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涛
现任台湾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达穆林旺楚克暨监察委员王枕华，是原阿拉善旗于1948年“选举”产生的，自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去台湾，一直任职，以迄于今，依然是“合法”身份。然而，姑无论新中国建立以来，全中国以及阿拉善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身份”已为客观实际和历史的进程所否定，即如当年这次掩耳盗铃的所谓“选举”，说来也确实是耐人寻味。当年我在阿拉善旗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驻旗协赞专员，对于这次选举亲历其事，记忆犹新。
1948年初，国共内战尚处高潮阶段，国民党军（从共产党手中）收复张家口，平绥路（北平至包头）通车，在军事胜利的陶醉下，国民党政府断然不顾共产党的反对，抛弃各民主党派，而与青年党及民社党合作，宣布立即召开“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实施宪政，还政于民”。这次选举包括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三项选举，是国民党统治中国20多年的首次“普选”（以前只选过国大代表），可谓轰动全国，中外瞩目。按照《选举法》的规定，蒙旗地方也有一定名额。原阿拉善和额济纳两旗，以其地理位置北连外蒙古，西接新疆，东近陕北红区，国防地位异常重要，且以两旗都是直属于中央政府的独立旗，属于特别性质的行政区，故名额分配对两旗特别优待，在两旗选民人数十分稀少的情况下（内地省份一般数十万或数百万人口的区域才能选出1个名额），规定阿拉善、额济纳两旗都可选出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各1名，监察委员则两旗共同选出1名。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为蒙、藏选区的“选举监督”，负责指导蒙、藏地区的选举事务，指定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为阿拉善旗选举监督，阿拉善旗成立“选举事务所”，以管旗章京陈爱尔德尼巴图（陈宝峰）为总干事，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朱门为副总干事，专门负责选举的具体事宜，登记选民、印发选票、制作投票箱、公布候选人名单、委派职事人等，不一而足，其气氛之热烈，为阿拉善旗前所未有。
当时的阿拉善旗，包括现在的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及磴口3个旗县，区域辽阔，交通不便，广大牧区选民分布零散，集中投票多有困难，经选举事务所与旗政府研究决定：责令36个巴格边官分别负责分发和收集选票，汇总上报旗政府，转送选举事务所。只有定远营一处投票点场面盛大，颇为壮观。于1948年2月中旬，在西花园阿拉善旗中学内召开市民大会，学生、军警也一体参加，各机关、团体首脑全体列席，由达理札雅宣布这次“大选”的重要意义，国防部驻阿拉善旗军事专员办事处少将军事专员罗大火胃讲话，勉励选民投票选举正直贤明的候选人为国民代言，为同胞谋福利。接着各候选人与选民见面，有的讲了话，表示不负国民所托，誓志为刷新政治，铲除贪官污吏，复兴民族而奋斗。最后选举事务所副总干事朱门宣布投票秩序及应注意事项，即开始投票。