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主要特征
根据对中华五千年管理文化的梳理和提炼，我们从管理心理学研究的角度概括出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五个基本特征，它们分别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无为而治、中庸之道。以下将分别对它们进行概述。
（一）以人为本
中国的管理文化一直很重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尚书》载：“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此后的很多典籍都反映了“人贵论”的思想。例如，《孝经》载：“天地之性，人为贵。”《黄帝内经》云：“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著名的军事家孙膑说：“间于天地，莫贵于人。”清代的传统思想集大成者王夫之也说：“天地之生，人为贵。”应该说，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中的“人贵论”是人们在对天人关系的自觉反思后形成的。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极其落后，人们的认识水平也极为低下，他们对自然现象无法理解，这种根源于对外在自然的敬畏和适应生存而产生的崇尚自然的意识和心态，作为一种历史沉淀渗入到了中华民族的意识深层，夏、商、周三代对此既有承袭又有发展。周人从殷商的灭亡中得到教训，由注重外求转为贵于内求转化，强调发挥人的力量，以德配天，敬德保民。这一思想把天命、君权和民意有效地结合了起来。周人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天命，但是天神并不是盲目把统治疆土臣民的权力赋予君主的，必须根据君主敬德保民的条件，经过审慎的选择而后决定的。《尚书·多方》载：“天惟时求民主。”这是说天神时刻都在寻求适合做人民君主的人，《伪古文尚书·泰势》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说明天意即民意，顺从天意也就是顺从民意。因此，君主必须戒惧警惕，忠于职守，力求做好敬德保民工作。否则，就随时都有可能因违反民意而被天神取消权力。后来周人把这个思想提炼为一句政治格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思想不断地得以继承和发展，构成了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中民本思想的主要特征，对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主义政治文化起到了一种约束作用。
周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还反映了人们对于作为群体的人类在与宇宙自然抗争中所具有的价值与潜能的发现与肯定，强调人要自爱、自立、自强、自我超越。《易传》中就载有君子应效天之德而自强不息的思想，“象·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先人的这一思想在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主流意识儒家思想中得到了很大的发挥。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者，人也。”这反映了孔子对人的重视和人具有共同道德人格的充分肯定，因此，他弘扬了人在管理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表现了对人的内在超越能力的充分肯定，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通过“修己”，可以“安人”、“安百姓”。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促使儒家在同时面对人与物的管理时注重人为的力量，强调人在精神上的内省和自我超越，认为人可以通过内省本心、扩充善心达到知天命的境界。中国管理文化中鲜明的人为意识渗透到中国人的心理深处，使得他们具有一种强烈的创业意识，能及时抓住机会，面对复杂的环境处变不惊、锐意进取，这一精神对推动整个民族管理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儒家尽心知性知天的管理意识也有其不良的影响。由于过分强调以内圣驭外王，夸大心性的作用，致使管理中忽视外界客观自然规律的作用，过分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空谈心性，轻视实践，而且，传统管理思想中人为的管理意识主要以道德规范上的自我约束为主要表现方式，忽视了人的感性需求，对张扬个性和创新能力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另一方面来看，儒家“修己以安人”的管理模式体现了一种以人为核心的管理宗旨，而这个人的概念指的是群体中的个人，其基本原则就是以个体的自我管理来实现社会的群体管理，个人要服从社会群体、为社会作贡献。具体表现在管理目标上就是以仁为己任，以平治天下，博施济众。在公义与私利的关系上，是以义为上，主张以义节利，见利思义，不以其道得之不取，在义与生命不可兼得时，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儒家重视群体的管理观念奠定了中国传统管理心理思想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形成东方人本主义的主要特色。这一思想流传下来，对很多东方文化的企业管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集体主义的儒家文化背景与西方管理方法的有效结合正是日本管理的成功所在。在中国的现代管理中，如何对待组织中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之间的关系，这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它带来的作用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它有利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必要的心灵组合和沟通，形成一种群体结构，从而产生一种巨大的群体凝聚力，这对于维护整个组织的利益有很大的益处；另一方面，在企业中常常存在着个人目标和企业整体目标不完全一致的现象。在讲求个人利益、个人自由至上的西方企业中，主要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利用各种手段和制度加强管理，以调节个人利益和组织利益的平衡。而中国企业解决这一矛盾的传统做法是教育员工要重义轻利，以企业整体利益为重，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必要时甚至牺牲个人利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平高于效率，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不大，人们并没有很强的追求个人发展和利益的动机。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教育很容易为人们所认同。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显示出来，人们关注个人利益的程度越来越高，因而，如何更好地把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与个人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成为现代企业管理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以德为先
