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节江东，曾无迁地为良之效，
回车汉上，岂有驾轻就熟之功？
为山覆蒉，何辞积累于寸铢；
未雨彻桑，敢懈绸缪于闲暇？
光绪二十二年（1896）元宵节过后，刘坤一回任两江总督，张之洞交卸篆务，奉旨回湖广总督本任。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极为谦逊地总结了署理两江一年零四个月取得的成就，表达了回任湖广奋发图强的决心和志向。上面即是其中的几句。
上年十一月，光绪皇帝谕令张之洞回任湖广的同时，又谕：
“张之洞奏南洋创练新军，责成洋将操练，并金陵、上海兴办铁路各折，照所请行。张之洞既经创办，条理秩然，即交刘坤一赓续成之，以为补劳之计。至邮政一节，业经总署筹议，粗有头绪矣。湖广地方紧要，铁厂、枪炮厂甫经告成，现当开办铁路、整顿陆军之际，需用甚繁，炼钢轨制快枪，实为常务之急。银元铸成，能否流通各省？该督回任后，均当加意举办，以立富强之本。”
张之洞深憾在两江兴办的各项事业才开头，真舍不得离开两江。但在湖广，还有更重要的事业等着他。一回到武昌，他立刻召见各企业的督办、总办、会办官员，认真了解各厂的生产经营情况。
织布局的情况最让他满意。自建成开车后销售顺畅，盈利颇丰；棉纱生产和销售更好，无论是出口还是运销内地，都是抢手货。上年布局的生产达到高峰，生产原色布9.5万余匹，斜纹布4200余匹，棉纱7300余担。布局总监赵毓楠告诉张之洞，去冬今春以来，各地商户争购棉纱，预订数量已达1.8万担。张之洞高兴地捋着胡子说：“这五年来，你功劳卓著，本部堂要为你请旨优叙。”就是要给他提升啊！
枪炮厂的生产也让张之洞高兴。1894年夏，刚建好的枪炮厂就遭到一场大火，四个小时烧毁厂房、机器等价值30余万两。工厂总办、候补道员蔡锡勇难过得要绝食自杀。张之洞心中也很难受，对蔡锡勇好一番劝慰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挪借款项，一边修复，一边继续扩建，添造炮架、炮弹、枪弹三厂，又将原设克虏伯炮改增新型快炮。如此修厂、购机、安装，至上年夏天工厂落成投产，每月出枪500枝，枪弹7000余颗。到今年产量又有增加，并添设了钢药厂制造火药，还要附设一座小型炼钢厂。
纺纱厂的建设并不顺利。原来的投资招股方案是官商合办，商人集得30万两，不敷款由官府出30万两。至今厂未建成，商人认为官府揽权，提出疑义，要求撤股。也难怪，张之洞先派了江汉关道瞿祖荣为督办，再派知府盛春颐为督办，后来又派试用道员赵滨彦为监管，下面还有几十名随员跟差，有如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商人们难于和这帮人合作。
缫丝厂主持人黄佐卿（字晋荃）经蔡锡勇、黄遵宪等人再三敦劝，终于同意在上海筹股2万两，招募上海熟练女工赴鄂缫丝，生产较为顺利。
最让张之洞伤脑筋的算是炼铁厂了。自1894年5月正式开炉以来，因煤、焦不足，只能开一个炼铁大炉。但炼出的生铁成本太高，出售价格难以降低，质量又赶不上洋铁，所以连中国的工厂都不愿购买。要想降低成本，必须将铁炉开齐；而要齐开铁炉，又必须有充足的煤炭；要有充足的煤炭，又必须要投入大量的资本，去寻找新的优质煤矿。但经费又确实再难筹措。已经投入的580余万两，不知费了张之洞多少心血。
花了50余万银子开挖的王三石煤矿，只挖了三年，便因挖出了大水而不得不停止；马鞍山之煤，因含磺过重不适于炼焦熔铁。为解决煤、焦之需，铁厂只得远购开平、湘赣之煤，甚至靠输进英国和德国的洋焦炼铁，这样成本能不高吗？
《马关条约》签订，清廷要赔款2.4亿两，财政更加困难，激起了非议洋务派举办企业靡费国帑的舆论，呼吁改官办企业为商办。清廷于上年六月发布上谕，令官办所局从速变计，招商承办。
张之洞上奉谕旨，下受诘责，深忧铁厂官办岌岌难支。但招商承办又一直非他所愿，便抱着一线希望，一面向朝廷进呈炼成的钢铁、制成的钢轨及零部件和造成的枪炮；一面具折恳奏，说明开办煤铁皆有明效可睹，费繁工巨也凿凿有据，针对苛责铁厂的言论进行了理直气壮地辩解。但他的奏请未被朝廷采纳。
张之洞为恢复一座铁炉的生产，而从江南筹防局借拨的50万两银子已经告罄，仅维持了数月。部款无有指望，省内因加派赔款也再难筹，铁厂官办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张之洞思竭计穷，只好奉旨招商，前命蔡锡勇一面和盛宣怀联系商办，一面切商各洋商，如愿承包铁厂经费，也准其赴鄂承包。
