进行了一场移风易俗的大变革，使赵国不但拥有了一支强悍的军队，而且开创了我国战争史的新阶段。从此，在古代战场上，骑兵便成为作战的主力，军队的作战形式也逐步由车战、步战为主的时代，进入到了以骑战为主的时代。
山西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炉
中华民族是多元融合的民族，中华文化是多元融合的文化。山西为这种多元融合民族和多元融合文化的形成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是因为，三晋大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各游牧民族交往的南北通道。山西南北两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明显不同。南部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区的北沿，主要是华夏族分布的地带；北部则位于北方游牧文化区的南沿，主要是戎狄民族活动的场所。北方游牧民族早在夏代就开始南移。到了商代，山西西北部已经分布着属于商王朝方国的鬼方、土方等方国，他们同商王朝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到西周时，有的已深入到山西南部和陕西的泾水、渭水的上游。从那时起，三晋大地发生了三次民族大融合。
1.春秋战国时期
我国迎来了古代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也是山西民族融合的第一个历史高峰期。春秋时，晋国在立国之初就处于“戎狄之与邻”、“戎狄之民实环之”的环境中，所以晋国奉行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基本国策。在处理与戎狄民族的关系中，晋悼公年间发生的“魏绛和戎”和晋平公年间的“大卤之战”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前者开创了华夏族与戎狄民族和睦共处的先河，后者则是晋军在对戎狄联军的作战中大获全胜，晋国的疆域从此拓展到了今天的太原地区。“魏绛和戎”、“胡服骑射”和“大卤之战”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民族融合的双向性，它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相得益彰的过程，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同化，更不是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武力征服，这是我国古代民族融合的历史总趋势。
2.南北朝时期
北朝进入到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也是山西民族融合的第二个历史高峰期。匈奴、鲜卑、羯（jié）、氐（dī）、羌在中原地带纷纷建立了割据政权，史称“五胡乱华”，北方进入到十六国时期。十六国战乱的火种是从山西点燃的，山西也是各路政权争夺的一个重要地带。当时在山西建都的，有后汉、前秦、西燕、北魏等。此外，还有都城虽不在山西，却以山西为其政权的发源地或争夺政权的战略要地的，如后赵、北齐、西魏、北周等。在北朝十六国时期，山西一直是群雄逐鹿的漩涡，同时古晋阳更是强藩割据的争战中心。各民族在中原的活动，促进了中原汉民族与北方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它使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从经济、政治、军事到思想观念、宗教信仰乃至风情婚俗、血缘关系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一步步地融合为一体。这种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大发展增添了鲜活的生命力。
3.隋唐五代与宋辽金元时期