以德为先是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根本目标和原则。它渊源于周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周人克殷后，总结历代兴亡的教训，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把政治和道德紧密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在很多典籍中都有记载。《尚书·立政》中对领导者应具备的“九德”提出了要求，即所谓“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强，简而廉，纲而塞，强而义。”《诗·大雅·丞民》载：“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指民众的本性是喜爱有德之人。《礼记·大学》载：“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上古时代尚德的思想对后世的管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代的贤人志士，大多都把贤人政治，以德治国作为实现天人合一，到达理想王国的根本途径。正如孔子在《论语·为政》篇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中国古代管理文化中德的思想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相对于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其他两个学派道家和佛教，儒家在这方面的论述最为丰富，也最切合社会实际。从个体心理思想的角度来审视，儒家德的思想体系首先是一种为己之道。“为己”意味着在仁的内在要求下塑造自己、管理自己，主要是指道德品性上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这种个体心理上对仁的自觉追求正是管理活动存在的前提。在儒家的观念中，仁和礼是相辅相成、水乳交融的。一方面，仁对礼具有导向作用，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另一方面，礼对仁有辅助作用，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因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孔子的原始儒学中，仁和礼表现为众多的道德品性，涉及“孝悌”、“义”、“智”、“勇”、“忠”、“信”、“刚、毅、木、讷”、“恭、宽、信、敏、惠”等诸多的道德范畴。在后来的正统儒学中，它演变为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原则。
从群体心理的角度来看，儒家德的思想还是一种安人之道。《论语·宪问》中写道：“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修己指的是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安人则是指整体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眼里的君子不仅要具有自我管理的自觉性，而且要拥有管理社会、安抚群体的责任和愿望。因此，孔子又从群体的角度为管理提出了要求和规范。“仁者爱人”表明了对人的重视和关怀，不仅要将自己当做人，以仁的道德准则来要求自己，还应该将他人当作人，给予关怀爱护。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孔子所提倡的爱人与墨家无差等的兼爱不同，它是以礼为基础的。就是说，仁的内在实质必须和礼的外在规范相结合，不仅要将仁爱的精神施加于人类群体，而且要以礼来规范他们，这就决定了爱的差等性。为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的秩序，孔子提倡的有差等的爱由亲亲和尊尊推广开来，具体涉及个人、家庭和社会中的种种关系。
从领导心理的角度来审视，这样的安人之道表现在国家管理上便是“为政以德”。首先，“为政以德”要求领导者要加强自身修养，正如孔子所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次，“为政以德”要求领导者“举贤才”，甚至要“破格用贤”，再次，“为政以德”还要对百姓实施道德教化。《论语·为政》写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显然，孔子提倡的管理方法是从道德上来引导和教化百姓，使他们具有仁的内在要求，同时，又要以礼作为治国的控制手段。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以宗法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孔子所提倡的“礼治”其实就是要通过礼明尊卑、别贵贱，让人们各守其分，各尽其职，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通过仁与礼对人在内部修身和外部制约上的交互作用，使仁的实质和礼的形式有机结合，让人们在行礼的过程中逐渐培养内在道德，使礼成为人的自觉行为，没有被约束的感觉，达到他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孔子修己安人的思想在道家文献《庄子·天下篇》中被称为内圣外王之道而赋予很高的评价：“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所欲焉以自为方。”孔子这种内有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的管理理念为后世儒家所标榜，成为儒家一贯奉行的人格理想和实施王道政治的经世路向。
中国传统管理文化重德的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整个社会的管理方式产生了统整调节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我国民族的长期发展中起着稳定秩序、促进民族凝聚力的作用，使我们成为闻名世界的礼仪之邦。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现代竞争社会中，经营管理中的道德问题越来越得到国内外学者和企业家的重视。西方一些国家都成立专门的经营伦理学会，集中研究当前企业经营领域出现的道德问题。在我们看来，现代化的社会是充满竞争的社会，也是物质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因而，企业的发展必须以良好的商业道德为前提。在企业成功的诸多因素中，管理者自身素质的修养和管理风格、企业价值观以及企业产品与经营中的信誉都离不开道德的约束和规范。儒家管理心理思想中至诚守信、见利思义的思想应成为企业行为的重要准则。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任何企业都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激烈的竞争固然不可避免，竞争中的合作才是最终目标。这也需要人们从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敬业精神中汲取养料，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担负起社会责任。这样才能使小的企业与大的社会协调发展，共同进步。