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同一选票，当时完成。凡到会选民，在选举事务所职事人员——发票员、代书人、监票员等的指导下，顺次一一投了票，秩序井然，估计共有2000人之多。就这样，阿拉善旗大选顺利完成，事后当选名单也未当众布告或公布，即由选举事务所上报蒙藏委员会，颁发了“当选证书”，当选人持此证书即可赴南京报到，以上是这次选举的表面过程，也就是“合法性”的所在。这次选举的内幕真相则为外人所不得而知，兹特综述如后。
（一）因为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都是国家最高一级的“民意代表”，政治地位异常尊贵，任职期间非现行犯，司法机关不得拘留或逮捕，并且享受国家“简任官”待遇。简任共分六级，简任一级即可担任省政府主席或其同等职务，其俸禄之优厚可想而知，故一旦当选，高官厚禄顷刻而来。对此，达理札雅左右高级人员岂无垂涎觊觎之想。可是在阿拉善旗，只有达理札雅才有圈定候选人的权力，而且一经达理札雅之认可，即可稳操胜券，至于选举的公开场面则无关重要。这是公开的秘密，也是尽人皆知的“道理”。而在达理札雅方面，也是曲尽周折，煞费苦心，他一面必须在阿拉善旗内部人事上协调，取得高层仕官的谅解和支持；一面还须在聘任的外籍高级人员之间进行安抚，以使其各得其所，皆大满足。总之，达理札雅在这次选举中，有他理想的人事安排，同时也须排除各方面的障碍。虽然最初阶段，他的这些安排我并不知情，但观达理札雅情绪愉快，态度慈祥，可也猜想他的努力颇为顺利。某日他在办公室单独接见我，通知我和他的旗政府秘书主任李宪、区防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朱门、参谋主任李文钦、经理（军需）主任郑礼范以及保安总队中校军需主任于培根，都要参加竞选，问我是否也有参加竞选之意，一面又提醒我，如有意参加竞选，须先辞去现职。因为根据中央政府颁布的《选举法》规定，现任国家官吏不得参加竞选，即必须辞职，由官吏身份变成国民身份始得竞选。这无疑是告诉我，他可以批准我为候选人之一，但并不保证我必定当选。那么我辞去现职就是得不偿失，当然我不能甘冒失业的损失而参加这次必然落第的竞选。很明显，他是不愿我参加竞选，而我也有“自知之明”，当时就谢绝他的“美意”，断然表示我无意参加竞选，达对我的表态十分欣慰。因为他的人事安排已经内定，我不愿打乱他的部署，且对选举事务向末干预，当时也未向他询问安排的细节，使他十分满意。而在我来说，不论内定如何安排，都与己无关，乐得不问不闻，讨达欢心，因而当日的谈话，在融洽的气氛中结束。
我得知内定候选人的详细情况，是由于王枕华秘密相告的。王忱华，热河蒙古族人，系1935年由德王百灵庙“蒙古自治政府”派来阿拉善旗的联络电台台长，并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驻阿拉善旗军事副专员，当时任国民党阿拉善旗特别党部书记长，是我在阿拉善旗的少数亲密友人之一。据王告我，这次选举达理札雅内定旗政府参领陈那笋巴图为国大代表，郑礼范、于培根分别为第一和第二候补；李宪为立法委员，达穆林旺楚克及李文钦为第一和第二候补；监察委员须与额济纳旗共同选举，内定王枕华为监察委员，俟额济纳旗派来候选人即指定为第一候补，而以朱门为第二候补。其次各项选举还有第三候补，也都有所安排。关于这样的精心安排，自然是面面俱到十分得宜，我无所可否表示赞赏。但是王枕华对这个安排却忧虑重重。盖因每项选举只有正式当选人才能得到实职，享受待遇；所有候补当选人虽亦发给当选证书，但只能得到“遇缺递补”的资格，得不到实职，也无任何待遇。而所谓“遇缺递补”就是等待正式当选人死亡，或被“罢免”，或触犯刑律且为现行犯而被捕后，出现了缺额才能依次递补成为正式当选人，当然这都是很难出现的情况。