三晋大地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隋唐两代的皇室本身就有着非常强烈的少数民族血统，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独孤氏是鲜卑人，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和杨坚的皇后独孤氏是姊妹。李渊的岳母宇文氏系出匈奴。因为其妻窦氏有一半匈奴人血统，李渊和窦氏的孩子唐太宗李世民，也就有了胡人的血统。李世民之妻长孙氏是鲜卑人，所以他们的儿子唐高宗李治也就带着少数民族的血统。由于隋唐皇室成员是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混血儿，所以隋唐统治者在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上就显得非常宽厚，而唐朝人在生活上也有很浓厚的夷风胡俗，比如在服饰上有爱穿胡服的习惯，又如唐初不论男女、贵族平民都喜欢打马球，爱跳胡旋舞等。唐初打马球，打得最好的是皇室成员。据说当初高丽派了一支专业的马球队来与唐进行友谊比赛，将唐朝的国家队打败。唐皇室成员很不服气，认为国家队的水平不能代表大唐的水平。于是自发地组织了一支完全由皇室子弟组成的皇家马球队与高丽队较量，结果将高丽队打得落花流水。唐朝跳胡旋舞跳得最有名的据说是杨贵妃和安禄山，他两人虽然肥胖，但是胡旋舞舞得却好，可以一口气转几十圈，无人可比。
少数民族在隋唐时期不仅从血缘和生活习惯上强烈地影响着中原人民，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更是对中原人民有着很深刻的影响。山西在这一时期因地处中原与少数民族的边缘地带，其独特的政治军事地位尤其显得重要。突厥族曾在隋唐时期长期与隋唐王朝处于战和交替状态，为了抵御突厥族的进攻，山西太原在唐朝时被设为国家的北都，同时也是唐代的军事重镇。唐太宗命朝廷重臣李（jī）（也就是《隋唐演义》中的谋臣徐懋功）长期驻守在太原，以之为“长城”保护唐都的平安。可以说，隋唐时期，山西太原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无与伦比，它几乎是与隋唐政权共存亡，太原安，则朝廷安，太原危，则朝廷危。如果太原失陷，那么国家也就离灭亡不远了。到了五代北宋时期，太原更是名副其实的龙兴之地，突厥族沙陀部先后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及北汉，其政治活跃中心均在山西，前三者都是从晋阳起家后夺得政权，北汉更是以晋阳为都。北宋初年，晋阳是宋统一战争中最难攻克的战略堡垒。在历史上大约有17位皇帝或出生于太原，或得势于太原，或活跃于太原，至北宋时，太原被称为“龙城”，被认为是真正的龙兴之地。也正因如此，北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先下令火烧晋阳，又于次年引汾水、晋水水灌晋阳废墟，将太原从河西迁到河东，大力破坏太原的龙兴风水，以保北宋的长治久安，不许太原再出新的“真龙天子”。旧太原城的“丁”字街很多，据说也有要将龙钉住，不许真龙再飞之意。
山西是晋商崛起的大本营
1.晋商之历史
山西的商贸历史十分悠久，并且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大商人。早在春秋时期，晋国的商人计然就总结出一套商业经营理论及原则，被后来著名的大商人陶朱公范蠡尊以为师。中国素以“陶朱猗（yī）顿之富”来形容富可敌国的人，战国人猗顿便是在定居晋南之后，用十年的时间通过大蓄牛羊，兼营盐业的方法成为巨富。女皇武则天的父亲武士（yuē）是隋末一个非常成功的木材商，曾大力资助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太原起兵。元代山西商人也很活跃，《马可·波罗游记》里曾这样记载山西：“这里的商业相当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今天我们所说的晋商，主要是指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在明清时，也就是14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的500多年里，晋商成为我国实力最强的商帮，也是中国对外贸易最有影响的商业劲旅。
2.晋商之崛起
明代，山西的商业迅猛发展，曾领全国之先。晋商崛起于明朝初年。当时，因朝廷对北部的战事频仍，边境贸易活跃，山西商人主要活跃于长城边塞的各个重镇。明嘉靖、万历年间，晋商则主要经营盐业，并因此积累了巨额的财富，至明朝中叶以后，山西盐商已牢牢地控制了长芦、河东两地的盐业专卖权。此外，明代的晋商还经营粮食、棉布、棉花、丝绸、茶、绒货、颜料、煤炭、木材、烟草等20多种行业的生意。少数商人还将贸易的范围扩展到了国外如日本等地。
3.晋商之辉煌
