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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内蒙古自治政府始末记述

郭恩布札布

本文所述的“内蒙自治政府”,是指德王和达理札雅,于1949年在阿拉善旗所成立的“内蒙自治政府”而言,而不是在张家口所成立的“内蒙自治邦政府”。这名称在后来临近解放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出走后才更换为“西蒙自治政府”。现在仅将个人记忆所及写出这一始末,不过事情的发生迄今已逾40年之久,有些事情石沉大海,不复记忆,特别是个人之间的活动。望知情者给予补充和指正。

内蒙自治政府的由来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根据波茨坦协定对日本政府宣战后,红军西线部队突破多伦化德防线,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直捣张北狼窝沟,两军鏖战四昼夜,日军兵残力竭,节节败退。树倒猢狲散,蒙疆政府也随其主子的失败,趋于瓦解。

在这时身为蒙疆政府主席的德王,又拿出他那一贯使用的“狡兔三窟”的伎俩,首先派遣代表向苏、蒙军的先头部队表示欢迎,企图得到苏、蒙两国的谅解,再搞内蒙民族自治,以延续其濒于死亡的政治生命。但是,苏、蒙两国方面的先头部队看穿了他的伎俩,予以拒绝。德王未能如愿以偿,一计不成,又来一计,他想现在唯一的靠山就是蒋介石了,于是在8月18日给蒋介石拍出一份电报,除恭维祝贺蒋介石领导抗战胜利光复国土而外,并请示对于蒙古问题应如何解决,是否允许自治,可遂蒙古同胞多年的宿愿。当时,张家口已处于四面楚歌,形势异常紧张,秩序也极度混乱,已不容许再为留恋,即于8月20日黄昏,仓促偕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和蒙古政府部分职员和家属逃往北平。翌晨,车行到宣化时,由宣化省省长刘继光送来蒋介石电报两份,一份任命德王为蒙古先遣军总司令,一份任命李守信为热、察两省先遣军总司令。他们于22日傍晚到达北平,住在雍和宫。德王脚踏两只船,念念不忘其主子,第二天派吴鹤龄代表前往华北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拜访岗村宁次,汇报德王离张家口来北平情况,次日岗村宁次派莲沼中将和根本博少将回拜德王,转达岗村宁次的关怀,并通知拨给救济费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券7亿元,面粉1000袋,黄咔叽布1000匹,以后每个职员发给救济费4万元,面粉1袋,布1匹,其中用了7万元给德王买了住宅一座。德王在办理救济费的同时,与李守信等商讨了对于蒋介石的新命是否接收的问题,经商讨结果,认为在当时各处交通已阻塞的情况下,集结各地的蒙军部队,事实上已不可能。同时德王其梦寐不忘的还是想继续搞他的蒙古自治来掌握统治大权,对于蒙古先遣军和司令一职根本不感兴趣。因此,他就搁起来。隔了不几天,蒋介石就国内外若干重大问题发表一文中有蒙古问题,允许自治的诺言。德王看见后,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异常高兴,喜形于色,即给蒋介石拍去一份电报,表示拟亲赴重庆,面谈蒙情,要求派飞机来接,以便前往。电报发出两、三天后,就接到蒋介石复电,令德王寻晤在北平的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长何其巩。通过各方联系,在1945年8月末,德王率同李守信、乌古廷、吴鹤龄、陈绍武、郭木布札布、乌如贡布、巴尔吉、策仁等一行8人前往重庆,住在蒙藏招待所。蒋介石于9月20日召见德、李进行了一次很长时间的谈话,并进午餐。对于个人生活方面非常关怀,允许每月由国库拨给生活费50万元,以后水涨船高随时增拨。当他谈到关于蒙古问题如何解决一节时,蒋说这个问题很大,亦非一朝一夕仓促之间所能解决,须从长计议方能得出合情合理的办法来,要等待,不要急。结果德王乘兴而去,扫兴而归,于11月间乘机回到北平。

