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晚清新版“学人之诗”概述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依其产生来源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由传统士大夫营垒中分化而出，这一类占近代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另一类则基本上由新的资本主义文化培育而成，这一类在近代知识分子中为数不多，本文不作详细讨论。
由传统士大夫营垒中分化而出的士人，自光绪中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出现在政坛以后，影响进一步扩大。道、咸时期，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和实务之学对近代思想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维新变法运动的领导者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回顾当时的情况说：“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而二子皆治今之学……而我思想界亦自兹一变矣。”他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梁氏之师康有为于光绪十六年（1890）与四川公羊学专家廖平相晤，深受启发，想借今文经学以议政，告门人陈千秋及梁氏以孔子改制之旨，以西欧进化论学说与常州今文学说相杂糅。
近代中后期的学术除了受道、咸时期今文经学和实务之学的影响，最大的影响还是来自于西学东渐。所谓“西学”，即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主要是指文艺复兴以来以科学与民主为基本精神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欧美文化。
首先，以马礼逊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揭开了近代西学东渐的序幕，他们一方面言传身教西方近代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又设立出版机构，如上海的墨海书馆、广学会等，出版中文书籍和期刊，在宣扬宗教之余，还介绍了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知识。这些在今天看来很一般的知识性的介绍，在当时却是十分新鲜和吸引人的，它们不仅受到一般人的欢迎，就连当时的大学者魏源、徐继畬、梁廷楠等人在他们编著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合省国说》中也多次引用了这些书籍中的资料，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黄庆澄等对伟亚力与李善兰合译的《谈天》赞不绝口。
西方传教士的出版机构中有许多中国学者直接参与了西书的译印工作，如李善兰、王韬、张福僖、管嗣复等，带动了中国人成立自己的译书机构（如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印西方著作。中国人自己设立的译印机构基本上摆脱了神学的阴影，学术性的目的得到加强，陈洙在《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中将他当时所收的160种译书分成24类，这24类包括史志6种、政治3种、交涉7种、兵制12种、兵学21种、船政6种、学务2种、工程4种、农学9种、矿学10种、工艺18种、商学3种、格致3种、算学7种、电学4种、化学8种、声学1种、光学1种、天学2种、地学3种、医学11种、图学7种、补遗2种、附刻10种。
其次，随着科举考试于1905年被废止，全国主要城市都建立起了新式学堂，许多学子离开旧的私塾转而接受新学，教学内容从四书五经逐步转向了新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封闭式教学逐步转向开放式教学。19世纪60年代，北京、上海、广州同文馆相继设立，标志着中国新式学校得到了统治阶级的认可，新式学堂正式跻身于中国教育机构的行列，并培养出了一批新式学校的人才。下面是1879年京师同文馆所公布的课程表：
首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二年：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条子。
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六年：讲求机器，微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七年：讲求化学，天文历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从这个课程表可以看出，尽管当时同文馆以外语学习和翻译为重，但还要学习自然科学、历史地理和法学之类的功课，这是中国引进西学的一种方式。
此外，北京、上海、广州同文馆还翻译了许多西书，如北京同文馆就翻译了二十多种西书，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丁匙良译的《万国公法》、汪凤藻译的《富国策》、德贞译的《全体通考》、俄文馆学生译的《俄国史略》等。这些译著对于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法律、史地知识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西书的影响不局限于同文馆内的学生，还影响了馆外的社会有识之士，拓宽了西学在中国的影响范围，一定程度上来说比同文馆实施新式教学意义更大。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时遍读各地译出的西书，撰《西学书目表》。该书分三卷，上卷为西学诸书，包括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人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等十三类；中卷为西政诸书，包括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十类。下卷为杂类之书，包括游记、报章、格致等三类。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今以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繁与简，相去几何矣。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认为“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根本救不了国，国家要自强，学子要自立，必须多译、多读西书。