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中道德至上的传统也有其负面的影响，首先，与西方以个体自我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相比，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中的人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基于道德基础之上的群体人本主义，表现在对人的管理上是以个体道德人格和整个社会道德秩序的形成为终极目标，而忽视了个人在其个性、创新力等其他方面的需要和发展。其次，中国传统管理心理思想把人的道德心性修养作为实现平天下理想的根本途径，这种倾向致使管理中重视道德的力量，忽视法制的力量，形成了中国管理中人治的现象，这一影响至今还在中国现代的管理中发挥着消极的作用。再次，从人类管理科学的发展来审视，中国传统管理心理思想中的片面夸大道德作用的传统，使得管理上存在着一种道德可以代表一切知识的倾向，忽视了人在管理技术上的探求，从而抑制了管理中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管理的现代化进程。
（三）以和为贵
在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中，“中和”、“中庸”、“和为贵”的思想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体现了古人对和谐的管理机制的追求。“中”的思想由来已久，《尚书》中存有记载。“和”的观念产生较“中”晚，在《国语·郑语》中，“和”反映物质世界的一种状况，在《左传》中，“和”是指五味调和、八音和谐之意，在《国语·周语》和《周礼·大司徒》中，“和”是协和、和睦的意思，具有伦理道德的意义。在《中庸》中，则将“中”与“和”合起来形成了“中和”的概念：“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孔子对于管理国家特别强调“以和为贵”。他说：“礼之用，和为贵。”“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顷。”“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则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也认为：“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循天之道》释“中和”说：“中者天地之所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大于中。”“能与中和理天下者，其德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朱熹则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敬者，礼之所以立也；和者，乐之所由生也。”
由此可以看出，“以和为贵”的思想促使管理主体努力去实现天人和谐、自我和谐和人我和谐，具有极其辩证的思想内涵，因而，历史上大多数管理者都把它看成治理好国家的重要原则。综上所述，“以和为贵”的思想在管理上的涵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和”是宇宙与万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也是我们进行自我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原则和追求目标。
第二，“和”是指不同的或对立的成分相互协调，在对立中存统一。
第三，“和”求的是适度，这就是中和。这个度，只有在不同或对立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才能把握。整体的和谐对于每个部分、每个因素都有一定的要求，离开总体和谐的要求便无法把握各个局部因素。
第四，“和”不是随意的、无原则的调和，和而不同，才是真正的中和。
第五，“和”并不主张刻守经文条律，它提倡的是审时度势，变而通之。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的管理机制是一种整体观的管理思想。这种整体观把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在管理行为上具体表现为：阴阳互补、五行反馈、刚柔相济、动态平衡，中庸和谐等图式，以达到主体与客体、人群与个人、自然与社会、“天理”与“人欲”相互交融的统一状态。这样，管理就不仅是一种科学的理性操作，更是一种人们所创造的艺术境界。这种管理的理想境界即是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
在现代管理中，“以和为贵”一方面是管理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是实现整个管理目标的方法和手段，它可以促进管理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然而，如果单纯把它视为管理的目的，就会带来相应的负面影响。回顾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为贵”的传统确实对维系社会的稳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和”的表面状况下“不和”的种种现象，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中，因人情所造成的非理性行为，人际关系中外和内不和、管理组织中的内耗等现象都说明了中国传统过分重视“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有些情况下管理中的一些矛盾和冲突应该以一种适当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为了形成和谐的局面而抑制了它的合理表现，势必会带来不和的结果。另外，有时在管理的一些重大决策中，需要打破原来的标准才能取得更大发展，如果恪守一个既定的度，就会使管理停滞不前。因此，我们在现代管理中要真正体会这一思想的精神实质，使它能在现代管理中得到合理的运用。
（四）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目标和策略，它由道家提倡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在道家的理论体系中，“无为”是作为世界万物本原的“道”的一项重要属性。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认为：“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大道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这里，老子把“道”看成是万物的主宰，但他认为“道”的主宰作用，只是让万物顺其自然而无为，这就是“道”之所以伟大的地方。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和“反者道之动”是世界上矛盾运动不可抗拒的法则，因此，“以退为进”，“柔弱胜刚强”才是应对一切的普遍原则。
然而，在道家的思想体系中，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老子·十二章》载：“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七十三章》载：“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这里的天道，既是清静无为，但又是无不为。
