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总督刘坤一从南京发来的电报，文案译出后，立刻送到张之洞面前。张之洞看时，不由心头一颤：
“接傅相电：日本调重兵至朝鲜王京，胁议善后，并谣称，将用兵在长江内登岸。”
这天是光绪二十年（1894）五月二十二，对于朝鲜方面发生的情况，张之洞尚不甚明了，但兀然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立刻给在天津的盛宣怀等人去电，询问有关情况。
原来，在春天，朝鲜南部发生了“东学道”农民大起义。四月底，朝鲜政府向清政府派驻朝鲜的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提出：“酌派数队，速来代剿。”
但是，早在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与日相伊藤博文签订中日《天津条约》，规定“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时，应先互相行文知照”，日本取得了在朝鲜同中国对等的地位。日本致力于侵略扩张，蓄谋侵占朝鲜和中国的领土。中国派兵进驻朝鲜，日本就可以利用《天津条约》，揪住中国不放，借机出兵朝鲜和中国，因而日本便使出了诱使中国出兵的鬼蜮伎俩。
日本驻朝鲜代理公使杉村，派译员向袁世凯表示：“贵政府何不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急于发展个人势力的袁世凯，极力促使李鸿章派兵。李鸿章也信以为真，竟将一个使馆小小译员的话，当作日本政府的保证。于是，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身份，接受了朝鲜政府的请求，事先也没有奏报光绪皇帝，便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1500人赴朝镇压起义。于五月初一日进驻汉城以南的牙山，同时通知日本政府，清军在镇压“朝乱”之后，即班师回国。
日本见清政府钻进圈套，突然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于五月四日，派陆军占领汉城、仁川，派军舰控制了海港釜山和仁川，兵力达到1.2万多人。两军对峙，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张之洞接到盛宣怀从天津的回电：“上主战，派翁李会议，内外臣尚合拍。”实际上，张之洞清楚帝、后两党斗争有年。后党中坚李鸿章，一贯推行投降政策，定然不肯交战，而慈禧太后正筹备60大寿，更不愿打仗。帝党虽然主战，却并无实力。帝党的主要人物翁同龢、文廷式、志锐等人，手中既无实权，麾下又无兵力。所以，若日寇决心侵华，大局不堪设想。思虑至此，张之洞十分焦急。
张之洞所虑并不为虚。六月十四日（7月16日），光绪帝再次谕令李鸿章布置进兵，增援牙山。可是李鸿章一意孤行，公然拒绝光绪帝的上谕，电示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切记勿忘，汝勿性急。”六月二十二日，光绪帝又谕李鸿章，警告他“毋误战机”，“倘有观望不前，致有贻误，定将该大臣等重惩”。
在光绪皇帝几次三番的催促之下，李鸿章被迫以重价租用英国商轮“高升号”运载中国军队2000多人赴朝，另派3艘军舰护航。然而，战争取胜之道，贵在用兵神速。而今战机贻误，日本方面已领先一步，汉江水雷密布，海道断绝。陆路日军已向中国军队驻地——牙山东北50里的成欢驿逼近，形成水、陆包围态势。