到了清代，晋商一度达到了最为辉煌的时刻。清代以来，晋商从明代的“足迹半天下”发展到了“足迹遍天下”的程度，除了牢牢占领了山西北部、内蒙古、东北、西北地区的大宗贸易外，还向西南和东南地区渗透，北京、天津、南京、汉口、苏州、广州等大商埠，都成了山西商人的聚集地。山西商人在与俄罗斯、日本、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商人遍天下，晋商创办的票号更展现了百年的辉煌。乾隆、嘉庆年间，平遥人李大全的西裕成商号开始兼营汇兑业务，道光三四年间，西裕成总经理雷履泰正式成立了日升昌票号，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家票号。继日升昌之后，平遥城又出现了“蔚”（wèi）字五联票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家超级金融集团，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晋商在平遥开设的票号达三四十家，平遥成为山西票号的总部，或者说是中国的华尔街。
4.晋商之精明
以晋商开设的票号为例，为了防止有人使用假的汇票给商家造成损失，山西票号专门使用了一种汉字密押法来防伪，这大概是银行最早的防伪方法。比如，当晋商们前往江南、西北、东北及国境边贸进行交易时，汇票由“日升昌”太原票庄的专职人员用毛笔书写汇票内容。其笔迹同时通报“日升昌”遍布全国的51家大小票号。汇票书写时实行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并且定期改换，以防泄密。如“日升昌”太原票号留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份防假密押是：“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表示1～12个月；“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私，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表示1～30天。“坐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表示银两的1～10。“国宝流通”，表示万千百两。例如票号在五月十八日给某省票号分号汇银5000两，其暗号代码为“冒害看宝通”。这些密押外人是根本无法解密的。太平天国时期，国内南北各地道路梗阻，现金运输困难，于是清政府将饷需、赋税、丁银都交由山西票号代汇，票号业务自此快速发展。山西票号最盛时期每年经由其汇兑的款项总额高达白银1000万～2000万两，而清政府财政赋税每年不过几千万两，山西票号在这段时期成为清政府过度依赖的“中央银行”。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经这样评价晋商：“我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我国商业能力，常常无辞答对，唯独对有长久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人，我常常自夸于世界人面前。”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晋商也存在致命的缺陷。比如说：玩物丧志。只想荣光耀祖，没有现代企业的投资理念。只有顺应—生存，没有超越—发展。兴也官商，衰也官商。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总结和记取的。
山西是中华戏曲的发源处
1.爱好戏曲的山西人
戏曲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宝库中最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是人类文化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中国人大都喜欢戏曲，地方剧种遍布全国。比如安徽有徽剧、黄梅戏，徽班进京后衍生出闻名中外的京剧。四川有川剧，河南有河南梆子，广东有粤剧，东北有二人转，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地都有受当地人喜爱的戏曲。山西也不例外。在有的古戏台两旁，可以看到这样的对联：“山乡庙会流水板整日不息，村镇戏场梆子腔至晚犹敲”，可以说是山西人对戏曲爱好的一个真实写照。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山西地方戏曲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民间唱戏之风日盛。
