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香帅！《议和大纲》到啦。”
这是庚子年（1900）十一月初的一天，张之洞在焦虑中盼望这份大纲多日了，看看八国联军要对中国提出些什么勒索条款。
早在五月初，朝廷闻知各国派兵攻打京城时，即命两广总督李鸿章为议和大臣，赴京议和。李鸿章拖了20多天，于五月二十三日才到上海。这时候，天津已失陷，八国联军兵势正盛，慈禧以光绪名义诏旨宣战，北京开始热热闹闹地围攻使馆。李鸿章使假托生病，待在上海不走了。
慈禧太后几次电催李鸿章不至，只好按刘坤一、张之洞的奏请，给李鸿章的“议和大臣”加上“全权”名目。李鸿章达到了目的，在联军占领了北京，杀够了抢够了烧够了淫够了，俄国也借口保护中东铁路派出18万侵略军完全占领了东北三省之后，他才姗姗地到北京议和。
这时，逃到太原的慈禧太后，感到张之洞与洋人“东南互保”这一招高明，为清王朝稳住了半壁江山，也就保住了整座江山，先是下旨称赞他们的“互保”之举为老成谋国之道，和朝廷意见正相同，然后又任命张之洞、刘坤一为“会同办理议和大臣”，也准其“便宜行事”，与李鸿章一同与列强签订条约。
这回张之洞的权力更大了，与投降老专家李鸿章对着干上了。
各国公使提出：必须将祸首端王载漪等11人正法才能开议，并请太后和光绪帝早日回京。李鸿章惟命是从，电请太后速定回銮日期。
张之洞则力主太后幸陕，说联军不退，断无回銮之理。在看到刘坤一草拟的会衔奏稿时，对“伏愿附听全权大臣之言”一语尤其有气，给刘坤一去电报说：“会奏万不可发，洞断不敢列衔。请岘帅亦不必发。11人全未拟减，太重难行，一也；洞断不请回銮，全权所奏正与鄙见相反，二也；前两日令杨使（杨儒，驻俄大使）商减，又不候复，三也。奏尾云请俯听全权，大不妥！”
这是张之洞与李鸿章在议和过程中分歧的开始。
列强之间经过三个来月的反复争吵订出的《议和大纲》，张之洞事先并不明了。给李鸿章去电询问，李鸿章以“向不愿与闻”来搪塞。不告诉他，他能不着急吗？
今天终于等到了，张之洞赶忙细看。赔款自在其内，另有十二款，简述为：
（一）中国对德使被害一事，派亲王专使赴德谢罪，并于德使被害处树立铭碑；
（二）严惩祸首，凡戕害凌虐洋人的城镇，五年内停止科考；
（三）中国对日本书记生被害，需用优荣之典，以谢日本政府；
（四）于污渎发掘洋人坟墓处，建立碣碑；
（五）军火及专为制造军火的各种器料，不准运入中国；
（六）赔补洋人及为洋人办事的华人身家财产所受的损失；
（七）各国驻兵保卫使馆，使馆所在界内不准华人居住；
（八）北京到海边须留出畅行通道，大沽等泡台一律削平；
（九）各国驻兵留守通道；
（十）张贴永禁军民等仇视各国的谕旨；凡官员弹压不善，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十一）修改通商行船各约；
（十二）改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各国公使觐见礼节。
张之洞看着看着，气得浑身发抖，大声吼道：“洋人如此苛刻，那朝廷岂不成了洋人的朝廷？”
再看李鸿章的电奏，说各国词意决绝，不容辩论，宗庙陵寝均在他人掌握，稍一置词，即将决裂，存亡之机，间不容发，要求迅速乾断，电示遵行。
张之洞“啪”的一声将电报拍在几案上，吼道：“李少荃要把国家送与洋人哪！”
“香帅，且莫生气！快想想补救办法。”站在一旁的梁敦彥劝道。
听到他两声怒吼，夏曾佑、钱恂、张望屺等几个幕僚，都赶来看出了什么事，见到《议和大纲》，一个个目瞪口呆，惊忧不已。
张之洞气息稍定，指着那些条款气愤地说：“这几条最为狠毒！炮台一撤，京沽沿途驻扎洋兵，那国家就再无自主之实。且照此如何回銮？比赔款还要苛毒。必须竟力补救。若朝廷被洋人掌握，以后条款日增，主权全失，军火材料断绝，则天下束手待毙，小朝廷也不能久矣！敦彥，给西安行在再发电报。”
“是！香帅，电文如何措词？”梁敦彥说。
“不用措词，照我刚说的全部电奏。再有这第五条，若全行照允，中国永无御侮之具，如何立国？所有各省制造枪炮局厂均须停闭，不特永无自强之日，即会匪溃勇，官兵亦不能震慑，必致内乱四起。要全权会商时，把禁止制造军火器料这一句删去，宜商恳勿禁，即军火亦只可暂禁；第六条，筹款有关交涉者，趁此略露端倪；第十一条修改通商行船条约，拟加无碍商民生计、中国利权字样；并请托俄、美、日三国，代划民教相安之策。”
他略作停顿，思考了一下，又接着口授：