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中国增援军队还未到防，即在丰岛海域，遭到日本海军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高升号”商轮被击沉，一千数百名中国军人溺死大海，护航的3艘中国军舰，1艘被俘，1艘临阵脱逃。与此同时，陆路的日军也向清军发起进攻。聂士成所部寡不敌众，急退公州，欲同叶志超所部会合。但叶志超早已弃公州北逃，聂军只得尾随北走。途中炎夏酷暑，饥疫交迫，清军死伤很多，历时一月才逃到平壤。中日开仗的第一个回合，海、陆军均因军机贻误而遭到惨败。中日甲午战争的帷幕，以清军的节节败北而迅速拉开。
七月一日（8月1日），清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张之洞闻风而动，立即派遣湖北按察使陈宝箴赶赴江宁，与刘坤一会商长江联防。湖北虽处华中腹地，但有长江与海岸一水相连，还是积极备战。
张之洞下令湖北水、陆防营募足人数，认真操练。他又亲巡江防，增兵扼险，在号称“湖北第一门户”的田家镇，增建明暗14座炮台。下令湖北枪炮厂抓紧生产。再向刘坤一求援，向他借备军火，加强江防。他又奏请朝廷批准，派出湖北提督吴凤柱、熊铁生、副将吴元恺等三支援军，共马、步、炮队21营1万余人，星驰援辽。对于征调的他省北上各军，张之洞也尽力援助。
然而，朝鲜的战局却让大人失所望。受到光绪帝严责和朝野诋诘弹劾的李鸿章，阳奉阴违，一味迁延，避战自保。他把庸儒怯战、谎报战功的叶志超，提升为平壤诸军的统帅。叶志超空自拥有4支援军1.4万余人，一经接敌，便竖白旗弃城先逃，使日军轻易追过鸭绿江。大同镇总兵聂士成，也早已借到天津募兵为由，溜回本国。
李鸿章把北洋海军当做个人的资本，不愿北洋海军与日本人交战，借口“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多次阻挠北洋舰队出海巡航，给敌人留下充分的时间调动军队。
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北海洋军的5艘商船和大小18艘护卫战舰，与日本海军发生激战。海军提督丁汝昌登上“定远号”的飞桥指挥作战，才打出第一炮，年久失修的飞桥被震断，丁汝昌自空中坠落，负重伤。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代替丁汝昌指挥作战。
这次海战进行了一个下午。北洋参战的13艘战船中，有两艘在战斗激烈时逃走，其中一艘还撞沉了自己的一艘船只，有3艘被敌人击沉，其余7艘受创。
尽管如此惨败，然不少官兵表现得很英勇。以邓世昌为舰长的“致远号”，在船只重伤的情况下，下令拼死决斗，开足马力，向日军战斗力最强的“吉野号”撞击，誓与敌人同归于尽。不幸船中敌舰鱼雷，全舰250人全部壮烈殉国。“经远号”管带林永升下令追击1艘受伤敌舰时也中鱼雷，船逐渐下沉，然官兵仍开炮击敌，决一死战，除16人得救外，其余231人均为国捐躯。“来远号”中弹起火，毁坏极重，全体官兵合力扑灭，最终驾着摇摇欲坠的船只返航祖国，许多观战洋人见此情景，也无不钦佩之至。主力舰“定远号”、“镇远号”在不利的形式下，坚持战斗到底，终于使日舰不得不退却而归。日本共12艘船的舰队也损失惨重，没有取得全胜。
这次声震中外的“甲午海战”，显示了中国海军官兵保卫祖国不怕牺牲的无畏精神，只是因为李鸿章等人的腐败和畏敌避战，才受到如此惨重的损失。
黄海战役失利后，李鸿章又命令，北洋舰队全部躲进威海卫港内，不准出海牵制敌人，使日军得以乘舰，在无一兵一卒防守的花园口，自由自在地登陆。从九月二十六日开始，日军约3万人在长达12天的登陆时间里，竟然没有受到清军的任何截击和阻挡。而后，像恶狼一般直扑大连、旅顺……
武昌。
湖广总都府内一片繁忙。签押房张之洞的书案上，摆满了有关战事的文件。一张东北地区的地形图，挂在座位旁边的墙上，可以随时阅看。负责与各方联络、搜集战况和朝廷动态的十几位文案，不时将新来的电文送到张之洞面前。
总文案沈爱苍持一份电文快步进了签押房，对张之洞说：“香帅，北洋回电。”