眼下，英、法、德、比等国商人争先恐后，愿以银500万两附股合办，但国内人士却反对洋人包办。一场争办铁厂的竞争开始了。
这天，张之洞召来蔡锡勇，交给他一份湖南巡抚陈宝箴发来的电报，上面写道：
“……衢州、湘潭均有佳煤可炼焦炭，正拟开采供铁厂之用，忽闻铁政将与洋商合办，极为怅然。我公此举原为铁路、枪炮及塞漏卮而设，诚中国第一大政，我公生平第一盛业。今需用正急，忽与外人共之，与初意大不符合。且此端一开，外洋无不趋此便宜之路，彼资日增，我力难继，必至喧宾夺主，甚为中国惜之。”
蔡锡勇放下电报，抬头说：“香帅，听说盛道已经南来。揆度时势，不才以为包与洋人，不如包与华人为宜。”盛道，说的是盛宣怀。
“我何尝不愿包与华人？当然是华商包办为宜。但中华绅商类多巧滑，若无洋商多家争估比较，华商定必多方要挟，不肯出价啊！”张之洞恳切地说道。
“噢——”蔡锡勇恍然大悟，包给洋商是虚张声势，为的是让洋人争买，好争个高价，实则是卖给华商。
张之洞又说：“包与华商，权利仍在华人手中。将来财政好转，官府入股也便利；包与洋商则难以再图补救。你可以告知各洋行，不仅铁厂可卖，大冶铁山及江夏、大冶、兴国各煤矿，均拟一并与铁厂包与商办。让洋人竞相争办，华商才会大展眼界怦然动心啊！”
“只是华人极少巨富，哪里凑得上五六百万的资本？”蔡锡勇担心地说。
“我也思之再三。领办铁厂之人，非盛宣怀莫属。但盛道极为狡猾，轻易不肯就范。等他来到武昌，我再图谋良策。你尽快与各国洋行联系，看看他们的动态。”
蔡锡勇依计而行，发电给各洋行买办。
张之洞这一招果然有效，比利时、德国、法国、英国的在华商人，很快便云集武昌，又是索要铁厂机器价目账档，又是到铁厂、矿山考察，紧锣密鼓，煞是热闹。
这回，一直在上海察看动向的盛宣怀坐不稳了。
盛宣怀现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和直隶津海关道，早有意做铁厂督办，张之洞心存戒备，建厂之初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去年，言官指摘他，在轮船招商局任内营私舞弊、贪污公款，意甚自危。适逢张之洞授意蔡锡勇，动员他接办汉阳铁厂，便决计舍去津海关道，别图出路，欣然答应承领铁厂。几月前来到上海时，闻听言官的弹责已平息，便又犹豫起来，不愿承领了，电求张之洞收回檄命，另委贤能。现在，得知铁厂、铁矿、煤矿一并包与商办，他不免又想发一笔大财了。又有张之洞几次电招，他便溯江而上，到武昌来见张之洞。
盛宣怀在武昌10天，见张之洞千诺百应，反而更加犹豫了。想起数年前自己献出大冶铁矿时，张之洞曾许愿每出生铁1吨，给他提银2钱作为报酬。而出铁后他向张之洞要钱时，张之洞却以铁厂本重无利、无从提款拒绝了。而今若轻言许诺，贸然承领铁厂，日后张之洞再言而无信，万一铁厂败在自己手里，那就难辞其咎，追悔莫及了。他决意坚辞不就，托辞说要回上海招集商股，还要回天津和开平议定焦炭，待三个月后再来接办。
蔡锡勇识破了盛宣怀的诡计，赶忙同张之洞商议：“盛宣怀是想金蝉脱壳。香帅，不能放他回上海啊！”张之洞不以为忧地呵呵一笑，说：“去留由他自便。你去转告他，今晚我要设宴为他饯行！”
“这……”蔡锡勇大惑不解，只好奉命而去。
当晚，盛宣怀如约而至。他估计张之洞名为饯行，实则还要劝他承领铁厂，便事先想妥了一套周全的对策。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之洞只是闲谈笑论，对铁厂之事一字不提。陪宴的蔡锡勇莫名其妙，盛宣怀更是满腹狐疑。
张之洞扯罢自己如何受徐致祥弹劾的往事，接着又说起近来一些人被参的传闻。
盛宣怀敏感地产生共鸣，便乘机发泄，诉起自己被纠弹的委屈。
张之洞耐心细听，还不时询长问短，显得格外同情和不平。
待盛宣怀言罢，张之洞转身取来两份刚刚草成的奏稿，拎出一份递给盛宣怀说：
“请盛道先看看这个草折，如无不妥，再缮折奏闻。”
盛宣怀接过一看，不禁大惊失色。这是张之洞奉上谕，确查盛宣怀营私舞弊、贪污巨款案的复奏。盛宣怀心惊胆战，急惶惶翻到折末，只见张之洞奏称：
“盛宣怀在任中确有营私舞弊情事，应请旨著即革职，严加惩办。”
盛宣怀哑口无言，头晕目眩，汗透重衣。当打起精神来把乞怜的目光投向张之洞时，张之洞笑眯眯的又递过另一份奏稿。
盛宣怀接过细看，只见折中奏称：