1947年南京的国大代表会议闭幕,行政院派飞机送东北少数民族代表归北平,同机的孟和扎布、图景芳、包德本、郭永年、达瓦敖其尔、乌如根、达理札雅、郑礼范、何兆麟及其眷属。达理札雅到北平第三天拜访了德王,经过长时间的谈话最后作出两点谈话记录:(1)现在局势动荡多变,我们要静观其变态,待时机成熟,号召各盟旗人民进行自治运动,成立政府,地点暂定在百灵庙,如果环境不允许的话,可迁移到阿拉善旗定远营。(2)必须训练一支精锐骑兵5至10万人,以保大业。以后德王在北平寄居,深居简出,直到北平临近解放的时候,依蒋介石的旨意去南京。到南京后曾见过蒋介石、李宗仁,当时国民党研究准备送德王去西康住,德王不愿意,后来自己选定到青海西宁。国民党政府遂于1949年1月25日,派飞机送德王到兰州转西宁。德王在兰州逗留两个多月,受到张治中的殷切招待,因要履行他和达理札雅的谈话,未去西宁,由兰州来到阿拉善旗。

自治政府的筹备

德王到阿拉善旗后,与达理札雅商讨蒙古自治问题。这时达理札雅与北平谈话时的态度有所转变,顾虑重重,模棱两可,认为现在北平已解放,解放西北就在眼前,怕解放后给自己增加许多麻烦。最后他表示,应和大家商量,再行决定。随后又和何兆麟、巴文峻、白海风等商量。德王提出,蒙古人自清末以来,一向要求自治,总未实现,现在国民党自顾不暇,应乘机进行,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时机。经过大家研究,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都有不同的看法。白海风说:“如果要办的话,也有一点好处,那就是能够把东北跑过来的那些蒙古武装军政人员,设法收容起来,不至东跑西逃,到处为害,就是将来解放了,也是对解放有一定好处。另一方面,如果一时解放不了,这部分军政人员,也是一部分力量,还可以借此搞搞地方工作”。达、何、巴3个人听了这番话之后,觉得也有些道理,认为这是一举两得之事。他们又经过几次商谈,大家便一致同意成立政府,实行自治。不久扎奇斯钦、德古来、乌古廷、吴熙宪等都先后由台湾来到了阿拉善旗,后来者都有不同的看法。德古来听说白海风妄自尊大,曾骂由东北逃来的人员到处为害,他很气愤地反驳说:“近来从东北各盟旗逃来的同乡的确不少,他们都是历经悲欢离合,忧患余生的人,其中多数是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或者社会贤达,而非有人所说的那些为非作歹,到处为害者,不应该歧视同乡,孤芳自赏,自命清高,应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特别是武装人员,他们都是英勇善战的将士,而非到处为害的虾兵蟹将,将是我们自治政府的中流砥柱,对待他们要表示同情和敬意。现国民党政府已处于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时刻,我们应该快行动起来,作好筹备,把政府成立起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随后,紧接着就商量自治政府的名称问题,德王主张蒙古统一名称,提出定名为“蒙古自治政府”。而白海风、达理札雅、何兆麟、巴文峻等人,则主张采用“西蒙自治政府”的名称,认为东部已有王爷庙的自治联合会,就应当避免在自治区域问题上的重复对立。所以只能限于没有解放的地区,这样将来就是解放了,对共产党也比较好说一点,如果完全无视王爷庙的自治运动,对自己将来是很不利的。可是,德王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同意西蒙自治政府的名称,认为蒙古是统一的,绝不能分割成为东、西蒙古,如果分割开来,有失蒙古人心,于自治前途诸多不利,故必须定名蒙古自治政府。双方各执己见,争论多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后由德王、扎奇斯钦、德古来、乌古廷、吴熙宪等人的坚决主张,终于采用了“蒙古自治政府”的名称,但在后来的代表大会上,虽有不同的意见,仍在争吵,可是仍然没有改变了原来已定的这个名称。

在自治的管辖区域问题上,德王等根据决定采用的“蒙古自治政府”这个名称,主张全部内蒙地区都应当包括在内。而白海风、达理札雅、何兆麟、巴文峻等,则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实际上不但做不到,而且白白地给自己添麻烦。因此,主张自治区域只能限于没有解放的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绥东四旗、土默特旗、阿拉善旗、额济纳旗。至于出席成立自治政府代表大会的代表,则不限于这些盟旗,东部盟旗目前旅居阿拉善旗的人士,也可以推选代表参加大会。德王等鉴于事实上的确也管辖不到东部盟旗地区,最后就放弃了自己的意见,但又主张增加青海、新疆的盟旗,这样大家也就同意了。