道家无为的思想还从人性观中反映出来。老子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主张人要外表单纯，内质朴实，保持素朴的自然本性，减少私心，降低欲望。庄子认为原始人的朴素无知是人的本性：“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由此可以看出，老庄都认为当时社会环境物欲横流，人的素朴本性受到扭曲，因此提出要复归，还人性的本来面目。《老子·二十八章》写道：“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是说人应该复归到婴儿状态中去，复归到真理状态中去，复归到淳朴状态中去。庄子则赞赏“同与禽兽居”的原始社会，认为这是“至德之世”，在这种社会里人的本性才得以体现。
在领导心理思想方面，道家无为的观念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认为高明的领导是顺应自然、无为而无不治。老子对不同类型、不同水平的领导作了如下描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里把领导按其水平高低顺次分为四种类型：
最高明的领导，下属仅知其存在，没有感觉到他做了些什么，他无为而治，下属能各顺其性；稍次的，下属亲近他，赞誉他；再次的，下属对他害怕；最差的，下属蔑视他，玩弄他。对于言而无信的领导，下属就不信任他。
道家无为而治的观念体现了一种适应自然、自觉服从客观规律的管理策略。它在管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无为”可以减少管理的心理阻力，避免引起反感。道家认为，以智取天下，别人还之以智，以力为出发点，别人还之以力。所以，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管理者机智巧诈，被治理者因此也作奸作伪，在管理中应该不去人为地破坏自然规律，顺应自然，就能够防止下属出现心理抵触，使下属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管理要求，实施有效管理。
第二，“无为”可以减少冲突，道家认为，过分的利益诱惑会导致相互争斗。管理者既要满足下属的合理需求，又要防止贪欲带来的损害。所以《老子·十二章》说：“圣人为腹不为目”，主张生活简单，反对追求官能享受。管理者“无为”，“清心寡欲”，即不提供过分利益，就会有利于管理。
第三，“无为”可以充分发挥组织机构的作用，老子有句名言，叫“治大国若烹小鲜”。因为“夫烹小鱼者不可扰，扰之则鱼碎；治大国者当无为，为之则民伤”。在组织中一旦建立了稳定的结构，明确各自的分工职责，就应充分发挥其作用，管理者应适当超脱，避免主观、随意决策，不干扰日常的管理工作，这样就能达到“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管理效果。
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策略在中国传统管理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汉文帝时，宰相陈平在管理中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汉文帝有一次问右相政府的税收数字，右相周勃答不出来，急得汗流浃背。宰相陈平上前代回答，说：“各有主者。”他要求文帝去问专管其事的人——治粟内吏。文帝听了很不高兴，便问陈平，各事都有其所管，那你宰相干什么？陈平就用道家的思想回答：“宰相者，上优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宰相职权论”，充分体现了“无为而治”的管理心理思想，而且这一思想在唐朝的贞观之治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探究道家“无为而治”管理思想的本质，它其实与现代管理中的最优管理原则不谋而合，一方面，它主张实行开明、自由的管理；另一方面，它也反对蛮干妄为，粗暴干涉。对以修己立人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儒家管理思想起到了一种补充和融合的作用，在现代管理中，它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使中国管理文化带上了一种随遇而安、安时处顺的惰性，阻碍着我国民族管理的发展进程。
（五）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中的重要原则和策略。“中”的思想由来已久，在现行的《尚书·周书》中有两篇重要文献《洪范》、《吕刑》都涉及中道的思想。《尚书·盘庚中》中有“各设中于乃心”的论述，《论语》中也有追述尧对舜的告诫“允执厥中”的记载。《周易》中的卦位尚中，也反映了中道的特征。这些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至春秋时期，中和被普遍推崇，儒家创始人孔子发扬了殷周以来尚中的思想，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明确把中庸看做为最高的道德范畴。《礼记·中庸》则进一步把“中”和“和”看做为“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后世许多思想家也从各个方面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挥，使之作为一种国粹而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么，中庸之道究竟体现了怎样的一种精神？《礼记·中庸》中的解释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程颐对此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熹则解释道：“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他们都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中庸的内在含义。在管理中，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折中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它，而应正确理解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内在哲理。中庸之道运用于管理之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观念：
第一，统一把握好矛盾的双方。孔子这样说道：“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体现了中庸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事物对立的两方面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即所谓的“执两用中”，这样就能统一考虑到矛盾中对立的两极，不至于出现偏颇，在对立面的互补中取得一种整合效应。管理中经常要面对如何把握好矛盾双方的问题。例如，企业的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产品的投入与产出、企业文化中的法治精神与人伦精神、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等。这时，就需要管理者能适时贯彻中庸的这一原则，对矛盾双方有个整体的把握，进而在明确了解管理目标的基础上对矛盾双方进行权衡，以便筛选出对组织较为有利的方案并有效地进行实施。