“七、八、九三款，撤大沽炮台、使馆驻兵和各国驻兵留守通道，是使馆永远安宁；而中国既撤门户，又无自卫，使朝廷永远危险。似欠公允，也应务商善法。还有这大纲前言内，‘京师各使馆被官兵与义和团匪勾通，遵奉内廷谕旨，围困攻击’一语，‘遵奉内廷谕旨’此数字句中有眼，用意难测，必须删去。严惩祸首一款，有日后指出、一律严惩等语，‘日后’二字，甚属不妥。以前所指之人，朝廷已分别轻重处理，若不划清界线，后患无穷。应将‘日后’二字删去……”
张之洞反复推敲，连大纲里的词句也不放过。可谓殚心竭虑，极尽职责。慈禧太后看了他的意见，深以为然，电谕照转奕劻、李鸿章两位全权议和大臣切商各使。成其是删去“遵奉内廷谕旨”一语的建议，西太后极为赞许，这不正是为她解脱责任么！于是特嘱两位全权大臣：“此句实有关系，据此力为辨认，总以删除为妥。”
李鸿章接到军机处转来的张之洞修改约款的意见和谕旨，大为恼火：列强争吵数月共同签字的大纲，我李鸿章敢商改么？你张之洞这不是有意出难题吗？真是信口放言，节外生枝，其中寻章摘名之处更是吹毛求疵！
于是李鸿章回奏，把张之洞的意见逐条驳回，并说“无可商改，稍一致词，即将决裂”。但他仍然余怒未消，又针对“删除遵奉内廷谕旨”一语，写道：
查各使围困日久，但藉此空文泄愤，当面并未挑过。我若于字句间求之，未免自生枝节。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臣等只有遵旨力理。刘、张相距已远，情形未能周知，若随时电商，恐误事机。
如此讽刺、挖苦、讥诮和蔑视，张之洞岂堪忍受？他托英、德领事向两国公使转达要求：将各省会议各款的意见，添入大纲之内，以为议详约之根；大纲须速办不可改，那么详约并不迫促，当妥商。得到英法公使“词甚和平”的答复：皆言大纲速允，以后该督所拟各条，极愿详加酌议。张之洞更来气了：外国人尚好说话，而李鸿章不仅向不与商，有议即驳，反以前辈自居，肆意攻讦，自然不堪忍受。张之洞致电刘坤一等人：
“合肥谓鄙人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不谓外人易说话，而中国人反难说话也。合肥谏电‘不与刘张相商’一语感甚！”
这不，又对着干上了。此事传出以后，人们把他们的互相讥诮，总结成一副对联，匹仗天成，传为绝对：
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耳；
少荃议和二三次，遂以前辈自居乎？
以后，张之洞与李鸿章在“惩凶”、“赔款”等许多问题上皆生龃龉，针锋相对。虽然没有超出保住两宫、竭尽臣节的范围，但确对清政府和李鸿章的全面投降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诚然，面对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张之洞没有像中法、中日战争时期那样坚决抗争，但他心忧国难、力挽利权的拳拳之心却是有的。
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于1901年9月7日最后签订，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人民进一步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就在张之洞为《议和大纲》与李鸿章争执之时，又生出一件蹊跷事儿。
俄国发出照会，要交还东北三省，要求清廷授予驻俄公使杨儒以全权大臣资格，在彼得堡谈判。
这不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么？太后高兴不迭地答应俄国照会，任命杨儒为全权大臣，与沙俄办理“交收东三省事宜”，从1901年1月开始谈判。
杨儒与俄国代表一接触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俄国是要中国交出东北三省，划入俄罗斯版图。俄国人手中还有个凭据：盛京将军增祺签押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
这份条约的内容是什么？何时签订？不仅杨儒事先不知道，皇上、太后也不知道，议和大臣李鸿章不知道，朝廷其他大臣更不知道，岂不是天大的怪事？
消息传来，举国哗然。深恨洋人的张之洞更是坐卧不安，赶紧派人了解，才清楚了其中缘由。