大家同意实行自治以后,就成立了“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公推伊克昭盟杭锦旗的札萨克阿拉坦瓦奇尔为主任,德王、达理札雅为副主任,何兆麟为秘书长,札奇斯钦为副秘书长;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札奇斯钦、林沁僧格、阿拉坦瓦奇尔、德古来、德王、达理札雅、达穆林旺楚克、乌古廷等为委员。

筹备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1)草拟请国民党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批准实行蒙古自治的电文。(2)拟定各旗出席“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3)草拟蒙古自治政府的组织法。(4)草拟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的宣言。

(一)关于请求准予蒙古实行自治的电文的大意说,蒙古人民多年来,备尝沦陷,荼毒生灵,民不聊生,生存几乎无望,人心惶惑,动荡不安,爰据民情,拟请中央俯顺舆情,准于实行自治,使各盟旗各得其所,精诚团结,群策群力,巩固地方,安居乐业,兹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望速批示,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二)关于各旗出席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名额问题,当时因为时间仓促,交通不便,来不及进行调查,没有按人口的比例作具体规定,只是大体上按照各旗人口粗略估计,规定人口较多的旗可推派代表3至4人,人口较少的旗可推派代表1至2人。至于旅居阿拉善旗的一些东蒙的人,留在代表大会开会之前,临时决定由东北哗变出来的国民党新编第一旅部队中推选产生。

(三)关于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的主要内容是:(1)蒙古自治政府设主席10人,副主席1人。(2)主席、副主席下设政务委员会,为最高行政领导机关,由政务委员11人组成,会议时以政府主席为当然主席,主席因故不能出席会议时由副主席代理主席。下设秘书厅,设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1人;内务署设正副署长各1人;财政署设正副署长各1人;教育署设正副署长各1人;实业署设正副暑长各1人;保安委员会设委员长1人;副委员长2人;正副参谋长各1人。(3)蒙古自治政府设参议会,为最高立法机关,设议长1人,副议长1人,议员若干人。并规定参议会议长、副议长暂由蒙古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议员则暂由蒙古自治政府就所属各旅人士中聘任之。

(四)关于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实行自治宣言的大意说,我太祖成吉思汗,在欧亚两洲创立四大汗国,文治武功,都有极大的贡献,在明清两朝民族和睦欣欣向荣,唯近半个世纪,民国成立以来,竟在蒙旗地方设置省县,土地瓜分净尽,横征暴敛,主权侵蚀无余,以致蒙民的生计日趋贫穷,盟旗的权限日趋凋零,生存几至无望,我等念祖宗之伟业,民族之生存,不能垂手待毙,不避水火,一致要求高度自治,延续一线仅存之命脉,几经呼吁奔走,获得准许,此实天予苏生之良机,特召各盟旗军民代表在阿拉善旗定远营举行蒙古大会,经大会决议,精诚团结,群策群力,即日起成立蒙古自治政府,以内蒙古固有的疆土为领域,本互惠互助,复兴祖业,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伟大理想,特此宣言,以昭大义,凡我全体蒙民希一致拥护,体现我蒙为国家为民族之至情,贡献人类之和平,不仅蒙古无限荣幸,抑亦全世界之光辉人共鉴,誓志勿渝。

在以上电文和宣言内容问题上,当时曾有过两种不同意见,反复激烈争论。德王、札奇斯钦、德古来等人的意见是:在电文和宣言里面必须提出反苏、反共的明确主张和立场,才能唤起国民党和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否则是空疏无力的。而白海风、达理札雅、何兆麟、巴文峻等人,则坚决反对,认为时局紧急,大势已定,如再提反苏、反共,一旦解放则将如何以对共产党?绝不能作茧自缚,自找苦吃,故必须留有余地,静待时局的自然演变。这种意见当然是脚蹬两只船,投机取巧的两面作法,自然为德王、札奇斯钦、德古来等所不同意。但白海风、达理札雅、何兆麟、巴文峻等始终坚持己见不变,双方争执多日。最后,德王鉴于相持不下,于事无补,终于放弃自己的意见。

