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之世，清王朝在达到繁盛的顶峰之后逐渐走向下坡。到道光时期，封建统治已是危机四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内则灾燹频年，吏治腐败，国库空虚；外则列强觊觎叩关，海患日急，封建阶级中的开明有识之士对社会危机惶惶不安，逐渐失去了无征不信、引经据典的雅致，积极探求解决社会危机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他们既反对汉学家们寻章摘句、烦琐考证、脱离实际、厚古薄今的风气，也反对宋学家们空谈义理、潜修心性、不问国计民生、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做法。他们主张“经世致用”，“以经术为治术”，力图从旧学中找寻匡救的药方，解决实际问题，即兴利除弊、强国御侮。于是学风由乾、嘉时期的崇实求证、考据训诂转向了近代的经世致用、崇变求新。
受之影响，近代诗风也为之一变。陈衍说：“道光之际，盛谈经济之学。未几，世乱蜂起，朝廷文禁日弛，诗学乃兴盛。”由云龙也说：“道咸以来，国事日非。非讲求经世之学，不足以济时；非主张变通之道，不足以应用。于是今文之学兴，公羊三世之学说盛。其时之学者，如龚定庵、魏默深辈，皆今文学家，喜谈经济。而其诗亦皆廉悍坚卓。”他指出危机变乱渐兴，政治相对宽松，近代具有新思想的学人的学术风向发生了转变，已远离乾、嘉朴学的轨迹的事实。相应地，他们的诗歌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风格来看，都有别于乾、嘉时期的学人之诗，为古典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近代诗坛呈现出新的气象，故汪辟疆说：“有清一代诗学，至道咸始极其变，至同光乃极其盛”，“大抵怵于世变，思以经世之学易天下，及余事为诗，亦多咏叹古今，指陈得失。或直溯杜公，得其沈郁之境；或旁参白傅，效其讽喻之体。故比辞属事，非学养者不至，言情托物，亦诗人之本怀”。
第一节 学之别体，诗之新声：论龚自珍的诗歌
最先感觉到大清帝国繁盛的表面下潜藏着巨大危机的是龚自珍。
龚自珍，字璱人，浙江仁和人。“生平著作等身，出入于九经、七纬、诸子百家，自成一家。”（《清史列传》卷73）“其为学，务博览……熟习掌故，通蒙古文，长于西北舆地，旁逮诸子、道释、金石、术数，莫不贯通”。魏源说他“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为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犹好西方之书，自以为造深微云”。梁启超说他“小学多得自段氏（玉裁），而经义则挹庄（存与）、刘（逢禄）；又好治史，憙章实斋学，言六经皆史；又学佛，欲排禅宗，衍教下三家”。他不但继承了清初顾炎武等人“经世致用”的精神，也推扬其“博学崇实”的学风，“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言其家事”。
尽管龚自珍以诗鸣于近代，但无论是从志趣来看，还是从学术著作与诗集厚重的对比来看，他首先是个学人，然后才是个诗人，他以经世之学为平生志业，诗歌创作对他来说仅是余事。
一、“学之别体”
龚自珍相当一部分诗歌是作为其“学之别体”而存在的。在龚自珍的学术中最突出的是他的今文经学和佛学。他的诗歌也明显地体现出这两种学术思想。
龚自珍继承了刘逢禄等人的今文经学，“端门受命有云礽，一脉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祧刘礼部（逢禄），东南绝学在毗陵”（《己亥杂诗》第59首，《己亥杂诗》以下简称《己》）。“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其六）他的诗歌体现了今文经学主要的思想：
第一，继承《公羊传》的“三世”说与《周易》变通观，以“三世”之说申述嘉道之世正值“万马齐喑究可哀”（《己》第125首）、“忽忽中原暮霭生”（《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之衰世，提出“枉破期门佽飞胆”（《己》第45首）、“不拘一格降人才”（《己》第125首）等大胆变革社会政治的主张。
第二，继承了《公羊传》对《春秋》“大一统”，“圣无外，天亦无外”，四海本是一家的思想，“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邻。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圣者胞与言，夫岂夸大陈？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宗周若蠢蠢，嫠纬烧为尘”（《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其二），“麟生凤降岂有种？况乃一家中国犹弟兄”（《汉朝儒生行》）。
龚自珍用力于佛甚勤，修纂佛学典籍多部。平时努力思索着佛经的真义，往往“闻茶沸声，披衣起，菊影在扉，忽证法华三昧”（《己》第78首后注），甚至在旅途中也修持不断，“车中三观夕惕若，七藏灵文电熠若。忏摩重起耳提若，三普贯珠累累若”（《己》第22首）。
龚自珍的佛学归宗于哲学思辨极为丰富的天台宗，天台宗的“一心三观”、“一念三千”、“三谛圆融”、有情无情等教义激起了龚自珍心底的默契与共鸣，他希望通过天台宗等佛学参透人生的价值，所以他许多诗歌直接阐述了天台宗的教义。“如何从假入空法？君亦莫问我莫答。若有自性互不成，互不成者认佛刹”（《己》第161首），阐发了天台宗“从假入空”和“互相遍应”的理论。“空观假观第一观，佛言世谛不可乱。人生宛有去来今，卧听檐花落秋半”（《己》第226首），阐发了天台宗《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中“观心”修炼过程的三个阶段以及三种时间观。“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己》第3l5首），阐发了天台宗无言心悟之至境的思想。
至于他诗歌中引用释典，真如天女散花，随处皆是，令人眼花缭乱。如《西郊落花歌》：“先生读书尽三藏，最喜维摩卷里多清词。又闻净土落花深四寸，冥目观赏尤神驰。西方净国未可到，下笔绮语何漓漓。”短短几句就用到了《维摩诘所说经》、《璎珞经·普称品》、《大乘义章》、《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等佛学经典。
龚自珍其他方面的学术在其诗歌中都有反映。“孝子忠臣一传成，千秋君父名先裂”（《呜呜硁硁》）、“三策天人礼数殊，公孙相业果何如”（《读〈公孙弘传〉》）、“读到嬴刘伤心事，误渠毕竟是锥刀”（《己》第15首）等体现出他在史学方面“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的造诣；《周信之明经中孚手拓吴兴收藏家吴晋宋梁四朝砖文八十七种见贻，赋小诗报之》、《以奇异金石文字拓本十九种寄秦编修恩复扬州，而媵以诗》体现出他在金石学方面“征文考献陈礼容”的成就；“碧纱橱护阿芙蓉”（《己》第85首）句中“阿”字之考证，“三秋不陨芙蓉”（《己》第223首）句中“”字之考证可反映出他在文字学等方面的素养；“麟趾褭蹄式可寻，何须番舶献其琛”（《己》第118首）、“不行官钞行私钞，名目何人饷史家？（《己》第119首）”、“琼林何不积缗泉？物自低昂人自便”（《己》第175首），体现出其货殖思想。
作为一个学人，龚自珍的诗歌表现出强烈的学术史意识。《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其四）》对诸子争鸣和儒学独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崛起有人扶左氏，千秋功罪总刘歆”（《己》第57首）阐述了他对刘歆兴《左氏春秋》的总体评价；《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详细梳理了清代常州学派的源流支脉；“一脉灵长四叶貂，谈经门祚郁岧峣。儒林几见传苗裔？此福高邮冠本朝”（《己》第148首）概述了高邮王氏学派的宗支等。《己亥杂诗》从第47首开始叙述自己从事校雠之学到第82首叙研习天台宗佛典（中间有断隔），用25首诗歌集中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和著述，俨然撰写了一部自身的学术史。
二、“诗之新声”
龚自珍的诗歌有着异于传统诗歌的新质，体现出哲人的眼光和志士的情怀。
（一）龚自珍的诗歌具有超前的时代敏感性
嘉、道时期，天朝大国的彩釉早已皲裂剥落，危机四伏。清朝统治者却依然寻欢作乐、醉生梦死而不知觉悟，“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即使是士人阶层也较少有人觉察到隐藏在帝国根基深处的危机，许多诗人要么以盛世之音、高格朗调颂扬文治武功，粉饰出盛世圣主的一派兴旺；要么吟咏风月，表现出太平之世下的悠然自得，“其时所传之诗亦唯颂谀献媚，或徜徉山水，消遣时序，及寻常应酬之作”，“辞多愉悦，异时讽诵，了无动人”。龚自珍以时人少有的犀利眼光和锋锐的思想，成为时代“知几其神”的敏感者，诚如梁启超所言：“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蔑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观理自难观势易，弹丸累到十枚时”（《己》第19首），他犀利地指出清王朝已到了“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的境地；“浩荡离愁白日斜”（《己》第5首）、“白日西倾共九州”（《怀沈五锡东、庄四绶申》）道出了大清王朝江河日下，晚景已现。