原来，沙俄趁义和团运动之机，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于1900年7月，出兵18万，分兵七路强占了东北三省。为使占领永久化、合法化，俄军抓住藏在奉天新民厅（今辽宁省新民县）的盛京将军增祺，强迫与他谈判，要把抢占的土地和各种权利，用条约固定下来。增祺吓得七魂出窍，派早已革职的道员周冕，前往旅顺与俄方谈判。在明晃晃的刺刀下，俄方于11月2日，胁迫周冕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随后又逼增祺画了押。《暂章》规定，奉天等处留俄军驻防，中国不得在东北驻兵；收缴中国军械，拆毁军事设施；沈阳设俄总管一员，办理交涉事宜；东北行政设官，要经俄方认可等等。如果俄国诱迫中国皇帝批准该约，奉天甚或东北三省，就要变成俄罗斯的版图了。沙俄骗得与中国谈判，亮出了本来意图，要把原限于奉天一省的“交地”条约，变为包括东北三省的正式条约。
杨儒与俄代表会谈了21次，坚持“暂章”系已革道员擅行妄订，断无请批之理，拒不承认。
杨儒将增祺擅订的条约，奏报朝廷。清廷殊深骇诧，于12月31日，将增祺革职，拒绝承认条约。各国闻讯，也表示抗议。沙俄在舆论压力下，无可奈何地于1901年1月23日宣布“批准一层，姑且作罢”。
但沙俄岂肯就此罢休？提出议订新约。而其新约变本加厉，不仅包括了“暂章”的全部内容，还要霸占新疆等地路、矿权益，并要修一条从东北直达北京的铁路。消息传到国内，引起强烈反对。上海数百士绅集会，上书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要求改正条款。
张之洞和刘坤一、陶模等一批人接连上奏，力阻批约。张之洞奏道：“增祺与俄国擅定暂约事，荒谬万状。困如所约，东三省及直、晋、陕、甘沿北边一带皆非我有矣！兵权、利权、政权全丢，所谓交还有名无实，朝廷万不可允。否则，各国效尤，必成瓜分之祸。”
同时，他要求将俄约布告各国，请其齐向俄理论，又分电驻外大使，让他们婉商各国帮助辨阻。
为了达到目的，俄国人软硬兼施。在谈判桌上，怒言相加，吹胡子瞪眼，捋胳膊掏枪，横加恫吓，压迫杨儒画押；在暗地里，令驻京代表璞科第，秘密地收买李鸿章，给他50万卢布的酬金，让他怂恿清廷批准条约。1897年李鸿章与俄人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时，就接受了俄国人的贿赂。这次俄国人又对缝下蛆，果见成效。
俄国人威胁杨儒在14天内画押，如逾期，需增出条款，再逾期则决裂，不与商办。李鸿章便竭力策应，说条约“除第八款蒙古、新疆矿路外，似尚无甚纰谬”，俄国“可让者已尽让，自宜早定为是”，并说“延缓实恐误事，各国私议，全系日本领事串通各国之意”，“若将俄约布告，怒必更甚”，俄使“未必受商量，恐愈缓愈紧，务望熟筹利害，相机因应为要”，敦促朝廷答应。这还不够，李鸿章又给杨儒去电，说条约“刺目处均删险，照允无后患。势处万难，不能不允。即酌量画押，勿误”！
张之洞则继续力阻，认为条约虽经略改，但“名虽还而实据，利尽去而害存。我置官吏供彼指挥，我设警察供彼役使，利益则如彼独享，损失则归我赔偿，政权、利权、兵权尽归他人。而铁路抵京，永远无安枕之日。且各国必然效尤，全局势必瓦裂，内地各省，皆无自主之权矣。”要求朝廷“坚韧持之，万勿画押”。
他又怕杨儒在俄人的威胁下吃不住劲，联合刘坤一电告杨儒：“俄约各国哗然，立待效尤。中国士大夫多已病公，行在已无成见。如此约果定，各国另生枝节，中外矢集，窃为公危。请统筹全局，格外慎重。”
正如张之洞所说，以西太后为首的朝廷，外迫于沙俄的压力，内惑于李鸿章的诱骗，早没了主意，竟电谕杨儒：“惟有请全权定计，朝廷实不能遥断。”实际是豁出去了，你杨儒可自行了断，画押与否你看着办吧，将来你自己承担罪责。杨儒心里也明白，朝廷已无可奈何了，他一时也产生了摇动。
张之洞又接连给杨儒去电，分析利害，给予支持。3月14日的电报说：“东三省因祺擅立草约致启贪求，赖公辩论维持，深佩忠荩……鄙意此万不宜草草议定。中华全局存亡所关，务望详慎！”
在关键的时刻，张之洞的电报，给予了杨儒善意的警示和有力的支持，使他了解了人心的向背，坚定了不向沙俄妥协的信心。他拒绝了李鸿章的催令，又不畏强暴，同沙俄针锋相对，不屈不挠，坚决拒绝画押。抱病谈判，曾两次跌伤。始终坚持“未奉画押之旨，断不受俄人逼迫”，捍卫了国家主权，挫败了俄国霸占东北的计划和李鸿章的卖国阴谋。
李鸿章卖国阴谋不成，气急败坏，竟然电奏朝廷，说刘坤一、张之洞“素昵英、日，易为所动”。
刘坤一、张之洞愤然反击，上奏“斥为谬论”，奏申“全权为俄所愚，屡电皆有‘俄成见不可破’之语，且于英、日劝阻，深致不悦，是其意见不无稍偏之处”。
张之洞、李鸿章又是一场激烈交锋。
3月24日，清政府电令驻俄使馆拒绝签字。3月25日，因积雪路滑，杨儒下车时跌昏，救苏后即赴德治病，谈判中止。第二年，杨儒重返任所，不久病死。
