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埃龚·席勒有感
埃龚·席勒，奥地利二十世纪初的画家，他的一生像一颗流星，一九六年十六岁考入维也纳皇家美术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四年，一九一八年战争一结束，患西班牙流感，年仅二十八岁已经离开人世，主要创作时间仅几年而已，但他留下的众多作品足以表达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
十九世纪末，当德国哲学家尼采宣布上帝死亡的时候，在西方，人们的灵魂已经流离失所，无所归依；科学技术的屡屡发明更新，各种哲学、政治思潮的发端、流行，继而泛滥，然后冬眠，使人的头脑在遭到各种概念劫持的同时，精神被迅速洗劫一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发现，更是让心灵危机走向锋刃，肉体终于成了孤家寡人，完全沦落为欲望的奴隶。欧洲弥漫着普遍的痛苦和迷惘，到处是普遍的混乱和沮丧，灵魂和肉体互相诋毁的同时又无可奈何的扭曲一团……这一切，在埃龚·席勒的自画像中表现得无以复加，画布上挣扎着一个个怅惘或惊恐又无所皈依的面孔。其他的画面不乏惊心动魄的效果： 痉挛的身体，扭曲的肢干，神经质的表情，空洞的眼光……灵魂的失却，肉体欲望的无所投奔，冲动如炼狱的烈火，在席勒的画面上，演绎出了一场绘画史上前所未有的、充满悲剧性的人体画面。欲罢不能的情欲一再被演绎，但最终的企及永远没能达成。
其实，欧洲文艺复兴这时才过去四百年，伟大画家达·芬奇和拉斐尔的人物造像，对所有画家记忆犹新，那些人物造型，那些美貌塑造，体现的是灵魂的洞明与身体的安详，身体与灵魂前所未有的和谐，在二十世纪初的欧洲画坛，早已成为永劫不复的过去。诚然，古典画家画的是理想，画人类古代和未来应该成为的形象；而现代的画家，如席勒，则画现实，画同代人内心的风景，因为现实已经变得过于强大，如庞然大物，置灵魂于其黑暗的阴影中，将人心压抑，令灵魂窒息，细弱的个体完全无能为力解救自己，对存在最后的感觉只剩下身体的那点可怜的欲望，它要求兑现，刻不容缓，万般痛苦不可名状。
席勒的人物显得自恋同时又自怜，因为无助的绝望，身体常常表现痉挛和挣扎。据说灵性的失落一定导致身体感觉的迷乱，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欧洲的普遍的现象，仿佛真的是因为上帝的死亡，人类不仅变成了孤儿，心灵开始被绝望和幻灭纠缠不清，世纪末情结、最后审判情结成为时代的普世情结。席勒画面中的人物，精确地凸显了这一心灵状况，他们无论坐或站，皆如漂浮在不明的时空中，无所投靠，无所投奔，画面上一派困窘的情状，没有具体的内容和情节，画面构图和人体造型，都在表现一种神经质的情状，这是画家对时代的内在感受，是他内心难以名状的感情流露。
席勒是西洋绘画历史上自丢勒和伦勃朗之后画自画像最多的画家，有一百多幅。但他的画面上既没有丢勒的庄严和威仪，更缺乏伦勃朗的深邃和个人尊严。在席勒的自画像中，神经质、癫狂、变态、病态被表现得袒露无遗。或许是心灵的绝望，使得画家在作画时完全忘记传统道德规范或宗教教条的约束。他似乎是不假思索地闯入了伦理的禁区，为此也给自己找了很多麻烦。画面上的人物，仿佛不仅精神已经涣散，而且存在根本就已经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画家以画笔直觉地承认并记录了这一状态，并将其夸张地表现出来。
感知自我、认识自我、挑战自我，最后接受自我是西方人对自身的一种认识过程。经历古希腊神话的幼稚感知阶段，承受幅度狭窄的中世纪宗教（精神）规范，进入自然理性和科学启蒙的认识范畴，西方人，始终将认识的基础保持在感性的世界中，绘画因此一直是西方人最直截了当的精神和感情语言。
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建筑及绘画大师阿尔贝尔第（Alberti）将绘画艺术看成上帝威力在人间的直接化现。他认为，绘画虽然以模仿为主，但将被模仿的对象美化和升华，审美过程由此产生，这是人类精神得以进化的一个重要环节。由此，人们会开始注意到事物和自然的美。阿尔贝尔第对实现自己的见解甚至急不可待，他说：“所以我要像诗人一样对我的朋友们大声说，那个变成水仙花的美少年实际上是绘画的发明者。”古希腊神话中有这样一则故事，美少年纳西斯在水中发现自己的美貌，自恋而不能自拔，遂落水变成水仙花。西方人认为，这是人发现自己的开始。
文艺复兴打开了人类寻找自我的大门，将最冠冕堂皇的形象赋予了自己，不论是达·芬奇、丢勒，抑或是伦勃朗还是别的大师，到席勒这里，这场寻找自我的长征，从充满信心到绝望和幻灭，成了西方绘画史上的一曲动人的交响诗。西方人对自我的推崇到尼采时已经登峰造极，在《查拉图士特如是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兄弟，在你的思想和感情后面，有一个强大的君主，一个陌生的智者——那就是自我，它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就是我们的身体。”这段话在当时的维也纳、慕尼黑和柏林的知识分子中间非常流行，成了很多艺术家的创作和生活的根据，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德国稍后的托马斯·曼都认定，认识自我、拯救自我，就是拯救人类。
上帝被宣布死亡，为了个体得救，为了寻找新的存在支柱，努力寻找个人意识成为势在必行，身体这个感觉的集合体成了艺术家们的第一个目标，认识真理的捷径。美国作家辛格在著名小说《杨特尔》里有这样一句话： 寻找真理的努力越大，寻找真理的路就会越长越艰难。真理就在自身，而人类一直不遗余力地在身外追求。
