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瀑
一
我的故乡是冀中大平原上的安平县。1921年7月我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自记事起，母亲就常年生病，经常哀叹：“我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啊！”她从小读过古书，学过绘画并写得一手好字。她的娘家生活比较富裕，嫁到我家就像从米筐掉进了糠箩。她20年间生育了10个孩子，活下来6个。母亲去世时我10岁，最小的弟弟只有3岁，姐弟六人哭成一团，街坊邻居都为之落泪。
父亲读过古书，能说会写，虽然无能经商，背了一身债，但思想颇为开朗，我们参加抗日活动他很支持，他的一子一女还英勇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二
没有母亲，姐姐们便成了我的保护人。继母连续生孩子，提出叫我休学帮她带孩子，大姐坚决不同意，她告诉我：“不读书就会毁了你。”
1931年九一八之后，东北的许多老百姓逃到关里。我们这些小学生也知道了东北人民悲惨生活的情景，我担心日本人进关，我们也会遭到同样的欺凌，同时也产生了朦胧的爱国意识。东北沦亡没有几年，日寇又大举进攻百灵庙，傅作义将军率领部队坚决抵抗，全国人民积极支援。我们学校组织同学到各家各户宣传抗日，并募捐衣物鞋袜送给抗日将士，我也参加了宣传募捐活动。
大姐从师范毕业，坚持要继续读书，到北平找外祖母求援，可是大舅不肯解囊。她自幼爱绘画，在求学无路时，急中生智，画了几张画投考北平京华美术学院，没想到居然考中。她坚持半工半读，参加了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进行了许多抗日活动。1936年暑假，她回家乡，教我们学唱《五月的鲜花》，还对我们讲了不抗日就没有出路的道理。虽然那时我理解不深，但明白了被压迫者必须起来反抗。
1937年7月7日，日寇进攻卢沟桥，很快便占领了平、津、保定并沿平汉铁路南下。我的家乡安平不通铁路，日寇暂时未到，但县里人心惶惶，县长也逃之夭夭。共产党却很快地来到安平。他们发动群众，成立了县抗战动员委员会，其中有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青年妇女救国会等组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贴遍全城。最使我激动的是这样一条标语：“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看到了共产党的宣传，听到了共产党的声音。10月间，县妇救会刘清言同志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她说：“同胞们，父老兄弟姐妹们，日本鬼子杀到了我们的家乡，我们中国人不能做亡国奴。我们要动员起来，坚决抵抗日寇的侵略。日本鬼子所到之处，烧杀掠抢，凌辱妇女，无所不为，我们能容忍吗？”听众群情激愤，高声呐喊：“不能！”她又说：“抗战到了紧要关头，我们要不分党、不分派、不分工农兵学商，大家一齐来救亡，坚决把日寇赶出中国去！”当场她还教唱了一首抗日歌曲：“我们是被压迫的民族，我们需要战争，用战争来争取解放，用战争争取生存，同胞们快武装起来，到前线去！把侵略的日本兵赶出国境，拿我们自己的血去换取和平！”我和二姐很快就学会了这首歌，歌曲对我们思想震动很大，坚定了抗日的决心。我们想要去当抗日救国军，想立刻投入救国工作。我们紧跟着刘清言同志，她分配我们工作我们就马上行动，她演讲我们就维持会场秩序，她站的地方矮了，我们就借来一个大方桌，让她站上去讲。不久我就被派往本县长堤村担任国难教育辅导员。二姐也在四处奔波，宣传动员群众抗日，她很快就入了党。有一天，二姐神秘地告诉我，她要介绍我入党，叫我严守秘密，不要对任何人说，有什么事情只找她联系。一天晚上，她把我带到刘清言同志办公的地方，由刘清言同志主持了仅有三个人参加的入党仪式，首先向西北方向三鞠躬，再举手宣誓。我记住了“保守秘密，永不叛党”的誓词。
三
