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雪松
跨过不尽的河流，翻过无数的山冈，我终于在1938年1月从四川重庆来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这里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这里的人群，这里的生活，这里的学习和生产劳动，一切的一切，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我面前，我开始了新的生活。
延河潺潺赤子心
在延安，聚拢来的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什么口音都能听到。这里有经历千难万险走过二万五千里征途的红军指战员，绝大多数也是二三十岁的青年；有东北三省的逃亡学生；有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平津沪学生和全国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为寻求真理而来的热血青年；还有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将军的弟弟、杨虎城将军的儿子、辛亥革命元老黄兴的儿子、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的侄女以及清朝皇族的后裔、袁世凯的外孙等，也都受党的抗日救亡政策的感召纷纷来到了延安。他们中有大学生、中学生和小学生，还有到过外国的留学生。就民族而言，不仅有汉族，也有壮族、蒙古族、满族、回族、朝鲜族、维吾尔族、苗族、土家族等，还有越过大洋从异国他乡投奔延安的爱国华侨。就像我们抗大校歌里说的：“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土坪上，延河边，窑洞里，人们谈论着怎么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探讨驱逐敌寇之后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并憧憬着人类解放、共产主义实现的美好前景。
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新型的关系。不论职务高低，是否相识，彼此都称“同志”，体现了平等友爱的精神。没有旧社会那种冷漠、尔虞我诈和互相倾轧。球场上，威震一时的朱总司令和学员们一起打篮球；乒乓球桌边，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和学员们打得胜负难分；享有崇高威望的毛主席有时也在街上散步，与学员们纵论世界大事，并和大家一样在窑洞前种菜；周副主席和邓大姐纺线技术之高是众口称赞的。学员之间亲密无间，情同手足。新学员一到，马上有人端上热腾腾的洗脸水，问寒问暖，为你铺好床被，安顿下行李。有的同学家里寄来了钱，立刻贡献出来，或给同学买急需的日用品，或大家一起打打牙祭。有的人拆了漂亮的红毛衣，分给同学们做草鞋上的红璎珞。我生活在一个崭新的友爱集体中。
艰苦的生活
1938年1月，我插入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女生队学习。当年三四月第三期结束，我又转入了第四期和第五期。第四期是抗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大批知识青年涌入延安，抗大“越抗越大”。随着新学员的猛增，急需从老学员中抽调骨干充实干部队伍，而在白区入党又经过抗日救亡运动锻炼的知识青年，就成了选拔的对象。从1938年4月之后，我在抗大女生队先后担任过一任区队长、三任队长。
延安的物质生活是艰苦的。
我进抗大时，第二三期的学长们已经为后来的同学挖好了窑洞。白纸糊的窗户、木棂，看上去整齐清洁，住进去冬暖夏凉。但一个窑洞住一个班，至少十人挤在一条长土炕上。这对于那些生长在南方，平时爱开窗户、喜欢新鲜空气的人来说，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锻炼。
黄澄澄的小米饭，营养丰富，乍看好似菜籽油炒的鸡蛋饭，初吃起来却觉得粗糙难以下咽，可吃惯了也就并不觉得难吃了。值日生从山下挑上来两个半开洋铁桶，一头是小米饭，一头是白开水，还有一小桶菜，多半是盐水煮土豆萝卜或白菜，偶尔也漂着几颗油星星，有时还有点豆腐和豆芽。天气好时，各班同学一堆一堆地围在自己的窑洞门前，有的蹲着，有的站着，各自端着碗，吃得分外香甜。这里吃饭也是军事化，饭前值班区队长吹哨集合唱歌，饭后还要站队检查是否吃完。平时习惯于细嚼慢咽的人开始跟不上，还未吃饱，哨声一响就得去站队集合。
说到穿，无非是冬天一套棉军装，夏天一套单军服，春秋季节没有合适的衣服穿，有的人就动脑筋想办法，把棉花取出来改为夹衣。脚上时兴穿自己打的草鞋，这是向红军战士学来的本领。说是草鞋，实际上是用各种布条编制成的，有的编得很讲究，还在鞋头上扎上一个红璎珞。女孩子们爱漂亮，有的自己动手把大号的军服剪裁得很合身，再系上皮带，扎上人字形的绑腿，走起路来颇为神气。
由于抗日游击战争需要大批能文能武的干部，抗大每期在抓政治教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军事训练和培养军事生活习惯，女生队也不例外。每天拂晓号声一响，同学们立即起床着装打绑腿，开始有的人不会打，手忙脚乱地缠上，上操时就松散了，拖拖拉拉，狼狈不堪。值班区队长吹哨集合，除值日生留下整理内务外，全体下山出操，从齐步、跑步、便步到正步，约半小时，然后回队盥洗吃早饭。上课号响了，全队集合，在窑洞门前的平坝上席地而坐，头顶蓝天当教室；两膝拱起并拢当课桌记笔记。下午或上军事课，或听大报告，或复习功课和整理笔记。晚饭后自由活动，有的打球，有的练习唱歌，有的在救亡室活动（写墙报稿、准备晚会节目等）。晚自习时，由于灯光暗淡（一个窑洞一盏小油灯），多半用作党团活动或自习。晚九十时许，随着熄灯号响，大家立即就寝。学习、生活紧张而有秩序。
军事训练，还包括游击战术、队列、射击、投弹、紧急集合、夜行军等。参加战斗演习时，女学员和男同学一样，在山地上摸爬滚打，一身虎气。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战斗生活，洗去了一些女孩子身上的娇弱习气和散漫作风，逐渐使我们养成了雷厉风行的作风，成为纪律严明的战士。
抗大的学习生活
毛主席给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要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最重要的是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抗大每期的理论教育内容大致相同，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概论等。分别由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张庆孚等教师讲授。