况且监察委员及国大代表均为任期6年，立法委员则任期只有3年，任期届满即须重新选举，原有候补当选人即行作废。所以候补当选人只是一种荣誉，一种资格，虽然也具有尊贵身份，而终是有名无实。那么国大代表正式当选人内定为陈那笋巴图，他是阿拉善旗高级仕官，得到阿拉善旗上层人士一致拥护，况且上届制宪国大代表陈爱尔德尼巴图是管旗章京，在旗内颇具声望，两陈兄弟关系，此次以兄让弟理所当然，因而无人可以与之竞争，内定立法委员正式当选人李宪为达理札雅一人主张，李系达亲自外聘的旗政府秘书主任，深得达的宠信，在旗数年对达之言听计从；且李为国民党中央党校——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边疆学校毕业生，系国民党内实力派CC系培养的学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具有某种人事关系，而达之所以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就是由CC系的推荐和支持。所以达与李的亲密关系，一方面固系由于李的精明强干，足智多谋和对达忠诚所使然；另一面也是由于两人政治立场一致，达对李有所借重，李对达也仰求提携的缘故。由于上述的特殊原因，达坚持以李宪为立法委员正式当选人意志坚决，很难动摇。然而达的胞弟达穆林旺楚克，久居北平，赋间无职，时年已30岁，此次特由北平返旗，竞选立法委员，旗内原有仕官及外籍高级职员都对之深表同情，一致认为以他的身份和目前的处境（在地方在中央均无职务），当选正式立法委员，在情在理，十分相宜，任何他人都无资格也不应该与之竞争。因而达理札雅内定李宪为立法委员正式当选人，在当时说来是“不得人心”的。只是由于达的决心尚未明朗化，达穆林旺楚克也未明确表态（是否服从达的决定），故旗政府上下尚无任何议论，多数人并认定正式立法委员属于“三爷”（达穆林旺楚克为达之三弟，俗呼为三爷）已无任何疑问，李宪的竞争当属徒劳。
可是王枕华当时已深得达理札雅内心的秘密，确认达的决定不易挽回；同时他也认定，三爷决不甘心屈居候补，因此他回旗志在寻求出路，岂能善罢甘休。而他最适宜的出路只有两途：一是出任阿拉善旗政府协理，在旗从政取得实权；二是当选正式立法委员前赴南京任职，享受高官厚禄。可是旗政府现任协理罗巴图孟柯深得全旗拥戴，威望卓著，撤换诚为不可能；达理札雅也以胞弟出任协理诸多不便；且三爷本人自幼在北平长大，不谙蒙语，并与旗内人事长期隔绝，对旗政情况不明，担任协理力不胜任，那么当选立法委员出走南京就是唯一的出路。可是达理札雅的决定如不能动摇，三爷势必须要重新打算，而打算的最大可能就是与王枕华竞争监察委员，对此达理札雅则有可能变更原来的决定，而果真如此，这就与王枕华的切身利益发生正面抵触。王之所以向我通报这次选举的内幕情况，目的是要取得我对他的同情，从而和我商量如何才能保住当选正式监察委员。故此王还告诉我，旗政府协理罗巴图孟柯对三爷的处境极为关注，并且支持他取代李宪当选正式立法委员，而不愿他和王枕华竞争监察委员。因为王枕华在1938年宁夏军进攻定远营的患难日子里，与罗甘苦共尝，已结成深厚的友谊；而且王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指定的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监察委员候选人，资历声望均在李宪之上，故罗巴图孟柯宁愿文持王枕华而不愿支持李宪。此外，旗政府上下对王的信仰较之李宪也更为亲切，一致拥护王当选正式监察委员。