4月6日沙俄在恼恨和无奈中发表声明，宣布条约议定暂时结束，东三省交收问题，俟中国事定后再提。
李鸿章阴谋没有得逞，极不愉快，连上奏罢议消息都不肯，以致庆亲王奕劻单衔独奏。张之洞看在眼里，予以揭露，致电刘坤一说：
“合肥胸有成算，知袒俄之局终必可成。此公老横偏执，怙过遂非，可怪可叹。此时各省各国但知俄约罢议，共相庆幸，宸寰亦觉稍纡，而不知合肥已暗中许其画押。”
7月27日，张之洞又向李鸿章挥戈一击，电奏朝廷：
“李相前劝画押，或者因恐决裂为俄所愚。今逾期不画，俄国竟无动静，自当悔悟急改，乃坚执不肯照会，岂始终为俄所愚也？抑或别有成见也？不顾国家之安危，而专为同僚为水火，大臣举动，不当如此。”
至此，李鸿章的卖国意图，已经昭然于世。可他的老毛病不改，在与俄国商订东北交收条约时，俄国因势所迫，同意退兵还地，但又提出4条内容的约款，要求清廷签字。李鸿章又力主接受，引得举国上下再次痛诋李鸿章卖国。太后采纳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意见，不许。李鸿章接到废约谕旨，忧郁焦急，肝疾剧增，有时盛怒，或如病狂，于11月7日吐血毙命。
张之洞闻得李鸿章死讯，觉得他死了正好，但不表示一下，就显得自己太没风度了；若写副挽联、悼词，又觉得无话可说。这种人有何可“挽”得呢？思来想去，办法有了，于挽幛中，用白布大书了一个“奠”字。什么意思？随人们去想好了。
不久，太后回京途经至开封，论东南互保之功，刘坤一赏加太子太保衔，张之洞、袁世凯均加太子少保衔。
由于朝野的坚决抵制，与俄谈判时断时续，颇费周折，直至1902年4月8日，清外务部大臣王文韶和俄国公使雷萨尔，才签署《东三省交地章程》，规定俄军在18个月内，先后撤离盛京一带、吉林、黑龙江省。但俄方并不履行，直至1904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根据日俄签订的《朴次茅斯条约》，俄国将旅顺、大连湾租借权移交日本，将部分中东铁路及附属权益转让日本以后，才迟迟于1906年6月，撤出东北南部的俄军。至此，历时7年的中俄撤兵交地事宜，始告结束。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1902年10月）刘坤一病逝于南京，谕命张之洞署两江总督。
十月初六，张之洞抵达江宁。想起前时署理两江，正值甲午战事方殷，筹饷筹械，无一日清闲，众多的古迹，没时间浏览，此时，要弥补一下久存心中的缺憾。看到自己修筑的北城马路两侧，已恢复了昔日的繁华，颇感惬意，心情极为舒畅。于是，张之洞忙中偷闲，浏览古迹，畅思古今，吟诗记怀。所作皆为佳品。其《金陵杂诗》16首，更见其诗文大家兼政治家、洋务领袖的思想与胸怀。请看：
其一
兵力无如刘宋强，
励精政事数萧梁。
何因不享百年祚，
鸩毒山川是建康。
其二
荒坡野水尚西流，
朱雀桥边系葑舟。
莫道南朝无可念，
求书今少大航头。
其三
孟老录中思汴台，
达摩曲里邺城灰。
世间少有兰成赋，
便觉江南最可哀。
其四
宰相荒嬉夜宴阑，
保义新拜掌书官。
春风一半残桃李，
独有潘郎忍泪看。
其五
景宗何如霍去病，
庆云无愧张子房。
谁道江东诗绮靡，
如闻敕勒见牛羊。
其六
秣陵游客惯骑驴，
今日全家挽鹿车。
拈出维新一公案，
请参利病究何如？
不难看出，张之洞的诗写得确实不俗。后人评其独成一派，别开一宗。著名诗人谭献、樊增祥皆为其弟子。在他的幕宾中，也有梁鼎芬、陈衍（号石遗）等，皆一时著名诗人。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评张之洞诗说：
“相国生平文字，以奏议及古今体诗为第一。古体诗才力雄富，今体诗士马精妍，以发挥其名论特识。在南北宋诸大老中，兼有安阳（韩维）、庐陵（欧阳修）、眉山（苏轼）、半山（王安石）、简斋（陈与义）、止斋（陈傅良）、石湖（范成大）之胜。”
林庚白则说：“同光诗人，什九无真感，惟二张为能自道其艰苦与怀抱。二张者，之洞与謇也……之洞于各体诗并工绝，其五七言古体诗，直可与荆公（王安石）抗手，无能高下。”
可见，其诗坛地位，也是泰山北斗。尽管政务繁忙，很少写诗，但成诗即是精品，有《广雅堂诗集》4卷流传于世。
其《翠微亭》，可称为代表作。诗人超拔的学识、阔大的胸襟、宏伟的志向、深邃的思想和卓异的诗才，都得到了体现，确为流传千古的佳作。其《玄武湖》、《莫愁湖》、《燕子矶》也皆是写景抒怀的上乘佳作，难怪当时文坛对他仰慕和崇戴了。
这天，张之洞又乘轿出游，刚走出不远，忽听前面几声吵闹：
“走开！走开！”
“不！我找张大帅。我要告状！我要告状……”