通过哲学课的学习，同学们认识到应当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懂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为后来几十年在革命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我们懂得了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的历史演变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所取代的总趋势。社会发展史的学习，使我们受到一次生动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懂得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
在中国革命运动史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奋起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历史。从鸦片战争直到五四运动，近百年来，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祖国的独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奋斗，前赴后继，但历次斗争都失败了。直到苏联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才使中国的革命形势开始有了转机，并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部中国革命斗争史告诉我们，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妇女的地位更低，所受的压迫更加深重。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妇女的彻底解放才有可能实现。
在女大高级班，我们还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主义问题》以及《反杜林论》、《资本论》诸书中的重要章节。
我在重庆时，从参加救亡运动到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受过初步的党的启蒙教育。经过延安抗大、女大的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革命熔炉的锻炼，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成为一名更加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抗大的同学，经过学习和锻炼，思想上也都不同程度地起了变化，多数同学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就拿抗大第四期来说，开学时，4650名知识分子中，共产党员仅有530名，占总数的11%。毕业时，党员人数增加到3304名，约占总数的71%。
在抗大，我们经常联系当时国内的形势，进行形势，任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在这方面，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演和毛主席的著作是最好的教材，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的典范。
例如：1938年抗战爆发一周年前夕，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抗战的前途：战争究竟要打多久，能不能胜利，能不能速胜，怎样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当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一种是“亡国论”，一种是“速胜论”。毛主席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敌我双方的特点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指出：日本的长处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而其短处是它发动的战争的性质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国际上失道寡助，它又是一个小国，人力物力先天不足；中国的长处是我们进行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性的战争，国际上是得道多助的，而且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又有近百年反抗外来侵略战争的历史经验，而短处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从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这些基本特点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出发，毛主席驳斥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错误观点，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毛主席还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给战争发展的趋势描绘了一个“战略防御、准备反攻和战略反攻”的三阶段的轮廓。后来战争的发展，果然证实了毛主席持久战的论断和预见性是正确的。
在抗大学习过的人，没有不为《论持久战》的光辉思想所折服的。它既是认识当时时局的一把钥匙，又阐明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论证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它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持久战、三阶段的战略思想深入人心。下面举一个例子。
1939年春，王明到抗大第五期作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报告，他滔滔不绝地讲话口才，对知识青年很有吸引力。但当他讲到根据中国历次战争的经验看抗日战争不会超过四年时间时，话音刚落，下面就议论纷纷。有的说毛主席讲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为什么他说不超过四年？有的说这不是速胜论思想吗？弄得王明很尴尬。