德王等广州之行

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向国民党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发出要求实行蒙古自治的电报以后国民党中央迄无批发。为争取时间,早日实行自治活动,德王决定亲赴广州向国民党中央面请交涉。于是德王偕同林沁僧格于同年5月中旬,由阿拉善旗取道兰州飞赴广州。到广州后,德王等首先向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陈述了来意,而关吉玉不作直接答复,但谓可直接请示行政院。随之德王就会见了阎锡山、朱家骅。专述来意后,据说阎锡山答复的大意是:目前军事上失利,是一时的现象,大局不久就会转危为安,失陷的地区,都要很快收复回来,国家的统一,不许任何人破坏。蒙古人一向深明大义,要在中央领导下,捍卫国家统一,帮助戡乱军事顺利进行,等到军事胜利后,才能谈地方建设问题。并说在这时候你们为什么要请求自治呢?这不是给中央增加困难吗?不应该这样作,这样作对国家,对蒙古人都没有好处。据说德王又解释说:实行蒙古自治正是分担中央的忧劳,免得中央操心蒙旗的事物,这样办,便于中央在专心致力于戡乱军事,所以蒙古人才决定要求自治,这对国家有益处,还是请中央俯顺舆请,准予照办。据说阎锡山很气愤地斥责说:这时候决不允许你们这样办,如果不服从命令的话,中央一定实行军事讨伐。于是德王等默然而出。后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蒙籍常务委员李永新,从旁请托朱家骅给设法支持解决,并说蒙古自治是有利于中央军事戡乱。后来朱家骅召见德王,他说:“你们为了安定蒙旗人心,加强地方治安,想实行自治,也是一片苦心,这事业要不违背国家法令,有利于军事戡乱工作,我想也不妨试办看看。我叫财政部和国防部先拨给你们一点经费和武器,你们可早些回去吧。”德王等就趁此台阶带着朱家骅的这一口头指示,并领了1万现洋和200支步枪、50支加拿大手枪。其中,德王亲自带80支步枪(其余120支步枪,50支手枪,据说由赵福海在后起运,待运到重庆时,便赶上解放),于同年6月底回阿拉善旗,仍在奔走筹备工作。

国民党新编骑兵第一旅从东北哗变西窜

国民党军新编骑兵第一旅共有3个团约3000人,原属李守信旧部,旅长系关邦杰,第一团团长苏和巴特尔,副团长孙明海。1948年秋,沈阳解放前,该旅驻防在辽阳一带,之后,在国民党军增援锦州战役中,该旅行至新民县时,在苏和巴特尔策动下,哗变西窜,迨窜抵察哈尔宝昌县,即由原绥远军收编,番号仍定为新编骑兵第一旅,共辖3个团,改任苏和巴特尔为旅长,孙明海为副旅长,宝贵廷为参谋长。不久,因张家口形势吃紧,该旅又复西窜,迨窜抵武川县时,闻知德王正在阿拉善旗进行蒙古自治运动,于是又叛离原绥远军,于1949年初夏,继续逃窜到后套陕坎,当时陕坝一带驻有傅作义队伍,阻止不许该旅通过,话不投机,两军激战了两个多小时,由于该旅人强马壮,武器精良,击退了驻军,顺利通过。随后又驻补隆淖,便派人到德王处联系收编事宜。得知德王对经费给养都有问题,一时不易解决,便又转向宁夏马鸿逵要求帮助解决。正在这时,李守信在出席了蒙古自治代表大会之后,知道此事,便匆匆去宁夏和马鸿逵商请收编该旅事宜。结果李守信和马鸿逵达成以下协议:(1)马应许成立陕甘宁边区骑兵总司令部,任李守信为总司令,宝贵廷为总参谋长,都固仍仓为副总参谋长,该旅部队改编为骑兵第一师,归其指挥,师长为苏和巴特尔,副师长为孙明海,参谋长为赵殿臣。并允许逐步扩编为三个师,成立一个骑兵军。(2)经费、给养、弹药,概由宁夏省政府负担。(3)部队隶属于蒙古自治政府,但在蒙古自治政府不能自给以前,暂归宁夏省指挥调遣。(4)部队立即调至黄河南岸陶乐县驻防。于是,该旅根据此项协议,从补隆淖,经三盛公渡河进驻于陶乐县一带。李守信也随即前往防地,整顿队伍,部署防务,并着手进行改编事宜。其所以达成这样的协议,就是同恶相济,互相利用。