张之洞接过电文，前靠的客套话一扫而过，眼睛直直地盯在了后面的几句话上：
“数月来商购智利快船，忽允忽翻，迄无成效。商借洋款，必不借镑，亦屡议无成……各国守局外之论，强援无可结也……”
这是李鸿章的回电。三个冷冷的“无”字，无异说大局无望，只有甘败求和。张之洞将电报“啪”的一声拍在书案上……
中日宣战以来，张之洞对战争的局势极为关注。在运送清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被日本“浪速”号军船击沉之时，张之洞提出“嗾英以兵力胁倭之策”。他认为中国战舰过少，倭舰海面游弋，我方处处防警，军火饷项日久难支。此时若得外洋为助，虽饵以重金亦为得计。他致电总署，要总署著文登于英国《泰晤士报》，称倭人击沉高升轮船，实属藐视英国，以激起英人公愤。
黄海海战，平壤战役，中国海陆军皆败的消息传来，张之洞连续致电李鸿章和李鸿藻，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策，打算向南美洲巴西、智利购买军舰，严惩逃将卫汝贵，奖赏英勇抗敌的广乙号管带林国祥，结交英、美等强国以制倭。
李鸿章的回电，使张之洞大失所望。他哪里知道，李鸿章也早做着强援干涉的美梦。不同的是，张之洞坚决主战，结强援助只是一个辅助策略；李鸿章则是借列强调处讲和。
张之洞沉思片刻，提起笔来，亲拟一份电文，给驻德使臣许景澄，让他办理结援的交涉事宜，电文言称：“倭患日深，辽沈危，京畿急，非借强援不可。上等借船助战，次者武断胁和，如前数年英为俄、土两国武断定和之事……但必须饵以重利，恐须商务、矿务、界务等事，于彼有利益，方能相助。”
然后，又拟出两份电文，一给驻英使臣龚照瑗，一给驻法使臣王之春。让他们在英、法活动募军、借款、结援等事。
这天，湖南巡抚吴大澂求见，张之洞立刻让人把吴大澂请来相见。
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江苏吴县人，同治七年进士，以直言称名，是张之洞的清流好友。中日交战以后，他按捺不住满腔怒火，决心上前线杀敌讨寇，奏请亲率3万湘军赴朝参战，得到朝廷批准，率湘军赴辽，途经武昌，来向张之洞辞行。
吴大澂比张之洞大两岁，银鬓飘拂，儒雅英伟。张之洞与他双手紧握，说道：
“澂公壮志卫国，之洞感敬至深！北地严寒，恐将士挨冻，我已备银5万两，请为将士们采制棉衣，余皆充作饷用。”
吴大澂感激地说：“香帅，鄂省艰难，这饷银我就不收了吧？只是枪械一项，烦劳香帅给以援助。”
张之洞立刻回说：“清卿兄，你我何必客气！鄂省再穷，这5万两银子也拿得出来。枪械我为你备了一部分，你先带上50尊车炮、5000发炮弹、毛瑟枪2000枝、子弹100万发，待新购枪械运到，我给你发送防地。饷银一项，也当定期送达，唯望3万将士英勇杀敌，壮我国威！”
吴大澂称谢不已。
张之洞破例安排了一桌丰盛的酒宴，为吴大澂等将领壮行。席间，张之洞大骂李鸿章，称他妄存私念，避敌求和，害国害民，连同帝后两党不和的隐忧，国穷兵弱的怅惋，也一股脑儿说与吴大澂。然后取出一份电稿，让他阅看。这是张之洞发给驻美使臣容闳的电文，赞同容闳急赴英国筹款，购买一支美洲航队，并说：
“如能募洋军1万，令洋将带之，即乘所买兵船择妥便处，会齐中国派大员数人前往会同督率，许以重赏，包打日本东京，径赴东洋，直取横滨、东京实为上策。若能办成，则阁下之功千古不朽矣！”
吴大澂十分惊讶，摇头苦笑说：“香帅力顾大局，深谋远虑，实出合肥之右。当今将帅，无人堪比，大澂钦佩至深。只是中日或战或和，无关洋人痛痒，恐不会助我中国。”
张之洞说话办事，常出人意外，有时不免乖张可笑，吴大澂早就清楚，只是不好说出口来。
张之洞说：“此乃容氏之谋，之洞非敢掠美也！日前容闳已赴英国筹借款项，但等有了着落，再奏闻圣上。从速从密，打倭贼一个措手不及！”事实上，容闳还真的去欧洲各国活动，结果是处处碰壁，借兵雇船全部落空而回到纽约，这是后话。