再次，近代一系列抵抗外侵的战争无不以失败告终，引起了士人对西学的注目与思考。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内忧外患，社会危机加深，历史的进程要求学者把视线从古代典籍的训释转移到社会现实中来，并提出挽救社会危机的方案与对策。面对这种现实，长于对儒家经典爬梳考据的乾嘉汉学，其实证精神只能面对文献与古代语言，“载籍极博欠格致，空谈腔子常惺惺”（陈衍《审言见示论诗之作次韵奉答》），对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变革图强显得捉襟见肘，无能为力，遂逐渐走向衰落，时代呼唤新的学风出现。甲午中日战争又以中国惨败而告终，堂堂的“天朝上国”竟败于“蕞尔岛类”，而且败得如此惨重，《马关条约》订得那样苛刻，国人为之震怒，亡国的阴影笼罩在人们的心头。清王朝已臻难以为继的地步，从最高统治者至其中枢机构，以及作为封建统治支柱的海陆两军等官僚机构，莫不于此战中暴露了衰朽的本质。瓜分豆剖的惨祸、亡国灭种的危机沉重地压在中华民族的头上，激起了普遍而强烈的社会愤怒。国人对日本以及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是既愤恨又惊慕，欲驱除却还想看个明白。于是眼光长远的学人开始了对西学的探索，开始阅读有限的西学著作。梁启超在回忆早前接触西学时说：“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话，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原素混合构成的。”
最后，留学生和出国人员成为西方学术传入中国的桥梁，特别是旅日华人（自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留日学生与年激增，到1905年达到高峰）。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众多的维新人士流亡海外，日本一跃成为维新舆论中心。加之日文易识、易学、易译，这一切促成了日文书翻译的热潮，许多西学书籍由此而从日文译本转译过来。旅日华人除了自身浸染西学，学成回国后又影响着周围的一大批人，而且他们创办了出版机构，大量印译西方学术著作。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并不全在坚船利炮，更重要的是他们先进的社会制度、民主政治，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律、教育、哲学等社会科学。因此，学术交流的方向从过去宗主大国的“送去主义”逐步转向落后弱国的“拿来主义”。梁启超在总结当时中国士大夫接受西学的过程时说：“自甲午之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法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之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乙未和议成后，士大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他把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过程概括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个时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个时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这三个时期，即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既是国人在对西学认识上由表层逐渐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西学东渐影响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和阶段。
西学东渐也深深影响着中国诗学。徐世昌在《晚晴簃诗汇序》中说：“海通以后，闻见日恢。三山引舟，八纮置驿。倚衡奉使，梦咏波涛。人境羁宾，集开世界。兰阇唱诺，瘉埜谐声。槎路低徊，莼斋珥笔。能言四裔，散见诸家。兴寓竹枝，目营卉服。轩游履，极迹区寰。捃实摭华，敻焉博物。诗境之新，又其一也。”站在时代前列成为西学东渐弄潮儿的首先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黄遵宪（后有详论）、康有为（后有详论）、梁启超（后有详论）、谭嗣同、严复等维新派学人之诗最早引入西方的新事物、新现象、新思想、新学说，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眺望世界的第一扇窗户。
谭嗣同曾以30岁为界，把他之前研究的中国传统之学称为“旧学”；之后研究的学问称为“新学”，所谓新学就是接受西学以后所研究的学问。30岁这年，他研读了广学会的许多书籍，开始接触西学。他在《仁学界说》中说：“凡为仁学者，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又说：“格致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舆、全体（生理学）、心灵（心理学）四学，盖群学群教之门径在是矣。”谭嗣同的著述《仁学》正如他自己所说：“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天之网罗……然既可冲决，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该书基本体现出他的“新学”思想，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其中所论国家起源及民治主义，实是当时维新派的根本信条。“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