（二）龚自珍的诗歌具有思想启蒙性
在古典诗歌中，抒发“个性解放”的诗人经常被当作王朝衰败或士风败坏的替罪羊而受到攻击，如明代公安“三袁”等人被认为是“误国”的罪魁祸首，清代袁枚被认为是“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张学诚《札记》）。所以在正统诗歌中的抒情言志大都是被压抑而严重内敛的“温柔敦厚”、“不伤不怒”的货色，即便是遭到诋斥的“三袁”和袁枚等人的诗歌基本上还停留在“一己”、“一人”的情欲之中。龚自珍诗歌不仅表现出对自由个性真挚的追求，“何如一意求精诚？……白日青天奋臂行”（《呜呜铿铿》），更启迪着人们对封建礼教的重新思考。《反祈招》借周穆王西游的故事曲意表达了追求“白云满家，褰其异花”自由壮彩的人格，绝不“慕虚名”而死守忠孝节义；“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咏史》），更是点醒了士人不要蒙惑于功名仕禄的说教之中。
（三）龚自珍的诗歌勇于冲破言禁，敢于言人所不敢言
尽管在龚氏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如黄景仁、宋湘、黎简、舒位、王昙、恽敬等在诗歌中触及清王朝腐朽衰败的现实，但都远不如龚氏诗歌中批判锋芒之犀利。而当时绝大多数诗人或慑于文字狱的淫威，或不便多言以免遭忌而妨碍升迁之路，多作些无关痛痒的文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咏史》）。龚自珍耻“将此骨媚公卿”（《己》第101首），虽多次因忤触时忌欲戒诗却屡屡破戒，把矛头直指清朝统治者的高层，指陈他们把持国家大权，却碌碌无为、钩心斗角，“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咏史》）。《伪鼎行》敢借国之重器“鼎”形象地揭露了统治集团中所谓重臣权相貌似谦恭，实则拙劣丑恶、昏庸腐朽的本质。这种论调非龚子不能道，何等泼辣大胆、痛快淋漓。
（四）龚自珍的诗歌不满足于对危机隐患的表层描述，力图表达解决问题的办法
心忧天下是我国古典诗歌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从屈原、杜甫到陆游、辛弃疾，忧患意识无不是其诗歌表现的一个重要内容，但龚自珍的忧患意识“不停留在感性的情绪体验而深切入事物的底蕴，抉示其‘理’”，“又能将所悟知之‘微’，即某种‘先兆’梳理条辫成文，以谋补政救弊，振颓起衰于溃散倾败之前”。他认为社会“万马齐喑”的根本原因是作为社会的中坚士人被严重压抑，有识之士对当世弊病只能“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更谈不上奋发有为。“一睨人材海内空”的主要原因是腐朽的人才选拔制度催生出来的所谓人才不具栋梁之资，只有蒲柳之质，“谁肯栽培木一章？黄泥亭子白茅堂。新蒲新柳三年大，便与儿孙作物梁”（《己》第24首）。广大百姓屠牛弃耕、背井离乡是因为沉重的租税和繁重的劳役，“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己》第123首），“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己》第83首）；鸦片屡禁不止乃因为官僚甘于其利，层层设置保护伞，暗地帮助毒品走私，“津梁条约遍南东，谁遣藏春深坞逢？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橱护阿芙蓉”（《己》第85首）。针对种种危机，他欲以今文经学和实务之学加以解决，“药方只贩古时丹”（《己》第44首），“经济文章磨白昼”（《又忏心一首》）。
三、近代学人之诗的开创者
龚自珍是近代典型的诗情洋溢的学人，他可以在学术和诗艺中自由交替进行。他在经学、佛学、史学、文字学、金石学、地舆学等方面有着相当广博的知识，因此他在诗文创作时能以才运学，驱学自如。蒋湘南对他由衷地钦佩，“文苑儒林合，生平服一龚”（《书龚定庵主政文集后并怀魏默深舍人》）。
作为学人，他的诗歌继承了乾、嘉以来学人之诗的传统，“肯肩朴学胜封侯，五经烂熟家常饭”（《己》第303首），他非常重视学问对诗歌的根柢作用：
诗必有原焉，《易》、《书》、《诗》、《春秋》之肃若泬若，周秦间数子之缜若峍若……于是乃放之乎三千年青史之言，放之乎八儒、三墨、兵、刑、星气、五行，以及古人不欲明言，不忍卒言，而姑猖狂恢诡以言之之言，乃亦摭证之以并世见闻，当代故实，官牍地志，计簿客籍之言，合而以昌其诗，而诗之境乃极。则如岭之表、海之浒，磅礡浩汹，以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也，亦有然。（《送徐铁孙序》）
他认为诗人应该熟悉《易》、《书》、《诗》、《春秋》和周秦间诸子典籍，证以当代社会现实中的政治、经济、地舆、典制等，酝酿于心，合以为诗。
诗歌根柢于学并不等于在诗歌中堆砌学问，诗人可以从古今学问中切入（“善入”），但不能被学问所牢笼（“善出”），要有自己的思想情感，正如他在《尊史》中所言：
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何者善出？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联事焉，皆非所专官。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优人在堂下，号咷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可谓出矣。
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对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地理人文环境、国家政策法令、官吏职责这些大事熟悉得如言家事，就叫“善入”了。把握了这些根本大事，又能通过思考形成自己独立的看法，有自己的断制，如同堂上观戏又能评戏，就叫“善出”了。
龚自珍引学术入诗，不同于老辈学者的诗为学作，而是着意发挥诗歌的政治功能，欲仿“秋雨文园客，身是赀郎有谏书”（《读公孙弘传》），“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他鄙视庾信等人只会作凄凉的词赋，“烈士暮年宜学道，江关词赋笑兰成”（《己》第221首），更不欲学马端临、郑樵等人撦扯典故，“文章合有老波澜，莫作鄱阳夹漈看”（《己》第76首）。作为经世学者，他不仅仅是“劬于经史篆籀之学，识力解深。诗亦奇境独辟”（榴芳《无题诗话》），其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新质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晚明以来文学新思想在朴学家诗歌创作中的复活”。他要求诗歌能够救弊起衰，能够表达经世致用的雄心壮志，“耻于蛟龙竞升斗，一编聊献郏侨书”（《己》第140首），“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己》第87首）。
而且乾、嘉老辈学者作诗“素卑近”，不作“惊世骇俗”之语，龚自珍作诗则“欹斜谑浪”，不肯“守默守雌”而屡“劳上相损宵眠”（《释言四首》之一）。嘉庆二十二年（1817），龚自珍曾以诗、文集各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王氏复书虽赞其诗文“见地卓绝，扫空凡猥，笔复超迈，信未易才也”，然又善意劝诫他诗歌当“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天下之字多矣，又奚取于至不祥者而以名之载！至于诗中伤时之语、骂座之言，涉目皆是，此大可也……甚至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足下将持是安归乎”，“窃谓士亦修身慎言，寡过而已，文之佳恶，何关得失，无足深论”（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记》）。王氏的复信从侧面反映了龚自珍的诗歌与传统学人之诗又一分野之处。
在嘉道诗坛上，龚自珍最具备诗人的资质。他“乐亦过人，哀亦过人”（《琴歌》），情感强烈而持久，“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又忏心一首》）。他尊情任性，“歌泣无端字字真”（《己》第170首），敢于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心迹尽在是，所欲言者尽在是，所不欲言而卒不能不言者在是，所不欲言而竟不言，于所不言求其言亦在是。要不肯寻扯他人之言以为己言”（《书汤海秋诗集后》）。