张之洞命轿子停下，见几位士兵正拉扯着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肮脏的老头儿。老头儿赖着不走，趴在地上叫喊。
张之洞问轿旁的侍卫：“张青，前边出了什么事？你去看看。”
张青回来说：“报告大人：一个老头拦轿告状，赶他不走。”
张之洞一瞪眼：“即是告状的，赶他做什么？把他叫过来！”
老头儿被领到轿前，倒头便拜，嚎哭道：
“张香帅，我可见到你啦！呜呜呜——”
张之洞问道：“拦轿者何人？报上姓名。”
老头儿抹去鼻涕，哀声道：“小民姓张名陆字广通，安徽亳州安平里张家沟人氏，自幼读圣贤之书，学得圣贤之道，考取了州学禀生。今年58岁。”
“哦——还是个秀才。准你站起来说话。”张之洞说。
“学生斗胆问一声，大人是否是两江总督、张香帅张大人？”
张之洞见他两目炯炯有神，极尽狡黠，便说：“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样？”
张陆说：“如果是大人，这状我就告。若不是，这状我就不告啦！”
“县有县衙，府有知府，省有臬台巡抚，你何不到他们那里去告？”张之洞问道。
“大人容禀！我这个状子，非张大人断不了。”
“噢？有何重大案情，省府州县管不了，非找总督来告？”张之洞疑惑不解。
“回大人：小民不敢。小民的这状子，是非见到张部堂张之洞大人不告。刘部堂、王部堂、李部堂，我都不告；只有见到张大人，这状我才告呢！”张陆老头儿还挺倔。
“那么你认识张之洞吗？”张之洞问。
“回大人，小民并不认得。”
“那你为何拦我的轿子？”
“我猜你是总督张大人。”
“何以见得？”
“我在这督府前转悠了7天了，常见这顶绿呢小轿出来。又听说，张大人这阵儿，常不在府中，而是微服出行，吊幽访古，考察民情。故而猜测，轿里乘坐的定是张大人。小民没猜错吧？”张陆说着话，眼也没闲着，不住地察言观色。
“好！你就告吧。本人正是张之洞！”
“哎……张大人，小民张陆给您磕头。”张陆又跪下磕了三个响头，然后站起来，“那……这状我就告定啦！”
“你是命案呢？财产案呢？还是什么案？可有状子？”张之洞也打量着张陆。
“有。”张陆从怀中掏出状纸呈上。
张之洞看了，气得差点儿没蹦出轿子来，原来状纸上写的是：
状告同里龚老六刁蛮成性、横行乡里。前时，小民去龚家集赶集，路过龚氏门口，被其看见，便唆使儿孙家丁强行赶走，不准通行。是徒不惩，正义不伸，百姓难安。专呈两江总督张之洞大人为小民申冤做主。亳州安平里张家沟张陆具呈。
“给我拉到路边，棍棒伺候！”张之洞气得胡子直乍。
“大人且慢！容小民说完再打不迟。”张陆扎刹着两手阻拦。
“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找我来告状？岂不是儿戏？有意戏耍本部堂不成？给我打！”
“且慢！”张陆跪在地上，“小人有天大的冤情！状子难以写下。请大人息怒，容小人细禀！”
“拉到一边去！起轿！”
“张大人，且慢走！我告的是龚照玙龚老六，我告民贼龚照玙呀！张大人——”
“噢？告龚照玙？这倒要问问。”张之洞想到这里，吩咐说：“停轿！”
张陆连滚带爬地来到轿前：“张大人，我告龚照玙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张大人您不能不管！”
“好！那站起来说吧！”张之洞对他又客气上了。
这龚照玙是谁？为何张之洞如此感兴趣？
龚照玙小名龚老六，亳州安平里龚家集人氏，兄弟排行老六。其三兄龚照瑷，就是前文提到的驻法大使。老六早年参加淮军，平捻有功，累升到都统，率部驻守旅顺。甲午战起，日本兵占领大连后，平安无事地休整了十天，才向旅顺进兵。而旅顺的守军并无准备，龚照玙根本没作部署，天天和他的八位姨太太寻欢作乐。闻听日军逼来，龚照玙仓皇布置一下，便带着他的八位小老婆，裹带金银财宝逃离了旅顺。致使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旅顺，进而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上万人。后来，在举国上下要求惩治逃将的呼声中，龚照玙和平壤战役中弃城而逃的卫汝贵（字达三）一同锒铛入狱。龚家有的是钱，又有其兄龚照瑷为他奔走，得以保住脑袋，长期羁于北京刑部狱中；而卫汝贵经张之洞查实复奏，被朝廷割掉脑袋。当时张之洞极恨这两人，曾电致李鸿章要求把龚照玙一块儿正法，但没有办到。
义和团进京以后，战乱中打开了刑部大狱，把有罪无罪的都放了出来。龚照玙又捡了个便宜，然后又上下使钱，买了个平安还家，回到了安徽老家。