谭嗣同认为“学诗宜穷经，方不为浮词所囿”。他的诗不仅国学功底深厚，“且喜摭西事入诗”，只可惜英年早逝，其“所谓新学之诗，寥寥极希”。
严复“以精英文名当世，潜心于国学，四部罔不探讨，于子学尤深”，亦通晓西学，他认为西学可以启迪民智，消除愚昧落后，改变人们的精神状态。人们的精神状态改变了，发愤自强，变法图新，中国就可以得救。他在《译〈天演论〉自序》中说：
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西学之事，问途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诗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
严复认为西学的精华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和机器制造，而主要在于其思想学说、科学方法及先进的社会制度。他希望通过自己译介的西书，一方面纠正人们对西学精华的误解，另一方面也帮助国人正确了解西学。他说：“复今者勤苦译书，羌无所为，不过悯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等八大“学理邃赜之书”，对西学传入中国作出了很大贡献。胡先骕说他“洞悉宗邦利病原，老怀悲闵世无伦。未须天演开宗派，要向群经起国魂”。梁启超说：“侯官严几道复，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等书，大苏润思想界。”并作诗赞道：“哲学初祖天演严，远贩欧铅搀亚椠。合与莎米为鲽鹣，夺我曹席太不廉。”（《广诗中八贤歌》）
严复的一些诗作反映了他的“西学”思想：
一十九稘初告终，抟抟负地趋大同。神机捭阖纵变化，争存物竞谁为雄。至人先天不滞物，高下体合同张弓。心知斯民致仁寿，何徒食苦师蓼虫。大哉培根氏告我，观物见道冥纤洪。三王五帝各垂法，当其时可皆为功。蚩蚩之氓俾自主，如适洲渚浮艨艟。及其时过仍墨守，无益徒使百弊丛。矧兹天意存混一，异类殊俗终棣通。是时闭拒议自守，何异毛毳当炉烘。履而后艰常智耳，既惩勿省庸非懵。四万万人皆贵种，遂使奴隶神将恫。所以百千亿志士，欲持建鼓挝顽聋。贤愚度量几相越，听者一一褎耳充……
诗中指出世界纷攘变化、“争存物竞”，肯定了古之圣贤适时而变、顺应天下，故能垂拱而治，批评了顽固不化、死守祖宗成法的“顽聋”之辈。
孔门说人性，愚智都三科。其才可为善，著论先孟轲。至今二千载，为说弥不磨。脱若荀卿语，黔首长荐瘥。人当自相食，白骨高嵯峨。岂能若今者，治化方纷罗。以兹推人理，前路知无他。日去禽兽远，用礼贵能和。人皆得分愿，后舞间前歌。自由复平等，一一如卢梭。所忧天演途，争竞犹干戈。藉云适者存，所伤亦已多。皇人未受谷，荆棘悲铜驼。黄炎日以远，涕泪双滂沱。（《畴人》）
诗歌表明作者希望人类社会遵循的是孔孟之道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等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而不是荀子的性恶论和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
严复虽然介绍了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但他对社会如此发展深感悲观，甚至对进化论思想表示怀疑。他还认为自己介绍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意义不大。他在诗中慨叹道：
哲学虽成究何用？徒取造化穷根荄。天演亦何与汝事，吊诡转使人愁猜。（《侯生行》）
汰弱存强亦不能，可怜横草尽飞腾。十年生聚谈何易，遍选丁男作射弸。（《何嗣五赴欧观战，归出其纪念册子索题，为口号五绝句》之三）
世界总归强食弱，群生无奈渴兼饥。茫然欲挽羲和问，旋转何年是了期。（《日来意兴都尽，今日涉想所至，率然书之》）
短垣外缭绕，广袤十里强。网罗极飞走，动植各有疆。仲春遘时雨，蜀黍亦插秧。伟哉造化力，长养赅百昌。生理谅在兹，谁谓劣者亡。吾闻古褉事，所以祓不祥。微生逢揖让，岂复忧祸殃。门户在胶漆，荆棘成康庄。宇宙亦已广。形骸恣放浪。（《癸丑上巳梁任公褉集万生园，分韵流觞曲水四首》之二）
维新派在开展维新改良的政治活动初期接触到了西学，但很肤浅。这种学风对诗界的影响就是“新学诗”的出现。梁启超先生说：“当时所谓的新诗者，颇喜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苟非当时同学者，当无从索解，盖所用者乃《新约全书》中故实也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必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他们在诗歌中大量引用“喀私德”、“巴力门”、“冰期”、“巴别塔”等外来（音译）词，这是“新版学人之诗”之始作俑者，他们以《格致》、《圣经》、西洋历史典故作诗料，将新名词入诗。如谭嗣同的《金陵听说法》：
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
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
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感于巴力门。
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
（注：喀私德，指印度古代之阶级种性；巴利门，指英国议院，均取其音译。）
夏曾佑的《无题》：
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
巴别塔前分种教，人天从此感参商。
再如夏曾佑的《赠任公二首》（选一）：
冥冥兰陵门，万鬼门如蚁。
质多（即撒旦）举只手，阳鸟为之死。
这些诗歌“喜摭拾本西籍名词，入诸韵语，名为开新，实则浮浅生硬”，较喜撦扯獭祭传统诗歌，艺术上确无高下可言，梁启超甚至说谭、夏之诗“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汗漫录》）。但从创新方面而言，这些新名词代表着一种新文化、新思想、新材料，使得古典诗歌由本土而开始面向世界，给沉闷的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或者可以这样说，谭嗣同、夏曾佑等人为了突破古典诗歌的藩篱，不惜以牺牲诗歌的艺术特征为代价，大力提倡创作“新诗”。尤其是谭嗣同，为宣传西学而刻意作“新诗”，据梁启超回忆：“复生本甚能诗者，然三十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汗漫录》）