我的立场也是同情王枕华，这不但是由于我与王的私情较厚，也是因为李宪为甘肃汉族人，作为蒙旗“民意代表”并不相宜；同时王枕华为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名的候选人，按当时的《选举法》规定，各项候选人的产生有两个办法：一是由政党提名；一是由选民3000人以上联合提名。而一般说来，政党提名的候选人全党应一致支持其当选。所以我认为王的监察委员不应由他人取代，三爷的出路只应取代李宪当选立法委员最为合适。我把我的立场当面告知王枕华，使他十分鼓舞。因为他认为在这次选举中，我既没有个人直接的利害关系，身份较为特殊，而且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是蒙、藏选区的选举监督，我是蒙藏委员会驻旗协赞专员，对选举事务有权过问，那么我的意见对达理札雅来说不能不加以考虑。
（二）在与王枕华达成“君子协定”以后，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去私寓）走访罗巴图孟柯，因为我意识到，罗与王枕华交厚，王拉我出头，可能是罗的指使。罗为旗政府协理兼骑兵保安总队长，为全旗所拥戴的，是仅次于达理札雅的领袖人物，可谓“众望所归”，他的主张往往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我直截了当向罗表示：王枕华是中央党部提名的监察委员候选人，本旗必须保证其当选，否则不好向上面交待。罗也坦诚答说：问题是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共同选出1名监察委员，只要额济纳旗同意王枕华当选，本旗更无异议。既而我又提出三爷的出路如何安排，罗说：三爷此次回旗，目的就是竞选立法委员，旗下人（本旗人）都拥护，李宪出来捣乱实无道理，我们不赞成。这是罗巴图孟柯对我说的“心里话”，他之所以如此露骨地对我表态，有两个用意：一是他自己不便对王爷直言，而以我的身份婉转陈情较为便利；二是他也希望我向三爷转达他的拥护之忱，以取得三爷对他的谅解和好感，于是我也开诚布公地表明我的立场：立法委员是本旗选出的“民意代表”，应当由本旗人担任，李宪以外籍汉人担任本旗立法委员不成体统，我将向王爷说明，反对李宪当选。罗对我的态度极表欢迎，怂恿我赶快行动。
我的第二个步骤是与三爷交换意见。当时他的情绪十分沮丧，对于达理札雅不支持他这个胞弟很是伤心。我问他如不能当选正式立法委员，将作何打算。他答：在旗没有适当职位可就，实难立足，如不能当选立委前往南京，则只好重返北平间居而已。我告以有罗协理对他的厚意，全旗仕官也都拥护他当选，勿须顾虑。而他却认为王爷的意志不可扭转，嘱我不必多事操劳。我又提出：如其不然，由我出面劝说李宪放弃竞选如何，他答：那不可能。但在我当时的幼稚心理却认为，李宪本人应有自知之明，说服他放弃竞选是有可能的。因而接着我去拜访李宪。我以友谊的身份劝说他退出竞选，理由是他的竞选不得人心，全旗仕官拥护达三爷，他不可能与之竞争，与其最后必然落选，不如急流勇退，一面可得三爷的感激之情，另一面可得自罗协理以下全体仕官的欢心，何乐而不为。我的劝说其实是出于一番好心，因为我感到，李宪如坚持与三爷竞争，势必惹起全旗所有仕官的反感，李即果真当选，今后在人事上也将不得协调；另一面达理札雅因他的缘故而与罗巴图孟柯及达穆林旺楚克的矛盾加深，对他也为极大的不利。所以为了保持阿拉善旗内部团结，也为了李宪本人在阿拉善旗人事协调，那么自动退出竞选，让给三爷当选，最是冠冕堂皇极得人心之举。然而我的好心却不得李宪理解。在他看来，当面劝他退出竞选，有失他的尊严，而且他还认为我是以“协赞专员”的身份压他退出，这使他更为反感。因而他勃然变色，表示极为气愤，一言不发拒绝与我讨论问题。显然我的“釜底抽薪”之计已经落空，李宪当仁不让，要求他自动退出竞选是不可能。