“蒙古自治代表大会”的召开,“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

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各旗,绥东四旗、土默特旗、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其中仅有少数旗没有派上代表外,其余各旗都根据“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的通知,推派代表于1949年7月初,先后到达阿拉善旗。至于当时旅居阿拉善旗的东部盟旗的人,则临时决定由东北逃窜出来的新编第一旅部队中推选代表。这样拼凑起来报到的有:德王、李守信、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札奇斯钦、德古来、吴鹤龄、乌古廷、吴熙宪、白瑞、林沁僧格、达穆林旺楚克、陈爱尔德尼巴图、陈那笋巴图、孙明海、陶布新、贺华儒、色楞那木吉勒、陈守志、云秉璋、达瓦敖其尔等112人。于是,所谓“蒙古自治代表大会”就在1949年7月8日开幕了。在代表大会正式会议以前,召开了预备会议,选举大会主席团及秘书长,并讨论通过大会议事议程。选举结果:德王、达理札雅、白海风、林沁僧格、李守信、何兆麟、巴文峻、白瑞、吴鹤龄等9人当选为主席团,何兆麟为秘书长,札奇斯钦为副秘书长,随后,由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秘书长何兆麟报告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情形。代表大会主要议程:(1)讨论通过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及蒙古参议会组织法。(2)讨论通过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实行自治宣言。(3)选举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和副主席。(4)选举蒙古参议会议长和副议长。(5)大会代表发言。大会开幕时,由德王致开幕词大意是:本人受大会之推选,担任蒙古自治政府主席,自知德薄能鲜,深恐不堪胜任,唯有继承太祖成吉思汗之伟大精神,遵奉蒙古大会之使命,依据复兴民族大业基本方针,不辞艰苦,努力以赴,希望各友邦政府,以互惠互助之精神,赐予指导协助。全体官兵将士,须一致团结,同心协力,完成复兴大业,实现和平,海枯石烂,宿志不移,天日在上,其共鉴之。德王致词后,代表中连日发言的有:吴鹤龄、札奇斯钦、白海风、何兆麟、敖木巴特尔、撒嘎拉、蒙太、白瑞、达穆林旺楚克、德古来等数十人。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谈明蒙古人实行自治的必要性。在大会发言结束后,接着进行讨论,通过了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蒙古参议会组织法及蒙古自治宣言。最后进行选举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和副主席。选举结果,德穆楚克栋鲁普当选为主席,达理札雅当选为副主席。并选出吴鹤龄为蒙古参议会议长。陈那笋巴图为副议长,所谓“蒙古自治代表大会”即此闭幕。

德王和达理札雅当选为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和副主席后,即于同年7月15日就职视事,宣告所谓“蒙古自治政府”成立。首先任命了白海风、李守信、林沁僧格、何兆麟、巴文峻、吉致祥、德古来、达穆林旺楚克、吴熙宪等9人为蒙古自治政府政务委员,组成政务委员会。并任命巴文峻为秘书长,何兆麟为内务署署长,林沁僧格为教育署署长,白海风为实业署署长。随又任命达理札雅为保安委员会委员长,白海风、李守信为副委员长,陈应权为参谋长,李文钦为副参谋长。乌古廷、宝贵廷、达理扎布、苏和巴特尔、孙明海、吉利占太、雄诺、宝库等10余人为保安委员会委员。参议会秘书长为陶布新,副秘书长为张世杰,参议员为鄂庆祥、达瓦敖斯尔、哈斯、乌如根、郭永年等多人。