后来晋商走遍天下，也把这种雅好带到了各地。戏曲成为晋商奖惩的一种手段。因为晋商最讲究诚信，在精神上敬奉关公，所以，晋商在建会馆时，要在会馆里专门立一个关帝庙，在敬奉关公的大殿对面则搭建一个戏台。如果哪位晋商有违背诚信的地方，就罚他在关帝面前请关公与大家看戏，以示谢罪。如果哪位晋商有什么值得庆祝或嘉奖的事情，也会在关帝庙里请大家看戏，以表庆贺和嘉奖。于是就有了“有晋商的地方必有会馆，有会馆的地方必有关帝庙，有关帝庙的地方必有戏台”的说法。这种习俗一直流传至今。比如，五台山有一处五爷庙，平时香火非常旺。据说五爷特别爱看戏，很多在五爷庙许愿应验的有钱人，都要以请戏班唱戏给五爷还愿。
2.有村的地方必有戏台
在古代山西，基本上是有村的地方必有庙，有庙的地方必有戏台。而且，早在北宋年间，当国都汴京还将演出场所称作“勾栏”、“瓦舍”、“乐棚”的时候，山西就有了被称作“舞亭”、“舞楼”、“乐楼”的砖木建筑戏台了。宋、金、元、明、清以来，山西戏台屡有所建，虽然年深月久，几经沧桑，很多戏台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但现存的古戏台仍有2800多座。如果你有兴趣走进一处古村落，十有八九会看到保存尚好的古戏台。北京国家大剧院的一层展厅中，就有介绍山西古戏台的特写照。
3.对戏曲的发展和兴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山西人不仅爱看戏，而且对戏曲的发展和兴盛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宋代山西晋城人孔三传，创造了“诸宫调”，为“元杂剧”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著名的“元曲四大家”中，除马致远外，关汉卿、白朴、郑光祖三人都是山西人。山西剧作家的作品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窦娥冤》，“十大古典喜剧”之《救风尘》，“元曲四大爱情戏”之《拜月亭》，都为山西运城人关汉卿所创作。“元曲四大爱情戏”之《倩女离魂》，是山西襄汾人郑光祖所创作。“梁祝”故事的最初版本，也是由山西河曲人白朴的元杂剧《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改编而来。山西大同人吴昌龄，是写“西游记”的高手，现存元杂剧作品中篇幅最长的剧本《唐三藏西天取经》，就是他的作品。此外，还有许多著名的传统剧目，如《赵氏孤儿》、《将相和》、《汉宫秋》、《文姬归汉》、《单刀赴会》、《长生殿》、《墙头马上》、《苏三起解》、《西厢记诸宫调》等等，都是山西人的原创。
4.地方剧种保留最多
山西的地方戏，迄今仍保留的有50多个剧种，占到了全国现存剧种的六分之一强。山西的“四大梆子”即山西梆子、北路梆子、蒲州梆子、上党梆子，对北方戏剧的贡献很大。同时，山西戏曲与南曲相呼应，对南方的许多剧种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还有许多地方小戏，如凤台小戏、上党落子、秧歌戏等。在诸多剧种中，现在已有山西梆子、河曲二人台、临县道情等13种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山西是宗教文化的朝圣地
山西是文物大省、人文大省，同时也是宗教文化大省。
1.佛教文化
佛教在东晋初年，由西域僧人佛图澄及徒弟释道安传入山西。此后，两千多年来，山西一直是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也是佛教信徒和文化研究者心向往之的圣地。首先，山西诞生了法显、慧远、昙曜等一代佛教高僧大德。东晋僧人慧远、慧持在雁门楼烦（今山西省原平市）建立了胜井院和白仁岩寺。慧远还创立了净土宗，被尊为中国净土宗的初祖。慧持则在四川峨眉山传教布道，成为峨眉山佛教圣地的开山祖师。昙曜（yào）先在山西大同云冈开凿了著名的佛教石窟——“昙曜五窟”，又至交城玄中寺精修净土，著有《往生论》等书，为净土宗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后又由道绰、善导等人发扬光大，传至日本形成了净土真宗。昙曜因此成为净土真宗的祖师，玄中寺则为其祖庭。其次，山西汇集了汉传、藏传佛教的主要宗教流派。隋唐时期，山西佛教迅猛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发展，涌现出天台宗、唯识宗、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众多佛教宗派。其三，山西拥有五台山、云冈、玄中寺等佛教名山名寺。其中，五台山从南朝刘宋永初二年（422年）起便被奉为文殊菩萨的道场，是北魏时期研习《华严经》的重镇，被公认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九华山、峨眉山、普陀山）之首，与印度灵鹫山并称为世界佛教圣地。