第二，凡事要适度。作为一种重要的管理原则和方法，中庸之道反对处事走极端，主张任何事都要遵循一个适当的标准“度”。《论语·先进》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过”就是过火，“不及”就是火候不到，过和不及都是孔子所反对的，由此便得出对事物处理的方法：无过无不及。这一思想在《论语·子路》中也有论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这里，“狂”就是过，“狷”就是不及，两者都是不提倡的，管理中提倡的是“中行”，凡事都要适中和适度。现代市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管理者应针对企业的实际情况作各项适当决策，尤其要对一些非日常性的风险性决策保持慎重的态度。众多成功和失败的案例表明，任何无视企业发展潜力的故步自封和不符合企业客观情况的盲目扩张，最终都会导致企业的衰落和毁灭。中庸的这一原则对于以维持企业质的稳定性和发展的平衡性为目标的管理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第三，掌握灵活多变的原则。中庸之道还要求遵循灵活多变的原则。刘劭曾这样说：“夫中庸之德，其质无名。故咸而不硷，淡而不酉贵，质而不缦，文而不缋。能威能怀，能辨能讷，变化无方，以达为节。是以抗者过之，而拘者不逮。”这体现了中庸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要能衡量事物的情势相应地变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它的要领。管理通常是在一种特定的情境之中处理特定的问题，可以说，面对的问题和情境决定了管理者对待问题的方式，也就是说，管理中的决策应该是一种权变的方式。现代管理中，极少的决策是完全程序化或完全非程序化的，通常是介于两者之间。因此，一些为依据先例而制定的规则和政策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应用的，这些都要求管理者能审时度势，及时地分析所面对问题的性质，以便作出有利的决策。中庸之道正是以这种灵活多变而见长。
第四，保持矛盾双方的协调。《礼记·中庸》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孟子也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和实际上体现了儒家中庸思想中对矛盾对立面之间的调和和渗透的追求。但儒家所说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和。对此，孔子有明确说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的东西和谐地配合叫做和，和的各方面有所不同；相同的东西相加或与人相混合叫做同，同的各方面之间完全相同。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反对在管理中人云亦云、盲目附和，而是追求一种有原则的协调与和谐。中和的思想不仅可以减少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状况下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维持社会稳定，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创造和谐的人力资源管理、增强组织凝聚力也具有非常积极的指导意义。
中庸说在管理哲学上包含了某些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但也存在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导致折中主义、因循守旧、谨小慎微、缺乏创新、不敢冒险等惰性。这些都是我们在现代管理中所要避免和注意的。
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五个主要特征，存在着相互依托与共存的关系。其中，以人为本是古代管理心理思想之核心价值观，也是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基石所在；以德为先是古代管理心理思想之道德取向，是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方向性特征；中庸之道是古代管理心理思想之行为法则，也是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处世原则；无为而治是中华管理之理想境界，是中华文化历代追求的理想管理状态；以和为贵是古代管理心理思想之终极目标，也是中国传统管理智慧所倡导的竞争法则。分析五者的内涵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建构出其特征模型——中华管理智慧之特征模型。
二、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研究的主要特色
“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研究”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该研究对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发展的历程作了整体的把握和系统的探讨，主要有以下特色：
（一）系统整理了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研究涉及管理学和心理学研究的领域，它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和心理科学将会产生巨大的作用。过去，一些国内外学者曾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提出一些精辟的见解，而一些心理学工作者主要涉及的是中国古代普通心理思想的整理，因此，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零碎，有关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方面的论著更是寥寥无几。该研究以中国的历史时代背景下中国管理心理思想自身的发展为脉络，系统整理了从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到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的管理心理思想；以中国思想发展史中诸多的学派、重要人物、代表著作为线索，深刻揭示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实质，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这项课题填补了中国管理心理学史研究的空白，促进了中国管理科学和心理科学体系的完善化和系统化。
（二）理清了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发展的脉络