他的如意算盘是，一经达理札雅决定，他的当选立委已成定局，较之内地省份数百万人的区域才能选出1名立委，耗资费力，艰难万状，此成自天而降的绝大幸运，一旦当选，名利双收，岂可轻易错过。可是如此一来，我的处境转而困难。一面我有负罗协理的期望，在旗内发生重大人事矛盾之时不能为他分忧，十分惭颜；另一面三爷正在苦闷徬徨之际，作为好友我不能相助一臂之力，也觉内疚。在上述复杂心情驱使下，我不得不下决心与达理札雅当面谈判。恰巧当日正是达的诞辰，我照例前往王府拜寿，在客厅里会见了达先生。叙话中我见他情绪很佳，遂以缓和的语气提请他注意，旗内上下都不满李宪竞选立委，同时三爷的出路问题也为众人所关注，应该慎重考虑，不能因一李宪而影响旗内团结及家庭的和睦。达当即向我说明：他之决定由李宪当选立委，并非出于对李私人的偏爱，仍是以本旗的利益为重。他的计划是：李出任立委常驻南京，阿拉善旗设“驻京办事处”，亦由李主持，李以立委身份代表阿拉善旗直接与中央政府联络办事，则阿拉善旗与宁夏省方地位平行齐驱，较之过去在兰州设办事处，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接头办事更为有利。李宪去后，旗内重要事务委我代谋划策两不失误，如此内政外交均有得力之人为他分劳，他即可高枕无忧矣。并且明白表示，选举过后他即聘我兼任旗政府秘书主任，盼我与他同心同德整顿阿拉善旗内政，举凡军事、财务、教育等应兴应革事项，悉愿我代为筹谋策划，故在选举问题上，嘱我在旗政府上下代他疏通解释，以使他的计划顺利实现。上述达理札雅的谈话情殷意切，自非对我的敷衍之辞，且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的设想既有必要，也属可能。对此，我十分理解他的心情。盖因1938年宁夏省马鸿逵军曾以“通敌”（日本）的罪名，进攻定远营，解除阿拉善旗武装，俘虏达理札雅羁留银川、兰州等地达数年之久，自此阿拉善旗视宁夏省方为仇寇，夙兴夜寐耿耿于怀；宁夏省方也对阿拉善旗采高压手段，企图加以并吞，因之历年来省旗矛盾层出不穷。
阿拉善旗以其行政上直隶于中央政府行政院，向以靠拢中央政府与省方抗衡，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是中央政府控制西北四省的分支机构，所以阿拉善旗军政事务向来不受宁夏省方节制，而直接与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联络请示。过去阿拉善旗政府于省垣银川不设办事处，而设兰州办事处，原因即在于此。可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对于宁夏军阀马鸿逵的横暴往往采取迁就态度，任其在阿拉善旗控制保甲，征兵征马，侵犯阿拉善旗主权，在定远营驻军，威胁阿拉善旗安全，而不能主张公道维护阿拉善旗的正当权益。因而达理札雅借这次全国“大选”的机会，设想使李宪出任立委，常驻南京，为阿拉善旗在中央政府从事政治活动，以使阿拉善旗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自是对抗宁马的绝好措置；此外，阿拉善旗与中央政府关系密切后，在武器装备和财政补助等方面，亦可得到许多优惠，从而可以扩充势力，加强武装，并可兴办实业，从事地方建设；至于李宪的活动经费，因其立委待遇优厚，阿拉善旗不用负担或少量负担即可，一举而数得，有利而无弊。达理札雅的设想，无疑是颇具雄心而且十分周到的。对此我无可非议表示赞赏。不过我认为，由达穆林旺楚克任立委，同样可以完成任务，达到同样的目的，并且以“三爷”的身份，代表阿拉善旗在南京从事政治活动，较之李宪更为便利。然而达理札雅的看法却正相反，他认为他的三弟在文化水平、机智谋略、办事能力及（与国民党）党政军各方人事关系等方面，都力不能及，不堪胜任，且此为特殊使命，必须具备特殊才干和特殊政治背景的人物，才能当此重任，因而非李宪莫属。