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扶持，五台山向着三教合一、汉藏并传、显密竞秀、禅教并重、禅净双修和诸宗归一的方向发展。明永乐十二年（1415年），宗喀巴弟子释迦也失将黄教传入五台山。清顺治年间，喇嘛阿王老藏及其徒弟老藏丹贝在五台山建立了喇嘛道场。此后，黄教在五台山因由历代名僧得以逐步发扬光大。所以，五台山又是我国唯一一处集和尚、喇嘛于一山的佛教道场。大同云冈石窟，是我国著名的佛教三大石窟之一，也是驰名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四，山西拥有相当丰富的佛教遗存。山西现存的寺观有4100多处，石窟300多处，各种形制的古塔也有1000多座，历代碑幢有5000余通。其中，唐代建筑4座，分别为五台山南禅寺大佛殿、佛光寺东大殿、平顺王曲村天台庵正殿和芮城广仁王庙正殿；五代时期的建筑3座，分别为平遥镇国寺万佛殿、平顺大云院正殿、龙门寺西配殿。金以前的104座。除五台山、云冈石窟之外，山西著名的佛教遗存还有天龙山石窟、原平楼烦寺、交城玄中寺、大同华严寺、应县释迦塔、太原崇善寺与双塔寺、交城天宁寺、平遥双林寺与镇国寺、永济普济寺、长治法兴寺、隰县小西天、洪洞广胜寺等。
2.道教文化
道教产生于东汉顺帝时期。顺帝后，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道陵的弟子赵（fǎng），回到故乡临晋永泉村（今山西蒲县赵村）弘扬道法。所以，五斗米道是传入山西的最早道派。同时，王乔、黄安、昌荣、尹澄、张铁脚等人也在河东、代州、恒山、汾州、绛州等地弘扬此道。东晋时，道教著名文学家、训诂家、理论家闻喜人郭璞著有《洞林》、《祈林》等书。北魏时，代州凤凰山凤凰观道士寇谦之，改革天师道，使其与皇权结合，称为北天师道，一度成为北魏的国教。此时，以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为中心的北天师道传遍山西各地，恒山、凤凰山成为北朝著名的道教圣地。唐朝时，因统治者自称为老子的后裔，所以尊老子为道教教主，道教被奉为国教。当时，在山西流传的道派主要有正一道、天师道、净明道、全真道，著名的道人有吕洞宾、韩湘子、张果老等，因吕洞宾是全真道北宗五祖之一，故其家乡芮城永乐宫被奉为全真道的三大祖庭之一。宋元时期，山西盛行的主要道派有全真道、正一道和真大道。全真道的三大派中，龙门派在山西传道的有清和真人马志平、丹华子张真一等，其中宋德芳曾与李向安等在平遥元都观校刊出《道藏》，在龙山开凿了10个道教石窟。山西现存的道教名山主要有北武当山、龙角山、恒山和凤凰山。著名的道教祖庭有全真道祖庭芮城永乐宫、刘祖派祖庭代县凤凰山凤凰观、真大道祖庭襄汾万圣观、正一派祖庭汾阳萨祖庙等。
3.关公信仰
中国人在很多地方、很多行业里都有对关公的崇拜和信仰，人们把这种对关公特殊的崇拜称之为“关公文化”。在山西，关公文化尤其兴盛。首先，山西运城是关公的故里。这里每年金秋十月都要举办大型的旅游节庆活动——“关公文化节”。每年都举办精彩纷呈、声势浩大的开幕式，和庄严肃穆、气势恢宏的“金秋大祭”。在这些活动中设祭坛、齐三牲、鸣古乐、着古装，并有倾倒天下的第一鼓——绛州鼓乐和绛县“飞龙”等文艺表演，充分反映出关公故乡的民间文化风采和关公文化的底蕴。其次，关羽忠义诚信正是正派商人仰望的典型。晋商将关公视为精神的领袖，视关公为自己的保护神，和规范大家行为的神。晋商信仰关公、敬重关公，他们所有大的商帮都建有晋商会馆，而所有的会馆又都以关帝庙为中心，晋商不论是遇到好事还是应受惩罚，都要在关公面前陈述是非、实施奖惩。晋商对于关公的敬仰和祭祀推动了关公信仰的发展，成为山西关公文化的一个独有的特点。
山西是民间风俗的大观园
山西是一个民俗大省，可以说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宋人谢曾经这样评价山西：“地高气爽，土厚水清，其民淳且厚。”我这里重点给大家介绍与食有关的三个侧面。一是饮食习惯。山西人的饮食习惯，具有丰富多样和地域差距大的特点。虽然同为山西人，但是由北而南，山西人的饮食习惯却大为不同。晋北地寒，当地人喜食热量高的莜面、玉米、土豆，惯以萝卜、豆腐、腌菜为副食。而忻州、晋中则以高粱、玉米为主食，辅以酸菜，早上还有喝汤饭的习惯。晋南气候温热，当地人对小米饭、馒头、饼子有浓厚的兴趣。二是面食文化。俗话说，“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在山西”。