今天张之洞听说告龚照玙，一下子来了兴趣，叫张陆站起来，又问：“你告的可是那个弃旅顺而逃的龚照玙？”
“总督大人，我告的正是他！”张陆笑了。
“就为你状子写的那点事？”张之洞又问。
“哎——总督大人，您听我细说呀。”张陆把原由细说一遍。
上年春龚照玙回到家乡，正赶上六月六日，是他的六十寿期。死里逃生，平安还乡，自然要庆贺一番，预定宴客3天。
张陆听说了，大为恼火，心说：你把成千上万的百姓生命都葬送了，这会儿要逍遥快乐，偏不让你痛快！
宴客第一天，龚家宾客盈门，喜气洋洋，屋里屋外都坐满了人。这时张陆来了，让在场的人不胜惊讶。为什么？张陆穿了一身丧服，头戴丧帽，腰缠麻绳。他来吊丧来了？
龚照玙不明原因，赶快迎过来。
没等他说话，张陆先说了：“六哥，今天高兴不？”
龚照玙说：“高兴啊！高兴啦！今天是我的六旬大寿，你请……”他想说你请坐，可端详这身丧服，又犹豫了，“你这是怎么回事？”
“六哥，听小弟一句话行不？”张陆尽管说自己的。
龚照玙说：“请见教！我愿意听听。”
张陆说：“老弟最近看了几本新书，才知道，国民乃是国家之主体啊！弟亦国民也，则中国土地之存亡，应负一分之责任。请问六哥，几年前你将国之旅顺，送向何处也？今日能见还乎？”
龚照玙窘困至极，如丧考妣，狂呼：“逐客，逐客！”
张陆甩袖走了。
第二天早晨，龚照玙见门首有一副对联，写道：
称六太爷，上六旬寿，欣占六月六日良辰，六数相逢，曾听得张陆先生，大踏步闯进门来，口叫六哥还旅顺；
坐三年监，陪三次斩，赚得三代三品封典，三生愿足，最可怜达三故友，小钱头不如咱洒，冤沉三字赴黄泉。
“小钱头不如咱洒”，是合肥方言，说卫汝贵用钱之法不及龚照玙，所以丢了命。龚照玙气愤至极，大骂3日。
从此，龚六视张陆如仇人，势不两立，但也无可奈何。适逢这天张陆到龚家集赶集，正打龚照玙门前过。龚照玙离老远看张陆来了，便招呼儿子、孙子和家丁，拦住道路，不准从他门前过。张陆见势头不对，争执起来被他们打一顿，白吃眼前亏，扭头便走。
这以后，张陆总觉着憋气，一直无处撒。这次到南京来，正赶上张之洞接署了两江总督。久闻张之洞最恨投降派，正直敢为，连李鸿章也斗不过他，我何不请他给出出气？“对！就这么办！”张陆便生出了拦轿告状的主意。
张之洞听完张陆的介绍，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说：“张先生，你真是个义士！可你这状，叫我怎么断呢？”
张陆说：“张大人，您是足智多谋、万事不为难的孔明诸葛亮！这点小事儿，您能没办法吗？”
张之洞说：“要说罪责，这龚老六该杀！但吏部已给结清了，本部堂也不好去翻案。若论你这档子事，顶大算邻里不和，也治不了他什么罪。你想出出气，如何是好呢？”
张陆说：“正是。张大人，若是寻常百姓，骂我打我，我不烦不恼。此等败类给我气受，我受不下去。张大人，您是个大清官，百姓的母亲，能眼看着好人叫坏人欺负么？”
“要说也是。”张之洞想了想，“有了。我送你两个灯笼……”
“送我灯笼做啥？”张陆不解地问。
“我送你的不是寻常的灯笼！是总督府的，上面有‘总督’字样；再送一个，写上‘南皮张’。你回去以后，披红挂绿，敲锣打鼓，乘八抬大轿，再打着我送你的灯笼，在龚家门口闹上3天。他胆敢阻拦，你用灯笼砸他。碰坏了我的灯笼，自有官府跟他算账！县衙、府衙，你一告就赢。不过，谅他也不敢！你再从他门前过，就把灯笼提着。你这口闷气，还出不来么？”
“谢总督大人隆恩！”张陆高兴不迭，叩头致谢。
转眼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天，张之洞欣奉进京陛见的谕旨。67岁的人了，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太后召见要问何事？是否有入枢主政的可能？他满怀喜悦地向新任江督魏光焘办理了篆务交接，乘“楚材”轮返回了汉口。然后再乘火车北上。
这时卢汉路修通了么？没有。卢汉路是分段施工的，先修汉口到滠口，卢沟桥到保定，1898年修成通车，再修滠口到信阳，保定到正定。滠口到信阳这一段是上年秋天竣工的。保定至正定一段，因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施工陷于停顿，现正赶修；原修好的卢保铁路，被义和团拆毁，已在义和团运动过后修复。同时，卢沟桥到北京一段也开了工。
老头子执意乘火车，也是为了查勘一下工程进展情况。更何况，在自己督办的铁路上乘车进京，那心里的欣慰和自豪，真是非比寻常。