而他匡时济世之心和民胞物与之情始终处于“《天问》有灵难置对，《阴符》无效勿虚陈”（《秋心》其二）的压抑状态。于是“寥落文人命，中年万恨并”（《乙酉十二月十九日，得汉凤纽白玉印一枚，文曰伃妾赵，既为之说载文集中矣，喜极赋诗，为寰中倡。时丙戌上春也》）的牢骚，“相彼鸾与凤，不栖枯枝松”（《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其一））的清高，“貂毫署年年甫中，著书先成不朽功”（《能令公少年行》）的才华，“障海使西流，挥日还于东”（《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的豪迈，使得他敢于言前人所未曾言之语，发时人所不敢发之论。
无论是与乾、嘉耆宿相比，还是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龚自珍的诗歌高标特出，一改乾、嘉以来雍容和缓的盛世之音，扰乱了传统诗歌惯有的雅正之声。赞之者认为他“诗亦以霸才行之”（李慈铭《越缦堂诗话》），谩骂者认为他“恢奇鬼怪，殽乱聪明子弟，如聚一丘之貉，篝火妄鸣，为详为制，至于亡国。声音之道，不可不正也”（李详《拭觚》）。
近代诗坛分为流向不同而影响很大的两股诗潮，一是“学人之诗”，一是“志士之诗”，龚自珍的诗歌兼两者而有之。学之别体是其学人之诗的学术特征，他与侈言性灵、率易为诗的随园派末流大不相侔；诗之新声是其志士之诗的时代特征，他与耽于诗艺和学问的宋诗派旨趣颇异。他的诗歌总体上反映出近代一部分人“忧时之彦，恒致意经世有用之学，思为国家致太平，及此意萧条，行歌甘隐，于是本其所学，一发于诗，而诗之内质外形，皆随时代心境而生变化”。
第二节 “禆益经济，关系运会”：论魏源的经世之诗
魏源，字默深，又作默生，湖南邵阳人。少时究王阳明之学，尤好史。嘉庆十九年（1814），以拔贡入都，复从胡承珙问汉儒学，从姚学塽问宋儒学，又别受公羊学于刘逢禄，师古文辞，则与董桂敷、龚自珍相切劘。道光二年，举顺天乡试，时贺长龄为江苏布政使，延之助辑《经世文编》，由是留心经世时务之学。青年时期，魏源欲挽救社会危机，把主要精力用在“河、漕、盐、兵”四大政上，谋求国家富强的出路，其后更多地侧重研究“边疆”防务与开发。最后，在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忧愤忧恩，倾全力研究海防，探索国家强盛兴旺之路，走上了一条致力于国家富强的经世之路。
魏源在《皇朝经世文编五例》中明确揭示了经世学者的两大主张，这就是：其一，当代之典制及其历史沿革“盖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倡导以经学经世、以史学经世和以子学经世，尤其是经学经世的思想观使他服膺今文经学。在魏源眼里，今文经学中的“微言大义”、不拘于一字一句训诂的活泼学风恰好符合了他的“经世”之愿望，“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学篇九》）。其二，重功效与实际“治术”，而决不可如宋学所主张的那样，把治国平天下简单视为修身养性的内圣之学的延长，诚所谓：“盖土出禾，禾出米，米成饭，而耕获舂炊，宜各致其功，不可谓土能成饭也。脉知病，病立方，方需药而虚实补泻宜各通其变，不得谓一可类推也。”实际上就是主张“以经术为治术”，注重现实。他认为研究学问要联系与国计民生有用的问题，以起到济世救时的功效，即“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海国图志序》）。他在《皇朝经世文编》公开宣布“道存乎实用”，“经世以表全编”。
但清朝政府恪守古制，遵循祖宗家法，与经世务实格格不入。于是魏源强调要“因时致变”、“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必然是强调事功，即“以实事求事功、以实功从实事”（《道光丙戌海运记》）。魏源强烈呼吁变法，“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筹鹾篇》）。他认为“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默觚下·治篇五》）。
魏源的经世思想与龚自珍是一致的，两人对晚清以来由乾嘉考据向经世致用的学风的转变起到了重大作用，世称“龚魏”。他们指斥乾嘉考据学末流的名物训诂，“无一事可验诸治”（《学篇九》）；指斥空谈心性的宋学末流，“无一事可效诸民物”（《治篇一》）。就思想深度而言，魏源的学术思想比龚自珍更扎实、具体，可以说进一步丰富了经世致用的内容。当代史学家齐思和先生早年时说：“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防边，皆魏氏倡导之，或广大之。”
魏源在鸦片战争前后创作的许多诗歌集中反映了他的这些经世思想。他许多诗篇不仅勇于揭露和批判社会弊端，而且能够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改革社会的主张，用诗歌来指陈当时急务，提出应对方略。他的这些“经世诗”同龚自珍的诗歌相比，尽管对文化反思的深度有所不及，但其现实性、切实性、时代感都要胜过龚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作为思想家的魏源思想的敏锐、深邃，作为改革家的魏源的远见卓识，完全可以同他的经世著述相参证。林昌彝赞扬道：“默深所为诗文，皆有禆益经济，关系运会，视世之章绘句藻者相去远矣。”
一、有关鸦片战争的策论诗
1840年，西方列强携带鸦片，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东南半壁江山惨遭蹂躏。对此，魏源认为是奇耻大辱，痛心疾首，作《寰海》前十章、《寰海》后十章两组组诗专言鸦片战争时期战事的失利与教训。如《寰海》前十章第二首一方面表明诗人严惩吸食鸦片者，以此禁绝烟毒的思想：“但须重典惩群饮，那必奇淫杜旅獒”；一方面又表明他学习外国、变革图强和慎选将才的思想，“欲师夷技收夷用，上策惟当选节旄”，也就是他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第四首则紧承“上策惟当选节旄”一句，讽刺清廷用人不当、赏罚不明，认为正是朝廷的“功罪三朝云变幻，战和两议镬冰汤”才造成用人方面的前后乖谬，导致战争失利。第五首仍承前而言，一再讥刺清廷用人如同儿戏，弃用堪当大任的林（则徐）、邓（廷桢），重用颟顸无能的琦善之流，“但师卖塞牛僧孺，新换登坛马服君”。第九首揭露抨击广州将军奕山屈辱求和、媚敌卖国的丑行，“城上旌旗城下盟，怒潮已作落潮声”，“全凭宝气销兵气，此夕蛟宫万丈明”。认为正是在投降派奕山的主持下，广州军民的抗英战争才会从高潮走向低潮。
《寰海》后十章作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时值《南京条约》签订前后。面对抗英战争的失败，诗人更为冷静地去思索其中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寰海》后十章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和见解比《寰海》前十章更深刻，更具启发性。第一首是诗人对清政府和战之策的全面反思：“争战争和各党魁，忽盟忽叛若棋枚。流攻浪款何如守，筹饷筹兵贵用才。”批评大臣们在和战问题上不顾大局，而是党同伐异，各持一端，使得朝廷在和战问题上举棋不定，时而与外夷订立盟约，时而又宣布开战。由于筹划不当，举止失措，攻是“流攻”，款是“浪款”。诗人认为，如何选用真正的人才对战争的胜负起着关键的作用。第四首：“小挫兵家胜负常，但须整旅补亡羊。鏖军周处罴当道，倡走荀林马乱行。白面军中谁羽扇，华灯盾鼻又封章。重颓赤帜骄夷帜，更使江防亟海防。”诗人认为，我国军队虽打了败仗，但胜负乃兵家常事，只要整顿军旅、振作士气，就“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最怕的是军心涣散，挫己之锐气，长敌军之威风。同时提醒当权者在稳固海防的同时要加强江防，防止外夷攻入内河，威胁腹地安全。第九首的前四句议论时风：“曾闻兵革话承平，几见承平话战争”，感叹清朝承平日久，国人偷乐成习，谈起战争莫不草木皆兵、谈战色变；“鹤尽羽书风尽檄，儿谈海国婢谈兵”，以这种心态应对战争是极为不利的。
《都中吟》第四首：“筹善后，筹善后，炮台防江防海口。造械造船造火攻，未敢议攻且议守。船炮何不师夷技，惟恐工费须倍蓰。江海何不严烟禁，惟恐禁烟激边衅。为问海夷何自航？或云葱岭可通大西洋；或云廓尔咯印度可窥乌斯藏；或云弥夷佛夷鄂夷辈，思效回纥之助唐；或云诸国狼狈叵测可不防，使我议款议战议守无一臧。呜呼！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题本如山译国书，何不别开海夷译馆筹边谟。夷情夷技及夷图，万里指掌米沙如。知己知彼兵家策，何人职司典属国。”这也是魏源对鸦片战争失败教训的总结，同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强国固边的策略：一是加强炮台修建，“炮台防江防海口”；二是自强以前，对外夷的基本策略应以积极的防守为主，“造械造船造火攻，未敢议攻且议守”；三是知悉夷情，师夷技以制夷，“夷情夷技及夷图，万里指掌米沙如”；四是严扼江海通道，断绝鸦片的源头，不要怕因此而引起战争。