长堤村离我家30华里，我有时工作晚了不能回家，就在女同学家住一两晚。当时工作还没有报酬，生活艰苦。这时县城里一片慌乱，为了逃避日寇，许多父母都急急忙忙地把闺女嫁出去。我们也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祖母看到我们经常和男同志一起演讲、唱歌，她很愤怒：“你们这些死闺女们，在外面和男的唱歌还握手，你们男女混杂不成体统！”每天回到家她就开口大骂。这天一见我们，祖母又骂：“死不要脸的闺女又出去疯！”二姐被激怒了，指着祖母大声反抗：“你不是闺女长大的？你一生下来就是媳妇？我们要救国，我们没有错！”祖母大怒，转而骂父亲：“你赶快把这闺女打发了！”父亲却认为宣传救国是好事，女儿们并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可祖母再三地骂人，并要找媒人把我们嫁出去。二姐对祖母说：“谁答应人家谁上轿，我们是不嫁人的！”
为了摆脱这个封建家庭，摆脱这种寝食不安的生活，二姐决定去武强县投军。武强县有一支青年抗敌义勇军团，司令员是我们的堂姐夫段海州，他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为了抗日自己组织了这支队伍。二姐走后，我仍在长堤村工作，快过元旦时，我没有得到二姐的消息，心中着急，就和二姐的同学林敬徐一块儿跑到武强，找到了二姐。我们与二姐一起在青年义勇军团宣传队工作。我们一共五个女同志，队长是一位老者王仲三。我们称王老伯，他思想开朗，抗日坚决，每天率领我们向群众宣传抗日的道理，教唱抗战歌曲。
1938年3月，青年抗敌义勇军团被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青年游击纵队。改编后部队有了政治部，我们有了党的领导，队伍大变样。这时，姐说她要去学习，就走了，我也不知道她究竟去了哪里。我们剩下的几个女同志都留在了部队，部队成立青纵队剧社，我们就成了剧社的演员。我们随队从南宫出发去巨鹿、平乡、鸡泽、广宗、曲周、永年、威县等地演出。每天走几十里路，每到一地就立刻搭台子唱歌，召集群众。每次演完戏，都有群众参加部队，待我们走了七八个县，9月份回到南宫时，队伍扩大了许多。这时部队动员女同志去延安抗大学习，我真是喜出望外，我多么渴望上学啊！小时候为了上学而遭受的委屈和苦痛一齐涌上心头。“抗日军政大学”，学军事又学政治真是太好了！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通过了考试，我们三个女同志都被录取了。部队的领导同志告诉我们：去延安要靠自己的两条腿，要过敌人的两道封锁线（铁路），路途很艰难，有危险。到了延安是住窑洞，吃小米，要准备吃苦耐劳。只要能去上学，有什么危险、吃什么苦我都不怕！离出发还有三天，我回安平向父亲告别，他得知上学不用花钱还很高兴，他送我走了五里路，并叮嘱我要好好学习。
四
一二九师把我们去延安的100多名青年编成一个连队，在这个连队中只有三个女同志，即我（靳增品）、林敬徐、王桂芬（刘斌）。
1938年9月7日，我们背上背包，踏上了奔向延安的征途，这时我17岁。
我们每天大约走60多里路，由南宫经巨鹿三天以后到邢台。要过第一道封锁线了，部队命令，白天休息，晚上过封锁线。夜幕降临时，我们就在铁路边的小村子里停下来，等到半夜，队伍静静地来到铁路旁，我们轻轻地跑上路基，我从未见过铁路，好奇心促使我在跑步中弯下腰用手摸了摸铁轨，啊，真是铁的！冰凉的铁轨。我第一次“看见”铁路，不是用眼，而是用手。这里领队轻喊“快跑”，我们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进入了邢台西部山区。天亮时，我又第一次看见了山，好奇又高兴。山是这个模样，多么好看啊！满山茂密的树，叫不上名的花草开在路旁，山里还有流动的溪水，大山是多么壮观啊！抗战歌曲中许多都描绘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今天亲眼所见，祖国的河山如此美好，心情激动万分，对入侵祖国的日寇更加仇恨！
从邢台经武安、涉县就进入了山西。山西的第一站是东阳关。进入山西后每天走山路，有的山叫阎王鼻子尖，有的叫窝窝尖，有的山上下都是几十里。我们这支青年部队越走越有劲，一路欢歌笑语，视高山为坦途。心里想着去延安上学，腿脚毫无劳累的感觉，什么困难都丢在脑后了。
到了山西潞城县，我们遇到一支有300多人从山东过来的队伍，部队将我们与之合编，队伍扩大了，女同志有18人。一路上，同志们互相帮助，掉队的人有收容队帮助背背包。有一个姓魏的女同志，她缠过足，过独木桥时坐在桥头哭了起来，同志们鼓励她站起来，教她把脚稍稍地横着，一点一点地向前迈进，她终于战胜了“小脚”，走过了独木桥。
