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少年
李传信1926年11月生于湖南醴陵富里文梓园。富里地处醴陵、浏阳和江西萍乡三县（现都已改市）交界处，可称是“锣鸣三县、鼓响两省”的地方。醴陵白兔潭、浏阳文家市、萍乡上栗市，都是繁荣的乡镇，在周围三足鼎立。富里是丘陵中的一个小平原，可算富裕之乡。山前屋后的大樟树、青梧桐，小山中的竹林和油茶树林，屋前的水塘、周围的豆棚瓜架和青菜辣椒，大片开阔的水田和灌溉用的小溪，曲折的小路、潮润的田埂和溪边路旁的杂花小草，使李传信对童年时期故乡的土地有着美好的回忆。他曾说：“清华园有块牌匾‘水木清华’，意即水清木华，以此比喻家乡景色也颇相宜。不过一是人工园林，一是自然景色。”
李姓在富里及周边一带是个大族，但到20世纪30年代，即使住在同一大宅院中，也已分散为多家小户，情况各异，族规早衰，只是亲情丝连。但重视儿童少年的教育却是个传统，可算耕读传家。李传信5岁起在村里读初小。后来远房叔叔昌隆（后为中共地下党员）在40里外王仙镇高级小学教书，他帮助10岁的传信去那里读寄宿高小。1937年冬毕业后，李传信因家贫失学，在家参加一些轻微农业劳动，并在父亲开设的私塾里和十来个少年朋友读《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和“四书”等，还学写字，接受了一些汉学启蒙。1939年秋，又在昌隆叔的帮助下考入醴陵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后转学到湘东中学读初中，于1942年夏毕业。
李传信总觉得自己很幸运，从小常有兄长、老师和同学爱护。同族先辈先后上学，不时相聚，相互关照，传信总多得一些。昌隆叔对他的帮助是最重要的。醴陵简师和湘东中学的老师李石静、余志宏（均为中共地下党员）、校长殷德铙和张伯兰都是有才有志之士，吸收抗日战争南归的大学生充实教师队伍，努力办好学校。李传信年少好学，常得到老师的鼓励。即使偶尔顽皮违规或参加闹些小风潮，大家对他从不追究。
李传信对乡情和师恩深怀感念。他说，故乡给了他较好的文化基础，给了他身心健康发展的条件，使他懂得要努力学习，意识到做人要自强自立。
西南联大
1942年秋，李传信进入由长沙迁到湘乡霞岭的明德中学读高中。1944年夏天，日本鬼子大举进攻湖南、广西，他和几位同学往大西南流亡，颠沛流离、历尽艰辛到贵州都匀。在大哥朋友的帮助下，他又只身到昆明找到了大哥传勋。秋天以高中二年级的学历考进西南联大先修班。
进入西南联大是李传信生活中最重要的转折，这期间他确定了一生的道路。他自己总结，在西南联大，经历了有生以来的“四个第一”：
第一次见到都市，见到并挤上火车、汽车。在桂林、贵阳歇过脚，在昆明住下。对一个乡下人可是大开了眼界。
第一次领略了祖国的风光。从丘陵区经崇山峻岭到高原，行程3000多里，行色匆匆，苦中有乐。初赏桂林山水，贵州风情，当烧木炭的“黄牛”汽车停歇在黄果树瀑布时，山峡中的大水直泻数十丈，吼声隆隆，震耳欲聋，蔚为壮观。在春城昆明两年，虽因无钱未去过石林等地，而翠湖、大观楼、西山、滇池一带同样赏心悦目，悠然自得，春夏秋冬，美丽多姿，是大自然给穷学生们的恩宠。
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大学。西南联大集合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诸多学者、教授。李传信常以敬羡的目光瞧着张奚若、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钱端升等文法诸科的大师，而对理科大师如吴有训、江泽涵、叶企荪、周培源、华罗庚和杨石先等似更感亲切。他这两年都在昆明西郊大学本部，而未到城里的工学院，本部是在西郊荒坟地建筑土墙茅房作大宿舍，土墙白铁皮房顶作教室和实验室。同学来自全国各地，还有华侨，可算“群英荟萃”。不管社会如何光怪陆离，大家生活如何因陋就简，在西南联在占主导地位的是真正的大学精神：关注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思想境界；面向世界前沿的学术创新精神；催人奋发上进、主动有为的文化氛围。这些是最难能可贵的，又是大家共享的。润物细无声，李传信积极地吸吮着有益的营养，努力学习科学知识。
第一次懂得什么是爱国。民族危亡、人民苦难和个人经历，使他内心不能不有这样那样的忧患意识。但出路在哪里？前途又如何？国家在哪里？什么是爱国？这些是自己得不出答案而又不能搁着不去多想的问题。1944年秋他进入西南联大以后，正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进步学生运动逐步转向高潮，他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参加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交流思想感情；聆听进步教授张奚若、闻一多、吴晗等人的演讲；浏览民主墙上的各种壁报。由埋头读书到关心时事，参加学生自治会的基层活动。他隐约感到共产党员在身边，特别钦佩那些主持学生自治会和一些社团的老同学。他的思想感情逐步变化，开始意识到爱国就是中华民族要真正独立、老百姓要从各种社会苦难中解放出来、国家要从贫弱走向富强，而实现这一切就要跟着共产党走。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应该是自己的人生道路。特别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亲历发生在昆明的“一二·一”惨案和1946年复员途上得知李公仆、闻一多先生被特务暗杀等重大事件后，他对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的腐败、黑暗、残忍和卑鄙有着不可磨灭的感受，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进一步明确。