随着维新派对西学认识的深入，特别是他们被迫流亡海外，耳濡目染后，对西学见解逐渐加深，“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见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盗》）。同时他们周围的羽翼还有在19世纪末离开大陆的留洋学人。西学已成为中国的新学，浸润于西学之中的学人成为中国新一代学人的范式，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劬学甚笃，诗工最深，惜为文所掩”，以诗歌鼓吹新知也是逻辑必然。基于对前期“新学诗”的批评和纠治，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进入了“新派诗”阶段。
他们的诗歌“以经世致用为心，以变革一切为志，写新事，讲新知，用新典，创新体”，“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康有为《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引西学及西方文史典故入中国旧体诗，由于这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和冲突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写作，因而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抒发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游子乡愁，而是对中西文化的历史、现状、未来的感性体验与学理之思考。尽管他们仍以旧体诗这种传统形式写作，但其中所表现的现代眼光和思想情感却是先前所没有的。他们不但意识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要敢于引进西方文明，就是诗歌也要向西方看取，梁启超说：“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于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宋、明人善以印度之意境语句入诗，有三长俱备者，如东坡之‘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之类，真觉可爱。然此境至今日又已成旧世界。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其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
“新派诗”引西方新事物、新现象、新学说入诗主要表现为：
（1）引入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如蒋观云的《卢骚》赞美了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家卢梭的思想：“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梁启超的《举国皆敌我》倡言要敢于接受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世非混浊兮不必改革，众安混浊而我独否兮，是我先与众敌，阐哲理指为非圣道兮，倡民权谓曰畔道”。陈三立的《崝庐书所见》指出民主自由制度造就了西方各国的强盛：“民有智力德，昊穹锡厥美。振厉掖进之，所由奠基址。列邦用图存，群治抉症痞。雄强非偶然，富教耀历史。”
（2）引入西方近现代自然科学思想和发明。他们的诗“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如文廷式的《夜坐向晓》：“遥夜若难明，他洲日方午。一闻翰音啼，吾岂愁风雨！”把东，西两半球昼夜相反的“新”知识引入诗中。严复《何嗣五赴欧观战归，出其纪念册子索题，为口号五绝句》第三首曰：“洄漩螺艇指潜渊，突兀奇肱上九天。长炮扶摇三百里，更看绿气坠飞鸢。”言欧洲之战有潜艇、飞机、炮弹、毒气弹，杀人之剧远胜于冷兵器。
（3）引入国外的风景名胜和风土人情。黄遵宪的诗歌“开卷盖如入文明之国，至其境而耳目益新，抵其都市，游历宫廷，过其府舍，无一不新者。察之，则政政毕立，而创因见焉；事事毕举，而疏密见焉。即其治象，其国度之高下，可得而言矣”。他的《日本国志》诗对日本“民俗、物产、国政、人才，瞭如豁如，如家人子自道其家人生产也”。康有为“戊戌遘祸，遁迹海外，五洲万国，靡所不到，风俗名胜，诧为咏歌”（《南海先生诗集自序》），他有大量诗篇描绘了欧洲名胜名都。潘飞声出南洋，泛印度，渡红海、地中海，入罗马之国，登瑞士之门、波臣所宫、鬼母所宅，皆汇行卷，所作诗歌具浓厚的异域风情。
（4）引入西方历史文化。梁启超的许多诗歌赞美了海外他国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如《举国皆敌我》：“君不见苏格拉底瘐死兮，基督钉架，牺牲一生觉天下！以此发心度众生，得大无畏兮自在游行。”再如他的《广诗中八贤歌》：“哲学初祖《天演》严（严复），远贩欧铅搀亚椠。合与莎米（谓莎士比亚与米儿顿）为鲽鹣，夺我曹席太不廉。”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等详细介绍了日本的历史，特别详细描述了日本维新派通过武装暴动推翻了幕府的腐朽统治而走上改革图强之路。王国维则将叔本华、康德等人的哲学、美学思想引入诗学研究和诗歌创作之中。
（5）引入反映外国思想文化的词汇用语。所用的新词汇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天演名词，如竞争存、劣败、竞存、竞生存、天演、争存理、竞争、物竞、劣灭优兴、竞争以存立、强者生存弱者仆；二是社会科学名词，如自主权、合群、自由、共和、平权、代表、奴仆性、专制、群公义、主权、民权、国权、联邦、尚武、平等、独立、民主、革命、党派、群力、热潮、民约、男女平权、政府、冒险、自立、铁血、国防、公理、团体、智种、目的、精神、世纪、宗教、社会、思想、文明、消息、学科、脑性、野蛮、哲学、基础、智力、交通、脑筋、法律、问题、过渡、哲学家、进化、归纳、学会；三是自然科学名词，如以太、无机、日力、格致、思力、光力、爱力、微生物、磁铁、铂金、浮力、电火、视差；四是人、物专名，如拿破仑、华盛顿、哥仑坡、释迦牟尼、耶稣、谟罕酞德、苏格拉、卢骚、卢孟、太平洋、亚欧、欧美、远东、北极、南极、澳大利、俄罗斯、亚刺、埃及、渡兰、哥士、欧洲、东亚、麦西、黑海、北美洲、支那、赤道、雪梨、希腊、星球、恒星、行星、半球、铁道、火车、电线、汽笛、梳会、科葛米纳、芦丝、俾士麦克、玛志尼、圣军。