中国是文明大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纷繁复杂，各种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在这一土壤里萌发的中国古代管理心理学思想必然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它有着自身的渊源、生长、演化和整个的发展趋势。这期间，它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是不断变更和演进的。单从儒家管理心理思想的发展来说，孟子、荀子的管理心理思想有别于孔子的管理心理思想，董仲舒、杨雄的管理心理思想又有别于孟、荀，其下亦如此，代代有更新。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其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后世的思想总是在继承前代思想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和演变。只有结合中国社会艰苦曲折的时代背景，理清它的发展脉络，才能对它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系统的整理。
本研究正是以时代的发展作为参照背景，紧紧抓住中国社会从夏商周到清几千年的历史中各种流派、代表人物、重要著作和思想动态等重要的线索，梳理出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滥觞、形成、发展、完善及新动向的发展脉络。这将有利于整体把握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发展的动态，揭示它的本质特征，以便推陈出新，促进中国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
（三）构建了中国管理心理学的新体系
目前的管理心理学理论研究大多围绕个体心理、群体心理、组织心理三大块展开，这一体系是沿袭了西方管理心理学的理论体系。本研究认为，一方面，西方管理心理学的这一体系仅重视了管理大系统中人的问题，而对于管理活动中同样很重要的目标、环境、信息、时间等因素则相对忽视了，这自然不可能实现整个管理系统的最优化；另一方面，西方的管理心理学主要以企业为研究对象，而缺少适用于各种组织管理乃至个人管理的体系，不能揭示管理心理学一般的原理和规律。因此，本研究从这样五个方面构建了管理心理学的新体系，它们是目标管理、人力管理、时间管理、环境管理和信息管理，这个内容体系在管理心理学体系中具有独创性，它的创新之处在于：拓展了管理心理学的学科外延，形成了以目标管理为核心的闭合系统；开拓管理心理学的理论与应用领域，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体系适用于任何管理领域，它揭示了管理活动的一般性原则和规律。从实践应用的角度来看，它不仅适用于企业领域，还适用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其他领域，用这一体系来揭示以国家和社会管理为主的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也是最为合适的。
（四）揭示了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本质特征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涵着的管理心理思想既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合理因素，包含着人类所追求的价值存在，同时也有自身的缺陷和弊病。只有真正洞察其本质特征，才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它在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优势。本研究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分析，结合中国管理心理思想发展的脉络，概括出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五大基本特征，它们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无为而治、中庸之道。这五大特征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精粹，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的管理科学、指导管理实践有很大的帮助。
三、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研究的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中国古代管理心理的研究，我们认为将会呈现以下的发展趋势：
（一）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研究思路的多元化
中国心理学和管理学的本土化运动已持续了20年。中国内地、港台地区及一些海外学者纷纷以不同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投入到这项运动中，其目标是一致的，都认为中国的心理学和管理学不要全以西方的理论作为研究的依凭，应注重文化传统对现代中国人的影响，走中国人自己的道路，以便更全面地、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港台地区的本土学者把研究的兴趣主要集中于现代生活中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上，而中国内地学者做得比较多的是整理及研究传统心理学和管理学的思想，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研究在这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以往关于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研究，主要是根据心理学史的研究方法来考虑问题，可能会以史论史，侧重于文献资料研究，注重定性研究，其产生的学术影响和应用价值有限。将来的研究中，不同知识结构和不同工作背景的人出于理论和实践的需要都会关注这一领域，而且，研究中不仅涉及心理学和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组织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将进行交叉结合，研究者的视野扩大，思路开阔，与实际社会的需求结合得也比较多，因而，研究的思路将呈多元化的趋势。
未来的研究中，在思路上将追本溯源，更有效地利用已有的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中国古代管理心理和现代管理中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之间的必然联系；在理论体系的建立上，将摆脱完全以现代西方心理学范畴为依凭的思路，抽离以理论为框架的惯性思维，直接去寻求中国自身古代管理心理学的范畴，按其内在逻辑加以整理及分析，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现代中国人的管理心理知识体系；在与西方管理心理学的比较上，以往的研究中借鉴了西方管理心理学的概念和体系，作了一些相应的比较，未来的研究中将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料，凭借中国管理心理自身的体系与西方现有理论进行深入的比较，从中寻求新的理论灵感；在评价上，将建立一套客观严谨，且能广为学术界接受的本土学术研究成果价值的评量标准，以国际化的标准来评价学术研究方法，而以本土化的标准来评价学术研究主题与成果的价值。经过上述的努力，就可以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得更透、更深，而且应用起来更简单、更有效。