水木清华
1946年夏，李传信随组织起来的同学由昆明北上复员，在学校和清华同学会的安排下，经贵阳、桂林到长沙。经武汉乘汽轮到上海。又从上海乘海轮到秦皇岛，回到清华园，进入电机系二年级，已经是初秋了。
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精神一脉相承，但严谨求实、团结自强的格调更强一些。由于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清华的爱国进步学生运动一直处于高潮，校内进步力量很强，被喻为“国统区中的解放区”，反动势力则很少敢露头。李传信在1948年11月离校去华北解放区，同时入党。从此，他的人生道路完全确定下来，矢志不渝。他回忆说：“我是在革命高潮中入党的，没有经过什么严峻考验，有自由散漫的毛病，还心系学习，只是三四年来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后，对革命事业有了较深的感情，对党仅有初步认识。如有可取之处，只是热情积极，努力工作而已。”
1949年初，李传信随中共北平市委回城，参加接管工作，秋天又回清华大学。1950年夏在电机系毕业后，由北京市委调去做基层党的工作。1953年初冬再回到清华，在新成立的无线电系工作。“文革”前8年，一直全面主持系的工作，还承担了一些专业教学任务。“文革”一开始他就被打倒了，除1972年秋到1973年夏在四川绵阳分校参加一段教学工作，教过数学和英语外，十多年的时间总在批判斗争、审查检讨、战天斗地的“怪圈”中出不来，当然健康受到相当损害。“四人帮”垮台后，他从四川回到清华园。1978年初，李传信才正式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走上了参与组织全校教学工作的岗位。从拨乱反正、整顿恢复开始，到1983年底干了6年，他着力参与解决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学生开始的培养目标、专业调整、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内容更新、实验室改造和教师队伍充实提高等问题，力争清华大学毕业的大学本科生的业务水平能进入国际先进水平行列。由于生源好，教师业务根基好，责任感强，又由于清华一贯倡导的“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同时进行“教育和科学研究两个中心”的建设，可以说这个目标基本实现了。
1984年，组织上决定要他从主持教学工作的岗位上下来，接替校党委书记的工作。从1984年初到1988年秋再次换届为止，他在这一岗位任职4年半有余。这几年，他一直是和校长高景德院士共同主持学校工作。他们都在50年代中期进入学校党委常委，“文革”后又都负责学校某方面的工作，相互了解熟悉，这对推动学校工作有很大好处。这四五年中，在思想政治领域，重要的有两件事：第一，进行了以“彻底否定文革”为中心的整党工作，把学校党组织的认识统一到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来。在澄清思想混乱、消除派性残余和个别人问题的处理上都收到较好的实效，提高了党组织在认识上的统一，加强了团结，大家心情比较舒畅，也得到上级的充分肯定。第二，批判和抵制1986年至1987年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学校的侵蚀和突然袭击，学校党组织和师生员工都受到锻炼，稳定了局面。在保持团结稳定的环境的同时，学校领导班子着力于教育改革和长远发展建设。
清华在确定改革发展的思路时，不同于当时社会上盛行一时的管理改革，而是以学校的内涵改革（或业务改革）为主，同时进行管理改革。在1985年8月的全校党代表大会上，明确了建设世界第一流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长期目标；确定了学校建设中执行“着重提高、在提高中发展”的方针。重大措施主要有四项：第一，1984年成立研究生院，提高层次，增加研究生数量，保证质量。同年成立继续教育学院，面向大学后的终身教育。第二，改变清华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多科性工业大学的格局。1984年在经管系的基础上成立经济管理学院，1986年在恢复理科各系的基础上成立理学院，成立外语、中文、社会科学各系并酝酿成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这都是建设高水平综合大学的必要步骤。第三，积极争取承担国家的高科技项目研究，占领制高点；同时发展与企业、地方的合作，积极进行技术开发，形成了重点高校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格局。第四，竭尽学校财力，在学校周边购置了645亩发展用地。筹划进行一些大的基建项目。经过几年的努力，清华的各项工作多处于全国高校的前列，并为建设世界第一流大学的长远目标构造了初步的框架，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
李传信1985年9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87年10月出席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88年秋，在清华党委换届选举后，他在二线做些工作。上级曾几次要调他到校外单位任职，他都婉谢了。1994年底，68岁时李传信离休。离休后，他仍住在学校，还参加学校一些活动。常和学校的老、中、青同事、青年同学还有外地来的校友聊天或谈心，倾注着他对水木清华的执著深情。
（作者 谭国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