以新学入诗，反映西方新事物、新世界的作品，大量存在于以维新派为代表的诗界革命同人的集子里。黄遵宪之友胡曦所作《火轮船歌》为七古长篇，比黄遵宪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的《今别离》要早16年。许承尧的《疑庵集》中有《言天》诗，论光线同一、原质同一、灵魂同一之理，《灵魂》则谈论脑的作用。樊增祥的部分诗作反映了西方新学说，同时也以新名词入诗，如“世界竞争天择少，虚空圆转地球多”（《续咏柳絮》之五），“国际尽多中立地，个人都入自由天”（《倒叠前韵》）。文廷式的《谈仙诗》论“木乃伊”等保存尸体不朽之理，他还有《俄罗斯大彼得》、《法兰西帝拿破仑第一》、《美利坚总统华盛顿》，又有五绝《夜坐向晓》，表达对西方政治的向往，以及以先知觉后知为己任的心志，既有新理想，又融进了新的科学知识。夏敬观有《今子夜歌》、《自虹桥路驰车西新泾，遂登疗养院楼》、《杂兴五首》、《夜起闻罗马钟声》等作品写新文明、新事物。总之，这一派士人低者“喜摭拾西方史实、科学名词，融铸篇章，矜奇眩异”，高者则能“融铸中西哲理，运陈入新，风格不失其旧，思致务极其新”。
还要说明的是早在诗界革命以前就已经出现了以国外新事物入诗的情况。明末清初，随着海外文明的渗透，国人开始了对西方的关注，有些诗人已开始在诗中讴歌那些新异事物，如屈大均在《澳门》六首中描写过外国人的生活，还写到了望远镜。而康熙朝诗人孙元衡的《赤嵌集》、尤侗的《外国竹枝》对海外风土物产的描写尤为广泛。后来阮元也写过《望远镜中看月》，表现了他对近代天体知识的了解。胡天游还写过《海贾篇》，叙写了海上通商。而舒位则写过《鹦鹉地球歌》，描写了想象中的澳大利亚风光。但这些早期写海外新事物的诗歌是在用诗歌“志怪”，还不具备学理意识，不能与维新派的新学诗相提并论。
朱自清先生说：“近代第一期意识到中国诗该有新的出路的人要算是梁任公、夏穗卿几位先生。他们提倡所谓‘诗界革命’；他们一面在诗里装进他们的政治哲学，一面在诗里引用西籍中的典故，创造新的风格。”严迪昌先生说他们的诗歌读起来仍有种以“‘新学’入诗，是学人诗新版本的感觉”。
第二节 黄遵宪首辟境界的“新学”诗
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人。1876年中举人，第二年就随何如璋出使日本。1882年，奉命赴美国任旧金山部领事。1889年，随薛福成出任英、法、意、比四国大臣，黄遵宪任驻英二等参赞。1891年，离英赴新加坡做总领事。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为张之洞奏调回国。
他这近二十年的外交生涯“周历大地，略佐使轺，求百国之宝书，罗午旁魄，其故至博以滋”（康有为《日本杂事诗叙》），使黄遵宪较早、较多地受到了海外文化的影响，加深了对世界形势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了解，饱尝异国的自然风光，领略到了西方光辉的历史文化、文明的政治制度以及先进的科学成就，形成了比较开阔的世界性眼光。他接触了日、美、法、英各国政治制度，尝“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知太平世必在民主也”，因此主张“奉主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乃其成功，则君权民权，两得其平”。所谓民权，实际就是绅权。他的维新途径是以一省为全国倡，官僚与士绅相结合，培养人才以救时艰，所以他赞同康有为变法之说。但他又以为“顿进难求速效，不若用渐进法”，“使群治明而民智开，民气昌，然后可进以民权之说”，“至于议院之开高，今日尚早尚早也”。又因为“身在宦途，尤畏弹射”，于时论稍激进的“亦以为骇说”；以为救死之方“当避其名而行其实”。这些主张显然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但其晚年的政治思想还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对革命也不是绝对排斥，甚至说“再阅数年，加富尔变而为玛志尼，吾亦不敢知”了。
黄遵宪的学术著作以《日本国志》最为有名，是他苦心经营之作。全书共四十卷，为典制体的日本史。他想通过此书叙述日本明治维新“百务并修，气象一新”的现实，给清政府的改良提供借鉴。全书分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等十二志，详今略古，记述了日本历史的沿革及明治维新。征引资料丰富，采书二百余种，是当时中国人所撰日本史中最为全面、最为翔实的一部史书，对研究和了解日本的历史有重要的价值。在书中他对好谈古义的保守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检昨日之历以用之今日则妄，执古方以药今病则谬”（《自叙凡例》），主张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来发展民族工商业。他看到中国“君尊而民远”，“竭天下以奉一人”（卷17《食货志》）的封建制度弊病，主张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在军事上，面对西方“列国弱肉强食”虎视眈眈的局面，认为“非练兵无以弭兵，非备战无以止战”（卷21，《兵志》），主张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以抵御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在文化上主张改革文体，普及文化，“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卷33，《学术志》）。此书体现了黄遵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为后来戊戌变法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其他学术思想方面，他也有不少新的见解。论宋学、汉学，认为宋人义理、汉人考据都是无用之学。论保存国粹，认为“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论孔教，认为“儒教不过九流之一，可议者甚多”，而劝梁启超“倡方排击之无害”，反对康有为之尊孔子为教主。