蒙古自治政府内部分裂

德王为蒙古自治而前去广州,满以为必获国民党政府的准许,绝没有料到会受到阎锡山的斥责,抑郁而归。回来虽然敲锣打鼓地把所谓“蒙古自治政府”的架子搭起来了,但他内心总感到空虚无力,以为如果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正式准许,将来总是有同题的。正好就在同年9月7日,国民党前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为拉拢原绥远省军队问题而来到宁夏。德王便偕同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人,到银川会晤徐永昌,向他陈述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的经过情形,并请他代向国民党政府建议,早日予以正式批准。徐回答说:全国各省市,将来都要实行地方自治,蒙古盟旗将来也可以考虑实行地方自治,孙总理早已说过弱小民族可以实行自治自决权。但是,目前是军事时期,全国上下应统一意志,集中力量进行军事戡乱,不应分散力量,增加中央军事上的困难。德王即答复说:我们的意见也是为了统一蒙旗意志,安定地方人心,增加中央军事戡乱力量。并且我们要求的是蒙古高度自治,不是一般的地方自治。徐厉声责道:目前军事正在紧急,不应当给中央增加新的困难,你们这种要求,有些不顾大局,是乘人之危,要挟中央,这是不准许的,你们必须慎重行事,没有中央的准许,一切都不准办。德王等碰了一鼻子灰,就匆忙地跑回阿拉善旗。当德王在银川和徐永昌会面的时候,兰州已经解放,宁夏时局已逐渐紧张,德王便邀集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会商应付大局的办法。德王认为陕、甘、宁三省军事形势虽然已定,但青海、新疆两省还是大有可为,国民党必能以力固守进而恢复整个西北,所以他力主蒙古自治政府即日迁往阿拉善旗西北部草原地带,然后再往西通过额济纳旗进驻青海,最后不得已时,相求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争取各方面的援助,事尚可图。而白海风则说,我们原来的自治是为了蒙古自治,现在大局虽然有变,但是王爷庙的自治联合会,也是蒙古人的自治运动,和我们的自治原意并没有多大的出入,我们如果丢开蒙旗而自谈自治,那就成为空话了。今天的局势走在哪里也是解放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一同等待解放。达理札雅、何兆麟、巴文峻三人支持白海风的意见。但是德王仍坚持向西撤退,德王又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1947年11月间,正在国民党召开国大代表大会制定宪法之际,我们的代表提案要求在宪法上用明文规定蒙古自治的条文。最后,甚至每人手持白旗在南京街头摇旗呐喊示威游行。结果国民党政府仍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当新疆代表团团长阿克买提江提出新疆省制改为维吾尔斯坦,西藏代表团团长丹僧理直气壮地提出把青天白日改换印度国旗,国民党政府特派国防部长白崇禧每天摇尾乞怜地奉陪协商婉言相劝,这是为什么?还不是他们都有强硬的撑腰后盾,所以我们也走国际路线,结交国际盟友,不能守株待兔。否则只是望洋兴叹而已。这样又争论了几次,各执己见,依然没有结果。最后德王抑郁不乐,计划单独行动。