这时，我结识了一个来自山东聊城的青年林志方。当年的林志方和我一样，怀着满腔热血奔向延安。林志方善演讲、爱唱歌、会演戏，是个活跃分子，无论在怎样艰苦的环境里，他都讲究仪表，穿戴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衣服上打个补丁都要求有艺术性。我们在一起谈了各自的经历和家庭，我们有共同的心愿、语言和目标。中秋节的晚上，我们开了个联欢会，演出了话剧《弟兄们拉起手来》，林志方还教唱了《青年进行曲》。这支歌曲把当时的祖国形象地比做“暴风雨中的破船”，正处在死亡线上，鼓舞激励青年担负兴国的责任，以一当十、以百当千抗击日寇。那时的我，每唱一首歌，就增加一份力量，增强一份抗战必胜的信念。
从潞城、襄垣、武乡到平遥，同浦路是我们要过的第二道封锁线。这次我们心中有了底，还是在夜里，我们按部就班，迈着轻轻的步子，静静地通过了铁路。接着，迎接我们的是汾河。汾河水水深过腰，深秋时节水很凉。为了安全，事先安排好两个男同志帮助一个女同志，过河时因为有男同志帮助，我的脚好像没有落地就顺利地过来了，我们大半身全都湿透了，冰凉刺骨。到了宿营地，群众很热情，把我们安排在一条热炕上，由于不好换衣，一夜之间热炕的温度加上青春的热力，衣服全干了。清早，我们又踏上征途，经孝义、隰县到了永和关，上船渡过了大浪滔天的黄河。黄河像开了锅的黄泥汤，我们坐在船上，一个接一个的大浪把船推上浪尖，一下子又从浪尖上滑下来，就好像在打秋千。黄浪扑来，就在头顶，真是奇观。下船的地方就是陕西省的延水关，延安离我们近了！再走两三天就到延安了。
10月底的一天，我们从甘谷驿出发，下午时离延安还有20多里路，欢迎我们的队伍就迎面来了，他们都是抗大的同学。一见到他们，我们像遇到亲人一样扑上去，同学们背上我们的背包，一路喊着“欢迎新同学”的口号，把我们迎进了东门外清凉山下一切都准备好了的窑洞里。到了，我们终于到了延安，到了抗大！将近两个月行军，盼的就是这一天。这个窑洞比我想象中的不知好多少！我原想“洞”，一定是在地下挖个洞，没想到窑洞这样向阳明亮，真是个好住处。更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我们就见到了毛主席，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欢迎敌后青年来延安学习大会”就在离我们窑洞不远的开阔地举行。大家席地而坐，等待毛主席的来临。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毛主席，毛主席为我们讲话，他说：青年人是大有希望的，你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新中国，我们是有光明前途的。为了抗日救国，许多进步人士来到延安，有的同学、朋友、兄弟姐妹还在延安相聚了。在毛主席讲话休息时，我忽然见到了我的二姐，原来她是5月份来到延安的，我们姐妹相见，当场印证毛主席的讲话，我们真是兴奋极了！二姐在抗大八大队三队，我在八大队五队，她住清凉山上，我住清凉山下，姐妹又可以经常见面了。
由于这一次来延安上抗大的青年人数很多，林志方就和男同学一起被分配到抗大分校三队，到甘肃庆阳学习去了。
五
抗大八大队是一个女生大队，大队长张琴秋，五队队长丁俊雅，指导员张辉。我在一区队，我们的区队长是四川人，名叫维克，头发短短的，穿着军装雄赳赳的样子，像个英勇无畏的战士。队里的政治干事辅导我们学习政治理论，军事干事辅导我们出操，学习军事基本功。我们吃的是二米饭（大米、小米），有足够的菜，每个星期还有肉吃，我感到了满足和幸福，比起在家乡的日子，上抗大真是一个解放。我们学习生活紧张有序，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团结友爱，听不懂的方言就用笔交谈。通过学习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名真正的战士，时刻担负着中华民族优秀子孙的责任，准备上前线，把日寇赶出中国。
抗大的党组织是半公开的。有一天，我发现班上的党员不见了，就问班长，班长说，她们去开党小组会。我说，我也是党员。班长叫我去找指导员说明。指导员说，党员要有组织关系，你没有。我急得哭了，第二天去找二姐，二姐也哭了。她说：我们不懂，没有带组织关系。指导员安慰我说，你还不够18岁，好好学习，争取重新入党。我于1939年3月就重新入党了。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才见到了刘清言同志，经过组织调查，恢复了1937年11月的入党日期。