“盛宣怀在任中实有挪用公款行为，但已进行偿还。盛道兴办洋务甚多，力任时艰，难免一时度支拮据，挪借暂用，事后弥补，尚属可宥。其任内诸项开销，账目明了，似无贪污巨款之情事。盛宣怀才猷宏达，综核精详，经理商局卓有成效，久为华商所信服，应请旨将汉阳铁厂归该道召集商股，督商妥办。”
盛宣怀如噩梦方醒，犹有余悸，连连作揖说道：“香帅厚爱，宣怀敢不从命！铁厂万难，宣怀不计，唯求香帅指授方略，以赖支持而谋久远。”
“盛道力任其难，有何难处都好商量。你先和锡勇拟个章程，难决之事我再请旨。”张之洞慰勉几句，又接下来说道：“本部堂已奉上谕，和直隶总督王文韶，督率商办卢汉铁路。近日，粤、湘、鄂三省士绅，商请修粤汉铁路的呼声甚高，也不难为朝廷批准。如此芦汉、粤汉兴修，我拟请旨，凡所有路轨和各省所用钢铁，均一律向铁厂订购。这样铁厂销路既宽，成本也可于铁路经费内挹注。对铁厂所产煤铁，奏请宽免10年税银。铁厂之困厄，将尽行可解。杏荪，督办卢汉铁路，事务繁巨，正缺谙熟洋务之人。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我则曰：如欲兴办卢汉铁路，舍君其谁？哈哈哈哈，杏荪，我的主意已决，望君竭诚助我也！”
张之洞心花怒放，满脸光彩，又对身旁的蔡锡勇说：“凡炼铁、采矿和运转等有涉地方之事，仍由铁政局协办助理，不得窒碍。”
盛宣怀不胜欢喜，尤其是张之洞还有意让他承领商办卢汉铁路，如此路、厂两环相扣，全盘俱活，不独可获厚利，又可实现官升高位的夙愿了。
于是，盛宣怀连日和蔡锡勇草拟铁厂招商承办章程，经张之洞审定奏报了朝廷。
铁厂官督商办以后，张之洞和盛宣怀于1898年又开办了磺轻灰少、炼焦最佳的江西萍乡煤矿，修筑了萍乡达株洲的铁路，终于解决了铁厂的燃料问题，使铁厂走上了正常生产的轨道。先后为京汉、正太、淞沪、宁沪、沪杭甬、津浦、广九、川汉等铁路提供了轨道，并生产出造船、建筑和桥梁工程所需的各种结构钢材，远销欧美，铁厂生产的马丁钢，驰名全球。
汉阳铁厂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一鸣惊人。西方列强大为震惊，视为中国睡狮初醒的标志。这是张之洞的强国梦化为现实的极为精彩的一幕！
直到1908年，汉阳铁厂改名“汉冶萍公司”，将督办名义全部取消。汉阳铁厂、大冶铁厂、萍乡煤矿组成联营企业，盛宣怀任总经理，张之洞才完全脱离汉阳铁厂。
中秋节过后的一天，武昌城内的张氏府第张灯结彩，贺客盈门，应接不暇，张之洞正忙着为他的侄子张仁杰娶亲。
这时有人来报：“门外有一年少书生求见老爷。送了一副喜联，10两礼银。”
“来客名字如何称谓？”张之洞问道。
“来客没说。说早与老爷有过书信来往，是老朋友，老爷看了字迹，就会想起他的。”下人回道。
“来客多大年纪？”
“20多岁。”下人说着，把一份纸帖递给张之洞。
张之洞一看，上面用俊逸的行楷写着一副婚联：
牡丹丛中蝴蝶双舞，
荷花塘内鸳鸯对歌。
联语造意颇佳，字迹也有几分熟悉，但他想不起是谁的，便吩咐请进客厅相见。
一个年轻书生被引了进来，看上去不过二十四五岁，个子不高，却眉宇轩昂，两只大眼晶亮有神。他笔挺着身子向张之洞抱拳行礼，以广东口音说道：“恭喜老夫子钧座！”
张之洞又见他竟然抱拳行礼，腰都不弯一下，心中暗生不悦。这鄂省的大小官员，见了自己都是鞠躬致敬。而这一介书生，竟然不知天高地厚。但侄子大喜之日，又不便发作，便想不管书生是谁，先杀一杀他的狂气再说，于是说道：
“承蒙赠联，深表感谢。本督也有一联，小先生愿对否？”
那青年书生又抱拳行礼，笑一笑答道：“愿意从命，请老夫子赐教！”
张之洞手捋胡须，随即口占一联：
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书生默诵一遍，暗自回味；四水指江、河、湖、海，江排第一；四时指春、夏、秋、冬，夏属第二；江夏又是武昌的别称。“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语意双关，盛气凌人，大有居高临下呵责之意，表明自己是数一数二的身份地位。而同时，全联23字，除“水”、“时”、“先生”、“居”五字外，其余18字均是两次出现，或嵌字，或组词，排列有序，构思奇妙，确是一句令人叫绝、又极其难对的联语。
“张之洞海内奇才，文章魁首，真是名不虚传！”书生暗生赞佩。
在场的人也都琢磨出其中的味道，一阵唏嘘之后，室内静寂无声，都眼睁睁地注视着青年书生。