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借西学以强国，“近年欧罗巴，兵法盖无匹。广轮四海图，上下千年籍。择长以为师，悉命他人译”（《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亲王》，《笺注》卷3）。在《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中，诗人又提出“欲为树人计，所当师四夷”（《笺注》卷3），更表现了诗人开放的意识。这比起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又有了明显的进步。他心目中的强国蓝图是：“攘夷复尊王，佥议以法治。立宪定公名，君民同一体……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病中纪梦述寄梁任公》，《笺注》卷11）这些进步思想在当时中国明显带有近现代化的超前性。
黄遵宪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学者型诗人。梁启超说他是“彼其劬心营目憔形，以斟酌损益于古今中外之治法，以忧天下，其言用不用，而国之存亡，种之主奴，教之绝续，视此焉，吾未见古今之诗人能如是也”（《人境庐诗草跋》，《笺注》第1086页）。钱仲联先生在《梦苕庵诗话》中也说：“今日浅学妄人，无不知称黄公度诗，无不喜谈诗体革命。不知公度诗全从万卷中酝酿而来，无公度之才之学，决不许妄谈诗体革命。”
康有为在《人境庐诗草序》中说：“公度生于嘉应州之穷壤，游宦于新加坡、纽约、三番息士高之领事官，其与故国中原文献，至不接也。而公度天授英多之才，少而不，然好学若性，不假师友，自能博群书，工诗文……及参日使何公子峩幕，读日本维新掌故书，考于中外之政变学艺，乃著《日本国志》，所得于政治尤深浩。及久游英、美，以其自有中国之学，采欧、美人之长，荟萃融铸而自得之，尤倜傥自负，横览举国，自以无比。而诗之精深华妙，异境日辟，如游海岛，仙山楼阁，瑶花缟鹤，无非珍奇矣……自是久废无所用，益肆其力于诗。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博以寰球之游历，浩渺肆恣。”吴宓说他“不特以诗见长，其人之思想、学识、怀抱、志趣，均极宏伟，影响于当时者甚大”，又说他：“精力弥满，能古今中外之故。大而政治宗教，小则民俗琐事，莫不熟知深解，取用入诗。故其诗材料精宏，新颖充实……洞明世界大势，先机察变，爱国保种。”汪辟疆说他乃“识时之彦，历聘远西，于欧美政制学术，并能洞照本原，学裕才高，一时无偶，所撰《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有良史之才，备轩之采”。
总而言之，黄遵宪是一个具有超前眼光的“新一代”学者，他“识度越寻常”，仅以余事写诗（致仕前尤其如此），然即便如此，其诗歌“殚究事物，神解独具；摆落世眼，心光湛然”，可作“论世之学”看。
一、以“新学”入诗
黄遵宪很早就表露出与一般学者诗人不同的眼光。如他认为汉学、宋学脱离社会现实，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缺乏手段和方法，因而价值不大；汉学、宋学仅仅是三教九流中的一支，不必给予神圣的地位；甚至对备受尊崇的汉学和宋学抱有怀疑甚至贬抑的态度。他早期的诗歌再三表达了这些观点。如《感怀》第一首：
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嘴。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上言三代隆，下言百世俟。中言今日乱，痛哭继流涕。摹写车战图，胼胝过百纸。手持井田谱，画地期一试。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笺注》卷1）
又如《感怀》第四首：
洎乎许郑出，褎然万人杰。宋儒千载后，勃窣探理窟。自诩不传学，乃剽思孟说。讲道稍僻违，论事颇迂阔。万头趋科名，一意相媚悦。儒于九流中，亦只一竿揭。矧又某氏儒，途径各歧别。均之筐箧物，操此何施设？大哉圣人道，百家尽囊括。至德如渊骞，尚未一间达。区区汉宋学，乌足尊圣哲。毕生事钻仰，所虑吾才竭。（《笺注》卷1）
再如《杂感》其一：
欲读古人书，须识古语古。唐宋诸大儒，纷纷作笺注。每将后人心，探索到三五。性天古所无，器物目未睹。妄言足欺人，数典既忘祖。燕相说郢书，越人戴章甫。多歧道益亡，举烛乃笔误。（《笺注》卷1）
他正是通过冷静而理性的思考，在面对清政府内外交困、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觉得只靠传统汉宋之学，不可能解决问题，于是把眼光移向境外，关注西方列强的强国富国之路，试图从中找到治国之方。他的诗歌“吟到中华以外天”[《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按，即三藩市）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笺注》卷4]，力图通过对西方诸国的自然景观、人文名物、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新异”事物的介绍，开阔民众狭窄封闭的眼光，唤起民众的危机意识和变法自强的紧迫感，“到此法不变，终难兴英贤”（《述怀再呈霭人樵野丈》，《笺注》卷2），表现出他焦灼殷切的爱国忧国之情。
黄遵宪的诗歌“其取材，以群经三史诸子及许、郑诸注为辞赋家不常用者。其叙事，以官书会典、方言俗谚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举吾耳目所亲历者，皆笔而书之”。与晚清众多诗人相比，他的诗歌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他独有的是写新事物、自然科学、外域等各方面的东西”，“海外闻见，抉择尤精。其为诗也，独莹心灵”。陈三立说他“驰域外之观，写心上之语”，“出其余技，乃近大家，此之谓天下健者”（《人境庐诗草跋》）。丘逢甲说《人境庐诗草》：“四卷以前为旧世界诗，四卷以后乃为新世界诗。茫茫诗海，手辟新洲，此诗世界之哥伦布也。变旧诗国为新诗国，惨淡经营，不酬其志不已，是为诗人嘉富洱；合众旧诗国为一大新诗国，纵横捭阖，卒告成功，是为诗人中俾思麦。为哥伦布，伟矣！足以豪矣！而究非作者所自安。第此世界，能为嘉富洱、为俾思麦，乃竟仅使为诗世界之嘉富洱、俾思麦天耶人耶？”（《人境庐诗草跋》）他抱“别创诗界”的信念，认为“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人境庐诗草笺注》卷首），开创了晚清诗界新局面，把西方的政治思想、历史文化、人文景观写入诗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在晚清诗界真如开辟新大陆的哥伦布，或是使意大利独立的嘉富洱。