鸦片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鸦片。魏源深刻揭露了鸦片对大清臣民的戕害：“不知何国香风过，醉我士女如醇醲。夜不见月与星兮，昼不见白日，自成长夜逍遥国。长夜国，莫愁湖，销金锅里乾坤无。溷六合，迷九有，上朱邸，下黔首。彼昏自痼何足言，藩决膏殚付谁守。语君勿咎阿芙蓉，有形无形则同。边臣之曰养痈，枢臣之曰中庸。鹦鹉儒臣巧学舌，库臣阳虎能窃弓。中朝但断大官，阿芙蓉烟可立尽。”（《江南吟》）一幅烟雾弥漫、日月无光、天地昏黑的图景，再加上人心萎靡、吏治腐化的现状，真是令人触目惊心。诗人提出要禁绝鸦片，主要的措施还在于“中朝但断大官”，认为只要断绝朝中大臣的吸食，“阿芙蓉烟可立尽”。《秋兴》第三首同样表现了诗人对鸦片害国的关注，反映鸦片输入导致白银外流，“大漏卮兼小漏卮”，“大漏卮”喻指英夷的鸦片贸易致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小漏卮”喻指当时的大小官吏借鸦片买卖使金银财宝源源不断地滚入个人的口袋。“海若蚊宫奔贝族，河宗宝藏积冯夷”导致了清政府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
二、有关国计民生的政论诗
清王朝延伸到道光、咸丰年间，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反动性日渐暴露出来，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日渐突出。魏源以极大的勇气、敏锐的目光、尖利的言辞给予了揭露和抨击，并积极呼吁变革，提出了一系列的纠治方案。他在《北上杂诗七首同邓皋孝廉》第三首中大声疾呼“何不借风雷，一壮天地颜”，切盼通过改革，使沉痼的国势再焕生气。《秋兴》第四首则直接抒发改弦更张、变革图强的豪情壮志，“但有公厨总聚膻，断无百载不更弦”。
1844年，魏源入京参加进士试，目睹当时政治的种种弊病，写下政治讽喻诗《都中吟》十三首。第一首抨击了清政府的科举等级制度，“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仅凭着一篇小楷体书写的八股文、一首八韵诗这样的“雕虫”小技来选拔人才，怎么能选拔到真正有“屠龙”之术的人才。封建吏制等级森然，“官不翰林不谥文，官不翰林不入阁”。一旦国家有难，庸才何堪大任，“昨日大河决金堤，遣使合工桃浪诗。昨日楼船防海口，推毂先推写檄手”。第二首指陈清廷为补财用之不足，竟大开捐纳之例。金钱可以买官，国家的选官用人制度还有什么尊严可言？而且捐纳一开，还会导致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恶性膨胀。对此，魏源深感扼腕之痛：“吏兵例，户工例，茧丝牛毛工会计，全恃舞文刀笔吏。”在捐纳制度下胥吏弄权，为所欲为，“缺可补，可不补；级可去，可不去，翻手覆手敢予侮，能令公喜令公怒”，甚至刑部的官职都可以捐纳：“府吏胥徒非世业，谁道尽握六官法。若言部胥不可捐，何故刑部胥无权。”第三首直言当时开科取士、开捐纳官的弊病，“数开科，数开捐，开科遴选为得士，开捐输粟为助边”，开科本是为了得士，开捐是为了助边，结果呢？“借问开科得何士，项槁盐车悲”，“借问开捐何所润，中外度支财益罄”，诗人的结论是“开科开捐两无益”。鉴于此，诗人主张废弃当时的开科取士制度和捐纳制度，建议“何不大开直言之科筹国计，再开边材之科练边事”，特设直言科来网罗筹划国家大计的人才，特设边材科以发现守边固防的人才。他坚信“市骨招骏人才出，纵不拔十得五终得一”，只要朝廷真心对待人才，人才总会有的。
当时的淮北盐务虽屡经整顿，却仍是私盐泛滥，政府的盐税收入日渐减少，一些掌管盐务的官员却中饱私囊、徇私舞弊。诗人在《江南吟》第六首中揭露了私盐泛滥、官员中饱私囊的情况：“缉私盐，缉私盐，改捆先治场私源。七斤豫章八斤楚，不改恐致官私嫌。改捆愈多私愈深，即挖官包作私用。岸费愈增本愈稠，川粤潞私四面周。何况银价日高抵岑楼。”诗人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曷运场私敌邻私，倍盐贱销两获算”，“温州郡守师票盐，商民歌咏官府嫌”，即增加盐的投入量，以薄利多销的方式来稳定盐价；推行票盐制，加强食盐生产和销售的计划性。诗人认为推行上述二法，不仅盐商高兴，而且“利民利国徒鸡廉”（诗人在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中时，曾参与整顿盐务，提出票盐之法使盐运大畅，革除了多年积弊）。
又如漕运问题，运河是清代南北水路运输的主要通道，既关系着整个京城的粮食供应，也关系着运河两岸民众的生计。他的《江南吟》第五首即对漕运予以关注，一是指出漕运的弊病，二是提出革除积弊的办法。“漕艘来，漕艘来，如山如屋如风雷，千艘辟易何雄哉！入闸闸为阻，千夫万夫挽邪许；入运运为胶，微蜀湖田泽雁号。我闻漕艘丈尺有成规，受五百石无差池。水力船力胜米力，何事礧砢穹窿为？私货愈多费愈重，徒供仓吏闸夫用。”漕运之弊在于船只太大、数量太多，超越了运河的负荷，解决的办法是“病漕病河兼病民，何如改小一帆送”，即改大船为小船。其具体设想是“战舰苦瘦，粮艘苦胖；战舰苦窳，粮艘苦滥。曷移战舰作粮艘，更改粮艘修战舰”，即将作战的小船改作运粮之船，而将运粮的大船改作战船。这的确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方便了漕运，又增加了战舰的吨位，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魏源曾作《筹漕篇》提出改革漕运的对策）。
长江的水利与水患问题也是当时朝廷的急务。长江中下游十年九灾，两岸百姓苦不堪言。他的《洞庭吟》以主客问答的方式行文，用事实驳斥了将洞庭水灾归咎于天降祸殃的说法，认为原因在于“水钟三湘失七泽，自古沧桑多变易”，“荆州九穴十三孔，今惟二穴余皆壅。地不让水水争地，仰盂受灌建瓴涌。沿湖圩田岁增岁，曲防壑邻占地利。何况老林秦蜀开，下游沙塞洲渚洄。更加夏汛蛟水至，万马孰御风涛雷。呜呼！八百里湖十去四，江面百里无十二，安能塞川川不溃？”归纳起来，原因有如下诸端：一是人与水争地，大肆围湖造田、垦滩造田，造成受水面积少，水道不畅；二是森林采伐过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以致淤塞河道；三是雨季集中，洪峰过大。解决的办法是：“九穴须复九江初，七泽仍请云梦渚，以川还川湖还湖，那患阴阳妨嗡嘘？”即恢复河道和水泽，退耕还湖。以诗歌形式分析洞庭湖一带水患形成的原因，提出根除水患的措施，在历史上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魏源曾作《湖广水利论》，分析长江水患形成的原因，提出根治水患的办法与措施，可与该诗相互印证。
魏源的经世之诗显示出以下三个特点：
（1）他的经世诗不仅显示了他的实务之学，而且也显示了他“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的学问功底。他总是联系历史上曾发生的类似的事件，或历史上曾出现的类似的人物，借古讽今，以古喻今，纵横议论。如《寰海》第四首以周厉王时的荣夷公，周幽王时的虢石父，宋高宗时的汪伯彦、黄潜善等奸佞小人喻指清廷中的权奸穆彰阿、琦善等，而以西汉初年匡扶社稷的忠臣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喻指林则徐、邓廷桢等有功之臣。第五首再次讥讽清廷用人如同儿戏，不用林、邓，而用颟顸无能的琦善之流，“但师卖塞牛僧孺，新换登坛马服君”。《寰海》后十章第一首“漫言孤注投壶易，万古澶渊几寇莱”，借北宋寇准在对辽之战中于小胜之后与辽签订“澶渊之盟”的史实来正告当权者不可孤注一掷。《都中吟》抨击了清廷的捐纳制度导致卖官鬻爵、贪污腐化，他不禁想起汉代清正、廉洁的汲黯、张汤，“任法任人孰操券，请看汲黯张汤传”。读其诗，感觉到他以一种深沉的历史眼光透视古今之变局。他的经世诗是史家之诗，也是政治家之诗。
（2）他的经世诗不仅揭露了现实的黑暗腐朽，批判了一班祸国殃民之辈，而且对时局所面临的种种危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他的诗歌不同于当时一般诗人仅停留于悲愤和失望，而是表现了学者敢于面对现实，敢于为“天下师”的胆略、才能和眼光，这正是他的经世诗难能可贵之处。
（3）他的经世诗可以看作他经世学术之别体，他的经世之诗是他通过理性的思考，把学术思想加以情感化、形象化，并用诗歌的形式“撰写”出来。如为了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沉痛教训、指陈方略得失，他撰写了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长篇纪实文章——《道光洋艘征抚记》，对鸦片战争的全过程作了全景式的记载。上篇主记广州方面的战争，下篇主记淞沪方面的战争。如果说《道光洋艘征抚记》偏重客观记事，议论成分不多，未能展开作者对此役的认识和看法，那么他的《寰海》前十章、后十章及《秦淮灯船引》诸篇则不仅可与《道光洋艘征抚记》相互印证，还在更大的视角上反映了诗人对此战前因后果的认识、战和攻守得失的评价、用人是非功过的褒贬，并由此涉及影响此战胜负其他因素的指评。只是诗歌简要精炼，语气激烈，其学术论文则阐释深刻，见解明晰。再如他的《江南吟》完全可同他的《默觚·治篇》、《筹漕篇》等相参看。
第三节 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的策论诗