达先生态度坚决，没有回旋的余地，我虽再三申辩也无济于事。最后我只好再提请他注意，李宪以外籍汉族人代表本旗出任立法委员，是否“合法”应该考虑（与本《选举法》精神不合，当时准备上报李宪为蒙古族），不然如被中央驳回重选反为不美。孰料达先生误认我是以“不合法”来干涉和破坏他的决策，对我很为不满，当日的谈话不欢而散。事后他又听说，我已当面要求李宪退出竞选，更认为我是有意联络某些人与他为难，于是大发雷霆，摔茶杯，打丫头，度过一个不愉快的诞辰，使我闻后深自惭悔，罗巴图孟柯及王枕华2人也埋怨我不该在寿诞喜庆之日惹王爷生气。自此我的努力毫无成效，完全失败了。
（三）果然，达理札雅坚持他的原定计划，决心要李宪当选正式立法委员。他不顾旗政府上下，包括我和罗巴图孟柯的反对，想要造成既成事实，使众人无可奈何，只得承认李宪的当选。他秘密命令选举事务所正副总干事陈爱尔德尼巴图和朱门，为李宪制造“假票”1000张，待计算选票时出其不意，使李宪得以多数当选。然而这一手法立即为罗巴图孟柯及达穆林旺楚克得知，他们的对策是，由罗协理命令各巴格的选票都选成达穆林旺楚克，同时陈、朱两总干事摄于罗和我的压力（我曾明告朱门不得为李宪增加假票，否则后果由他承担），也不敢贸然为李宪制造假票。最后达理札雅鉴于罗巴图孟柯所能控制的各巴格选票数量很大，他的策划已经失密，不可能实现，遂作罢论。并即宣布：李宪与达穆林旺楚克以同等候选人参加竞争，何人当选由选民决定，表示他持公允立场，对两人一视同仁，不偏袒任何一方。可是在实际投票的当日，会场上出现了许多学生为李宪拉票，并且公开宣传：“我们不要三少爷”，因而惹恼了罗巴图孟柯，认为李宪玩弄阴谋诡计，对李极为不满，并且扬言：绝不允许李宪代表本旗当选立法委员。旗政府仕官也附和罗协理，谴责李宪，舆论一片哗然。自此一场暗斗演成了明争，众怒难犯，达理札雅也无可奈何，李宪终于失败，名列第一候补，而由达穆林旺楚克当选正式立法委员。不但此也，李宪在阿拉善旗立脚不住，不得不洒泪离职，经达理札雅推荐前往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政工处任中校政训员。以上是40年前阿拉善旗历史上的一出闹剧，然而这正是达穆林旺楚克今日仍在台湾代表阿拉善旗，担任“终身立委”的“合法”根据。
（四）按照当年国民党政府颁布的《选举法》规定，阿拉善和额济纳两旗同为一个监察委员选区，共同选出监察委员一名。具体办法是由额济纳旗选举监督——札萨克塔旺嘉布派出候选人1名苏某某前来定远营，与阿拉善旗选举监督——札萨克达理札雅圈定的候选人——王枕华，以拈阄的方式决定1人当选。当年苏先生由额济纳旗到达定远营后，即由达理札雅接见，告以阿拉善旗监察委员候选人王枕华系中央党部提名，对此不知塔王有何意见，苏答道：塔王唯达先生之命是从，临行时嘱他来阿拉善后一切悉听达先生安排。达理札雅闻后颇为欣慰，但他内定王枕华为正式当选人，苏为第一候补，恐苏不能接受，当面不便说明，背后嘱咐我婉转向苏传达，并作解释说服工作。果然苏先生此次来阿拉善旗抱有莫大希望，他是塔王多年亲近部属，在额济纳旗声望素著，来阿后对达理札雅极为恭顺崇敬，并代塔王向达殷勤致意，原以为达与塔同为邻旗王爷，一向情谊密切，看在塔王份上，达理札雅可能支持他当选正式监察委员，以示对塔王的尊重，促进两旗的睦邻合作。可是当他第一次晤见达理札雅后，即已觉察达的意图是支持王枕华，因而大失所望。他在阿拉善旗并无熟识友人，闻知我为蒙藏委员会驻旗专员，特来私寓晤见我，企图由我口中探听达理札雅的真实意图和决心，并望我能助他一臂之力，于达先生面前代他周旋，支持他当选监察委员。可是我对他的厚望无能为力，只能把达先生的“苦衷”向他转达。