只见那青年书生反剪双手，在室内缓缓踱步，猛地双眸一亮，嘴角挂笑，又是抱拳一礼，说道：“香帅指教！”脱口说出下联：
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
“好！对得好！”张之洞不由脱口称赞，面露喜色。
三教指儒、释、道，三才指天、地、人，与出联结构相同，对仗天成，表面自称小子，实则自负不凡。在场的人惊叹不已。
“谢谢夸奖！”那书生又拱手致意。
“小先生何许人也？”张之洞愕然问道。
“报社记者”那人微微一笑。
“报社记者？”张之洞不解地说，“请问小先生尊姓大名？”
“晚生梁启超，拜见香帅！”梁启超上前一步，倒头便拜。
“梁启超？你可是广东新会的梁启超？”
“正是在下。”
“啊呀，卓如贤弟！可把你盼来了！快快请起！”张之洞喜不自胜，赶忙站起身来拱手施礼，亲自把梁启超挽起来。
“贤弟怎么不先来个话？好派人接你啊！请！请到书房叙话。”
张之洞抛下其他客人，把梁启超请到书房，殷勤备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虽然只有24岁，已经名满天下了。张之洞笼络之意甚切，早就致书延请，今日到来，真是喜上加喜。
《强学报》停办后，张之洞派亲信幕僚汪康年到了上海，接收了《强学报》的家底。汪康年按照张之洞的授意，与黄遵宪把梁启超邀到上海，于1896年8月创办了社会政治旬刊《时务报》。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其宗旨为变法图存。梁启超以任公之名，每期撰述4000余字，其语言之妙，令人折服，从通都大邑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个新会梁启超。数月之间，《时务报》风靡海内，销售万余份，创中国有报以来最大销量。
这下张之洞高兴了，正对了他以报刊推行己志、获取声誉的心思。他通知《时务报》馆，给湖北全省大小各衙门，都按期寄送一本，各书局、书院、学堂，分别多寡分送，所有款项由善后局汇付报馆。时过不久，张之洞又写了亲笔信，约梁启超中秋前后来鄂。梁启超去湖南帮助唐才常筹办《湘学报》，返沪途经武昌，便来会见张之洞，才有了今天见面时的戏剧场面。
当晚，张之洞盛宴款待梁启超。席间，张之洞说道：
“卓如贤弟乃海内奇才，之洞敬仰之至。今日一晤，乃三生有幸。自《时务报》创办以来，老朽期期必读。批阅之下，具见贵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采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办报诸君，皆系中国绅宦，不假外人，实为我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故而老夫敦饬两湖及浙江大小官员和书院师生，皆来阅读贵报，以广见闻而资治理，以长智能而资探讨。”
“多谢老帅夸奖。皆因钧座不时指教和大力支持，小报才有今天的局面，以后尚请多多指教。”梁启超也客气几句。
“贤弟是爽快人，老夫也不用饶舌。请贤弟来江夏，实欲请教富国强兵之方略。老夫莅任湖广以来，力图振兴，建铁厂、开矿山、修铁路、兴工艺、练新军，不敢稍存懈怠，至今已稍具气象。无奈教化不力，风气难开。欲图自强，首在启民心智。如此大任，非贤弟之才莫属。敢求贤弟居留武昌，一是任两湖时务院长，二来在督署主持事务，朝夕切磋，助老夫一臂之力。贤弟既然来了，就不用回上海了。我已安排好了，以月薪1200两敬奉。这是本月的薪俸，请千万收下。”
张之洞一招手，有人端来封好的1200两银子。这在当时来说，实在是高薪了。
梁启超受宠若惊，赶忙起身，拱手致礼，说道：“多谢香帅抬爱！弟子梁启超诚惶诚恐。老师举办新政卓有成效，道德文章乃为泰山北斗，气节胆略更为世人折服，实乃国家柱石，今世大贤，天下第一人也！梁启超后生晚学，何敢望老夫子之项背？更无徳能助香帅臂力，恳请香帅收回成命！再说沪上实不能离，烦请老夫子另请高明啊！”
梁启超很干脆，拒绝了张之洞的盛情挽留。梁启超清楚，自己“民权”、“民治”的维新思想，必为张之洞所不容。起初，汪康年支持发表维新言论，很快收到梁鼎芬的责问信件；而后，便对维新言论开始裁抑。梁启超深感忧虑，《时务报》不能尽抒己意，何去何从，已思考了许久。他下定决心，决不因张之洞的逢迎而改弦易辙。这次到鄂，是想争取张之洞的支持和赞同。如不如愿，则各行其是，绝不入张之洞的范围供其驱使。