（二）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研究人才的复合化
由于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研究需要良好的古文功底和管理心理学的专业素养，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历史研究能力和高度的分析提炼能力，所以以往这一研究领域的涉足者很少。随着人们对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逐渐重视，以及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本身的无穷魅力，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不仅人数越来越多，而且更呈现复合化的趋势。以前，这一领域的主力军是“学院派”，他们的研究在理论上钻研很深，不足之处是偏重理论，对实际工作产生的影响还不够。目前，另一支研究力量正逐渐强大，他们多为企业的高级管理者，在长期的实际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发现这些经验与中国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管理心理思想有许多暗合之处，所以重读古书，从先代哲人那里汲取营养，这些研究者相对“学院派”来说，由于个人的基础不同，所以研究水平也参差不齐，他们在这方面的理论钻研上深度不够，很多是经验之谈，但他们的研究对于扩大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在管理实践中的影响作用很大。在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研究领域中，第三种力量是众多的管理咨询师，他们大多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丰富的工作经验，他们离实际管理工作最近，需要用自己的智能和经验去解决中国企业的实际问题，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就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借鉴。上述三种研究人才是研究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主要构成部分，除此外还有其他爱好者，他们各有千秋，但可以成互补之势。总之，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研究的人才队伍日益壮大，将构成复合型的研究人才结构，这将推动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在理论的建构和实践的应用上展现辉煌。
（三）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研究结果的实用化
通过对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研究，我们已得到共识：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影响是巨大的，离开固有的中国管理文化来建设中国管理现代化，最终将丧失实现真正现代化的基础。然而，过去的研究中，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脱节，某些理论工作者为了研究而研究，较少关心研究成果在实际部门的应用，使得理论的研究成果失去了在实践领域取得一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机会，而实践领域的工作者虽然迫切需要了解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并用它来解决管理中的实际问题，却因为缺少了理论的支撑而不能掌握其中的真谛。未来的研究中，对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挖掘使得我们掌握了现代管理实践中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来源，建立了中国自身的管理心理学的范畴和体系，以上述传统管理文化的研究为基础，再有效地吸取西方管理文化中适合于中国人心理的观念和技术，我们将确定新的管理模式，这样的管理模式从最根本的管理宗旨、管理理念到具体的管理行为的实施，均与过去的管理有显著的区别，这一巨大的变革不是只源于学者的书斋，更多地来源于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的中国管理实践，这样，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就真正发挥了它的价值。
（四）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研究影响的全球化
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研究，不仅越来越为国内学术界、企业界所关注，而且为很多西方学者和企业家所重视。他们发现，古老的中国拥有很多管理思想的精髓。尤其是遇到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所无法解释和解决的管理中的问题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的精辟见解往往切中要害。所以，全世界正掀起研究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热潮，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研究内容也是现在众多知名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国外公司的管理培训课程中，关于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内容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在《第五项修炼》的中文版序言中，彼得·圣吉说：“就我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途径与西方文化的演进途径略有不同。你们的传统文化中，仍然保留了那些以生命一体的观念来了解万事万物的运行法则，以及对于奥秘的宇宙万有本原所体悟出极高明，精微和深广的古老智能结晶。”“关注中国本土管理思想的孕育、发展以及和世界主流的融合”这一主题的讨论也出现在哈佛商学院出版社在沪召开的首届大中国区合作伙伴的年会上。在实际工作中，国内外的管理者对于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运用也越来越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正如一位管理学家所说：“中国未来的管理模式应该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一切有效的国际经验被吸收融合并以民族化的形式出现，一是具有独特的管理创新。这种创新是由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孕育的，是其他民族只能学习借鉴而无法创造的。”任何优秀的文化遗产不仅是本民族的，更是全人类的，两千年积聚的中国管理心理思想的精髓将为全球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发挥其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