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中的丑可以变成艺术中的美,但艺术中的丑,可就是永远的丑了。”这是中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的一句名言。让人联想到著名瑞士作家歌德弗里德·柯勒,他在批评法国十九世纪自然主义文学作品时有这样一段文字:“难道一定得不厌其烦地描写妓女的生活,陈述肉欲在换了多少张床单中不可一世,我们的文学艺术才可能存在么?”其实柯勒要说的是,不加修饰地直陈丑陋现实,如果被称为艺术,那么艺术可谓离末途不远了。
十九世纪下半叶,自然主义艺术风格流行,特征是不加修饰的、粗糙的表现手法,被德国古典派作家冯塔纳称为“撒旦和小丑的杂交品种”。事实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艺术有自己的时代特征,可能针对性强,形式或得到公众的赞同,如维也纳的“分离画派”,但也可能遭到讥嘲乃至谩骂,如法国印象派的遭遇。将时代的丑陋变成艺术,是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风格特征,不少震撼效果,是否能够启迪,帮助进步,这或另当别论。当年马丁·路得翻译《圣经》成“粗鄙”的德语,则从信仰和语言上统一了德国;“豺狼一般”的俾斯麦,则从政治上统一德国,中间还有“狂飙突进”,为此做了精神文化的充分准备。精神塑造文化,文化催发新的精神,重要的是认识和跟随天才。因为文化来自精神,天才代表最高的精神;只有精神才能真正统一一个民族,靠物质无异于用绳捆沙。
真正的精神文化可以坚实一个民族的心灵。文化投机主义或文化虚无主义都会贻害无穷。没有思想自由,艺术创作就容易出现两种极端,或御用,或哗众取宠。很难说中国的山水画不是遭挤兑后的边缘艺术成为主流,情形同西方古典音乐完全相反。真艺术不一定是绝望者的呐喊,谄媚的艺术也不一定就应当被放进太平间。只是遇到唯利是图的商人或愚痴虚荣的观众,情形就火热起来,好像文化很繁荣了。其实,御用未必不能产生艺术,哗众取宠未必不能推出大师,但两者与天才无缘,因为天才需要时间地点和氛围的正确。天才除了精湛的技艺和独到的语言,更有高远的理想和博大的胸怀,他们的艺术可以承载民族几百年,乃至千年,希腊的雕塑,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绘画。艺术创作是艺术家责无旁贷的社会义务,他们可以豪放,但也需深邃,可以怪癖,但要有社会良知和人文勇气。古人也讲:“故画品优劣,关乎人品之高下。”(杨维桢)当一位年轻轻佻的画家对作家冯塔纳说:“我的艺术是神圣的。”冯塔纳立刻不客气地告诉他说: 这是华而不实、傲慢无知的表现,这将给人类造成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