因为王枕华是中央党部提名的候选人，同时中央党部组织部边疆党务处处长李永新，是国民党内实力派CC系的骨干，也是达理札雅在国民党内的有力支持者之一，在这次全国大选中，李永新挟其所控制的许多边疆地方党部势力雄厚，对蒙藏选区进行操纵，曾迭次函电达理札雅支持王枕华当选，此外李永新与达理札雅及王枕华两人都为亲密好友，达与王两人又系多年亲密部属，在1938年及其以后数年中达理札雅处境危难时期，王对达忠心耿耿，患难与共，情谊自非寻常。由于上述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达理札雅支持王枕华当选势在必然，不可动摇。至于额济纳旗塔王与达理札雅亲密无间，达理札雅也必然去函塔王说明他的苦衷，故对达的决定，塔王自必欣然接受。于是我恳切奉劝苏先生，不如卖个人情，服从达理札雅的安排，由王枕华当选正式监察委员，他自己屈就第一候补。否则如坚持与王竞争，颜面上须不好看，且有伤两旗和气更为不美。对我的劝告，苏先生当面表示接受，然而内心是否悦服很难知晓，或许他仍寄希望于拈阄时侥幸取胜。
我将此情况转报达理札雅，达亦踌躇拈阄时不好处理，询问我有无妥当办法（舞弊）使拈阄时王枕华稳操胜券。我认为只有两人当面拈阄，问题很易解决，苏某某既应允服从达的决定，退居候补，不论他有无诚意，即可将计就计，于拈阄时，由主持人将正式当选人之阄掷于王枕华面前，一面将候补之阄掷于苏某某的面前，苏自不便抢取王面前之阄，并且为预防万一，事前还可通知王枕华，掷在面前之阄即急拈取，不得犹豫。而如此获胜，苏某某即感觉委屈亦难发作，诚为万全之策。达对我的建议连称“妙极”，当即邀我充当监票人，他自任主持人。于是次日即在旗政府办公室举行“公开”拈阄，选举事务所两总干事陈爱尔德尼巴图、朱门以及旗政府协理罗巴图孟柯等10余人出席，两候选人分立于办公桌之两端，主持人达理札雅则立于两候选人之间予以隔离，众人更围桌而立，使两候选人不便随意移动。然后由朱门将事先做好之两阄（有暗号）递交达理札雅手中，在监票人戚涛的监视下，达先将一阄掷在苏俊臣面前，旋又掷一阄于王枕华面前，两阄相距甚远，两候选人探手互不能抢取对方面前之阄，并于苏先生正在迟疑之中，王枕华急将自己面前之阄拈起。然后由陈爱尔德尼巴图检视两人所拈之阄，王枕华当选正式监察委员，苏先生为第一候补监察委员，全体出席人员热烈鼓掌，选举就此圆满结束。当晚达理札雅设宴庆贺，众人尽欢而散。另需说明的是，监察委员选举公开投票只在定远营一地举行，绝对多数选票均为王枕华所得，苏先生仅得七八票，至于额济纳旗选民并未前来投票，选票亦未寄来。以上是40年前阿拉善旗选举中的又一出热闹趣剧，而正是根据此一趣剧，王枕华得以代表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在台湾担任监察委员以迄于今，宁不令人啼笑皆非。
（五）国民党政府召集的“行宪国大”1948年夏季在南京开幕，主要任务是选举总统、副总统。当时总统候选人为蒋介石和前司法院长居正，副总统候选人国民党正式提名孙科，但拥有军权的桂系首领李宗仁和国民党元老于佑仁也都要参加竞选，外加青年党提名的候选人1名，共4人确定为副总统候选人。阿拉善旗当选的国大代表陈那笋巴图出席了这次大会，临行时达理札雅嘱以总统投票拥护蒋介石，副总统投票拥护于佑仁（本来达理札雅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应该拥护党所提名的孙科），因为于为西北民望，阿拉善旗站在西北立场应该选于佑仁。但在实际投票过程中，总统选举十分顺利，蒋介石以绝对多数当选，副总统选举则因各方争夺激烈颇费周折，第一轮投票4名候选人均未达到法定（过半数）票数，按得票多寡，于佑仁及青年党候选人被淘汰，剩下孙科与李宗仁2人竞选，进行第二轮投票，结果党权抵不过军权，李宗仁以“众望所归”当选为副总统，孙科虽为国民党正式提名的候选人亦难免失败的命运。陈那笋巴图在第一轮投票后，也没有投票拥护孙科，而是见到李宗仁声势浩大，改变主意投票拥李。