记得11月上旬的一天，我们抗大几个大队的同学集合在延安城里的一个大院子里，院子里有个戏台，冼星海夫妇在台上教我们唱歌。他首先把《祖国的孩子们》唱了一遍，接着，他唱一句，大家唱一句，后来，他唱一段，大家唱一段，一会儿就学会了。当大家唱到“我们臂挨着臂，手拉着手，用我们最后一滴血争取民族的自由，踏上真理的战场，向着光明的路上走”时，全体同学都挽起了手踏起了步伐，那热血沸腾、激动人心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
11月20日是个星期天，我和二姐一起去延安城玩，刚进城门，日寇飞机突然飞临，顿时爆炸声、警报声此起彼伏。我们转身就往城外跑，出城后一路跑回学校。同学们听说西北旅社和光华书店被炸了，心中很不平静，大家焦急地在路口等待进城的同学回来。天快黑时，我们看到一个同学的尸体被抬了回来，大家都流下了眼泪。日寇的这次轰炸，使我们女生队失去了三名同学。
当晚，队里布置了防空措施，第二天天一亮，同学们都上了山。太阳刚刚升起，日寇飞机就来了，我们立即进入了山洞。飞机向城西投了不少炸弹，还在延河两岸狂轰滥炸了一阵。目睹日寇暴行，同学们纷纷要求上前线，抗击日寇。
由于日机轰炸，抗大决定疏散学生，我们女生队有两个去向：通讯学校、卫生学校，由自己选择。我想，不能上前线直接参加战斗，就做一个白衣战士救死扶伤。二姐也选择了卫生学校。我打起背包，怀着对抗大一个多月的学习生活的依依留恋，在11月底从延安经甘泉、富县走到了张村驿，进入了八路军卫生学校的大门。
在去张村驿的路上，恰好与林志方相遇，虽然时间很短，但我们还是匆匆谈了各自情况。
六
八路军卫生学校的前身是红军卫生学校。1931年创办于江西瑞金，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七七事变后曾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初由前方搬回陕甘宁边区的富县张村驿，在此已有两年。1940年3月又移至延安柳树店，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
张村驿曾是古代的驿站，有一条小小的街道和几家店铺，这个小镇的自然条件在黄土高坡上来说是不错的。葫芦河穿过小镇，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快乐，河水清澈，游鱼可数，河边开着小花，长着青草，奇形怪状的小石头很是好看。这条河是我们天然的洗脸盆，夏天是澡盆也是游泳池。
我到学校后，经过两个月的预科学习，就分配到调剂九期正式上课了。二姐被分配到军医十四期。卫生学校的宗旨是培养政治坚定、技术精良的干部。给我们上政治课的老师是郝仁初、沙英、秦德远等。我们学过毛主席的著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问题》。毛主席的这些理论是抗日救国的真理，像阳光雨露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把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培养成坚强的革命战士，当时，我们确信抗日战争必定胜利。业务课的老师都是国内有名的医学院毕业的革命知识分子，如季钟朴、龙在云、林格、孙泽之等，为了抗日而投笔从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我们讲授调剂学、生药学（中药）、生理学、化学等课程。老师们自己刻钢板、编讲义、制标本。上生理课时，季钟朴老师抓来一只青蛙，钉在木板上，切开肚子露出心脏，给我们讲心脏的跳动。我的班主任老师龙在云是湖南湘乡人，是1926年参加红军的老共产党员，到延安后一直在卫生学校任教。他关心爱护全班每一个同学，为了备课常常在小油灯下辛苦到深夜，他的话很不好懂，上课时讲话很吃力，有时嗓子都讲哑了。他批改作业一丝不苟，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指出问题。他关心我们的健康，自己出钱为同学治病。在龙老师辛勤哺育下，全班同学学习都很刻苦，短短的两年里，行军、开荒、建校占去了一些时间，但我们每个同学都记住了近千种西药名称的英文、拉丁文的写法和读法，记住了几百种中药名称以及许多药品的制造、测定、鉴别、用途、配伍禁忌等等。龙在云老师为培养新中国的药学人才付出了辛勤的汗水、艰苦的劳动。我永远也忘不了他。