张之洞又说：“倭贼妄想甚大，断不肯和，必须苦战。此时唯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为急。有洋款，则船械可购，兵可多练。再迟，则洋人不肯借矣。日本也只有战舰21艘。我国购得快船十几艘，连原有5舰，即可游行海面，断其运兵、运械之船。以利益给英、俄，胜于给倭寇，中国兵势仍强；若为倭破，英、俄各国必横肆均沾，兵败利失，后患无穷。而今之急，是与英俄结援，俄尤为要。俄、英兵船略助声势，倭即退沮，不能进攻。若待辽沈糜烂，榆关不支，再思结援，晚矣！”
张之洞侃侃而谈，似乎颇有道理，但吴大澂并不赞同：“洋人奸诈狡黠，恐不可恃。咸丰以来，洋人欺我国弱民穷，徒肆掠夺财物，何曾诚心为我出力？香帅此议，恐朝廷不会准允。岘帅上有一策，闻皇上颇为嘉许，即坚忍持之，长久作战。日本国小民贫，并力一举，其势断难持久，将来待其困毙，自易就我范围。”
张之洞也觉得刘坤一持久作战的思想可行。但他担心，中国军队武器装备不敌日本，临时招募的兵士不会作战，能征善战的中下层军官又极少，因而急于结束战争，使百姓少遭蹂躏之苦。
两人相谈已久，依依惜别。张之洞亲到江边为吴大澂和湘勇送行，激励将士斗志，祝他们早日凯旋。
几日后，张之洞接到皇上的圣旨，调他署理两江总督和江宁将军，并继续经理湖北炼铁厂、织布厂、枪炮厂等事宜。湖广总督由谭继洵护理。两江总督刘坤一召至京城觐见，命为钦差大臣，督师关内外防剿诸军，直接指挥对日作战；命四川提督宋庆，湖南巡抚吴大澂帮办刘坤一军务。朝旨一下，军心为之大振，抗战形势出现可喜的征兆。
在几天内，张之洞和护理总督谭继洵办结湖广要务，顾不得多日来夜以继日为北行各军筹运饷械疲劳过度而患病的身子，马上启程，两天后赶到江宁（南京），接署两江总督，办理南洋通商事务、钦差大臣、两淮盐政和江宁将军各篆务。
此时，大连已沦于敌手，旅顺亦告危急。
张之洞一到江宁，便致电李鸿章：“旅顺危困，岂有不救之理？”建议北洋舰队，密订行期，迅速驰援，“快船运兵，械船随后。若遇敌船较少，攻之可胜；若其不利，退至威海，依炮台以自固。尽此心力一救，再看如何，庶几无憾。不然，旅顺船坞既失，虽有船亦不能再战矣！”
同时，张之洞电请李鸿章调丰岛海战中英勇抗敌的广乙舰管带林国祥来宁。
林国祥（约1851～1908）原籍广东新会，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原是广东舰队广乙舰管带，奉调北上参加海军校阅，被留在威海。运兵增援赴朝军队，在丰岛海域突遭敌舰偷袭。他率广乙舰官兵英勇抗击，颇具胆略，给敌人以有力打击，直至率遭重创的广乙舰返航。
南洋水师有兵轮4舰，但皆为木壳，且管带很不得力，炮手也不精练，若就此派援北洋，不过徒供一击，甚至担心怯战的弁勇畏敌自保，故意凿沉搁浅。因而，张之洞要求李鸿章，派林国祥选募能善海战的将弁和炮手，速来江宁，将南洋4舰管带、炮手全行更换。由林国祥统率引赴北洋，同敌决战。张之洞表示：“无论胜负如何，必能拼死一战，为助北洋一臂之力，舍此四轮，亦不足计矣！”
谁料，李鸿章视北洋海军为私有，一味避战保船，不但暗中命令北洋舰队“不许出战，不得轻离威海一步”，“如违命出战，虽胜亦罪。”而且，也不许南洋兵舰赴援，推辞说：“林国祥勇敢而驾驶少员，万难应命。”
张之洞援旅有心，投计无门，想到李鸿章在自己节署两江的电贺中，有“敬贺同舟得人”之语，更是心生愤恨：虽言同舟，心却各异，畏敌自保，上欺皇帝，下压官兵，误国误民，你李合肥算什么？但是，李合肥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张之洞对他也无可奈何。
日军攻占大连后，平安无事地休整了10天，然后才进攻旅顺。而旅顺一地，集清军1.3万多人，却毫无战争布置。日军一来，不战即溃。日军仅用4天时间，就占领了旅顺。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惨遭日寇的血腥杀戮。李鸿章费时16年、靡费白银数千万两建立的军港，从此变成日本侵略中国的基地。