德王在图克木庙

凉秋九月,时序深秋。德王发现在蒙古自治政府中有些人貌合神离,惊慌不安。于是,在1949年9月20日黄昏,他率领随员20余人,携带蒙古自治政府木质印信,逃往阿拉善旗北部图克木庙。原来德王的大老婆和三个儿子,早年都寄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他和他儿子经常有密信来往。他幻想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他想,蒙古人民共和国虽然是另外一个国家,但毕竟都是蒙古人,一切事情都好商量,一旦有事相求,必能随时相助。所以才来到图克木庙的。第二天即派达瓦敖其尔去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和他的儿子联系,因图克木庙距国境不远,达瓦敖其尔去后不久带回他儿子的信,信中说边疆大臣和有些官员对你处境很关怀,想早日和你晤面,有事可商量,并说愿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群众,一概欢迎。边境设有接待站,德王见信后,好像得到天赐的曼那一样,非常高兴,满面春风,奔走相告,当即有鄂庆祥、恩克等7户人家,奔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时驻防在陶乐县的李守信听到宁夏快要解放,便带领部队从宁夏石嘴山一带渡过黄河,北经磴口县来到图克木庙,而塔拉巴和察哈尔部队也相继来到图克木庙。德王为了扩大声势,召开军事会议,经研究决定,成立“蒙古军”,设置蒙古军总司令部,将原有部队改编两个骑兵师,并改用成吉思汗年号和成吉思汗的三色旗,任李守信为蒙古军总司令,宝贵廷为蒙古军总参谋长,都固仍仑为副总参谋长,苏和巴特尔为第一师师长,孙明海为副师长,赵殿臣为参谋长,吉利占太为第二师师长,塔拉巴为副师长,拉希那木吉勒为参谋长。德王和达理札雅在有些问题上,是藕断丝连的,德王走后,达理札雅派了100峰骆驼,驮着大米、黄米约3万余斤,送到图克木庙,这可谓助纣为虐。德王,李守信把粮食分配完,队伍布置后,向西北继续进发,宵行夜宿,困难重重。于10月10日来到沙尔札庙。这时达理札雅、白海风、巴文峻等4人,为了避免缩小地区范围与王爷庙的自治联合会在自治区域上的对立,把蒙古自治政府这个名称改换为“西蒙自治政府”,即日通电起义。不久宁夏解放,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某师的徐团长,前来定远营视察,翌晨即返回防地。阿拉善旗各族人民从此便获得和平解放。不久,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司令部已派曹友参副司令员和省统战部长王志强,会同阿拉善人民,来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先由达理札雅,秉承宁夏军区致函德王,欢迎其投诚人民,并请来省商谈解决部队等问题。德王即派陶布新为代表前往宁夏,向省方仍然要求准于统一东、西蒙古,实行自治。省方即恳切详尽地阐述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内蒙古已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光明前途,希望德王深明大意,归向人民,并嘱其亲自来省,面商一切。陶布新代表回来传达了省方这一意见,但德王终不悔悟,不肯接受解放。德王在沙尔札庙逗留了10余天,整顿兵马仍继续前进。途中,他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缺粮无援,抢杀了大小牲畜约2万余只来充饥。转辗月余,在岁末来到拐子湖。全军来到拐子湖后,德王、李守信查看地势,布置营地,划定周围约5平方公里的地方,东边第一师,西边第二师,驻地中央为政府和蒙古军总司令部,在四处要路口设有哨兵把守,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准越过雷池一步,并又组织了20个军事纠察队,昼夜轮流巡逻,防患未然。是时,粮食越来越紧张,每天宰杀驼马充饥,眼见骑乘日益减少。德王鉴于这种情况,恐有不测,当即派了一连骑兵,带100峰骆驼,前往中后联合旗借粮。中后联合旗王爷倒是很慷慨,借给面粉和黄米约3万余斤。运粮队返回途中,在图克木庙前沙窝中露宿。半夜忽然枪声四起,他们在睡梦中惊醒,不知情况,乱作一团,抱头鼠窜,一败涂地。幸而连长苏德宝是个老兵,他判定周围的枪声都是步枪声,肯定是保安队偷袭。他下令用机枪还击,激战半夜,拂晓保安队才撤回。运粮队查点人马,伤亡约20余人,死尸埋在沙窝里,负伤的人送回图克木庙治疗去了。苏连长身负重伤,被驮了回来。

德王出走蒙古人民共和国

德王一伙在拐子湖驻了20余天,正在一筹莫展、走投无路的时刻,蒙古人民共和国派来两个工作人员,给德王带来一封信,他们说边疆大臣决定明天在黑山北边境上开会,邀请你们参加。德王欣喜若狂,对他们热情款待。当夜召集军事要员开会,德王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疆大臣苏和对我们的处境非常关注,我们应多去几个人,人多智广尽量争取,做到满载而归,宝贵廷则说:我们应该提出要求解决给养装备。还要提出借一块土地作为我们的保护伞,如果解放军来袭击我们的时候,可有个能进能退的余地。吉尔格郎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固然都是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但是他们奉行的是共产主义,我们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这两个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社会制度也不相同,所以这个会议是不乐观的,我不想去。还有几个人也提出不同的看法。最后德王说:我的主意已定,决定孙明海、吉利占太、塔拉巴为军事留守,吉尔格郎为负责政府事务。1950年1月15日,德王率领李守信、宝贵廷、苏和巴特尔、都固仍仑、达瓦敖其尔等20余人,抱着很大的幻想,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去了。据送他们回来的兵说,边境上戒备森严,装甲车、炮车来往不绝,到处弥漫着火药气味,战壕纵横,没有开会的迹象,来了20余名边防军急言厉声地缴下他们的武器,把德王他们都蒙上了眼布后,装上汽车,向北驶去。过了10余日,德王、李守信给全体官兵送来一封信说:我们二人现在不是你们的主席和总司令了,望你们赶快解散政府军事司令部,再不要执迷不悟了……各回各家。这封信宣布后,人心慌慌,动荡不安。有的说,我们走西藏、印度。有的说,我们还是回东北吧。这一伙人要出发的那一天晚间,生杀予夺,火光冲天,闹得个鸡犬不宁。过后才知道团长韩萨嘎拉带领叛军约100余人向西逃窜到额济纳旗马鬃山一带,随即被人民解放军消灭。还有团长葛瓦拉希带领另一部分叛军100余人向东逃窜到乌兰察布盟被阻,当即投诚于当地人民解放军。正在这时何兆麟等人,代表西蒙自治政府和阿拉善旗赴兰州、北京、归绥分别向彭德怀司令员、周恩来总理、乌兰夫主席报告西蒙自治政府起义和德王、李守信带领部队出走及地方治安情况。已返回阿拉善旗的陶布新,带乌兰夫主席的信,星夜前往拐子湖,向德、李部属再一次详细地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和号召。并进一步提出了五项具体处理办法:(1)愿回家者准予遣资回家,(2)愿就地为民者,准予安家落户,(3)愿去学习者,准予保送内蒙古学习,(4)愿就地工作者,准予分配工作,(5)愿就地服役者,准予收编为保安队。