从1939年开始，进入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日寇的疯狂进攻，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的财政困难，生活艰苦。这时，毛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我们学校组成了千人劳动大军，在张村驿方圆80里野草丛生、荆棘遍地、野兽出没的荒山上开荒。地是从未有人开过的荒地，人是从未种过地的女孩，镢头使劲举过头顶，用力挖下，没有挖开地皮反而弹了回来，虎口被震裂了，手脚被荆棘扎破了，我们咬住牙关挖！一点点、一块块地挖！我们要争当“斯达哈诺夫”（当时苏联劳动英雄），我们极度的疲劳是用抗战歌曲来战胜的。我们时常挖到甘草，那滋味真好，我们便用来解渴解馋。
我们开垦了千余亩荒地，种上了谷子、糜子，秋收时打下了百担粮食。端着金黄色香喷喷的小米饭，我们心里甜滋滋的，这是用青春的力量和汗水换来的。
夏天，我们去葫芦河洗澡，在河边画上“男女界线”，上游是男同学的范围，下游是女同学的“地盘”。大家都很自觉地遵守规定。艰苦的劳动使我们的衣服很破旧，打个补丁的布都很难找，洗澡时没有衬衣换，只好等到天晴时，赶快下河，先洗衬衣晒在草地上，然后泡在河里学游泳，等衣服干了再穿。有时没有干透也穿上。有的同学得了疥疮，好在我们的老师个个是医生，帮助我们治疗，并教给我们预防皮肤病的办法。
冬天来了，高原的风真冷啊，没有办法取暖，课余时我们就蹦蹦跳跳的，晚上冻成一团，当了“团长”。同学们互相帮助着把滚成团的棉被重新撕开，细心行好。没有棉鞋，会做针线的同学就帮助用旧布缝双棉袜子。我们就是这样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战胜困难。
1939年6月，党中央决定卫生学校的部分师生到晋察冀边区去办分校。第十三、十四、十六期军医班和第八、九期调剂班的同学打起背包从张村驿出发了。
行军路经延安时，我又与林志方相见了，当时我们已经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我想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我去晋察冀根本无法通信联系，见面更不可能了，他从抗大毕业也不知会分配哪里去，我们坐在桃林里谈了很久，服从党的安排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儿女情长就只能埋在各自的心底了。“愉快的别离，将是我们胜利会面的预兆，我们没有泪，虽然我们内心充满了留恋……”这是林志方给我写过的信，信件早已丢失，激情却永留心间。
我们经过富县、甘泉、延安、清涧、绥德、延川、米脂、佳县，到达了黄河边的贺家湾。由于时局变化，中央决定调我们九期等几个班返回张村驿。二姐所在的十四期军医班继续前往晋察冀。我与二姐又分别了，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成了永别。二姐是白求恩医科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在1941年狼牙山战斗中，她所在的队伍与日寇遭遇，生性刚强的二姐与日寇搏斗，被日寇用刺刀挑死，牺牲时腹中还有四个月的胎儿。那时她22岁，原名靳增乔，到延安改名杜磊。
在往返于张村驿的途中，我们跋山涉水辛苦非常。我们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日夜兼程，风雨无阻。每天最少走六七十里，最多时走100多里，有时一天要翻几座大山，我们班有的女同学来自大城市，没有走过多少路，现在天天走，日日行，风吹、日晒、雨淋，艰苦在磨炼着每一个人。有一天，走到一个半山腰，前无村，后无店，忽然间黑云满天，狂风大作，倾盆大雨直往我们头上倒、往脖子里灌，衣服湿透，背包重得几乎将我压倒，每走一步都要用力从泥泞的路上拔出脚来，脚下一侧就是深沟，一不小心就会坠落悬崖。我们跌跌撞撞走到山下，山下只有几户人家，23个同学只好睡在一间房子里，女同学睡炕上，男同学睡地下，老乡为我们送来干柴烘衣被。一路上臭虫、蚊子、跳蚤几乎天天“袭击”我们，把我们咬得浑身是包，彻夜难眠，第二天照常行军。记得我们男女同学还曾睡在一个炕上，界线就是背包。行军的路上，有时粮食供应不上，就吃野菜、黑豆。我们经常用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来激励自己，战胜重重困难，接受行军的考验。23名同学终于又回到了张村驿，回到了母校。