光绪帝严责李鸿章调度乖方、救援不力，摘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职留任，令其亲赴大沽、北塘等处周历巡阅，严密布置，防止日军直逼京畿；虑及日军下一步必攻威海卫，又谕命李鸿章派北洋舰队迎击敌舰，以免坐困待毙。但李鸿章仍是按兵不动，命舰队龟缩港内。丁汝昌要求出师击敌，也被李强令不允。
远在江宁的张之洞，迭次电寄李鸿章，陈言献策，欲图促其出战。然而李鸿章仍是置之不理。张之洞心急如火，看到奉调北上援辽的各省军队饷械皆不足用，甚至刘坤一新募的10营军勇，竟无军械，张之洞更是坐卧不宁，食不甘味，千方百计给路过江南的援辽各军协济饷械。为转运军械迅赴戎机，他在扬州、清江、宿迁、徐州、临城、东阿、德州、沧州、山海关、锦州一线等地，设江南转运局13处，责成各局不惜重价，备足车辆，同时买下或租用20余艘商船，水陆两路，日夜赶运。数以万计的饷械，源源不断地到达前线。
为防日军渤海封冻后侵袭江南，张之洞奏调在广东的老将冯子材和李行义、黄守忠、林保等将领，来江南驻防。他电饬各要塞将领，无论炮台、陆营，后路宜防，山头宜占，濠宜宽深，两层尤好，内濠墙高，外濠墙低，中须可伏人放枪炮。严禁水陆各营克扣、摊派、携眷、吸烟等积弊，给炮、陆营勇增加月饷。并悬赏规定：“获一胜仗赏银3万两，大胜赏10万两；或毁倭一船或夺倭一船，大者赏10万两，次者赏5万两。”并招用湘军退役将弁，令其广募义勇，悬以重赏，遇敌来犯，即予迎击。一切布置周详，又率领大队将弁尽行检阅一遍。真是殚精竭虑，费尽心力。
旅顺陷落，辽沈危，京畿急。朝廷把主要兵力都调到了辽宁及京津一带，山东的防务十分薄弱。主持山东防务的巡抚李秉衡，急向张之洞发电求救：
“此间军械，后膛枪仅存千余杆，又次之次者，无以制敌。宪台在楚广购洋枪炮，无不精绝，自以全局统筹为己任，必求多赐拨快枪、毛瑟等枪，并带逼码，俾旧属得措手。回忆关谅克捷，庸能刻忘所自耶！”
李秉衡（1830～1900），字鉴堂，奉天（今辽宁）庄河人。张之洞抚晋时，他正任山西永平知府，以他有“廉吏第一”之称，极为器重。中法战争时，张之洞督师两广，任李秉衡主持龙州两运局。他勤恳奉公，转军输饷，不分主客军，均供足粮饷；还创设医局，治疗伤病员，深得将士的爱戴。当法军大举进攻，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溃被革职以后，他又经张之洞推荐护理广西巡抚，和冯子材分任战守，团结军民痛击法军，取得了谅山大捷。人称冯子材与李秉衡忠直勇敢，同得民心，功不可没。
现在，李秉衡求援，无论出于内心的抗敌热望，还是出于两人的旧谊深情，张之洞都义不容辞。他在枪支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从两江防军中抽集枪支近千枝，子弹10万余发，派专人押送，火速运往山东，电嘱李秉衡积极备战。
可是，日本为了争取进攻山东的准备时间，又玩弄了一个圈套：通过驻华美使田贝转告清廷，同意谈判讲和。清廷内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主和派又占了上风，于是派出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与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去日本谈判。张之洞得此消息，立即发电反对。电云：“倭寇无端开衅，妄肆要求，传闻所索数条，贪狠狂悖，实堪发指。若许之，中国不能立国矣！目前和议，断不能成。张邵此行，恐亦徒劳。”