陶布新来拐子湖后,即时召集了吉利占太、孙明海,吉尔格郎、色楞那木吉勒、塔拉巴、张世杰等人开会,经过商讨一致同意接受解放,通电起义,听候处理。是时,阿拉善旗保安队罗嘎宁嘎副中队长带一中队人马,驻在拐子湖,两军相距不远,隔湖相望,政府派韩聿修、韩子寿2人驻在保安队为联络员,保安队设有电台,所以来往通信很方便。不久阿拉善旗政府承曹副司令员指示派骆驼送来粮食,于是德、李残部由拐子湖起程,于1950年2月20日来到定远营。在起义缴械时,约剩1300余人,收缴长、短枪支约1300余支,轻、重机枪9挺,子弹约10万发。随后,按照他们的志愿分别作了以下处理:(1)收编在阿拉善旗保安队约100余人,(2)资遣回籍者约400人,(3)保送内蒙古学习者70人,(4)交阿拉善旗政府任用者约50余人,(5)安置在阿拉善旗落户者约100人。

德王等的所谓蒙古自治运动这一场剧至此结束,遂成为过去的历史,剪灭已无遗了。

尾声

德王曾声称要高举成吉思汗的三色蓝旗,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试看德王如何活动的,他曾拥护过洪宪皇帝袁世凯,得封札萨克亲王世袭罔替,并佩带陆军中将军衔爵位;溥仪在天津张园住时,他曾进贡银元1万元,在东北长春登基满洲国皇帝时,他前往三跪九叩,接受了武德亲王的钦任状;他投靠蒋介石,献送10匹蒙古大骏马;他成立了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继之利用日本的执力,先后成立了蒙古军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蒙古自治邦政府,同时也订了不少损害农牧民利益的协定,如出荷粮,种植收购鸦片和专供驻在两广一带日寇食用马肉罐头等协定。这个食品公司成立后,每日宰马、骡数以百计。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哲布尊丹巴大活佛死后无人继承,德王出巨款拉拢由蒙古人民共和国逃来的迪鲁瓦活佛,妄图让他三儿来顶替;他为了登基蒙古皇帝,搜刮民财,纵情挥霍,在苏尼特旗给班禅修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行宫,格局和“金銮殿”一样。他还从日本东京请来两名高级裁缝,给他做了一套皇帝“龙衣”,给吴鹤龄也做了一身内阁首相文官服,给李守信做了一身将军礼服。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他多年的美梦全成泡影。但他仍不甘心失败,拜倒在蒋介石脚下,乞哀告怜,直到蒋介石政府彻底崩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又在阿拉善旗成立“蒙古自治政府”,扩充军队,企图负隅顽抗,最后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出走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被引渡回来,投入人民监狱接受改造。

经过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的教育改造,他终于认识了自己的罪恶,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给以特赦。他在内蒙古文史馆写完几篇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回忆录后,这位世袭罔替的一代魔王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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