张之洞再三殷切挽留，梁启超婉言固辞。梁启超“改制”一说，张之洞坚不附和。于是，谁的目的也没达到。十余日后，梁启超回到上海。
这天，张之洞看《时务报》继续发表称引“改制”的文章，而且转载严复的《原强》、《辟韩》等宣传“尊民叛君”和“尊今叛古”的文章，痛恶难忍，说：“《辟韩》一篇，文犯时忌，宜申明误录，以解人言。否则将招至祸端。”
张之洞让幕僚给汪康年致书，转述其意，并让部属屠仁守作一篇《辟韩驳议》进行反驳，说君臣之义与天无极。还亲自发了《牌示》，称赞屠文“正大谨严，与本部堂意见正和”，谕令各书院师生务须细看，奉为准绳。要不是郑孝胥来说情，张之洞还想对严复揭参严惩呢。
事隔不久，新刊的一期《时务报》上，登载梁启超的《知耻学会序》，大骂封建官僚、军阀、买办的腐朽和媚外，呼吁知耻立志，变法图强。
张之洞深感惊骇，恐招大祸，断然下令停止发送，禁止在湘、鄂两省流传。并令梁鼎芬敬告汪康年：“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汪康年这次极为恐慌，便对梁启超加以擎肘，不敢让他恣言放论了。
梁启超在《时务报》难申其志，便应湖南按察使黄遵宪之约，离开上海，到长沙任时务学堂任总教习。虽还遥领《时务报》，实则已为汪康年专擅。至此，《时务报》开办了15个月，已是1897年11月了。而后，汪康年擅自改动梁启超的文章，迫使梁启超愤然辞职。《时务报》改弦易辙，控制在张之洞手中了。
维新运动的呼声越来越高，维新派与顽固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让张之洞深感时危变促，惊惶不安。
康有为得知光绪皇帝有意变法，广泛发动在京的各省官僚士绅，先开粤学会，又与杨锐开蜀学会，与林旭开闽学会，与杨深秀、宋伯鲁开陕学会，大造救亡图存舆论，推进维新运动的开展。
而张之洞管辖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徐仁铸都提倡新政，又有梁启超、唐才常和从南京弃官还湘的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擘划推行，维新运动更是如火如荼。
张之洞授意梁鼎芬说：“《湘学报》越来越不像话了，其中奇怪议论，较去年更甚，见者人人骇怒。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如不加以遏制，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你可率汉学、宋学先生们著书，和他们争辩，以正视听。”
“香帅所言极是。鼎芬正欲致书湖南王先谦，让他领头写些文章。今春以来，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徐仁铸贼党，煽言变教，上则欲散君权，下则欲行邪教。群贼狓猖，毫无忌惮。吾党君子，誓戮力同心，以诛此贼。”梁鼎芬情绪愤激地说。
“如此甚好。为正人心，避邪说，我已写成《劝学篇》内篇，外篇正在赶写。内篇你先看看，有无不妥之处。待外篇完成时一并刊发。我已给陈宝箴去了信，唐、梁等人的文章不可再刊发。”
梁鼎芬连称：“香帅英明，香帅英明。”然后接过张之洞《劝学篇·内篇》的草稿，回去细细品读。
梁鼎芬读着《劝学篇》，不由得连连称赞。其内篇有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九篇。阐述的是世道人心、伦理道德的内容，与维新派的思想针锋相对，反对民权平等，坚持纲常名教，称为“中学为体”。
十几天后，梁鼎芬又读到了张之洞新完成的“外篇”，主张采用西学，大办洋务，称为“西学为用”。计有15篇，即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学商、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抨击了封建顽固派，是洋务派“变法”、改革图强的内容。
梁鼎芬对《劝学篇》大加赞赏，张之洞不无自矜，说道：“你把手稿让章太炎看看，听听他的意见。”
梁鼎芬对张之洞这样看中章炳麟，心中早有醋意，借机说道：“以卑职看来，章太炎与康、梁等人虽表面不和，但骨子里都是大逆不道的，毋庸向他咨度。”
张之洞有点不耐烦了，说：“叫你去你就去吗！不用饶舌。”
梁鼎芬讨了个没趣，只好乖乖地抱着手稿去征询章太炎的意见。