往返行军的途中，我们沐浴着陕北的风雨，用脚板“丈量”了七个县，饱览了高原的景象。在佳县贺家湾，我站在高山之巅俯望黄河，第二次感受着它的力量，浊浪滔滔，汹涌澎湃，像巨龙奔向东方。
在张村驿，我们又有了较安定的学习环境。这时我和林志方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相会，我们做了一次有决定意义的谈话。在那艰苦年代，分别又相会，我们不是很有缘分吗！
1940年3月党中央决定学校迁到延安东门外柳树店，并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听到这个消息，同学们喜出望外，我们又要回到党中央、毛主席身边了！
张村驿的老乡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依依不舍，端着大碗的酒来为我们送行。经过四五天的行军，我们来到延安柳树店。柳树店离延安城约25华里，一条小山沟，只有几户人家。学校迁到这里没有校舍，自己动手挖窑洞。柳树店的土质是黄胶泥，有了开荒的经验，我们挖掉了一个山坡，挖出了一个个窑洞，门窗还没有装上就住了进去。接着我们又推土，背石头，砍木头建起了学校大礼堂。眼看着一排排新窑洞出现在半山坡，柳树店面貌焕然一新，晚上亮起了一盏盏油灯，看上去就像是高楼大厦，在自己亲手建成中国医科大学的“高楼大厦”中学习工作休息，愉快的心情是纸笔难以形容的。
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对医科大学非常重视，经常来学校作报告。毛主席、朱总司令、滕代远参谋长、徐特立老人都来过学校。我清楚地记得毛主席两次到医大。
在一个暖风吹拂的上午，毛主席来了，同学们整理好军容，在教室前的平地上欢迎毛主席。毛主席参观了我们的教室、试验室、宿舍，向王斌校长详细询问了教职工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并为我们讲话，他勉励我们努力学习，提高业务技术，要学习白求恩同志，为人民服务。1940年，毛主席又为医大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毛主席的题词印在我们的毕业证书上，铭刻在每个人的心里。
1940年12月，我们调九期毕业了。我们离开了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到安塞县西河口制药厂实习了三个月，就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整整两年的学习，对我一生影响巨大，不仅圆了我幼年盼上学之梦，重要的是我学到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一技之长。
七
1941年初，我和林志方一起，从延安出发，经过六天行军，来到了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旅部所在地绥德城里。我被分配在旅直卫生所任司药。
早在1939年底，林志方从抗大东干队毕业，准备去东北工作，王震旅长喜爱青年知识分子，将东干队的七八个青年留在三五九旅，林志方任旅奋斗剧社主任。我临毕业时，林志方通过组织去延安把我分配到三五九旅。
我刚到旅部，就见到几个人在打乒乓球，我同一个穿着普通军装、长着胡子、年龄较大的一位打了一阵，他看着我问：“你这妹子哪里来的？”我说我是从卫校分配来的，旁边有同志介绍说：他就是王旅长，并对王旅长说我是林志方的“朋友”。王旅长大笑起来：“我们这里没有‘朋友’，老婆就是老婆。结婚、结婚！”他告诉旁边一位科长：给新娘子发一套军装，帮他们办一下，礼拜六就结婚。王旅长促成我们很快结了婚。同志们特地为我们用红蜡纸刻印了结婚通知发给大家，以后成为诗人的战友郭小川在通知上写下了这样的话：“借这座革命的桥，我们了解了彼此的灵魂，说为我们祝福吗？愿祝福给予大家。”58年过去了，这诗一般的语言仍在祝福着我们。
