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速记形式允许安·格·陀完全坦率地记录与丈夫之间的所有细节：自己对丈夫的怨气，有时候这是因为对某些事情不理解产生的；口角及其家庭内部和外部的原因，自己适应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杂而沉重的内心世界与行为的尝试如何逐渐获得成功。这使她的日记成了特殊的真实而可靠的文献。
最后，还有一个方面不能不注意到：日记的总的基调。尽管有许多困难，也有痛苦的时刻，但总基调是幸福的、明快的；日渐增加的相互依恋与信任，对自己穷困和挫折的调侃，欢快的绰号和玩笑，成就了这种基调，而且使其越来越巩固。日记中保存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俏皮话，甚至还有诗体短剧《辟邪符咒》的片段。
日记的读者——仿佛是这两个差别如此之大的人相互适应过程的见证人，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仅看到一个年轻女子如何克服对丈夫复杂的，在许多方面是她陌生而难以理解的个性的众所周知的反应，还可以看到他对妻子态度的动态变化，该变化最终导致他们无比地亲近，这在他们以后的生活中可以看得到。
在安·格·陀的日记中还有特殊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熟悉《回忆录》的人都清楚记得，记述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的几次见面，以及他们相爱与结婚的经过的篇章。回忆录作者牢牢记住了这些改变了她整个命运的日子，这丝毫不令人惊讶。然而，在阅读这些篇章的时候，总不能排除这样的想法：它们是依据某些早先的记载写成的；否则，事隔四十年，不可能清楚记得这些细节。然而，无人知道有这样的记载。现在它们呈现在了我们面前：1867年秋天，安·格·陀，在前一年那些相应的日子过去整一周年的时候，在速记本上逐日记下了当年发生的一切，她所珍视的鲜活的记忆。可以发现，这部分纪事几乎原封不动地移植进了《回忆录》，仅仅作了某些无关紧要的改动，使某些事实与对话移动移动位置而已。但在一些地方，如果把事件综合起来，就会看到：某些有趣的细节被舍弃了。例如，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友们初次相识，在朋友中安·格·陀只提到了А。Н。迈科夫；在日记中则还出现了А。П。米柳科夫和И。Г。多尔戈莫斯季耶夫，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一位异常敏感的人，但有点懒”；同时还查明，“此人建议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宗教杂志，但他们在主要条件上总也谈不妥”。
安·格·陀把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结识时期的谈话，在作了重要的内容上的修改以后，移植进了《回忆录》：关于形形色色的作家，关于他的家庭与以前的生活。为了弄清楚修改的性质，只须对比一下在日记中和在《回忆录》中对屠格涅夫与涅克拉索夫的评价就够了。关于屠格涅夫（在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住在国外，完全忘记了俄罗斯和俄罗斯的生活”。在《回忆录》中的评价与这个文本相当接近：“把屠格涅夫评价为一流的天才。可惜的是，长期生活在国外，他开始不太理解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了。”安·格·陀，《回忆录》，页60。在日记中这样评价涅克拉索夫：“他直截了当地称其骗子手，可怕的赌棍，他大谈特谈人类的苦难，自己却坐着宝马香车兜风。”在《回忆录》中则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为涅克拉索夫是自己青年时期的朋友，并高度评价其诗歌天赋。”同上。
在把1867年的详细记述变换为后来回忆录中的简洁形式时，安·格·陀压缩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自己过去的叙述，删掉了在她看来于他有损的内容：家庭关系的详情，去洪堡从事轮盘赌，等等。与此同时，例如，作家类似这样的言论也消失了：“……他斥责彼得大帝，简直认为他是自己的敌人，现在则指控他引进了国外的风俗，而扼杀了人民性。”在改写中出现了一些细节上的错误：比如，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述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受刑时，正确地指出他的位置是在受刑人的第二排中间；在《回忆录》中——在第三排。当然，在《回忆录》中，安·格·陀日记中的那份真诚也完全消失了，她正是那样真诚地讲述第一次见面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她内心引起的那些不安而沉重的感觉，以及这些感觉如何被渐渐克服。
应该说，《回忆录》的资料可以早一点被发现：在《回忆录》的草稿中安·格·陀谈及与作家第一次相见时说：“从那时起几乎半个世纪过去了，可是那一天的细节在我的记忆中还是那么清晰，宛如发生在一个月之前。”在这里她作了一个后来被勾掉的脚注：“对我记忆力的最大帮助是时隔一年后我所作的速记。”俄国立文艺档案馆Ф。212.Оп。1.Ед。хр。147.Л。47。