同时，他又再次分别致电出使英、俄的大臣，要求他们速与其驻国外交部密商，探其所欲，“中国甘以重利饵他国，而不可以丝毫利益与倭人！”他恨透了倭寇，对俄却存在幻想：“如英、俄肯助我，则以兵威胁倭，使之速即罢兵。倭所要求之事，一件亦不允许，不过彼此罢兵，两不索费而已。我国体不失，大局无碍，根本不摇，尚可徐图雪耻。若我自与讲和，则倭欲太奢，设或勉允数条，必致国体大伤，将来亦难补救，悔不可追矣。总之，胁和则可，讲和则不可；胁和则以利益与他国，而不屈于倭，国威未挫；讲和而以利益与倭，则为倭所屈，从此不能立国矣。”
怎奈列强早已达成了默契，英、俄两国敷衍说，要待中日讲和时，看日本提出的条件再为公论，不肯出兵援救中国。
日本人的花招很快就现出原形：为扩大侵略果实，迫使清政府接受全部侵略要求，硬说赴日的张荫恒、邵友濂等人资格不够、全权不足，拒绝和他们谈判，指名要“曾办大事，足以全权”的李鸿章出头主持和议，并趁此延宕之机，令日军向山东发起猛攻。
正月初的一个深夜，张之洞刚和衣睡下，即被沈爱苍叫醒：“香帅，山东发来敌情急电。”
“情况怎样？”
“日本人在威海卫东面的成山登陆。”
张之洞看完电文，走到书案旁，仔细谛视案上摆放的地图，说：“倭寇又将抄袭威海后路。”然后转过身来，“你快给李鉴堂发电！”
张之洞蹲到阔大的帅椅上，口述电文，沈爱苍秉笔疾录，立刻发出。电文告诉李秉衡，日军从成山登陆后，必绕袭威海后路，威海腹背受敌，极为危险。而此时增兵不易。要李秉衡立刻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开挖濠垫，层层设障，派兵阻击敌人。于要路多埋火药，布作地雷，牵制敌人。
张之洞又亲拟一份电稿，派前几日途经江南援辽的陈凤楼、李占春、万本华、张国林、丁槐所率马兵24营，改自沂州直趋烟台赴援，驱逐倭寇下海。沈爱苍看了一下，说；“香帅，陈、李各军不属两江节制，直接电令，恐怕不妥吧！”
张之洞一想，确有道理。这24营是由广东、广西抽调赴山海关的，自己越俎代庖，发号施令，确是不妥。
“威海危机，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不过，可再电稿前面添上一句，就说已奉峴帅电命！”张之洞又说：“给刘峴庄发电！”然后口述电文：
“……倭方注意威海，未必复有大力以图奉天，不过恐我分兵南援耳。昨闻威海危急，关东得手，所调陈、李、万、张、丁诸军甫行。到关尚早，距威较近，特奏请先援威海，随后再赴榆关，并请截留新到精械若干。窃谓旅顺已失，威海尤应力争。倭若复得威、旅，扼我门户，则京师坐困矣。我守威海，师船尚可进攻退守，彼尚未能来去自如。军情紧急，不及先禀，已命陈等24营改由沂州驰赴威海……”
文案录完，即去发电。
张之洞又问沈爱苍：“由上海购的枪，何时能到？”
“昨日已经上船，今日即可到达。”
“不用卸船。你派人押送，火速运到烟台。路途转运，不得稍有耽搁！”
这时天已大亮，沈爱苍很快安排妥当。张之洞又拟好了两份电稿发出：一是给威海守将戴宗骞的，要他与守将鼓励士卒，坚守威海，若能坚持半月，大队必到；一是给山东巡抚李秉衡的，要他派兵截断日军退路。“倭贼陆路深入，粮饷军火皆须转运，后路一断，即对我十分有利。山东兵力不足，则可用民团、盗贼应急，于林木崖谷多设疑兵，昼夜扰敌，耗其弹药，待援军赴临，围而歼之。”
但是，山东战场并不如意。李秉衡虽组织兵力进行阻击，但未能阻止日军进犯威海。不久，威海沦于敌手，戴宗骞、丁汝昌相继自杀，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消息传来，张之洞痛心疾首，三日不思茶饭，怅惋没有10年前冯子材、刘永福那样的劲旅，镇南关、临洮大捷也不会再现了。无可奈何，只好仍令李占春、丁槐两军，北上入卫京师。
清政府迫于威海失守，京津告急，在议和代表张荫恒、邵友濂被逐回国的次日，赶忙宣布取消李鸿章的革职处分，赏还他黄马褂和三眼花翎，派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本商定和约。
张之洞闻讯，电询李鸿章日本索何条款。李鸿章含混回电说要让地赔款。张之洞再问赔款索多少，让地指何处？李鸿章恐怕张之洞得知详情后反对议和，竟回电推说：“均须会议时方知。台湾比不准抵换。”