这一时期，除了龚自珍、魏源，张际亮、林昌彝、包世臣、蒋敦复、郑观应、张穆、姚莹、汤鹏等人都以经世致用为己任。魏源与龚自珍是同一时期公羊学派的著名学者，在经世与求变的学术观上互引为知己。魏源“经济、经学、史学，独创一家”，龚自珍赞之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魏源著有《书古微》、《诗古微》，努力发掘今文经学，以救时弊。“《诗古微》何以名？曰：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义，补其罅漏，张皇其幽眇，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他还力图恢复诗教传统，把文学引向经世致用的途径，并主张作诗有“三要”——“厚”、“真”、“重”，“厚”即“肆其力于学问性情之际，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所谓万斛泉源也”。他认为“经天纬地之文，由勤学好问之文而入”。包世臣曾说：“士者事也，士无长事，凡民事皆士事也。”把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看作知识分子的任务，这一见解显然和那些专钻故纸堆、只热衷于考据的考据学者迥然不同。林昌彝治经精博，著有《三礼通释》等；尤留心时务，鸦片战争爆发，著《平夷十六策》及《破逆志》，林则徐认为是“真救世之书，为有用之作。其间规划周详，可称尽善”（《家文忠公少穆宫傅书》，《射鹰楼诗话》卷首）。姚莹“弱冠时即以经世自任”，“为学体用兼备，不尚空谈”，“学问优长，所至山川形势，民情得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汤鹏“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姚莹《汤海秋传》），周济也是“少与同郡李光洛、张君琦、泾县包君世臣以经世学相切靡，兼习兵家言，习击刺骑射；至是益交江淮豪士，互较所长，尽通其术，并详训练营阵之制”。他们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漕运、盐课、治河都表现出深切的关注，力矫时弊，砥砺才志，留心时务，将今文经学和实学知识融为一体，开辟了经世致用的一代学风，形成一个主张改革图强、救衰拯危的经世群体——经世派。
道、咸时期的经世派呈现出六个特点。一是社会基础广泛，有朝廷权臣、地方大员、中下级官吏，也有布衣之士，形成颇有影响的经世思潮；二是继承和发扬清初顾、王、黄“经世”、“务实”的学风，“留心时务”、“擅经济才”，不喜空谈，身体力行，学以致用；三是他们不是以实务之学为谋生之路，而是以匡扶天下为己任，治世济民，实是近代实业救国的先驱；四是他们有比较清醒的头脑，看到了社会存在的严重危机，敢于冲破禁锢，揭露时弊，倡导变革；五是他们不满足于时人共有的仇洋御侮的民族意识，而是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如何才能抵挡住像洪水猛兽般涌来的鸦片，如何阻击乘着铁轮、携着钢枪大炮的外国侵略者；六是他们首先是学者，苦心经营的是经术之学，然后才是诗人，行有余力才从事诗文创作，他们“以经济之学相尚，不甚为韵语，故世亦罕称其诗”，其中有一部分人甚至“目睹夫时危国病，非实学无以济急，几将尽绝读诗作诗之观念，以趋专途”。
当清王朝由盛转衰、腐化加剧、危机四伏的时候，西方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在突飞猛进地强盛起来，他们霸气流溢，野心勃勃，终于毫不犹豫地将舰队开进了古老中国的海湾，鸦片战争爆发了。面对千古未有之民族危机，经世派拂袖而起，以士大夫固有的社会责任心来解除当前国家民族所遇到的危难。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的实务之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倡言变法；研讨漕运、盐法、河工、农事等大政；探究边疆史地以筹边防，“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变一味考辨古史为纂修当代史。
受这股经世学风的影响，他们掀起了不同于前朝的近代经世诗风，张际亮说：“学者贵会通，通于诗者通于政。”他们的诗歌揭露了侵略者的残暴，反映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讴歌了为国捐躯的忠勇将士，但这并不是经世派诗歌的主要特征，这些内容在过去任何一个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都会有类似的内容反复出现。鸦片战争前后的诗歌普遍具有仇洋爱国的情绪，经世派诗歌中有，保守派诗人的诗歌中有，甚至妥协派诗人的诗歌中也有。
经世派诗人不屑于“春夜伤心坐画屏”（龚自珍《夜坐》），“相对新亭空洒泪”（孙义钧《读史杂感》），无奈地悲慨战争。在实务之学的影响下，他们要求诗歌也应倡言变法；讥切时政，诋责官僚集团腐朽无能；“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消弭烟患，抵御外患。这才是这一时期经世派诗歌的主要特征。
经世派诗人强调诗歌首先要“经世”、“务实”，以文学的方式表现了他们的经世情怀和经世之术。因此他们在这一时期的诗歌针对性强，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现实性，凡不关时局、不谈海患之诗都被搁在一边，围绕着如何消除烟患、如何打击侵略者，把救危之术、制敌之策用诗歌的形式“撰写”出来。
魏源就从政治的高度指出了禁绝烟患的根本措施，“中朝但断大官，阿芙蓉烟可立尽”（《阿芙蓉》）。面对列强的船坚炮利，要挽救颓废之势，只有“师夷长技以制夷”，选派人员到外国学习，“周礼刑书周诰法，大宛苜蓿大秦艘。欲师夷技收夷用，上策惟当选节旄”（《寰海》十章）。他总结了清朝海防纰漏百出、首尾难顾的教训，认为清朝水师的布置极不合理，重海防而轻河防，“滃州绝地海天涯，不与前朝版籍偕。那用敌人归郓邑，更分兵力守珠崖。金汤分踞三方垒，斧钺森严十二牌。但识守江贤守海，何虞骚浙更骚淮”（《秋兴》后十首）。必须尽快加以改变，“更使江防亟海防”（《寰海》后十章），才能改变不利的战局。
从战略的制定到战术的运用，他们提出了许多克敌制胜之法。面对战争失利，军不堪战，人心动摇的现状，他们指出中国幅员辽阔，民心可信，民力可用，只要善于筹划，必定能打败侵略者，“忠义乃在民，苟禄亦可耻。古人重召募，乡团良足倚。剿抚协机宜，猖獗胡至此？我朝况全盛，幅员二万里，岛夷至幺幺，沧海眇稊米，庙堂肯用兵，终当扫糠秕”（朱琦《感事》）。他们认为一些地方割据武装作战骁勇，足以挡敌，又有杀敌立功之心，可以招抚，让其为国出力，“制敌当以奇，攻毒从其类。巨盗招使降，结之以恩义。大府跃马来，群酋皆罗拜。谓公能用我，奋勇当一队”（朱琦《纪闻八首》）。
侵略者长于火器，必须避敌所长，因地制宜，尽量利用有利的地形地势，使敌人炮火的威力无法施展，躲开炮火，短兵相接，“溃乱知何因，猥云炮猛利。我思炮所施，岂在肘腋地。先登苟共争，短兵杂相继。谁能十步内，轰击不自避。下吴想开平，竹端布交系。炮来随低昂，破之固有计”（陆嵩《感事》）。多采用突袭战，用火攻法烧毁敌舰，“我苟聚精锐，仓卒乘三更，上流复纵火，巨舰焚纵横，何难尽厥类，歼戮空城埛”（陆嵩《有问贼中事者，诗以答之》）。敌军长于水战，我方要尽力避免水上作战，诱其登陆，围而歼之，“敢抛水棚舍飞舻，百里往还胜可图。空炮悬樯方弃远，包原背陉合摧枯。青塘韦粲沈渊易，赤壁周瑜纵火无”（孙义钧《读史杂感》）。“出水鲸鲵困，登山虎豹雄。用长先诱敌，得势乃论功”（黄燮清《闻浙抚督师海上》）。也可采用骄兵法，“重颓赤帜骄夷帜”（《寰海》后十章），趁其麻痹轻敌之时一鼓而击之。
他们分析了清朝军队战斗力不强的窳症，指出招募征调良莠不齐、缺乏管理和训练的士兵，结果不是驱民至死，就是纵兵为患、临战怯阵、自乱阵脚，危害不浅，“官兵调不足，下令团乡民。乡民习耰，那解刃杀人。应募但游手，本皆椎埋伦。卒闻贼船至，四散奔郊村。因之恣淫掠，荼毒耳忍闻。其中狡黠徒，更利奸夷银。倒戈或前导，溃乱先官军。诛之不胜诛，痛矣将谁论”（陆嵩《感事》）。
黄爵滋在友人即将带兵出征之际，就行营的筹划和管理向他提出了应注意的问题和应遵循的原则，“庙堂夫何为，吁咈咨皋禹。何以决难壬，何以符乐胥？何以绝因循，何以戒莽卤？何以贱金银，何以足仓庾？何以减征调，何以息疾苦？上断下必行，内安外自御。惟动而不居，惟静而有所。惟恒以为规，惟一以为矩”（《海防篇赠臧牧庵从军行一百韵》）。朱琦寄诗给在台湾率军抗英的姚莹，要他注意内乱，防止奸民与英军内外勾结，滋生祸害，“木冈环乱山，野番恒杂处。奸民恣劫略，蛇豕纷蟠踞。滋蔓当预图，番夷渐归附。内乱苟不生，外寇岂足惧”（《纪闻八首》）。贝青乔看到外敌火器之利，建议我方也要多用杀伤震慑力大的大炮，才足以与之抗衡，“千斤重拽佛朗机，破敌全凭一震威”（《咄咄吟》）。
鸦片战争结束后，经世派在痛叹之余，以深远的眼光指出，侵略者贪婪之心绝对不会满足，割地赔款换不到永久的和平，必须积极备战，切不可陶醉于眼前暂时的平静，“魏绛和戎岂息兵，君看唐汉最分明，匈奴累岁窥秦塞，回纥频番逼渭城。自古鬼方须挞伐，即今王土尚承平。素馨落尽花田在，蛋户休悲战鼓声”（张际亮《传闻广》）。