我们卫生所有十几个同志，所长颜义泉，指导员林文兴，还有一位姓陈的医生。他们三人都是老红军，所里还有十来个十几岁的同志，他们有的是护士，有的是卫生员。卫生所工作范围是旅直属队和机关干部，还有警卫营的干部战士。那里群众遇到难产，常常找到卫生所，因为没有专门的医生处理很为难。旅教导营的文化教员丁彤同志学过助产，她调到卫生所以后，我们有了两个女同志，和她在一起学会了接生。虽然我的专业是司药，但是由于工作需要，在实践中也学了许多护理专业知识，组织分配工作就积极去干。
王震旅长、袁任远主任对我们“小知识分子”很喜欢，王旅长经常来卫生所，他对我们的生活、学习都很关心，常常和我们开玩笑，我现在还学得出他讲话的神态和他的湖南口音。
1942年春，王震旅长率领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南泥湾是一个土地肥沃的荒山，黑油油的土地上荆棘丛生，杂草树林茂密，人烟稀少，豺狼出没。几条山沟里有个叫临镇的小镇，还有九龙泉、金盆湾、赵家河三个小村庄。旅部和七一八团驻金盆湾，七一七团驻临镇，七一九团驻九龙泉。我们在金盆湾首先解决住的问题。十多个人干上十几天才能挖好一孔窑洞。住的问题解决后，开荒劳动就开始了。
开荒生产非常艰难，南泥湾荒山长满一种锐利坚硬的野刺，同志们叫它“狼牙刺”，用镢头很难挖断，非得下大力气，真是挥一下镢头，便是一身大汗，每个人的手都是虎口震裂鲜血直流，直挖得双手长满老茧，才算过了痛疼关。我看到旅卫生部的老红军医生彭学华的双手，老茧真的比皮鞋底还厚、还硬。大生产运动开展了劳动竞赛，“劳动英雄”每天挖三亩多地，“劳动能手”挖二亩多，一般的战士至少也能挖一亩多。每天天不亮就上山，傍晚收工时天已黑了，每天两顿稠饭都是送上山吃。南泥湾开荒的辛苦滋味，真叫人难以说清楚。
我们女同志每人一架纺车纺纱。我在家没有纺过纱，手摇纺车转，就是抽不出纱来，勉强抽出来的，也是一块块粗粗细细不成纱的乱东西，经过七八天的练习，才能抽出纱来，通过日日夜夜的苦练习，不仅学会了，而且也可以纺出很细的好纱。
在金盆湾的日子里，我和林志方很少在一起，我还带着三个月的女儿。病号不多时，每天喂饱孩子，洗完尿布就开始纺纱，后来孩子会爬了，也只好把她放在炕里边，有一次我低着头一心纺纱，孩子爬到炕边，突然掉下地，离纺车的铁钉很近，几乎扎着她的眼睛，吓得我冒了一身冷汗。后来，我又被派到特务团卫生队工作，团卫生队的男同志，每人每天要完成开荒一亩多的任务，我在家除完成纺纱任务外，每天要为男同志烧洗脚水。我上午纺纱，下午要从山下挑两三担水上山，孩子已经到处爬了，我下山挑水时，就用门板把门挡起来。由于条件艰苦，部队很少发衣服，我们里里外外的衣服补了又补。林志方的一件衬衣补过24个补丁。他还说等革命胜利后，要把这件衬衣送进博物馆。我也没有衬衣换，有一天太阳很大，就下决心洗了唯一的衬衣，晒在太阳下，下午我挑水上山，出了一身大汗之后，我浑身冷得难耐，我想为什么会这么冷呢？原来我身上只是空空地穿着件旧棉衣，我一把抓起没有干透的衬衣穿上，才慢慢地暖和了过来。
这种艰苦的日子，一直到1943年底，我们种的粮食丰收以后才得以改善。我们开始吃上两顿干饭，1944年元旦，我们还吃了油炸糕，真是饱享了口福。春天，发下了我们自己纺纱织布做的棉布军装，甚至还发了呢子军装，那也是我们自己捻的粗羊毛线织成的羊毛布做的。羊毛布很像粗呢子，里边絮上羊毛，穿上很暖和也很美观，我们叫它呢子棉衣。呢子棉衣还送给了毛主席等中央首长，三五九旅成了边区吃得好穿得好的部队，王震旅长的美名随着“花篮的花儿香”的歌声在边区传扬。
作为三五九旅的战士，我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从1942年初至1945年的南泥湾大生产，我度过了入伍以来最艰苦、最困难的三年，艰苦和困难把人炼成钢，把意志炼成铁。50多年过去了，我们三五九旅的老同志见面，谁人不说大生产，谁人不忆南泥湾啊！
1944年下半年，王震旅长率领三五九旅部分队伍南征，1945年5月留在延安的三五九旅部队奉中央命令全部奔赴前线。我们全体女同志也于5月离开南泥湾带着孩子走回延安，在延安东门外清凉山上的窑洞里安下家。女同志都进入由李贞将军任校长的家属学校待命，我在学校仍担任司药工作。