但在同一天，张之洞派驻天津的侦察委员汪乔年密电：“太后召相（李鸿章），以辽东或台湾予之。如不肯，则两处均予。相今日请训出京，十一日可到津，乘‘公义’、‘礼欲’两船径赴广岛。”
张之洞得知可靠消息，气得拍案而起，大骂李鸿章丧权卖国。但对于慈禧太后，则不敢肆言无忌，只能隐忍于心，益深忧虑。愤而谋思回旋之策，夜以继日。他电奏朝廷，历陈弃台之害，建议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做抵押，冀图以此保住台湾；若仍不允，或再许在台开矿20年。
次日，张之洞奉到电旨：“台湾作押籍保，有无确实办法，著详细电复。”张之洞心生希望，立刻致电驻英、俄大使，让他们各向美、俄和德国外部密商，或以台湾作押以保一台，或许以内地他项利益以维大局。同时，他继续支持台湾饷械，要台抚唐景崧和帮办台湾军务的刘永福，急筹战守，和衷共济，建立奇功。电致刘永福说：“鄙人与麾下、唐维卿皆系旧交，两君同处海外，支持危局，鄙人不能奋飞相助，昼夜悬念，惟盼两军同心，则必能破贼成功。”
张之洞力阻割台，并且想以国家的部分利益收买列强，使他们出面干涉，帮助中国战胜日军，保住台湾。但是他的幻想落空了，帝国主义列强是不会帮助中国的。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及子李经方和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主要条款有承认日本控制朝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银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得航行各口岸；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建立工厂，装运进口机器；允许日军暂住威海等。并规定于四月十四日（5月8日）在烟台互换合约，正式生效。
“马关条约”激起朝野强烈反对，纷纷谴责李鸿章卖国媚敌，要求毁约再战。三月二十七日，“马关条约”送到北京，光绪帝拒绝批约，二十九日，上疏官员多达120余人，废约呼声高涨。其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公推康有为执笔上书光绪皇帝，签名举人有1300余人，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了改革政治的要求，建议以赔款作战费，迁都再战。这就是历史有名的“公车上书”运动。
俄国因日本夺取了它觊觎已久的辽东半岛，联合德、法两国，警告日本交还辽东半岛，并劝告中国暂缓批准条约。史称“三国干涉还辽。”
此时，帝、后两党和战分歧更加尖锐，是否批准条约也一时迁延未决。
张之洞对日索各款痛愤发指，认为若依此约，“此后何论自强？直恐不能自立矣！”“畏倭如是，各大国必将肆意要挟，如何能拒？”“全约各条皆有大害，不止割台一事，应全作废！”他电奏朝廷，逐条历陈和约的危害，要求拒约再战。他抱着以死而谢天下的决心，请求朝廷：“明发谕旨，宣示中外，奉皇太后西幸，命恭亲王留守京师，如战而不胜，赔款割地尚为未迟……如因或迁或守而贻误大局，请先诛微臣以谢天下！”
他十分忠于慈禧太后，也知道她一心忙于庆寿而不喜欢打仗。但出于爱国的良知，他违背了慈禧的意愿，怒不可遏地激烈抨击后党的第一员大将李鸿章，抨击他惧敌畏战，抨击他与日寇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是“稍有心肝之人不肯为之”，骂他“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者，恐宋臣秦桧、明臣仇鸾之奸尚未至此也。”