近代经世派不同于乾嘉学者，他们学术的最高理念是“学为政本”或“通经致用”，采取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价值观，具有“为帝王师”或“匹夫而为百世师”的生命豪气。他们诗歌中的学问从古典诗歌的经史考据、用事用典转向务实之学、有用之学，他们把如何消除烟患、如何打击侵略者，以及救危之术、制敌之策应用于诗歌之中，体现出近代诗歌学问化之路从传统深奥的经史之学转向与时事紧密相连的实学，可以说传统诗歌更多的是关注学问中形而上的文化层面，经世派诗歌看重学问中形而下的术数层面。同样是以学入诗，传统诗歌偏重于学理的阐述，近代诗歌偏重于学术的运用。
第四节 洋务派学人的经世思想诗
清王朝延亘到近世，内忧外患交相侵逼，如同一座根基已坏的大厦，“更历千岁，瓦毁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天下士子或“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功”。
曾国藩、郭嵩焘、张之洞等洋务派学人当然属于第三类士人。他们于“清季政治为新旧递嬗之际，亦新旧交争之际，学术同然，新机不可不启，旧统不可不存，乃克变而不失其正”，于是“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悖旧章”，希望施展“经世之略”，实现“利济之志”，为内外交困的封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排忧解难。钱基博说：“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一代名臣，声施四海”，“通经欲以致用。”他们主张“今日而言治术，则莫如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无论学术治术，都要讲求实际、注重实践。
但是，当涉及如何经世、用什么经世以及经世的内容与方向等问题时，曾国藩等洋务派学人与稍前的龚自珍、魏源等经世派有明显的区别。例如：
（1）是“借经言政”还是“恪守程朱”。龚自珍、魏源等人引经据典，是为了“以经术作政论”，“讥切时政”；对经书的解释并不严格要求符合经典本意，在一定程度上还可根据需要而任意发挥。曾国藩等人以理学为经世之具，同时竭力主张要恪守“仲尼之本旨”，“恪守程朱”，不掺私见，对古人经书不能妄加评论。
（2）是“言利”还是“向义”。龚自珍、魏源等进步思想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体现出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观，他们提出“道存乎实用”的原则，他们的各项具体主张也是围绕国计民生而展开的。曾国藩等人体现出重“道义”、轻“功利”的传统价值观，“功利”必须以不违“伦纪”为前提，虽然他们也论及国计民生之实务，如盐、槽、赋税、兵制、河工等，但这些实务都被作为“经世之礼”的附属物，是服从于“礼治”这个中心的。
（3）是“验于今”还是“证诸古制”。龚自珍、魏源等在“经世之学”中反对拘守古代典制，大胆地主张“不必泥乎经史”，他们的经世思想表现出厚今薄古的特点，曾国藩等人则主张今事必须验诸“古礼”而不差，“证诸古制而不谬”，表现出厚古薄今的特点。
所以，道、咸年间出现的经世思潮存在着两个具有不同思想内容、特点和发展趋势的思想流派：一是龚自珍、魏源等人打着今文经学旗号的经世派思想，要求变革、发展，着眼于国计民生问题，追求“富强”实效的经世内容，他们的经世思想符合时代精神；一是曾国藩等人打着理学旗号的经世派思想，以“复礼”为目的，着眼于解决威胁封建统治的“世道人心”问题，致力于“礼治”秩序稳固。他们的思想中也有注重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合理性因素，表现出有限的进步性。
两派经世思想的不同在他们的诗歌中也有所体现。
一、曾国藩的经世思想诗
曾国藩，字伯涵，一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清儒学案》称其“自为经生，研求宋儒诸学，洎通朝籍。覃精义理，兼事考据，深究古今兴衰治乱，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其）经济本于学问，每建一议，策于受事之始，及其成功，一如所言。求才若渴，加以陶镕，中兴名臣将帅，泰半出于所荐拔而造就之。服膺儒先，躬行实践，省察克治，首重不欺。论学兼取汉、宋之长，要之致用。发为文章，起衰载道”。
曾国藩面对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欲力挽狂澜。作为晚清一代巨儒，他认为振衰起弱的途径应从学术人心入手，力图将学术与治术、事功贯通起来，《清史稿》也云“国藩事功本于学问”。但他并不沉溺于心性之谈，而是着意于实行、实功、实用。他一再强调，无论是治学还是治国，都必须“不说大话，不说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他的诗歌中也体现出他的这些思想。
曾国藩的一些诗歌揭示出清王朝的种种社会危机和衰败之象。如《咏史五首》（《诗文集》卷1）：“功高而不赏，谣诼来青蝇。吴起泣西河，伏波触炎蒸。长城讫自坏，使我涕沾膺。”表达了清朝政府内部矛盾重重，互相攻讦，互相倾轧，陷害忠良，自坏基业。“长星十丈余，白日堕霾雾。翾飞逐醪毂，燕雀尔何哄？”痛惜贤良之臣被逐被害，而操纵大权、炙手可热的一班人物却得意忘形；“万物盗天地，岂况鼠在仓。木大忽颠揭，所食与俱亡。”指出贪污腐化成风，动摇了国家根本；“人心有激宕，天意方洞。无辜或于罹，有罪覆解纵。九关森虎豹，阔越不可讼。”哀叹政治的黑暗与腐朽，人们不堪忍受，只能奋起反抗；就在国内千疮百孔之时，西方侵略者携带着鸦片，以铁舰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国人惨遭蹂躏，“逆夷昔烂漫，兵甲御南东。杀人饲蛟鳄，大海为之红”（《送黎樾乔侍御南归六首》，《诗文集》卷3）。
他的一些诗歌表达了学问离开实用，就是无用之学；士人如“通经不达时”，就是腐儒的思想，“迂腐讥《渊骞》，空疏讪商偃。前者激波澜，后者恣斗很”（《丙午正月二日作》，《诗文集》卷3）。他耻于徒事辞章之学，“镌章琢句寻常事，激烈心情绝可怜。今日词臣段颇牧，古来豪士出幽燕。……莫藉文章追往哲，要凭肝胆报皇天”（《书边裒石诗集后二首》，《诗文集》卷4）。他甚至有点偏激地说：“男儿读书良不恶，乃用文章自束缚。……丈夫求志动谓莘，虫鱼篆刻安足尘！贾马杜韩无一用，岂况吾辈轻薄人”（《感春六首》，《诗文集》卷3）。他希望天下士人能潜下心来，研求实务之学，“廿年深究齐民术，一卷新呈水利书”（《送唐镜海先生九首》，《诗文集》卷4）。
曾国藩的诗歌与清代传统的学人之诗相比，呈现出两个不同的特点，一是以专门学术入诗的情况很少，尤其是乾、嘉诗人最喜欢的金石考据诗在他的诗歌里极少见（翻阅他的诗文集，仅有一首考据诗《太学石鼓诗》，一首述学诗《题俞荫甫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后》）。这说明他的诗已不同于乾、嘉学人之诗，表现出向抒情言志的方向回归的倾向，以学人身份作诗人之诗。二是他的诗歌阐发了经世思想，却不像经世派诗歌阐述经世的具体方案、方法和途径，也没有经世派诗歌的谯怒疾呼之音以及随之而来的匆忙、率易、肤浅、粗糙的缺陷，他的诗歌具有政治家雍容不迫的特征。
二、郭嵩焘的经世思想诗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光绪初，召授兵部左侍郎，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出使英、法两国，以病乞归。尝以海外诸国非挞所及，当深思因应之宜，力戒宋、明纷呶，以弭近忧，而宏远谟。其与外人交，一持公诚，屏矜气，归于和，剂于应，辩难者仍直争，西人咸敬服焉。光绪十七年（1837）卒于家，年七十四。在里主讲城南书字兼思贤讲舍，启迪后进如不及，尤以扶植善类、奖拔孤寒为己任，学者称养知先生。
郭嵩焘的洋务思想是他经世思想的主要内容。他对魏源《海国图志》赞不绝口，称其“考览形势，通知洋情，以为应敌制胜之资。其论以互市、议款及师夷人长技以制夷”。郭嵩焘处理洋务力求“通古今之变，尽事理之宜”（《彭笙陔〈明史论略〉序》，《文集》卷6），他清醒地看到“与洋人交涉已成终古不易之局”（《致沈幼军制军》，《文集》卷11），中国应该知情、顺势、依理来处理外交事务。所谓“情”，就是实事求是地考察洋情、掌握洋情，“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他认为“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因此与这样的对手打交道，必须谨慎从事，“处之不得其法，则议论繁多，变故滋生，往往小事酿成大事，易事变成难事，以至贻累无穷”。所谓“势”，是指世界和中国的基本形势，以及根据客观形势所应采取的策略方针，“势者，人与我共之者也。有彼所必争之势，有我所必争之势，权其轻重，时其缓急，先使事理了然于心”。郭嵩焘吸取历朝经验，强调审度国势在对外交涉中的重要性，“中外之相制，强则拓地千里，可以战，可以守，而未始不可以和……计战与和二者，因时度势，存乎当国者之运量而已”。所谓“理”，就是按条例规则办事，以理待人，“理者，所以自处者也。自古中外交兵，先审曲直。势足而理固不可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而折之”。郭嵩焘指出在对外交涉中，必须考求“事理”，可以理折服洋人，维护国家权益，因为“夷狄之民，与吾民同”。在“情”、“势”、“理”兼顾的情况下，郭嵩焘提出了和平外交的方针。
