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论及，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是科学技术创造发明的超前先导，也是科学技术可持续进步的不竭动力。同时，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和社会变革的目标及模式选择，在某些方面或某些时候，也需要借助文学艺术形象思维的启发或起动。因此，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质量，与文学艺术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兴衰与科学技术及经济发展的兴衰，是同步的，也是交互作用和辩证促进的。其中，也蕴含了创新思维的时代起伏。唐朝是中国封建辉煌的历史之最，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顶峰，而这时的文学艺术也处在最高的繁荣点。唐朝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孟浩然、张九龄、韩愈、李商隐、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等一大批有名的诗人，给人们留下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无价瑰宝。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李颀的“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长。青山朝别离还见，嘶马出门思旧乡”；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还有《长恨歌》中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王维的“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都形象准确地反映了唐代人们诗情话意的社会生活，并给我们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继唐朝之后的宋朝，基本上保持了唐朝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所以，在唐诗的灿烂基础上，又有了宋词的辉煌。从现存的词库来看，有名的词人就达200多位，词牌有870个之多，词作的数量更是丰富可观。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王安石的“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李清照的“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陆游的“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都是前无先人和后无超人的绝代佳词。
继唐诗宋词之后，还有表现力独特丰富的元曲。如关汉卿[南吕]四块玉——闲适：“南亩耕，东山卧，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什么。”如此等等，不再赘述。
然而，所有的这些唐诗、宋词和元曲，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农业文明，以及歌舞升平的东方盛世。在这些诗词曲赋中，虽然也有形象思维的跨度和创新，但多是风花雪月、山川江河、才子佳人、官场失意、别离之情、生死之恋、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之类的所感和所思。这些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很难说会对科技进步和社会变革产生什么先导或催化功能，有些作用也是有限的。
就是在诗词曲赋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的创作中，也有诸多的禁忌和避讳。就文字避讳来说，君可知，唐代初年，朝中设有六部，其中一部叫“民部”。由于唐太宗的名字叫李世民，为了避讳“民”字，所以就把“民部”改为“户部”。除此之外，“民”不再叫“民”而叫“人”，“世”不再叫“世”而叫“代”。因此，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中原本叫做“民风”而不能写“民风”，只能写作“人风”。不仅皇帝、大臣的名字要避讳，父母的名字也要避讳。大诗人杜甫一生写了3000首诗，其中很多是田园风光和咏百花之诗，但绝无“海棠”二字，因为他母亲的名字叫海棠。
到了宋代，这种文字避讳之风更是肆行于世，不仅形、音、意完全相同的字要避讳，而且音近的字也要避讳。这种近于文字狱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袁世凯搞帝制复辟时，因为“元宵”与“袁消”谐音，所以一律叫“汤圆”，而不能再叫“元宵”。不仅皇帝大臣的名字要避讳，就是州官的名字也要避讳。君可知，“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著名谚语，原意并不是批判官民不平等现象的。据《老学庵笔记》中的说法，是因为有一个州官的名字叫田登。由于“登”与“灯”同音，元宵节放灯时，出的布告说“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而不说“放灯三日”。
可以想见，在中国第一开明大皇帝李世民的盛世时期，就有封建礼教的诸多禁忌和文字避讳的遗风，其他朝代就更是如此。这样，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中，可以说即使有形象思维的闪光和活跃，那也是受到束缚和限制的思维。1600年前是如此，1644年清王朝入关后，更是雪上加霜，不仅避讳和禁忌越来越多，而且大兴文字狱。
清王朝学习和推崇汉文化，只是限于有利于维护自己专制政权的汉文化。满族作为只有几百万人口的统治民族，要统治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近3亿人口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必然要进行文化限制和清理。就是所谓“康乾盛世”时期，也不例外。乾隆在命令全国查缴禁书的论事中说：“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为此，乾隆亲自督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数以10万计的大小官员队伍，在全国开展了查办禁书“尽行销毁”的“书稿”运动。可以说，这是一次对汉族历史文化的大围剿。仅在乾隆年间，就有130多起震动全国的文字狱案，每案涉及人员少者几十，多者近百，重者锉碎其尸，枭首示众，轻者坐牢或充军。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有过清王朝持续200多年的“焚书毁汉”。
正因如此，在文字狱肆行的清王朝，虽然有过自吹的“康乾盛世”，但已没有“唐宋盛世”的诗词等文学艺术的真正繁荣。就是才思敏捷而又怀才不遇的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里，也只能写些狐仙异闻之类的故事而已。所以，在这种文学艺术的社会环境里，再加上皇帝大臣们一直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只不过是“雕虫小技”和“奇巧A技”，“不合正道”，登不得大雅之堂，所以文学艺术的创新思维，也就像孙悟空头上戴了“紧箍”一样，就是有72变的本事，也是没有自由的。这样，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导向及催化作用，也就打了大大的折扣，从而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从世界最高峰跌入最低谷的历史性原因之一。
总之，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衰史中，不仅体现着中国古代文明的时代起伏，而且也蕴含着中国人创新思维及其创新能力的时代起伏。一个国家或民族，当封建专制发展到高压程度如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及文化高压，就不可能有文学艺术的真正繁荣，从而也不可能有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交互发展的繁荣。
古今中外的自然科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几乎研究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能够研究的一切领域和对象，并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然而，人类作为地球生命圈中的万物之灵，却荒疏了对自己创新灵性特别是创新思维方式的系统研究。在现实生活中，95%的人至今还不习惯用右脑的想像思维思考问题，从而闲置和浪费了右脑王国的创新思维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世界上尚未真正得到有效开发的地方，就是人的大脑特别是大脑中的右脑功能。所以，要进行思维的革命，实现从创新思维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首先要从理论思维的高度来研究创新思维问题。
中国曾经有过创新思维的历史辉煌，但也有过创新思维的窒息和冷却。公元1600年以前，世界上重大科技成果的创造发明，有60%以上来源于中国。然而，1600年以后至今，虽有不少创造发明，但没有一项能够影响世界物质文明发展的重大创造发明。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为什么从世界科学发展的历史最高峰，又跌落到了最低峰，甚至是低谷，其历史与现实的成因究竟何在？对此，虽有不少研究，但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只有破解了这个历史之谜，才有可能使中国人的创新思维得到真正解放，并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得以真正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