又如1939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和汪精卫密谋勾结、唱双簧，出现了一股妥协、投降、倒退的逆流。毛主席针锋相对，明确提出三坚持、三反对，即“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揭露和击破了蒋介石的阴谋，擦亮了全国人民的眼睛，成为尔后对付国民党历次反共高潮的方针。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到成熟的时期，他的许多讲演、文章和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都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好最生动的教材。我们能在抗大和女大亲耳聆听毛主席的讲演和学习他的著作，实在是非常幸运，受益匪浅，并且是终身难忘的。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是抗大和女大学习的重要一课，也是检验我们理论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标准。我刚到延安时，还能吃上小米饭、白面馒头，穿上灰布军装。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前面有日寇的野蛮袭击和残酷“扫荡”，后面有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使得本来就十分贫瘠的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更加困难起来。1938年底，毛泽东同志在抗大干部大会上讲话。他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面临的困难后，提出了三种选择：是等着饿死呢？还是把抗大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呢？毛主席开门见山、尖锐地把问题摆在同志们面前，促使抗大全体师生严肃认真地进行思考和讨论。结论只有一个：“要坚持抗战就必须把抗大办下去，要办抗大就必须克服财政经济的困难，要克服困难就只有自力更生，积极生产劳动。”就这样，1939年2月全校召开生产动员大会，经过准备，4月掀起了生产突击高潮，从校首长到教职学员、工勤人员，男女老少荷镐扛锹向荒山野岭进军。有的大队就在山上安营扎寨，边开荒边上课学习。
当时不仅抗大而且整个边区的党、政、军、群、学校都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边区机关学校即将“断炊”问题，而且还要支援前方的抗战。我当时在第五期大队女生队担任队长。我们女生同男同学一道参加了大生产运动，春天开荒播种，夏天锄草，大家唱着“开荒开荒，前方的战士要军粮；织布织布，前方的战士要军服”，还唱着“你拿锄头我拿锹啊，你把草儿锄我把泥土儿松……公粮军服出手中啊，不怕苦、不怕穷”。
在开荒生产中，女同学的体力较差，但个个争强好胜，不肯示弱。头一天女生队的进度比男生队慢，可是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提前上山，把拉下的进度补上，有时还超过了男生队，得到了校首长和男同学的称赞。1939年秋收时，我们已去女大。女大同学同留在延安的抗大三分校的同学一起秋收。大家带着丰收的喜悦，将沉甸甸的谷穗背回学校。回想当年的情景真有趣，由于缺少口袋、背篓等，女孩子们还发明了一个背谷穗的办法：把长裤裤子脚口缝死，往裤里装谷穗，再把裤腰也缝死，往脖子上一架，稳稳当当走下山去。我们不仅参加农业生产，而且还要到几十里外背柴、背木炭，大家一路欢歌笑语，互相竞赛，看谁背得多。有一次傍晚收工后遇上下大雨，山路泥泞，我们一个个跌跌撞撞，有的连人带柴滚下山坡，到家时都成了泥猴，可还是乐呵呵的，好像凯旋的战士。
从1939年到抗战胜利，抗大每年都把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之中，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1939年春毛泽东同志为抗大题词：“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事实也确是如此。1939年的大生产运动，解决了即将“断炊”饿饭的危机，而到1944年，大生产运动就达到了“丰衣足食”、兵强马壮的目的。精神变物质，在共产党人面前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
抗大的文化娱乐是丰富多彩的。各队都有救亡室，负责出版墙报，教唱歌曲，组织文艺晚会、歌咏比赛和开展体育活动。校总部还有一个专业“文艺工作团”。我们经常举行晚会，如欢迎新同学入队，欢送毕业同学上前线，庆祝各种节日。每个晚会都有内容丰富、动听悦耳的演出节目，抗大人才济济，诗人、作家、画家、音乐家、电影明星、话剧和舞蹈演员应有尽有，几天内就能凑一台晚会，节目有唱歌、跳舞、活报剧、双簧、诗朗诵、话剧、京剧以及各种地方戏曲，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如由主演《十字街头》的电影演员吕班自编自演的大鼓书《梨膏糖》，音乐家郑律成的男高音独唱，李丽莲、颜一烟等人演出的话剧《日出》等，都十分精彩。
抗大的歌咏活动起了活跃同学生活、鼓舞人们斗志的特殊作用。校园里歌声终日不绝于耳，早晨唱，傍晚唱，饭前课后唱，行进路上唱，到集会和听大报告的时候，更是你拉我唱，我拉你唱。嘹亮的歌声汇成巨大的声浪，回荡在宝塔山下、延水河边。《抗大校歌》、《游击队歌》、《延安颂》、《我们在太行山上》、《延水谣》、《生产谣》、《黄河大合唱》、《八路军大合唱》等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使人精神振奋，意气风发。
抗大一个连队的墙报上有一首顺口溜，道出了我们生动活泼、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
坐地听报告，
站起来唱歌。
说说唱唱，唱唱说说，
不知不觉晌午错。
晌午错，也不饿，
歌如潮，情似火。
身居窑洞里，
心怀全中国；
翘首登荒山，
放眼望世界。
我们多亮堂，
我们多快乐！
我在延安八年里，在抗大待了一年半，在女大待了一年，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西北局待了五年，其间还参加选举工作团和调查组在绥德、米脂、安塞三县住了一年多。在抗大、女大期间主要是学习。抗大的队长要抓学习，因此必须和同学一起听课。近三年学习生活，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回想起来，抗大的教育方针对我们的思想启迪最为深刻。
当年在抗大学习的千万个革命青年，牢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导，从延安出发，挺进前线，深入敌后，奔赴大后方。经过十年血与火的斗争，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家王朝，迎来了光辉灿烂的新中国。全国解放后，这些身经百战的坚强战士又奔赴新的阵地，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50年来，经过多少艰难曲折、流血牺牲，才取得了今天的胜利，使我们当年在延安的理想成为现实。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很长，道路艰辛，在前进途中还会遇到各种新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