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特金斯
作为母亲和学校的心理学家，我见过孩子之间许多异乎寻常的友谊，我儿子考特和他的朋友韦斯利就有着深厚的友谊，那种友谊世上罕见。
考特的童年并不快乐，语言表达障碍和运动神经反应迟缓一直困扰着他。4岁时，考特在特殊学校教育学前班认识了韦斯利。韦斯利患了脑瘤，这使他像考特那样发育迟缓。相同的境况使他们亲密起来并成为最好的朋友。对两人来说如果谁某一天没去上课，另一个一天都不会快乐。
2岁时，韦斯利被确诊脑部有一个“无法手术”的肿瘤，做了几次手术，都没成功。孩子们玩的时候，韦斯利就会拖着那条惹人注意的腿挪来挪去。机器记录装置表明肿瘤变大了，于是韦斯利又要忍受一次手术的痛苦了，只是这一次在俄克拉何马城。
在学前班的生活中，考特和韦斯利一直得到一位好老师的精心照料。孩子们深情地称她“白诚曼”。她是我校心理学家生涯中所见过的最好的老师。白诚曼尽力向语言障碍学前班的孩子们解释韦斯利的手术和俄克拉何马的旅行。考特十分激动，他哭了。他不愿让最好的朋友坐飞机去那么远的地方，更不愿让医生碰韦斯利。
启程那天，韦斯利和全班同学一一告别，韦斯利热泪滚滚。后来，白诚曼让孩子们散去，让考特和韦斯利单独在一起，叙叙离别之情。考特害怕再也见不到最好的朋友了。韦斯利很瘦弱，比考特矮了许多，他抱住考特的胸，会意地看着考特安慰道：“不要担心，一切会好的。”
手术极其危险，可韦斯利再一次挺住了。许多周以后，他重返校园。考特和韦斯利比以前更亲密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韦斯利不得不做更多危险的手术并且每次都有试验性的药剂。每一次，他都得忍受这些手术带来的副作用。韦斯利许多时候是坐在轮椅上或是让人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
韦斯利喜欢学校的千米慢跑活动。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参加。尽管他的腿不能正常行走，可这并不能阻止他。有一年，他坐着妈妈推的轮椅参加比赛，边跑边喊：“快点儿，妈妈！”还有一年，韦斯利是伏在另一个孩子父亲的肩上参加比赛的。
11岁时，每一种手术和可以选择的药品对韦斯利的病都无济于事了。肿瘤已经扩散到韦斯利的全身。那年3月9日，白诚曼打来电话通知考特：该向他最亲密的朋友真正告别了。韦斯利已经回到家，没有活下来的希望了。
到11岁生日时，考特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只是学习上的困难还很明显，千米慢跑运动也不适合他。白诚曼打来电话通知考特的第二天，考特就参加三千米慢跑。那天他的感冒和气喘病刚好，可他却想尽方法让我相信他能够上课了。下午我去接他的时候，他说肺滚热。拿着一个证书和闪闪发亮的第一名的绶带，证书上写着：“奖给五年级组第一名获得者考特和他的朋友韦斯利。”
平时考特不是那种有主见的、倔强的孩子，可是那天晚上他坚持要去看望韦斯利。韦斯利的妈妈安排我们在治疗间隙看他。韦斯利躺在床上，柔和的阳光照在他那虚弱的天使般的身体上，从后院传来了圣乐声。在病魔和过多的药物的折磨之下，韦斯利不能做什么了，偶尔地，能握着别人的手指，睁开一只眼睛。
白诚曼唤醒韦斯利，并且让他明白：考特来了。考特握住韦斯利的手，把证书给韦斯利看。告诉他，考特是为韦斯利拼命夺第一名的，因为韦斯利不能参加比赛了。韦斯利紧紧握住考特的一个手指，脸上的表情只有他们才能明白。考特俯下身亲吻韦斯利，低声说：“再见，韦斯利，我的朋友。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韦斯利捱到了自己11岁的生日，6月离开了人间。考特参加了韦斯利的葬礼，有人问他心情怎么样，他说已经跟最好的朋友告别了，并且知道韦斯利会“很好的”。
我想韦斯利死后他们的友谊就结束了。我错了。韦斯利死了整整一年的时候，考特得了严重的脑膜炎。在急救室里，考特绝望地抓住我，我们怕极了。考特浑身发冷，不停地打颤。
当医生做脊柱抽液时，我和考特感到一股暖流和难以描述的平静涌向全身。考特立刻放松了，不再发抖。
医生和护士离开房间以后，考特和我互相凝视着，考特十分镇静地说：“妈妈，韦斯利在这儿，他说‘不要担心，一切会好的。’”
一些友谊永远也不会结束，我对此深信不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