这部分日记提供了一系列补充细节，能帮助理解把日记中的早期记载加工成《回忆录》中文字的做法。譬如，在日记中谈到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斯尼特金娜于1866年10月31日，为了写作《赌徒》最后一次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时，说：“我特意，不知道为什么，像出席命名日聚会那样，穿上了我的紫色绸连衣裙，因此今天看着相当不丑。他也发现，连衣裙的颜色对我很合适。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我穿的不是黑色衣服。”见本书页486—487。关于前一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日那天她去见他，她是单独记的。在回忆的最初文本中，取代命名日假想解释的是另一种方案：“我打算去祝贺一位女士家里的喜事，所以穿了一件带格的紫色丝绸连衣裙……”俄国立文艺档案馆Ф。212.Оп。1.Ед。хр。147.л。35об。-36。这句话后来勾掉了，时间也往后移了一天，于是出现了一个版本，几乎与《回忆录》出版本相符合：“我知道，10月30日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生日，所以决定用紫色丝绸连衣裙换掉我常穿的黑色呢绒裙。”安·格·陀，《回忆录》，页67。
在这些“日记中的回忆”里，还叙述了安·格·陀自己的青春时期，家庭的亲戚熟人，在她的斯尼特金家族亲戚家里的晚会，在结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追求过她的大学生们。这些对往事的回顾大大开拓了我们对她的周围环境的了解，提供了必需的传记资料，这些全都被安·格·陀从《回忆录》的最后文本中坚决删掉了。她希望在其中只讲自己生活中重要的、与伟大作家有关的那些事。
某些日记的作者写日记真正为了自己，甚至潜意识里也没有另一个读者，这样的日记有一份奇异的引人入胜的特性——这是让读者亲临往事的效应，——安·格·陀以速记这种密码形式写成的日记尤其具备这种特性。文学研究工作者们，以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与创作中的每个事实的特有关注，将永远看重安·格·陀的日记；而每一位想走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世界及其生活道路的人，也必将如此。
安·格·陀以速记形式写成的日记的原本（第一本和第三本；第二本，已经说过了，未保存下来）收藏在以列宁命名的苏联国家图书馆的手稿部（现在是——俄罗斯国家图书馆，Ф。93.Разд。Ⅲ，5.15а и б）。这是些不大的记事本，细棉布封皮，里面用铅笔写满速记符号。只有俄语文本是用速记写的，用其他语言写的词语，除了极少的例外，都是用普通文字表达的。Ц。М。波舍曼斯卡娅的翻译本也收藏在那里（5.15 в и г）。
尽管日记中有每天的记载，其文本在许多地方却暴露了记事与标注日期的非同步性：有时候在某个事件的旁边立刻就记录着其结果（讲述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买帽子，然而立刻就谈对这顶帽子在几天之内的反映；刚说完对尚未收到的Э。Ф。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来信内容的推测，马上就是：“这一点后来被来信所证实”）；显然，安·格·陀记载事件是在其发生后的第二天，或者在几天之后。
在第三本日记的最后部分——大约从旧历11月中旬开始——记事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每天只记两三行，而且记事与被描述的事件在时间上已经公然不符合：“晚上开始口授；然而，应该说，在这个住宅里口授的一切后来全都报废，被抛弃了。”（这段记事标明的时间为12月1日/11月19日）在记述寻找新住宅的时候：“后来，在我们住了几个月以后，我们看过的那些住宅依然闲置着。”（记事标明的时间为12月3/15日），同时还告知，他们搬离的那套住宅，“闲置了近四个月”，——这段文字甚至给出了这则日记现实的日期界限。这一切使人推测，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给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口授小说之后，她放弃了记日记，——一开始口授的废弃了，后来口授的是保留的版本。这项工作还在进行中，孩子出生了，这也使她更没时间再去写日记。这最后部分是以回顾的形式写的，因此这样简略——很可能已是在沃韦写的，女儿死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夏天。这样一来，第四本日记，如果有的话，的确应该将写日记的时间延续到一年或一年半。它对《白痴》的创作史可能会有更大的意义。
有利于上述推测的还有被置于第三本，在日记结束之后的文字：开支清单，寓言《烟与团块》，以及日期“68年7月12日，沃韦”，《辟邪符咒》，和记录的另一些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晚一些时候写的诗歌与笑话。
С。В。日托米尔斯卡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