值得注意的是，行宪国大开会之际，正值内战紧张之时，国民党政府为了宣示全国一致拥护“戡乱”国策，大会之后即在南京成立一个“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全体国大代表均为当然“戡建委员”，加以“神圣”的宪法附加“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权总统无限扩大内战，那么这个国民大会的使命也就可想而知了。陈那笋巴图也为“戡建委员”之一，不过他在大会之后即行回旗，虽然挂名而无实际罢了。
达穆林旺楚克当选立法委员后，于1948年春即行离旗，经北平转赴南京任职，王枕华则系同年夏季前往南京履新。此后王枕华一直再未重返阿拉善旗，并于1949年8月经由上海前往台湾。达穆林旺楚克则于1949年4月重返阿拉善旗，协助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在定远营召开“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并组织“蒙古自治政府”。同年8月兰州行将解放之际，前来参加大会的代表及该自治政府的官员纷纷逃亡，达穆林旺楚克因身家庐墓均在阿拉善旗，去留问题颇费踌躇。在感情上达留恋家乡亲人，难以抛弃但留旗没有职务，生活亦无保障；而且达理札雅也不愿他留在旗下，理由是弟在中央政府可为本旗联络办事，且立委待遇优厚，政治身份很高，弃之可惜。因而达穆林旺楚克在数度考虑之后，终于洒泪别母离兄，抛妻弃子，仅携次妻及其所生小女，最后于8月20日前后去银川，趁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去绥远拉拢董其武失败，返回抵银川之便机飞往成都，转经广州前往台湾。当时我在阿拉善旗与达穆林旺楚克过从颇密，对其苦衷知之最稔。盖因达穆林旺楚克自幼生长、生活在北平，养尊处优，从未参加政治活动，故与国民党向无政治渊源，更未参加国民党政府任何军政学校受训，且尚非国民党员，时年不过30岁，政治上尚属初出茅庐，并无定见。回旗竞选立法委员，志在谋求个人政治和生活出路，既无远大理想，也非出于对国民党的信仰；回旗协助德王等组织“蒙古自治政府”，乃为民族意识所驱使，逐波随浪，视为当然，自非出于对德王的盲目崇拜，也不是为了对国民党政府尽职效忠。因而在兰州行将解放，宁夏局势危殆，国民党的统治四分五裂，德王的图谋眼看失败之际，他的初衷确愿留旗和家人团聚，然后站在蒙古民族立场，再视大局进展，徐图进退之计。然而当时无人挽留，在职务和生活上也无适当安排，他在悲愤之余，不得已只有重返广州（时国民党政府在广州），仍任立法委员。综合上述，达穆林旺楚克这次重新离旗出走，当系由于家庭矛盾的原因。然而在阿拉善旗却有人认为，当年达穆林旺楚克不愿留旗参加和平起义，而出走台湾追随国民党，是由于接受国民党的毒素较深，思想反动的缘故，吾人却不能苟同。研究历史，要在把握时空，以时过境迁之眼光，主观臆断的态度，对当年的达穆林旺楚克先生求全责备，难免失之公允。
回顾历史，吾人深感当年国民党政府召开一党专政的国民大会，假“实施宪政，还政于民”之名，行大打内战消灭异己之实，诚为自绝于国人，自身走上崩溃没落的道路。曾几何时，终于在1949年10月被彻底赶出大陆，困守台湾孤岛。而至今日时隔近40年，历史的进程已发生巨大变化，形势全非，国民党政府犹以当年的选举为“正统”为“合法”，以此作为“中华民国法统”存在的依据，岂非自欺欺人，徒劳而无益。达穆林旺楚克暨王枕华两位先生迷途知返，毅然回归，此其时矣。
（1987年7月写于巴彦浩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