1945年6月11日在部队开赴前线整队出发前，毛主席给部队讲话，讲话的大意是：抗战的形势大好，反攻的时刻就要到了，我们要大踏步前进，准备迎接突然事变。队伍出发了，女同志站在路边目送同志们，目送自己的丈夫。那时我还怀着一个未出生的孩子，身边的孩子两岁半了，她除了会叫“爸爸”、“妈妈”外，只会说一句话：“爸爸打日本就回来。”孩子说着“爸爸打日本就回来”，爸爸就走远了。
部队走后，端午节时传来消息，部队在过封锁线时，牺牲了一位年轻的红军廖刚绍，廖团长的爱人只有20岁，还带着一个几个月的孩子，她悲痛欲绝，哭声凄惨，同志们陪着她都流下了眼泪。在“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战争年代中，我们每个人时刻都经受着牺牲亲人、牺牲自己的考验。
1945年8月10日，这是个多么不平常的日子！那天晚上10点多钟，我快临产了，已经躺在床上了。我在抗大和卫校的同班同学、广东人曾明道（她也在家属学校）到校部听到了收音机广播：日本投降了。她高兴地敲着自己的铜脸盆，高声大叫：“利比丢杭了！利比丢杭了！”她大喊大叫，又哭又笑，同志们大都是北方人，都听不懂她在叫什么，以为她“发疯”了，赶快跑来把我叫起来，去当翻译。我见她兴奋异常，问了几次才听清是“日本投降了”。经我翻译后，全体沸腾了，大家唱呀跳呀，哭呀笑呀，高兴得无法形容，整个延安山上山下都燃起了火炬，直到深夜，笑声、歌声接连不断。一连几天，延安都沉浸在欢欣鼓舞之中，物价也大大降低。一个多月后，我生下一个男孩，我和战友为他取名“林欣”，林志方来信为儿子取名“林延笑”，收到信时，孩子已经一岁多了。
八
1946年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国民党飞机每天都在延安上空盘旋，延安要疏散了。这时，三五九旅一部分已经到达了东北，家属学校的女同志们也要前往东北。上路时，我带着两个孩子，孩子坐在木制的长方形摇篮里（可躺可坐），一匹骡子驮着两个摇篮，大人就坐在骡背上。过了黄河进入山西，骡子换成毛驴，毛驴太小，驮着两个摇篮就很吃力，有时毛驴走不动了，我就背上小的、拉上大的走上几里路，孩子实在走不动了，再上摇篮坐一坐。有一次我们走上一条只有两尺宽的山路，旁边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悬崖，毛驴不可能再驮摇篮了，改成只有一尺五寸宽、两尺多长、轮子只有烙饼那么大的小车，小车上只能驮着行李。我大着胆子向崖下望去，下面就有从崖上摔下去的毛驴和死人，我的心紧缩到不可支持的地步，背着拉着孩子，在那只有十多米长的悬崖路上提心吊胆地移动，现在想起那段路，还觉得胆寒。
走过了险路，要过同浦路封锁线了，趁着黑夜，老乡帮助背着大孩子，我背着小孩子，“脚步要轻，小孩不要哭”的口令不断传来，孩子稍有响，就立刻把奶头塞进到他嘴里。天刚亮时，听到枪声大家背着孩子就跑，后来传来消息，是接应我们和为我们送行的部队发生了误会。早上老乡送来早饭，为了赶时间，大人和孩子一顿狼吞虎咽之后，立刻又上路了，一直走到下午，才到了宿营地方。这次24小时的行军，行程180多里。
我们横穿过山西，来到河北邯郸，坐上大车，从邯郸出发又横穿山东，准备到山东羊角沟过海到大连进入东北，但当时鲁南会战正酣，国民党飞机天天骚扰，于是又决定从烟台上船。我们晚上上了货船，在海上颠簸了一夜，来到大连，在大连又乘坐苏联的货轮。在货船的甲板上我观看了大海的景色。经过一天一夜，我们在朝鲜南浦下船后，不久就到了平壤。从平壤乘火车回到了祖国的图们。又经过几天几夜，我们到了行程的目的地——哈尔滨，找到了部队，完成了行军任务。
70多年的经历，自己用这支拙笔很难描述，许许多多的往事只能埋在心里，经常回味。最难忘的是抗大，是母校，是南泥湾，是延安。延安精神是什么呢？是艰苦奋斗！艰苦可以是苦难，把人苦死难死，而我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有了抗日救国、解放新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崇高目标，便有了战胜苦难的无穷力量，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都可以从容地挺起腰杆。想想那艰苦的岁月，想想那么多为革命牺牲的战友，这就是我多年来对待工作、对待生活的原动力。我想这就是延安精神在我们这一辈人身上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