山西面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大概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以面条为例，山西面食种类繁多，约有280种，按照制作工艺来讲，可分为蒸制、煮制、烹制三大类。一般家庭主妇能用小麦粉、高粱面、豆面、荞面、莜面做出几十种面食。在专业的厨师手里甚至可以达到一面百样、一面百味的境界。山西刀削面名扬海内外，被誉为中国著名的五大面食之一。此外像大拉面、刀拨面、拨鱼、剔尖、河捞、猫耳朵等都非常有特点，味道也好。太原山西会馆一位师傅，可以将一团面拉至8000多根，细度能穿过针眼，面质如丝如发。三是喜欢食醋。山西人特别喜欢吃醋，无论吃面条、包子、饺子、馅饼、炒菜都离不开醋。山西城乡大小饭店的餐桌上，必定免费提供一瓶醋。对山西人为什么爱吃醋，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食醋的好处却让人们越来越认同。比如，山西醋有美容、降脂降压、软化血管等功能，长期在醋厂工作的员工不患感冒，更不得绝症。山西做醋的历史距今已有3000年之久。北魏贾思勰（xié）在《齐民要术》中总结出22种制醋法，有人考证认为就是山西人的酿造法。其中“作米酢（cù）法”便是“山西老陈醋”的酿制方法。古时候把醋叫作醯，把酿醋的人叫“醯人”。因为山西人善酿醋，爱吃醋，所以山西人又有“老醯儿”之称。
山西是北方民居的活化石
中国传统民居，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两派。南派以徽州为代表，北派以山西为大成。
1.民居形式多种多样
山西的民居形式多种多样，风格鲜明，建筑精美，遗存丰富。现存的古民居有1200余处，其中有依山靠崖修筑的窑洞、有依托黄土土层挖筑的下沉式地窨院窑洞、有房屋与窑洞结合的宅院建筑群，还有融合南北风格的多进院楼式建筑群。
2.代表了北方民居建筑的最高水平
山西民居建筑以其宏大、厚重、古朴的风格，代表了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最高水平。其中属于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山西民居与晋商大院就有15处之多。高平市的姬氏民居是国内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元代木结构民居。其余14处晋商大院或古村落建筑群，均为明清时期北方民居建筑的典范，如祁县乔家大院与渠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榆次常家庄园、襄汾丁村民居、晋城皇城相府等。
3.保存完好，古朴厚重
山西民居建筑不仅规模大、数量多，而且保存完好、古朴厚重。其中，尤其以分布在晋中太谷、平遥、祁县、介休、榆次等地的晋商大院为最。民间曾流传“皇家看故宫，民间看山西”的说法，就是山西民居和晋商大院在中国古代建筑文化领域独具风骚的印证。晋商宅院的占地面积大都有成千上万平方米，院落建筑如城堡般坚固，楼高院深，墙厚基宽，防御性能极强。晋商大院墙的造型很有特点，所有的墙顶都是外高里低，斜着向里向下。这是因为，山西缺水，百姓需要储蓄雨水作日常之用。晋商大院的院墙会使雨水沿着墙顶上的砖瓦流入院内，大概也有“肥水不流外人田”之意。院内一般在房檐下都会有一口大缸用来接雨水和储水用，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防火防盗；另一方面，水有财富的象征，把水引回自己家也是取汇集财源之意。晋商大院一般来说都比较宏大、厚重、古朴，体现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内地古朴淳厚的民风，同时也是社会动荡环境中的相对闭塞的建筑风格。城堡式的宅院，有效地隔绝和防御了外界的入侵，成为山西商人外出活动的大本营。
4.各具特色，别具匠心
山西的每一处晋商大院都各具特色，别具匠心。在雕梁画栋之间，在照壁墙头之上无不彰显了晋商对家庭的美好祝福和自己为人做事的信仰法则，形成了山西特有的大院文化。在诸多大院中，乔家大院被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赞为“清代民居建筑艺术的一颗明珠”。乔家大院占地87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3800多平方米，一条长长的通道贯穿着南北分列的6座大院落，19处小院子和313间房屋。院子的四周加筑了10多米的高墙护卫，四隅修建起玲珑的角楼，几百间屋顶的烟囱造型，无一相同，充分展示了主人的审美标准与建筑工匠的技巧。而榆次常家庄园，则以占地面积大、建筑精美而著称。清末时常家建筑形成了占地13余公顷，20多个院落1500多间房屋的常家一条街，也是目前山西大院中规模最大的晋商建筑群。