张之洞为修卢汉路，真是费尽了心血。因为政府没钱，朝廷答应官库提款1000万两，仅占预算四分之一。而在开工后的一年中，只拨出400万两，其余所需，均须筹款和借款。而为了路权国有，张之洞煞费苦心，历尽曲折，终因不得不借洋债而被俄、法、比三国控制。但在当时条件下，既没有资金、又没有技术，而为了国家的富强，解决运兵筹饷的急需，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张之洞立下了汗马功劳。
说话在四月二十日（5月16日），张之洞抵达北京。触目是八国联军浩劫后的痕迹，花红柳绿掩盖不住累累创痕，绿草如茵更显得百业凋零，洋兵横冲直撞，国民愁眉苦脸，此时情景让张之洞黯然神伤。阔别20年的京都圣地，竟然变成这般模样！
张之洞第一个拜谒的，是庆亲王弈劻。这位王爷在两月前升为军机领袖，接替死去的荣禄，识见、能力、胆略比荣禄就差得太多了。但在贪污受贿方面，却超过荣禄不少。京内外官员想升迁的，不给他行重贿便难遂愿。张之洞对他素有戒意。他对张之洞呢，也是畏厌参半。因为张之洞深孚清望，又有太后的倚重。他曾对亲信说：“疆臣跋扈的，前有一个左季高，今有一个张香涛。对此辈，唯有敬若鬼神而远之。”左季高即左宗棠，在他的眼里，这两位都是惹不起的主儿，敬而远之吧！
张之洞拜见寒暄之后，便问太后召见要问何事？奕劻说：“太后关心新政，对练兵筹饷更为关切。大概还会问到与各国的商约。”张之洞心里有点底了，又敷衍几句，便告辞而退，转道来到军机大臣鹿传霖的家。
鹿传霖（1836～1910）是张之洞的姐夫，大张之洞1岁，字滋轩，直隶定兴人。1990年任江苏巡抚时，闻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募兵三营护送太后逃到西安，脱离了危险境地，也打动了太后的心扉，又有荣禄的保举，那么……升吧！一下子升任了军机大臣。
姐夫小舅相见分外亲热，历乱重逢，离情互诉，有说不完的话。谈罢会见奕劻的情形，张之洞便询问太后对新政的意向，以备召见应对。
鹿传霖的思想虽然开明，但对新政也很忧虑：“新政新政，有名无实！也是被挤得没法了，太后才走这条道。我看呢，你那《江楚会奏三折》，最对太后的心思。”
这也是旧话了，但仍然说得张之洞怦然心动，浮想联翩……
慈禧还在西安时，迫于宗社倾覆的危急和要求变法的舆论，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1901年1月）发布变法上谕。谕令京外大员和出使大臣，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限期两月，条议奏闻。两个月后，还煞有介事地设立了督办政务处，作为主持所谓变法的机构，委派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和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并委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予政务大臣”，实行新政。
张之洞和刘坤一商定，合拟条议会奏，召邀张謇、黄绍箕等有识之士起草奏议内容。张之洞荟萃众说，断以己意，先后奏呈了三道奏折，共4万余言，合称为《江楚会奏三折》，简称为“江楚三折”。
《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奏，提出变法之首在于“育才兴学”；其四条措施：一是设文武学堂；二是酌改文科；三是停罢武科；四是奖励游学。
《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六月初四日上奏，提出十二项整顿措施：一、崇节俭；二、破常规；三、停捐纳；四、课官重禄；五、去书吏；六、去差役；七、恤刑狱；八、改造法；九、筹八旗生计；十、裁屯卫；十一、裁绿营；十二、简文法。
《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西法十一条折》，六月五日上奏，提出了十一条采用西法的措施：一、广派游历；二、练外国洋操；三、广军实；四、修农政；五、劝工艺；六、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七、用银元；八、行印花税；九、推行邮政；十、官收官卖洋药（鸦片）；十一、多译东西各国书。
三折上达，朝中大臣拍手叫绝，慈禧尤为赏识，决意施行，特颁懿旨：“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各条，其中可行者即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实行。”