章太炎只有29岁，是浙江大儒俞樾的高足，学贯中西，很受张之洞青睐。任《时务报》撰述以来，更是名扬天下。他不赞成康有为的“素王改制说”，著驳议数十条，驳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声言“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与康有为势不相容。张之洞前时聘他到鄂主编《正学报》，正是想借他的手笔与康有为抗衡。岂料章、康学术见解各异，而政治观点却一致，也主张变法改制，只是张之洞尚未洞然知晓。
因为《正学报》尚未办起来，章太炎正闲着没事，当即展卷阅读《劝学篇》，4万余字，不消半日即读完了。看着内篇时，不由皱起了眉头，当着梁鼎芬的面，却什么都没说；再看外篇时，眉头舒展开了，面露喜色。对梁鼎芬说：
“好！这下篇最好。宏言伟论，卓识远见，最合时势，启人心智。香帅不愧为天下第一人也！”然后，章太炎就外篇中的15篇，逐篇地发表见解，评价甚高。
梁鼎芬问道：“太炎兄，那么你看上篇如何呢？”上篇即指内篇，主要是攻击维新派的理论，梁鼎芬有意试探章太炎。
章太炎来武昌，是想借助张之洞传播维新变法思想，现在《正学报》尚未办起来，不想得罪张之洞，便默然片刻，说道；“上篇毋庸太炎置喙，依香帅的主张就是了。”
梁鼎芬回来向张之洞汇报了章太炎的“咨度”，最后说：“他于上篇不置一辞，独谓下篇最合时势，不知香帅作何感想？”
张之洞很不愉快，但他已察觉梁鼎芬并不喜欢章太炎，有意拨弄，便没说什么。
很快，《劝学篇》刻印出来，向各地发送，并在《湘学报》、《时务报》等报刊上连载。又让在京的黄绍箕等人，向军机大臣、部院大臣赠阅。很快，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月初的一天，张之洞奉到电谕，召他进京陛见，入枢辅翊新政，湖广总督由湖北巡抚谭继洵（谭嗣同之父）兼署。张之洞喜不自胜，知道是他的《劝学篇》起了作用。
果然，几日内，他接到了门生杨锐、黄绍箕和儿子张权等在京供职的亲信来信，通秉了其中的秘密，证实了他的推断。
原来，大学士徐桐读了《劝学篇》之后，惊喜喝彩，说它是“拯世之良药”，名言“变法”、实为辟新党“邪说”，与自己立场相同。这徐桐顽固得很，曾言“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摈弃西学，门人中谈论西学的，他都不予接见。他对翁同龢隐持政权、支持新党深怀敌意。见张之洞的《劝学篇》很受慈禧赞赏，况且张之洞又是慈禧“手擢之人”，便于荣禄密商后，疏荐张之洞入京辅政，意在引张而去翁。光绪皇帝决意变法，既要援引康梁维新派以自固，又想得到握有实权的重臣的支持，对张之洞久简在心。经慈禧同意，于三月初四日电召张之洞陛见。
张之洞顾不得自己正在病中，昼夜不息地处理急办事务。而此时梁鼎芬觉得不除章太炎不快，适时向张之洞密告：“今日闻弟子朱强甫言道，章太炎对劝学之内篇大加贬斥，语不堪闻。”
“啊？”张之洞不禁吃惊，“果有此事？”
“确有此事，朱强甫不敢捏造。卑职有意让他试探章氏，章氏果然露了尾巴。”梁鼎芬凑到张之洞跟前，附耳低语，“章氏说香帅大讲‘忠爱’、‘忠君’，已是不合时宜。还说清廷茹毛饮血，视民如雉兔，士庶根本无‘忠’可言，要讲‘忠爱’，俟诸革命以后。”
张之洞面露愤色。真是常下毛毛雨，不愁地不湿。
梁鼎芬察言观色，知道火候差不多了，又继续加油：“前几日，鼎芬与他谈话，说起康有为大逆不道，欲做皇帝，问他有所闻否？他却说：‘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做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唯欲做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此等欺君犯上、心术不正之人，不宜任用。香帅宜早做提防才好啊！”
梁鼎芬把话说明了，是要撵走章太炎。张之洞反倒火气小了，便说道：“太炎学贯中西，人才难得呀！再说本是我招邀而来，《正学报》一期未发，现在辞退，我怎么好说话啊？又让天下士人如何看我？他出言悖谬，却知道限于密友之间。稍有训诫，其才可用啊！”
“香帅为人慈厚，却应虑留为后患啊！”梁鼎芬语气急切地说，“俟来日章太炎把持《正学报》，放言无忌，酿成祸端，鼎芬受累不足惜，累及香帅则实堪忧虑呀！香帅若不忍去章，俟香帅入枢之后，鼎芬则揭参上文，早除祸端。也为香帅除去隐忧。”