（一）以近代地理学及其他自然科学入诗
黄遵宪的诗体现了近代地理学观念，对以“我”为中心妄自尊大的天朝大国情结予以坚决否定，“休唱攘夷论，东西共一家。万方今一概，莫自大中华”（《大狱四首》，《笺注》卷2），“环顾五部洲，沧海不可隔。函关一丸泥，势难复闭壁”（《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昔日同舟多敌国，而今四海总比邻。更行二万三千里，等是东西南北人”（《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笺注》卷4）。他指责愚昧无知和夜郎自大者：“芒芒九有古禹域，南北东西尽戎狄。岂知七万余里大九洲，竟有二千年来诸大国”（《感事三首》，《笺注》卷6），“又天可汗又天朝，四表光辉颂帝尧。今古方圆等颅趾，如何下首让天骄”（《赠梁任父同年》，《笺注》卷8），中国之外还有许多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他们并非“夷狄”。诗人又清醒地指出：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中国岌岌可危，不正视现实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他警告一些顽固派：“鄂罗英法联翩起，四邻逼处环相伺。着鞭空让他人先，卧榻一任旁侧睡。古今事变奇至此，彼己不知宁勿耻”（《感事三首》，《笺注》卷6）。诗人完全摆脱了所谓华夷之界，站在世界潮流的前列，用一种开阔的世界性眼光和意识来批评旧士大夫许多虚妄骄矜的世俗陋见。
《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一诗表达了诗人的希望：随着世界各民族、各国的发展，我们的祖国应该是“尔时五羊仙城化作海上山，亦有四时之花开满县”（《笺注》卷7），以及他所希望的将来的世界“黄白黑种同一国”，“众花照影影一样，曾无人相与我相”，“传语天下万万花，但是同种均一家”，成为各种族、各民族平等和睦相处的大同世界。表达了一种新思想、新观念，抒发了诗人一种四海一家的开放意识，一种携手共进的理想。
黄遵宪的《今别离》其四将东、西半球昼夜相反之新知识与男女相思之情结合起来，别开生面，独具韵味，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典范之作，陈三立推其为“千古绝作”。
汝魂将何之？欲与君追随。飘然渡沧海，不畏风波危。昨夕入君室，举手搴君帷。披帷不见人，想君就枕迟。君魂倘寻我，会面亦难期。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彼此不相闻，安怪常参差。举头见明月，明月方入扉。此时想君身，侵晓刚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眠起不同时，魂梦难相依。地长不能缩，翼短不能飞。只有恋君心，海枯终不移。海水深复深，难以量相思。（《笺注》卷6）
地理学中昼夜相反这一现象，对当时中国绝大部分国民来说是个新知识。诗人以此写男女相思，不仅带有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而且构思新颖。《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在对月思乡的咏叹中也表达了东、西昼夜有别、地大如圆的“新”现象：
举头只见故乡月，月不同时地各别。即今吾家隔海遥相望，彼乍东升此西没。嗟我身世如转蓬，纵游所至如凿空。九州岛脚底大球背，天胡置我于此中？（《笺注》卷5）
黄遵宪的诗歌也以近代其他自然科学或发明入诗。如他《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即今种花术益工，移枝接叶争天功。安知莲不变桃、桃不变为菊，回黄转绿谁能穷？化工造物先造质，控抟众质亦多术。安知夺胎换骨无金丹，不使此莲、此菊、此桃万亿化身合为一。众生后果本前因，汝花未必原花身。动物植物轮回作生死，安知人不变花、花不变为人。六十四质亦么么，我身离合无不可。质有时坏神永存，安知我不变花、花不变为我。梁启超评价说：“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
（二）以近代社会科学入诗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黄遵宪的《锡兰岛卧佛》：
噫嗟五大洲，立教几教皇？惟佛能大仁，首先唱天堂。以我悲悯心，置人安乐乡。古分十等人，贵贱如画疆。惟佛具大勇，自弃铜轮王。众生例平等，一律无低昂。罪畏末日审，报冀后世偿。佛说有弥勒，福德莫可当。将来僧祗劫，普度胥安康。此皆大德慧，倾海谁能量。古学水火风，今学声气光。辩才总无碍，博综无不详。独惜说慈悲，未免过主张。臂称穷鸽肉，身供饿虎粮。左手割利刃，右手涂檀香。冤亲悉平等，善恶心皆忘。愈慈愈忍辱，转令身羸尫。兽蹄交鸟迹，一听外物戕。人间多虎豹，天上无凤凰。虎豹富筋力，故能恣强梁。凤凰太文彩，毛羽易摧伤。惟强乃秉权，强权如金刚。吁嗟古名国，兴废殊无常。罗马善法律，希腊工文章。开化首埃及，今亦归沦亡。念我亚细亚，大国居中央。尧舜四千年，圣贤代相望。大哉孔子道，上继皇哉唐。血气悉尊亲，声名被八荒。到今四夷侵，尽撤诸边防。天若祚中国，黄帝垂衣裳。浮海率三军，载书使四方。王威镇象主，鬼族驯狼。归化献赤土，颂德歌白狼。共尊天可汗，化外胥来航。远及牛贺洲，鞭之如群羊。海无烈风作，地降甘露祥。人人仰震旦，谁侮黄种黄？弱供万国役，治则天下强。明王久不作，四顾心茫芳。（《笺注》卷6）
诗中阐发佛教教义，叙说宗教与政治的相互影响，纵横恣肆，博奥奇谲，广征博引，堪为洋洋大观。梁启超高度评价该诗歌可作为印度近史、佛教小史、地球宗教论、宗教政治关系说来读。在诗歌最后作者感慨，面对弱肉强食、武力相争的现代社会，佛教“普度众生”、“大德大慧”的教义也无能为力，甚至显得迂拙，“独惜说慈悲，未免过主张。臂称穷鸽肉，身供饿虎粮。左手割利刃，右手涂檀香。冤亲悉平等，善恶心皆忘。愈慈愈忍辱，转令身羸尫。兽蹄交鸟迹，一听外物戕。人间多虎豹，天上无凤凰。虎豹富筋力，故能恣强梁。凤凰太文彩，毛羽易摧伤。惟强乃秉权，强权如金刚”，反映出黄遵宪作为近代学人独特的眼光和深邃的洞察力。
（三）以他国历史文化入诗