上帝走后的真空无法填满，社会的不平等又给人沮丧和挫折感，尼采的预言无法兑现，绝望的人们开始走极端，由此造成的精神错乱和精神分裂在席勒的绘画中得到了典型的体现，不论自画像，还是主题绘画作品，贯穿画面的精神是出乎常规的和常轨的。然而，由于身体并不是终极，甚至连精神也还不能成为存在的终极，个人的彷徨和战栗成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人再也不是文艺复兴时候美的至尊，而是一个生理系统紊乱、精神荒诞不经的危机。对尼采趋之若鹜的青年艺术家们大约没有想到，这位哲学狂人对他们简直不屑一顾：“现代艺术家在心理上接近歇斯底里，性格上也反映出这一病态……生活中任何鸡毛蒜皮都会被他们大肆渲染，简直好像在跟人算账，哪里是人，他们简直是一群全无廉耻的家伙，到处肆无忌惮地拉屎。”（《批评研究笔记》）
但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自我认识是人类认识能力的飞跃，自恋者是人类自我认识的开始，纳西斯变成水仙花是个美丽的故事，是人类从蚕蛹变蝴蝶的飞跃，审美绘画的发明很可能始于自恋者。至于席勒画面人体所表现的混乱和危机，无非反映了人的心灵在那个时代经历异化的开始，历史的骤变产生巨大的异常能量，触电般地席卷每一个人，但，您不能说席勒的人物不美。一种凄冽的美几乎挂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其实，这时代中丑陋已经泛滥，唯有审美地表现，历史的能量才能战胜陈腐和丑陋。
我们呼吁这样的艺术家！
席勒富有挑衅性的人体和情爱场面不久后的确开始偃旗息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席勒，经历了这场情欲暴虐的历练，开始变得平静、平常，甚至世俗。他以极不君子的手段甩掉了自己多年的模特儿女友，与家庭背景殷实的女子结了婚。模特儿女友从此对他嗤之以鼻，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始，女子毫不犹豫地报名上了前线，成为红十字救护队的一名战地女护士，最后如愿以偿地在前线牺牲。席勒是艺术家，虽然也参了军，但大部分时间留在了大后方的维也纳。大战结束之际，他同妻子前后三天内死于西班牙流感。妻子的肚子里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埃龚·席勒出生于下奥地利州的土伦小城，父亲曾是火车站站长，母亲是家庭主妇，而席勒因为从小画画出色，很小便被称为神童，尤其得到父亲的宠爱。父亲的早逝对年幼的席勒是个巨大的打击，给他年幼的心灵留下了永远未能抹去的阴影。中学还未毕业，经学校老师和教区神父的大力举荐，虽然不为母亲和继父理解，但还是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席勒报考了当时的维也纳皇家美术学院，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三年级的时候，因接触维也纳“分离画派”的代表画家古斯塔夫·克里木特，他的画风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不久他便找到了自己的绘画语言，形成了自己的画风，当然，诽谤和批评也接踵而来。很长时间内，席勒被世俗的传统道德观定格在性“心理变态”这一范畴，病症属于“色情狂患者”，被媒体称为“心理不健全的画家”、“灵魂有暗伤”、“是个不正常的人”。但当时奥地利著名作家勒德雷尔（Lederer）却说：“在所有我认识的人当中，席勒是最正常的。”席勒甚至因猥亵少年罪坐过一个月的监狱，而给他判刑的法官，私下里就是一个色情狂，并为此不能自拔，人们后来在这个法官的办公桌抽屉里面找到色情杂志。席勒蹲监狱的时候感到很轻松，认为这“不是在惩罚他，而是在清洗他”。他在狱中画了不少速写和素描，其中有这样两幅：“从牢房门看出去的监狱过道，有扫帚等清洁工具。”第二幅，牢房中的床上有一枚橘子，“橘子是我的房间中唯一的亮点”。这是怎样的一颗心灵，会因为晦涩的牢房中一枚放在床铺上的橘子顿时眼前生辉！
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宣布，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性冲动的需要和结果，但他的言论没有引起读者的注意，直到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提出这一论点。在弗洛伊德的《有关性欲的三篇论文》中，他说： 叔本华认为，只有完全解放性欲，艺术创作才能实现。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延伸： 艺术创作是对性欲解放和克服的过程。在西方历史上，性欲一直被看成神秘、不可战胜和驾驭的自然原始力量。
维也纳是个不大的城市，弗洛伊德和席勒住得并不远，席勒的画面可以说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直接实践。不过，在他的艺术中，那些人物形象所面临和所经历的不仅仅是对性欲的无法承受和对爱的无法企及，更多的是对存在、对生活的恐惧，对希望的幻灭。画家企图要表现的是个体的沉沦，对整个生命无力胜任后的绝望，甚至连画家自己，最终也以放弃个体反潮流的生活方式，选择同中产阶级女子结婚，过世俗安定的小日子，来结束这场徒劳的奋斗。而这时他已经走完了他的艺术创作之路。
席勒一生都认为他来这个世界是为了某个使命。或许这就是他的使命，表现这场世纪末日般的折磨，在灵魂和肉体中，那番令人不堪的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