山西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博物馆
山西是中国地面古建筑遗存最多的省份，并以“时代早、价值高、数量多、品类全”而著称于世。现存于山西地上不可移动的文物有35000处，古代建筑、历史纪念建筑物、石窟寺等总数为18118处，数量居全国之首。其中木结构古建筑有9053处，仅宋金以前的木构建筑就有100多处，占全国同期同类文物的70%以上。现存的古戏台有2800多座，古塔近600座，大小石窟寺300余处，全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71处，占全国总数的11.5%，位居全国第一。正因为山西境内分布着大量的历史遗迹，埋藏着无数的历史文物，所以素有“地上文明看山西，地下文明看陕西”的说法。
1.历史悠久的木构奇葩
山西现存的木结构古建筑以宗教建筑保存数量最多，价值也最高，时代从唐至清一脉相承，完整地代表了中国古代建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风采。
（1）唐代建筑
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架构和风格在唐朝成熟和定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体系。但唐代的木构建筑能够留存至今的很少，国内现存的4座完整的唐代木结构殿堂都在山西。如，五台山南禅寺大殿，重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3年），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也是唐会昌灭法唯一的遗存。又如，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重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8年），大殿的结构采用唐宋时期的殿阁型结构，是当时最高级别建筑的构架形式，大殿使用的所有构件都是以的高度为基本比例建造的，这种用料尺寸的规格化，标志着我国模数制设计方法在唐代时已相当成熟。
（2）五代建筑
五代时期由于社会动乱，木结构建筑在山西保存下来的只有3座寺庙建筑，即平遥镇国寺万佛殿、平顺龙门寺西配殿、平顺大云院正殿，这些建筑结构仍大量保持有唐代建筑的风格。
（3）北宋建筑
如，建于北宋开宝四年（972年）的高平崇明寺的中殿。又如，北宋太平兴国九年（985年）创建，崇宁元年（1102年）重修的太原晋祠圣母殿，是依照宋《营造法式》“副阶周匝”做法在国内最早的木构实物，其做工精细、华丽柔美的建筑风格，与唐代苍劲浑厚之气大为不同。
（4）辽代建筑
主要有建于辽代的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五层六檐，平面八角形，总高67.31米，底层直径约30米，是中国现存最高的楼阁式木塔，也是世界上最高大的木结构建筑。由于每个结构层是一个整体，所以建筑结构非常稳定，历经900年风雨、地震、战火而屹立不倒，堪称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5）元代建筑
保存有350多座。其中，芮城永乐宫是保持最完整的一组元代道教建筑群，其主体建筑列于宫内长达300米的中轴线上，酷似宫廷建筑规制，其建筑风格仍保持着宋代官式建筑的特征。
（6）明清建筑
明清时期的木结构古建筑在山西的城镇乡村几乎到处可见，著名的有五台山寺庙群、浑源恒山悬空寺、解州关帝庙、太原崇善寺大悲殿、平遥双林寺等。
2.宏大精美的石窟艺术
山西境内的各类古代石窟、石雕遗址约160余处。其中最著名的有大同云冈石窟和太原天龙山石窟。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5世纪中叶的北魏时期，石窟群东西绵延1000米，现存有编号的洞窟有254个，雕刻面积18000余平方米，各种佛教造像51000余尊，是山西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群，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一起被称为中国三大佛教艺术宝库。其著名的露天大佛高13.7米，身材魁伟、体型健壮，威武慈祥，是云冈石窟的代表作。天龙山石窟东西绵延500余米，始自东魏，经历北齐、隋、唐等几个时代，表现了不同时期所赋予的时代特色和艺术风格，是中国石窟寺造像中不可多得的珍贵作品。
3.巧夺天工的雕塑和壁画