郭嵩焘慨然有用世之心，“片云飞堕楚册孤，尽有游谈佐庙谟。白日当关骄卧虎，西风横笛感啼鸪。树榆何必输安国，细柳宁闻任亚夫？历代规模谁得失，空传怀疏起雄图”，“麒麟高阁妙图形，端拱甘泉接万灵。兵甲再施元圣略，车书一轨百年型。宋明局势真旋踵，董贾经纶欲哄廷”（《苦雨四首》，《诗集》卷11）。“张骞持节出河源，一见端应胜万言。空使徐严夸论策，几闻颇牧静边藩？幅员茫昧成窥井，风雨栖迟好闭门。百尺高松无恙在，只应长对阮公论”（《和眉生见赠四首》第二首，《诗集》卷11）。
他对清朝政府的外患有着清醒的认识，“两载悉西虏，悬军碣石开。虎狼深内地，鱼鸟上边台”（《寄唐孝廉治江南》，《诗集》卷2），“旅獒不入王都贡，坐见烟尘四海青”。他尽管提出了和平外交的思想，但是对清政府一味妥协西方侵略者表示担忧，对热衷于妥协的误国之臣十分不满，“和戎魏绛岂疏虞”，“复道金缯归浩劫，枉从狐鼠乞残生”，“森严门限谁摧坏”（《出都杂感》，《诗集》卷2）。战败之后，他认为必须吸取过去疏于防备、临敌惊慌失措的教训，以警醒的语气说：“今日当关戈甲偃，补牢虽晚未嫌迟”（《丰乐镇书壁六首》，《诗集》卷2）。“灌门一夜千樯集，螟驾白浪高崔嵬。岛夷贡纳阻一水，崖水荡荡谁所开。岂无牧令驱除力，征兵十道何有哉！海门烽火诸城逼，当官惨淡无颜色。庙堂深意且招徕，逡巡恣彼窥门阈。雕弓锁甲足侯要，小邦亦古子男国。万一天纲有凋瘵，君须走马前杀贼”（《送吴英樾之官浙江》，《诗集》卷4）。并对防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昔游越巂间，西师难初构。灌门事反复，熛至帆樯凑。转深掠崖山，石火裂穹岫。更闻闽与粤，万舶奔飞溜。昭昭睹天狼，有弧不及彀。须防章武郡，中国屏藩旧。廪廪河东公，屹立慑强寇”（《寄呈陆方伯建瀛》，《诗集》卷3）。他指出要加强长江口及京津等要害地区的防卫，以防事发突然，措手不及。
他认为在当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容忍为要，不宜和他们开战，只有待日后强大了，才能对西方侵略者强硬，“岛夷有要约，朝野气徒结。阴谋展时日，濡忍用此诀。冥行四十年，国耻谁能雪？建武运中兴，北庭请诣阙。班掾议酬答，稿草并论列。岂无应对才，发言能屈铁”（《苦雨四首》，《诗集》卷11）。对外政策的制定要深谋远虑，不能迂腐呆板，“西法争新巧，深机在远交”（《左恪靖侯挽词》，《诗集》卷14）；必须“端须持尺寸，权量及琐屑。宁为世俗訾，或幸资补缀”（《颜贞女诗》，《诗集》卷14）。
郭嵩焘对内乱也有很清醒而又深刻的认识，尤其是针对太平军起义的原因及镇压措施，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弊政多端、民不聊生是太平军起义的根本原因：“汉家稗政固多端，祸起黄巾一局残。江路经年犹燕处，钟山终古失龙蟠。枕戈有暇筹防御，厝火何人策治安？君看烽烟传小警，长途飞檄浩漫漫。”指责一些地方官没有吏治理财之能，徒知搜刮民脂民膏来完成国家赋税，致使百姓无法安生：“诏书宽大惜黎元，谁识军兴耗费烦？经国要谙《盐铁论》，拜官先失政刑源。锥刀析利徒为扰，闾里输忠未敢论。他日庙谟诛卜式，论才终愧汉公孙。”他认为朝廷要招募的不是不顾大局、拥城自保者，而是敢于出击、为国建功者：“婴城苏峻原无策，临敌王恢亦是才，要识奔堤缘蚁穴，岂闻下诏觅龙媒”（《感事四首》，《诗集》卷5）。痛斥不知国之安危、一味献媚取宠者，“交口诵升平，人人尽伊吕。刘向条灾异，鉴往如列炬。转石与拔山，持论徒毛举”（《苦雨四首》，《诗集》卷11）。
郭嵩焘主张培养新式人才，以实学取代虚文。他鉴于“捐例广开，人尚虚浮，士鲜实学”，呼吁“方今要务，莫急于崇尚实学，振兴人文”。他对清政府的官吏任用选拔制度颇为不满，认为如此选拔出来的人只会摆架子，只会争吵空谈，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人才奔凑千途进，世局喧阗一曲终。意气凌人真作剧，抟沙斗草走村童”（《和眉生见赠四首》之二，《诗集》卷11）。他认为仕途之人，才干须能治理社会，能经营一方，“古之求仕人，实资驾御才”（《送王待聘归湘乡兼寄曾九弟国荃》，《诗集》卷4）。如果没有经天纬地之才学，纵功名有成，也是迂腐懦弱之人，“丈夫不学纵横术，掇拾卿相疗寒饿”（《胡云璈〈屺瞻图〉》，《诗集》卷3）；“世俗急荣名，空腹如瓠壶。徒闻磊落士，皓首笺虫鱼。虽得一命荣，讵使心胆舒”（《不洪君题其大父吴兴守〈著书图〉》，《诗集》卷4）。他痛批空谈误国之人，“读书不适用，不如手一壶。哆口陈危言，徒为史传巫”（《程定甫先生〈秋夜读书图〉次王益吾韵》，《诗集》卷14）。他看不起徒事辞章之学的人，“只如文章一小伎”，“谁能探本笃经术”（《送汪太史廷儒使毕还朝》，《诗集》卷3）。赞扬了“或叙经典，或明政术”的学者，“王符高论在，或许续《潜夫》”（《奉简陈信州五首》，《诗集》卷3），“王符近有《潜夫论》，与子同为磊落人”（《与黄太史彭年》，《诗集》卷4），“读书用世政须此，莫倚著述藏名山”（《王君〈读书图〉陆员外钟汉属作》，《诗集》卷4），“生平一寸心，六经手耘锄。博采经济资，泛滥晃董余。龂龂陈水利，足备河渠疏”（《为洪君题其大父吴兴守〈著书图〉》，《诗集》卷4），“纵横王会图中见，天下车书自一家”（《赠越南使臣阮臣懦夫侍郎》，《诗集》卷11）。尤其是国家民族处于危难关头，更应讲求拯世救危之策，而不是空谈，“时艰文学论盐铁，生计人家树薤榆”（《次韵魏弼峰见赠二首》，《诗集》卷14）。
郭嵩焘的诗歌总体上呈现出传统学人之诗转向“新版”学人之诗的过渡状态。他的诗歌不具有乾、嘉学人之诗的风貌，在他的诗集中没有纯粹的学问诗，只有《邹见岳太仆〈嘉靖壬戌会试朱卷〉诗为邹资山作》（《诗集》卷10）、《河伯潭》、《磊石山》（《诗集》卷13）等几首学问化程度较深的诗。他说：“予自三十六七以来，遂废诗文之业，盖谓今之诗文者，徒玩具耳，无当于身心，无裨于世教，君子固不屑为也。”（《诗集》自序）这固然是传统学人轻视诗文的观点，但也体现出他的经世思想。
1877年，郭嵩焘被清政府任命为驻英法公使。然而身处异国的他并没有被异域文化所吸引，诗集中没有一首反映近代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民主制度和历史文化的诗歌，只有两首描写异国的景物诗：“客行国万八千里，忽忽移居咫尺间。天地容身无碍小，人禽争食只求顽。九衢车马奔成海，万户云烟叠似山。小作迁家高处住，支窗容我一开颜。”（《移居》，《诗集》卷12）“细碎风声昨夜闻，晓寒轻幌缀冰纹。鸠呼日出朝烟湿，鹊踏枝翻细雨纷。忽忆妙高峰顶雪，招来岳麓寺前云。殊方岁晚真无奈，取次颠狂借酒醺。”（《早起见雪喜而作》，《诗集》卷12）这说明郭嵩焘的诗学思想和视野还远没有跨入“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的“新版”学人之诗的行列中。
三、张之洞的经世思想诗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清儒学案》称他“实事求是，师汉儒；检束身心，师宋儒。尝谓先博后约之教，孔、孟所同，故鸿才硕学，博术群书，而宅中官运亨通正，操履笃实，终身不懈”，“合汉、宋、中、西，以求体用兼备之学。规模闳远，轨辙可循，虽时势所趋，未必尽如其志，守先待后者，所当奉为龟鉴也”。
张之洞早年以清流派自居，“志士岂自见，动与艰危寻。竹箭无曲枝，卷葹多苦心。白日有覆盆，刳肝诉九阍，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送冯竹儒焌光赴湖北入益阳胡抚部幕》，《诗集》卷1）。他对晚清天灾兵燹相乘的时局深有感触，“赵北方忧水，河阳尚用兵”（《南归道中作，时怀庆被困，讷督部尔经额恩、尚书华胜、饮差保托、将军明阿李抚部僡合兵援之》，《诗集》卷1）。对国人耽于安乐、无视危机、文恬武嬉、腐败丛生、终成大乱深表忧虑，“刁调青末，终致沙石飞。嵬金堤高，安知蚁穴危。清晏五十年，养此氓蚩蚩。文吏吾公醉，武卒市人嬉。江南信可哀，河北守者谁？势欲括赤县，与之作潢池”（《哀时》，《诗集》卷1）。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清政府怯弱无能，一味妥协担心不已，“海水群飞舞蜃螭，甘泉烽火接令支。牟驼一旅犹言战，河上诸侯定出师，地孽竟符苍鸟怪，天心肯使白龙危？春秋王道宏无外，狭量迂儒那得知”（《海水》，《诗集》卷1）。
张之洞早年属于援引经旨，放言高论，不免流于空疏的清流派，中年以后转变为师夷长技、实业救国的洋务派。有两个因素促成了他的转变：一是任山西巡抚时接触了李提摩太，二是甲申战后被坚船利炮打醒。如果说前者是引子，那么后者就是关键。对于张之洞思想上的这一巨大转变，其幕僚辜鸿铭分析得非常透彻：
当时济济清流，犹似汉之贾长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为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
中法战争期间，他负责筹饷购械，捉襟见肘，艰难万端，深刻体味到了仰人鼻息的艰难：
去年各省设防以来，所购军火不下数百万金，而良粗不齐，且损重费；甚至居奇抑勒，借口宣战，停运截留，种种为难，令人气沮；其运脚、保险、行用等费扣至四五成不等。仰人鼻息非长策。（《筹议海防要策折》）
张之洞的洋务思想在他的《连珠诗》里有所体现，第二十六首云：