张之洞沉思良久，让人封了500两银子，交给梁鼎芬，说：“好吧，就依你了。你把这500两银子交给他，聊作本部堂购其《春秋左传谈》润笔费。《正学报》委你主办。”
接着，又把幕僚中素与章太炎交好的夏曾佑、钱恂叫来。张之洞吩咐二人含蓄地劝章太炎辞职。
章太炎见过钱、夏二人，不敢多作停留，未待《正学报》出版，起身离开武昌。但因梁鼎芬扣留了张之洞的赠款，返沪途中非常狼狈，不作多叙。
闰三月二十一日（5月11日），张之洞分别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和学政徐仁铸，指责了《湘学报》，下令停止该报在湖北行销，觉得急办的事都办完了，一身轻松，启程进京赴任了。
行抵上海，又忽奉电旨，谓“湖北沙市发生焚烧洋房之案”，让他即日折回本任，俟办理此案完竣，地方安静，再行来京。张之洞手持电旨，心犯狐疑：这是什么急办的事，非让我回去不可？莫非内廷又出了变故？
怏怏回到武昌，张之洞向杨锐等人发电询问情由，知是翁同龢从中作梗。翁同龢与张之洞历有芥蒂，势同水火，常给张之洞使绊儿。尽管张之洞曲意攀附，多次写信逢迎，但是力主维新的翁同龢不以为意，向光绪帝进言张之洞不可恃，反对他内调参政。
不久，光绪帝发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帷幕。3天后，张之洞接到“毋庸来京”的电旨。紧接着又接到三道上谕，真是忽晴忽雨、扑朔迷离：
一是免除翁同龢大学士、户部尚书的职务，说他揽权狂悖，把他逐回原籍；二是规定新授二品以上的文武大员，必须恭请皇太后谢恩；三是任命大学士荣禄暂署直隶总督。同时宣布，皇帝将在秋天恭奉太后去天津阅兵。
京城出了什么事？张之洞读罢上谕，惊愕不止。他敏锐地感到，慈禧太后虽已安居深宫，实则仍秉柄主政。帝师翁同龢被罢官，光绪帝失去肱股，帝党群龙无首，皇帝被孤立起来；太后即已归政，例应不见臣工。今忽令二品以上大员谢恩拜见，并令外官宜具折谢恩，实则包揽了人事大权；荣禄是太后的心腹，奕既死，本应入枢辅政，她却派他出督直隶，显然是让他统帅归直隶总督统帅的北洋三军（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把军权抓在手中。
杨锐的来电证实了三道上谕是光绪皇帝被迫发出的。那么后党仍占据着上风，维新变法能有什么结果？在这场斗争的漩涡之中，在这风云变幻之际，张之洞小心翼翼地周旋着。
随着光绪皇帝的一道道新政上谕的颁发，张之洞有所举动，支持光绪皇帝开设经济特科，首举梁启超、杨锐等18人，又荐举黄遵宪等3人为使才；率先把湖北的大小书院改为学堂；建议科举当变；面对官制改革，借口惟此事甚为难，观望拖延。因而，他既不像陈宝箴那样实力奉行新政受到嘉奖，也未像荣禄、刘坤一、谭钟麟那样顶着不办而受到申斥，不前不后，折中应付。
他看明白了：光绪帝维新变法，目的是救危图存，摆脱太后束缚，思想里强调的还是君权，不是民权，恪守着封建纲常，不是西政西制。皇上援引维新派自固，但并不同意维新派“变”向资本主义，正是他总结的“中体西用”的变法准则。六月初，他不失时机地让黄绍基将《劝学篇》进呈皇帝和慈禧太后，要直接干预维新运动，推行他的变法纲领。
光绪皇帝对《劝学篇》详加披览，如获至宝，立刻颁发上谕说：“持论平正通达，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40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慈禧看罢也十分赞赏。于是，《劝学篇》便以钦定维新教科书，向全国推行，不胫而遍于海内。印刷200余版、200万册之多。
张之洞喜不自禁，空前畅快。朝中帝党、后党斗争激烈，而他游离于两党之间；皇帝也看重，太后也欣赏，意味着今后的道路左右逢源、大可入枢朝政，实现他的“中体西用”强国梦了！
正在张之洞暗自得意之时，与维新派的一场交锋又开始了。
维新派请旨把《时务报》改为官办，光绪帝谕令康有为督办。康有为因京师维新事务繁忙，派梁启超去上海主办。岂料汪康年来了个“金蝉脱壳”，仅仅交出了报名，把《时务报》改为《昌言报》，归为商办，抗旨不交报社资产。并登报声明：《昌言报》仍系《时务报》之原式，未有一起停刊；《时务报》是南皮张制军提倡，自己昌设，梁启超只不过是延请的主笔之一，现遵旨暂行停止，俟康工部到申，再由其筹办云云。
康有为、梁启超见此情景，立起争辩。康有为奏劾汪康年私改《昌言报》，抗旨不交，并请禁发《昌言报》。光绪皇帝让黄遵宪查明此案。