山西是唐宋以后木构庙宇中保存彩塑最为集中、最为丰富的地区。保存下来的晚唐彩塑共有83尊，五代的11尊，宋、辽、金时期的360尊，明清的多达8300余尊，各代彩塑形成系列，与早期石窟彩塑前后相连接，呈现了中华彩塑完整的发展体系。晚唐、五代的佛教彩塑以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和平遥镇国寺的造像为代表。其中，以南禅寺为代表的中晚唐时期的佛教造像，在继承了盛唐时期气势磅礴、形象健劲特点的基础上，还出现了端严柔丽的气质。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完整地保存了29尊辽代塑像，表现了“三世诸佛、十方菩萨、声闻、罗汉、一切圣贤”。这些塑像兼有唐代丰满、沉郁的特点和宋代塑像中富有生活气息的特点，这些佛、菩萨的形象是人间的“神化”。平遥双林寺中的佛教造像，是明代彩塑中的优秀作品。双林寺各殿满布彩塑，大者丈余，小者尺许。保存完好的塑像达1566尊，形象各异，精妙传神。
除雕像外，山西的壁画也非常丰富，有25000多平方米，绝对数量仅次于甘肃。而寺观壁画则为全国第一。山西有7处唐五代寺观殿堂，其中大云院弥陀殿的壁画，是我国仅存的五代寺观壁画。宋金寺观壁画的典型代表，是高平开化寺大雄宝殿壁画和繁峙岩山寺壁画。保存在元代山西寺观中的壁画约1800平方米，居全国首位；其中芮城永乐宫的壁画总面积达1005.68平方米，仅次于敦煌莫高窟。明清壁画保留至今的数量更多。其中，太原崇善寺保存了明初绘的《释迦如来应化示迹图》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的全套粉本（画稿），填补了壁画史上的空白，弥足珍贵。
4.保存完好的古代城池
突出代表是闻名中外的平遥古城。
山西是革命和建设的功勋地
山西自古以来在军事上就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曾经有“得河东者得天下”和“历代军粮出山西”的说法。
山西是辛亥革命的功勋省份。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取得胜利，山西省会太原是继西安之后，辛亥革命中北方第二个成功起义的城市。当时，北方重镇西安率先响应，于10月22日成功暴动。山西巡抚陆钟琦感到新军不可靠，准备在28日前把他们调出太原。关键时刻，新军将领阎锡山、温寿泉、赵戴文、乔煦、南桂馨、黄国梁等人连夜开会，决定武装起义。1911年10月29日凌晨，起义军抢占了巡抚衙门，击毙了陆钟琦，夺取了军械局和弹药库，起义获得圆满成功。当天，起义军推举阎锡山、温寿泉担任正、副都督，并且成立了山西军政府。太原的起义，扩大了北方革命的胜利成果，支持了西安义举，切断了南北交通，使远在武昌前线作战的清军腹背受敌，促进了清政府的早日垮台。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在视察太原时说道：“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倘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阎锡山登上都督宝座并获得如此评价，在国内是仅此的一人。
山西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是八路军总部和三大主力师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主要战场。而晋冀豫中心的太行山和晋绥一线的吕梁山，是抗日战争的前沿。在山西战场上，中国军队曾获得了许多重大的胜利，如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平型关大捷，使日军闻风丧胆的夜袭阳明堡机场战役，以及坚定全国军民抗战信心的百团大战等著名战斗和战役。而《我们站在太行山上》、《吕梁英雄传》等歌曲和故事更是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山西是新中国的能源基地和重工业生产基地。1949年以后，山西因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和成体系的工业设施，成为新中国的能源基地和重工业生产基地，成为国家工业发展的坚强柱石，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今天的山西，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包容的胸襟，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山西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