乞火不如取隧，寄汲不如凿井。求己胜仰人，劳暂逸乃永。婴儿在人掌，待乳存徼幸。贫士衣中珠，未索自不省。世人志在偷，不好精进猛。齐景但出涕，赵孟惟顾景。亦如士为学，剽窃非修绠。谋国计久长，岂得饰清净。国与天地立，众醉须独醒。吾闻周易象，自强为要领。（《诗集》卷3）
袁昶谓此章乃“言天积气而成刚，士积精而自强，国积贤而道昌。必终日乾乾，终夕惕惕，以自强不息为要领，然后可与图治”。意在强调自强的重要性。前文提到中法战争时，张之洞负责购买洋枪洋炮，受人制约，每多掣肘，正如婴儿在人掌，有没有奶喝自己说了不算。所以张之洞强烈地感受到国家要强大，靠外来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求己胜仰人”，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有潜在的能量，就像贫士衣中之珠，而如何利用衣中之珠来致富，就要戒除懒惰之心，从根本做起，勤为砥砺，以长久为计，那么终会有所成。
《连珠诗》第十四首：
越人衣文蛇，代马依北风。习俗尚各别，礼乐岂苟同。声教化所始，非类神所恫。病吟不改舄，囚操不移钟。文轨古自一，皮卉今交通。胡缨与蕃乐，汩乱安所终？物曲虽博取，王制乃常宗。许孱乘荆车，鲁殃作楚宫。读书叹微管，适野忧其戎。能严内外辞，方有膺惩功。吾闻白太傅，华声讽乐工。（《诗集》卷3）
袁昶谓：“此章言《小雅》道缺，四裔交侵，外侮之来，乃内蠹有以召之。”其实这首诗表达了张之洞对待西学的态度，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物曲虽博取，王制乃常宗”，谓可以学习外夷的器物，不能学习他们的文化。“许孱乘荆车，鲁殃作楚宫”，谓学习外来事物如果丧失自我，化于夷而不能化夷，必会带来祸患。张之洞还认为要尽快培养精通洋务的人才，熟悉国外情况，才能更好地与西方列强沟通，“故知能道胜要盟”（《赠日本长冈护美三首》，《诗集》卷4）。
张之洞反对空谈，强调要有真才实学，经世济用，“士贵知道要，不在夸多通”（《连珠诗》，《诗集》卷3），“空谈吏治兔园流”（《唐明皇》，《诗集》卷4）。士人当求济世之学，读经世之书，“问君据案读何书？乃是黄帝太公之阴符。神州如沸何人责？作此寂寂真非夫。既不羡贱儒科名吓腐鼠，复不为才人诗酒斗龙虎。纤美仪容何害崔伯深，纵横大略谁识陈同甫”（《卯金子行赠姊夫刘伯洵》，《诗集》卷1）。他看不起徒事辞章的文人，“宋玉景差无学术，仅传词赋丽千秋”（《屈大夫祠》，《诗集》卷2），“亦如文章士，苦心自抽缫。究竟归幻灭，何补人一毫。造幽和已滑，极绚精必遥。人赏等玩物，不尝如风飘。老聃薄虚车，扬雄悔刻雕。空怜投溷贺，复笑秋虫郊”（《连珠诗》，《诗集》卷3）。
他所景仰的古人都是些经世韬略之士，如“辞达风清两义均，轻缣大练济时臣”（《读史绝句二十一首》，《诗集》卷4）的张九龄、“手扶日月起泥涂，刀笔谁能薄吏胥？坐拥神皋建宗稷，先争始计在图画”的萧何、“一椎已竭孤臣力，三略终成帝者师”的张良、“少学申商强受经”的晁错、“定策功高”（《咏古诗》，《诗文集》卷9）的霍光。肯定了当世身怀韬略的人，如赞扬喜好讲求兵事的吴子珍“文澜不取归熙甫，兵略时同魏默深”（《挽同年吴子珍》，《诗集》卷1）；表彰对内精于吏治，对外能出谋划策的袁昶“七国连兵径叩关，知君却敌补青天。千秋人痛晁家令，能为君王策万全”，“民言吴治无双，士道文翁教此邦”（《过芜湖吊袁沤簃四首》，《诗集》卷4）；旌扬颇有韬略的柯逊庵“不辞霜鬓与灰心，庙略坚强挽陆沉”（《六十九岁生日，柯逊庵中丞赋诗为寿，惭惶感叹，奉答二首》，《诗集》卷4）。
他所作的《连珠诗》（《诗集》卷3）是其经世诗最集中的表现。
第一首言当政者如无远虑，必有近忧，“贤惜没世名，圣为百世谋。宣尼日栖皇，公旦思绸缪。天高可倚杵，海深或断流。阳乌畏仰射，六鳌防垂钩。吾闻尧与舜，日为天下忧”。袁昶谓：“此章戒处高位者，无事时盘游怠敖，必至于酿乱。故明君良相常制治于未乱，曙戒于几先。”
第二首谓国家选取人材要以德为先，品节败坏的人为害性愈大，“相士贵取节，非谓根本伤。菀集枯则背，饥絷饱且飏。其始受操纵，其终不可量”。
第十首劝当政者去严刑而从简政，“作圣容为本，用晦明之符。坐照有心镜，象罔得玄珠。隋文好聪察，肘腋忘独孤。怀君辨白马，无救国为墟。王道如春台，亡国如秋荼。法烦乱愈生，徒快巧吏胥。救国且不给，安问宏远谟。吾闻史公书，汉兴由破觚”。
第十一首告诫当政者以勤政为本，耽于宴乐必将不思进取，“酖毒生宴安，善心出劳苦……吾闻周公旦，无逸戒圣主”。
第十五首认为国家用人必须谨慎稳当，切不可重用空谈无当、纸上谈兵者，“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兵系国存亡，将系民生死。书生好大言，法吏多吝鄙。刘秩陈陶覆，吴隐广州委。谡才蹶街亭，琦贤挫好水。军容唐掣肘，言路明閧市。罢镇归郡县，宋气不能起。能兼文武才，翁归世无几。老马识径途，老卒知营垒。吾闻汉高皇，哀歌思猛士”。
第十八首言当政者当剿抚并用，恩威相加，刚柔相济，“君子有卷舒，帝王有弛张。南越绥以柔，匈奴克以刚。李煜驯而灭，仲谋抗而王。度德为进退，相时为行藏。洪范陈皇极，极以中为纲。吾闻孙思邈，智行兼圆方”。
第二十五首言当政者应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三人成市虎，一里能挠椎。习非可胜是，志士之所悲。无端亦无末，徒以戾俗訾。蒙深谁能击？复穷凶在迷。黠者诈不汗，愚者悍不思。饱食百无事，但为哆口箕。既有盈箧谤，岂无投杼疑。可使童生角，能变素为缁。以此理乱枢，供彼谈笑资。任贤贤必摇，举事事必隳。讹言既莫惩，国事遂阽危。不信嗃嗃多，救药无所施。吾闻《小弁》篇，君子舒究之”。
第二十七首言当政者当有容纳百川的胸怀，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良医之门多病人，隐栝之门多曲木。能者用其能，老死犹不足。龙蛇尧阶儆，驵盗孔门育。天意主仁闵，圣政哀惸独”。
第二十八首言当政者要恩义并施，宽严有度，“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痴不聋，不能为公。家国虽有别，恩义贵得中。正位称严君，嘻嘻以吝终”。
第二十九首言当政者贵在才无大小，能人尽其用，用尽其能，“造父无马无所见其能，羿无矢无所见其巧。不患国无人，有贤不知宝。有不得其用，用不尽其道。掣肘作书难，狐搰成功少。廉颇弃异邦，乐毅不自保。信陵徒饮酒，屈原空起草。虞卿著书穷，荀况作赋老”。
第三十一首言当政者平时要广施仁政，惠及万民，才能国治民安，祸乱不生，“王道利万民，惟在因自然。吏良若慈父，不必读法烦。政平若雨泽，不必煦沫怜。劝桑拔民茶，劝农蹊民田。清丈夺民时，青苗贷民钱。水利拂民俗，保甲扰民眠。不见仓箱溢，但闻冠盖喧。冤狱不能察，罪人施蒲鞭。寇兵不能御，乱后埋伤残。堤防不早筑，灾后施粥饘。有司书上考，闾里减炊烟。虽或胜贪饕，实足长巧奸。吾闻刘子政，去害马自全”。
第三十二首言当政者要克己勤俭，清心寡欲，“人君思恤民，莫如先寡欲。鷇食与鹑居，镇以无名朴。汉文履革舄，宋仁惜羊肉。所省能几何？克己为化俗。务观民废业，贵珍吏贪黩。木铎何人听？戒石何人读？夜饮国失日，求仙巫蛊伏。上好下必甚，有如景响速。谅哉为君难，不得稍快足。无怪石户农，甘心辞黄屋。吾闻唐开元，身瘦天下福”。
张之洞的诗歌虽然出现了积极的经世思想，但与同时代的维新派学人之诗大相径庭。这从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是晚清以来，随着国门的被迫打开，一些前所未见的新鲜事物纷至沓来，同时一些新名词也随之而来。于是，很多诗人笔下纷纷出现新名词。即使如陈三立这样的旧派诗人，其《散原精舍诗》中也出现了大量的新名词，比如“安得神州兴女学，文明世纪汝先生”（《视女婴入塾戏为二绝句》）、“家庭教育谈何善，顿喜萌芽到女权”（《题寄南昌二女士》）等。至于“诗界维新”派中的人物如黄遵宪等，其笔下新名词之多更是难以统计。陈三立、黄遵宪都曾在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但张之洞为诗丝毫没有沾染这一风气，从来没用使用过新名词。张之洞提倡雅正，在他看来用这种新名词是不雅的。从汪辟疆《记张之洞》中可以看出他对新名词的态度：
易实甫亦文襄所赏，朝夕进见，靡会不从，后以奉命拟文稿，中颇用新名词，文襄大怒，戒从官：“以后易来谒，毋得通报。”其喜怒有如此者。文襄奖新学，而喜旧文。又一日见一某君拟件，顿足骂曰：“汝何用日本名词耶？”某曰：“‘名词’亦日本名词也。”遂不欢而散。
张之洞的诗歌中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识，他于西学并非全然外行，未曾涉猎，其诗歌却极力排斥西学，即使诗笔涉及域外，如《俄国太子来游汉口，飨燕晴川阁，索诗索书，即席奉赠》、《希腊世子》、《赠日本长冈护美三首》、《送沈乙庵上节赴欧美两洲二首》等，也依然不见域外思想。这种诗如果是黄遵宪等人写起来，肯定是驰骋西学，满纸新名词。
二是张之洞的思想秉承传统的儒家思想，对有悖于儒学的“新学”难以接受，在《学术》一诗中他写道：“理乱寻源学术乘，父雠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并自注道：“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诗集》卷4）这决定了他的诗歌不可能突破传统诗歌的畛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