张之洞实在不能忍受慈禧太后为首的投降派的行径，竟在同一个“电奏”里，直接抨击慈禧太后本人，他说：“李鸿章敢于犯天下之大不韪，欺朝廷以其方者，窥见皇太后、皇上与诸臣畏倭之心，而后籍词保京，反自托为忠爱之忱，以巧遂其奸欺之诈也。”指责慈禧太后：“自有中国，未闻以重地割予岛国之事。玉斧划河，珠崖弃郡，若飞瓯脱，即系石田。岂有卧榻之旁，供人酣睡？书于史册，辱甚燕云。坐视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太后、皇上将如后史书何？”
与张之洞同声相应，另一位有声望的重臣刘坤一也电奏朝廷，再次提出与日寇开展持久战的要求。在他二人的带领下，全中国顿时掀起了反对侵略者的滚滚怒潮，给了光绪帝拒绝批约的决心和力量。条约迟迟未批。
同时，张之洞仍在幻想第三国继续干涉台湾的割让问题，致电驻法使臣王之春，让他继续与法国交涉，求其干涉。他把这个策略称作“蝮蛇螫手，壮士断腕”。就是说，日本侵华，好比毒蛇咬手，为了挽救整个生命，则以部分肢体的代价去换取。
对张之洞等许诺的利益，列强虽然眼热，但又都不来帮助中国。因为《马关条约》的一些条款，日本人同时给予了列强不少的在华利益。俄、德、法三国之干涉还辽，不干涉还台。而操纵实权的后党李鸿章等人，极力维护条约，对张之洞等人干涉条约十分仇视，因而张之洞结强援制日本的梦想终成泡影。
光绪皇帝被迫批准条约以后，5月8日，中日双方在烟台互换和约，《马约条约》正式生效。6月2日，清政府任命的“割台专使”李经方，在台湾基隆口外的日舰上，与日方代表办理了交割台湾手续。台湾人民同仇敌忾，誓死抗日保台。
6月5日，张之洞又致唐景崧，通知他将30万两饷银汇去，鼓励他坚守台湾，激励士勇，截敌后路，断敌军火，表示随时可接济饷械。并说：“台地广，倭兵少，但存一府一县，既有生发。相持三月，各国必有出头者，仆当力筹。台北府即为倭占，仍可自存，何遽云事不可为耶？万勿气馁。若至糜烂过甚时，可将总统印付与刘渊亭，公在台南设法内渡，听刘与士民为之。”
讵料，唐景崧早已被催归的朝旨催得方寸大乱。日军攻陷基隆，唐景崧一仗未接，就于次日逃往淡水，哪还有心绕到台南托付刘永福？于7日仓皇乘德国商船逃回厦门。
6月7日，日军攻占台北。不久，成立了以桦山资纪为头目的“台湾总督府”，开始了对台湾的血腥统治。
年将60岁的刘永福统带黑旗军和台湾义军继续坚守抗敌，重创日军。张之洞不顾清廷的阻拦，仍与闽浙总督边宝泉接济台湾饷械，但清政府唯恐得罪日本，一再下严旨，不许接济台湾。并且，李鸿章也多次奏劾张之洞，说他主使“台民割据”，资助叛民饷械，还说截回了他汇给台湾的百万饷银。张之洞担心朝廷责咎，万般无奈，只好饮痛罢手。
刘永福饷械竭蹶，多次呼救，张之洞再不敢援助。刘永福再派幕僚罗琦章、吴桐林内渡求援，遍谒沿海各省督抚和刘坤一、王文韶、翁同龢等人，但无一肯为支援。
张之洞对吴桐林来谒款待备至，谈论终夜。他详细询问台湾的战争，对刘永福的壮志孤忠、自任守台深表敬佩，说刘保台数月，足垂千古。但谈到饷械，他也只有叹息，言日本屡向朝廷抗议东南督抚暗中助台，事关外交，万难为力。临别，他又叹息着对吴桐林说：“无已，嘱渊帅归耳！”
9月16日，日本增兵台湾，总兵力达八九万人。日军以4万兵力分三路侵入台南。
刘永福无饷无械，对乞求接济的各军束手无策，唯有愤叹：“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他督率各军凭险死守，英勇阻击，杀伤了大量敌人，义军领袖徐骧、王德榜相继牺牲。
直至十月下旬，日军付出了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以下4800名死亡和2.7万名负伤的巨大代价。在弹尽粮绝、士兵饥饿不能再战之时，刘永福终因力竭矢穷，发出“我无以对台民”的愤怒呼声，偕义子刘成良乘英轮内渡，冒险逃回厦门。
至此，台湾沦入日寇之手。“壮士断腕”，非自断而被断也。宝岛沦丧，张之洞痛心疾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