而后一年多内，张之洞在湖北筹饷练兵，大办学堂，鼓励工商业。署理江督后，又和袁世凯会同制定编练新军章程，会奏“变通科举”，奏设了三江师范学堂和两江学务处，议定沪宁铁路借款合同，选派水、陆师学生分赴英、德学习等等，把变法三疏付诸行动。又奉谕制成《中国矿务章程》，成为清政府官僚中实行新政最积极、最有成效的一个。
鹿传霖接着说：“变法势在必行，老弟那三疏的各条也是救时急务。可是，老弟记着：西洋玩意儿勿宜袭用太多，太后也不愿多言西法呀！”
张之洞则大不以为然，说：“鹿相，以我看来这环球大势，是孤则亡，同则存。今经旷世奇变，海内望治，人心思变。仅泛泛整顿中法，断难除弊富强。唯有改用西法，才能固结民心，化衰起弱，久存圣教，遏止乱党，抵制邪说。比如教学取士之法，家塾漫无规制，所学已非所用；科举唯文取士，甄拔难尽真才。非改弦易辙，仿效德、日等国，广设大小学校，统一学制章程，使学者道艺兼通，文武兼通，内外兼通，才能为世所用，因应不穷。”
鹿传霖听了，心中实在佩服。他清楚，张之洞那《江楚三折》，实际上已成为新政的纲领，朝廷实行新政的所有内容，基本上没有超出三折内容。只可惜不能在全国广泛推行，因为朝中大臣，无一锐志革故鼎新推行变法之人。当初有荣禄疏导太后，化解群疑，才诏定变法，设立了督办政务处，并将三折推行各省。如今取代荣禄的庆亲王奕劻，无胆无识，贪婪成性，如何推行新政？其他军机大臣数王文韶资格最老，但他是个滑头世故之人，且年事已74岁，衰迈耳聋，不堪此任。面对张之洞这一腔热情，鹿传霖深为叹惜，于是说：
“你的识见，远过于内外臣僚，我也深为佩服。前年江楚三折，太后称好。荣禄回对：法是好，只是无人办。那时到底还有荣禄，如今靠谁主持？两月前，你上的科举改章，不就被驳了吗？”
当年二月，袁世凯要奏请分科递减，逐步废除科举，但自知连秀才都不是，倡言必招讥评，便邀请张之洞领衔会奏。提出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乡试开始，每科递减取中名额三分之一，到光绪三十八年减尽，停止科举。张之洞认为科举不废，学校不兴。废之太促又恐难行，用此渐废之法，到时科举既停，则兴学育才更有成效。谁知会奏呈进，阻力重重。王文韶更是竭力反对，说废除科举将失天下士子之心，且会使士人不读经书，不尊圣贤，为患更甚。因而奏议被驳。与此同时，张之洞襄助管学大臣张百熙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也称《壬寅学制》），也因守旧大臣的阻挠未能推行。
“杻臣不主，何论有成！”张之洞深为慨叹。军机大臣还有鹿传霖和瞿鸿禨，鹿传霖不用问了，他清楚这位老姐夫，本是个得过且过的主儿，更何况对新政又不热心，便说：“瞿中堂持何主张？”
“子玖倒是能干，有关新政太后都交他办，和我也能商量。”鹿传霖说，“不过，他和庆邸很不融洽，听说是袁世凯在中间挑拨。”
接着鹿传霖介绍一个传闻。袁世凯（字慰亭）在荣禄死后，初想攀附瞿鸿禨，先示意愿列门樯。瞿鸿禨受宠若惊，没有答应；袁世凯又托人要求和他换帖拜把兄弟，又受到他的婉辞。袁世凯便转而投靠了奕劻，让人给奕劻送了20万两的银票，还包下庆王府的全部费用，与奕劻之子载振拜了把兄弟。
“慰亭结托庆邸，意在去瞿自引。”鹿传霖接着说，“目前虽难办到，但有他拨弄，只恐子玖和庆邸益难相容，势必终成水火。因此，我想推荐老弟入枢……”
“鹿相切勿再提此事。”张之洞连忙拒绝，进京路上，他反复权衡，拿定了不入枢的主意，“前年冬天，峴帅、慰亭也有此意，我即电阻。如今庆邸当朝，岂容鄙人插足？再说枢臣不谐，何苦自蹈是非？还不如在地方有事可为。”
“老弟所虑也是。这些年，满汉畛域越化越深。满人位尊权重，无为有威；汉人辄受歧视，想为无位。在京为官，越来越难了。”
张之洞对满汉畛域也有所虑，其专陈“筹八旗生计”一条，就意在化除满汉隔阂，于是说：
“近两年来，满汉隔阂有增无减。总理衙门改成的外务部，用庆邸总理，汉员只派作会办；六部也是满员掌握大权，就连管学大臣主持的京师大学堂，也派了荣庆会同管理。嗨……今日贫患日亟，若再分畛域，只恐人心乖离，亡国之日不远啦！我陛见太后，要恳请慈圣匡正此弊。”
“心是好心，但那些满族亲贵不会领你的情，反而会嫉恨你。你竭尽臣忠，是为社稷，为朝廷；他们当官揽权，都是为身家，为富贵。水火不相容吗！老弟，可要持重勿躁，谨言慎行哟！”
“老姐丈，都到了什么时候？大厦倾圮，江山要易主了，我还沉得住气么？”
“哎……”鹿传霖长叹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