张之洞公开站出来为汪康年辩护，致电管理大学堂和报刊舆论的大臣孙家鼐说：
“查《时务报》乃汪康年募捐集资所创开，未领官款，天下皆知，事同商办。兹奉旨交黄遵宪查明核议，自应听候黄议。康主事辄电致两江、湖广各省，请禁发《昌言报》，殊堪诧异。康自办官报，汪自办商报，自应另立名目，何得污为抗旨？官办有开办经费，有常年经费，皆系巨款，岂有夺商报之款，以办官报之理？”
孙家鼐本不满意康、梁等维新派，一见张之洞从中主持，立即回电：“公所言者公理，康所言者私心，弟所见与公同，并无禁发‘昌言’之意，皆康自为之。公能主持公道极钦佩。”
康、梁徒有圣谕，却是空文一纸，奈何不得。黄遵宪刚到上海，便发生了“戊戌政变”，“查办”也没成功。而后不久，《昌言报》也即停刊。
一进八月，张之洞入阁拜相的愿望更加强烈了。初一这天，钱恂发来电报，说袁世凯将在明后天陛见，要荐张之洞入枢。钱恂是张之洞派到京城探听朝中政局动向的。
张之洞明白，袁世凯荐他，必是受了荣禄之托。半月前，盛宣怀从天津来电，说已在荣禄面前盛赞张香帅，并与荣禄密言：“内外大臣志在自强者不多，务须联络一气，仲相深然之。允即先与钧处（指张之洞）通函，以后好商量办事。并云：素来佩服，惜未晤面耳。”盛宣怀也是受张之洞之命，到天津活动的，果见成效，张之洞暗喜不已。
袁世凯以练兵出名，其新建陆军与张之洞在湖北的新军，同时为两支模范军队。张之洞并没有把他看到眼里。但为谦逊起见，给钱恂发去电报推辞：“袁如拟请召不才进京，务望力阻止。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
陈宝箴推行新政最力，声望也高，是张之洞心中理想的举荐人，便派人去怂恿陈宝箴。果然，陈宝箴奏荐张之洞：
“变法事件重大，必得通识老成重望、更事多而虑患密者，始足参决机要，宏济艰难。窃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忠勤识略，久为圣明所洞见。其于中外古今、利病得失，讲求至为精审。似宜特旨迅召入都，赞助新政，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王公大臣及北洋大臣遇事熟筹，期自强于实效。”
电奏是八月初七发出的，哪里知道北京的局势已发生了变化。慈禧已于前一天完成了宫廷政变，把光绪皇帝幽禁在瀛台，诏罪康有为等结党营私，莠言乱政，革职拿办。先后捕拿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徐致靖等人入狱。维新变法失败了，张之洞入阁拜相的愿望也成为泡影。
张之洞听说杨锐被捕，心如火焚，急忙致电王文韶，申述杨锐素恶康学，确非康党，恳求设法解救，以别良莠。
杨锐（1857～1898）字叔峤，四川绵竹人，是张之洞的得意弟子。中举人后长期任张之洞幕僚，考取内阁中书到京任职。戊戌变法时，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光绪皇帝选用杨锐、刘光第、林旭、和谭嗣同四位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他们代光绪批阅奏折，拟旨颁诏，名为章京，实为宰相，深为后党窃恨。其中杨锐、刘光第都是张之洞的学生，是张之洞主使陈宝箴保荐的。
张之洞没想到喜犹未尽，便要痛失肱股了。他给在天津的荣禄去电，愿以百口保杨锐。
慈禧恐夜长梦多，引起外国干涉，不经刑部审讯，即命刚毅处斩六君子。
王文韶执张之洞电文急见刚毅，要求和他一起面奏太后，再请谕旨。刚毅痛恶维新，断然拒绝说：“此辈多杀一个何惜！”
王文韶不敢再争。杨锐等六君子殉难，是为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
杨锐的死，使张之洞非常悲痛，而接踵而来的罢黜大员的凶讯，更使他心神不安。所有支持过维新派的如张萌桓、徐致靖、陈宝箴、徐仁铸等人，分别被遣戍、监禁或革职永不叙用；甚至为慈禧政变出了力的荣禄，也因保荐陈宝箴降了两级。唯独张之洞因为太后赏识，说他为国勤劳因而脱身咎戾，逍遥祸外。
而后一年中，张之洞秉承太后懿旨，镇压维新派不遗余力，甚至后党谋图废黜光绪皇帝之时，也不敢反对，成为太后的忠诚走卒。向日的声名，一落千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