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修订本自序中说：“论者或谓日本外强中干，张脉偾兴……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议，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立嗟夫！中国士夫，颇见狭陋，于外事向不措意。今既闻之矣，既见之矣，犹复缘饰古义，足已自封，且疑且信；逮穷年累月，深稽博考，然后乃晓然于是非得失之宜，长短取舍之要，余滋愧矣！”（《〈日本杂事诗〉自序》，《笺注》附录一）足见他写海外事，不是“志怪”，而是带着启蒙新民的意识，用诗歌来阐述穷则变、变则通的世界进化的道理。
黄遵宪以西方诸国（尤其是日本）之史为鉴，反复说明通过“变”，弱国能成为强国；向他国学习，弱国才能成为强国。《西乡星歌》歌颂了日本西乡隆盛等维新派通过武装暴动推翻了幕府的腐朽统治，日本从此走上维新之路，一派蒸蒸日上的气象，“尊王攘夷平生志，联翩三杰同时起。锦旗遥指东八州，手缚名王献天子。河鼓一将监众军，中宫匡卫罗藩臣。此时赤手同捧日，上有一人戴旒冕，是为日神之子天帝孙。下有八十三州地，满城旭彩辉红轮。乾坤整顿兵气息，光华复旦歌维新”（《笺注》卷3）。《樱花歌》述说日本幕府统治时期花天酒地、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的生活状况，“千金万金营香巢，花光照海影如潮。游侠聚作萃渊薮，真仙亦迷脂夜妖。十日之游举国狂，岁岁欢虞朝复暮。承平以来二百年，不闻鼙鼓闻管弦。呼作花王齐下拜，至夸神国尊如天。当时海外波涛涌，龙鬼佛天都震恐。欧西诸大日逞强，渐剪黑奴及黄种。芙蓉毒雾海漫漫，我自闭关眠不动。一朝轮舶炮声来，惊破看花众人梦。我闻桃花源，洞口云迷离，人间汉魏了不知；又闻净土落花深四寸，每读《华严》经卷神为痴。拈花再作开耶姬，上告丰苇原国天尊人皇百神祇。仍愿丸泥封关再闭一千载，天雨新好花，长是看花时”（《樱花歌》，《笺注》卷3）。这里表面上看来是写日本幕府后期的历史，实际是借以描述清朝道、咸年间世统治者的真实心态；暗寓日本也曾有过一段昏聩时期，只要变革图强，窳弱的局面完全可以扭转。得出的结论就是“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尧天到此日方中，万国强由法变通”（《己亥杂诗》，《笺注》卷9）。
（四）以西方英雄人物或历史名人入诗
黄遵宪通过愐怀西方历史人物的事迹勋业，旨在唤起一种刚豪之气，一种开拓进取的勇士精神，一种领先世界文明的情怀。在《西乡星歌》中他赞美了日本西乡隆盛“嵚崎磊落”、“发扬蹈厉”、勇于反抗的英雄之气（《笺注》卷3）；在《近世爱国志士歌》中，他歌颂了蒲生秀实、林子平、梁孟纬、吉田矩方、僧月照等人在反对幕府、倡导维新时舍身报国的精神，“卒以成中兴之业，维新之功”（《笺注》卷3）。
在《感事三首》中，他赞扬了哥伦布勇于探索世界新埠，并发现了新大陆的贡献，“可伦比亚尤人豪，搜索大地如追逃。裹粮三月指西发，极目所际惟波涛。行行匝月粮且罄，舟人欲杀鬼夜号。忽然大陆出平地，一钓手得十五鳌。即今美洲十数国，有地万里民千亿”（《笺注》卷6）。在《己亥杂诗》中他赞美了拿破仑冲击欧洲封建制度的英豪之举，“生是天骄死鬼雄，全欧震荡气犹龙。世间一切人平等，若算人皇只乃公”（《己亥杂诗》，《笺注》卷9）。
在《己亥杂诗》中他赞美了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一夫奋臂万人呼，欲废称臣等废奴。民贵遂忘皇帝贵，莫将让国比唐虞”。在《纪事》中他借华盛顿之理想表达了自己对中国乃至世界未来的期待，“吁嗟华盛顿，及今百年矣。自树独立旗，不复受压制。红黄黑白种，一律平等视。人人得自由，万物咸遂利。民智益发扬，国富乃倍蓰”（《笺注》卷4）。
（五）以西方异国风光、民俗人情入诗
黄遵宪诗集“开卷盖如入文明之国，至其境而耳目益新，抵其都市，游其宫廷，过其府舍，无一不新者。察之，则政政毕立，而创因见焉；事事毕举，而疏密见焉。即其治象，其国度之高下，可得而言也”。
他出使日本多年，日本是他最熟悉的外邦，略依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内容为次第而写成大型组诗《日本杂事诗》，“游扶桑之都，迈武门之酷炎，美维新之昌图，嘉高蒲之秀烈，庶王朱之令模。其于民俗、物产、国政、人才，瞭如豁如，如家人子之自道其家人产也”，可与他的《日本国志》相参证。他自己也说：“余于丁丑之冬，奉使随槎。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串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日本杂事诗自序》，《笺注》附录一）
他在《人境庐诗草》中也有许多篇章叙写日本。《樱花歌》叙写在日本街头赏花的场景，写出了富有诗意的异国风土人情：
鸧金宝鞍金盘陀，螺钿漆盒携叵罗。伞张蝴蝶衣哆啰，此呼奥姑彼檀那，一花一树来婆娑。坐者行者口吟哦，攀者折者手挼莎，来者去者肩相摩。墨江泼绿水微波，万花掩映江之沱。倾城看花奈花何！人人同唱樱花歌。（《笺注》卷3）
《都踊歌》记录了日本民众“七月十五至晦日，每夜亘索街上，悬灯数百。儿女艳装靓服为队，舞蹈达旦，名曰都踊”，甚至是日本的街头小吃，他也写得兴味盎然，“薄薄樱茶一吸余，点心清露芙蕖。青衣擎出酒波绿，径尺玻璃纸片鱼”（《不忍池晚游诗》，《笺注》卷3）说的是东京街头的樱茶和纸片鱼。
1884年美国总统选举，时任清朝驻旧金山总领事的黄遵宪曾写《纪事》一诗以记其事。不仅写出美国总统选举的盛大豪华的场面气氛，而且记录了竞争的激烈，且屡有丑闻发生。
他在任新加坡领事时所作的《新嘉坡杂诗十二首》，记述新加坡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物产、饮食、服饰等。其中第十首就记载了新加坡的物产：
舍影摇红豆，墙阴覆绿蕉。问山名漆树，计斛蓄胡椒。黄熟寻香木，青曾探锡苗。豪农衣短后，遍野筑团焦。（《笺注》卷7）
《番客篇》中详细叙述了南洋的婚礼习俗、人们的创业史以及当地华人的情状。
在他笔下有苏彝士河的宏伟：“万国争推东道主，一河横跨两洲遥。破空椎凿地能缩，衔尾舟行天不骄。”（《苏彝士河》，《笺注》卷6）“一刀截断大河横，省却图南六月程。”（《己亥杂诗》）有伦敦弥漫数十日的大雾：“芒芒荡荡国昏荒，冥冥蒙蒙黑甜乡。”“时不辨朝夕，地不识南北。离离火焰青，漫漫劫灰黑。”“出门寸步不能行，九衢遍地铃铎声。”（《伦敦大雾行》，《笺注》卷6）还有高耸入云的巴黎铁塔：“拔地崛然起，崚峥矗百丈。自非假羽翼，孰能蹑履上？”“一览小天下，五洲如在掌。”（《登巴黎铁塔》，《笺注》卷6）
黄遵宪的这些诗歌用的虽然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体式，但因为他写的是域外的事物，奇思妙想，令人向往，使这部分“新意境”之作具有诱人的艺术力量。
（六）以近代新名词、术语入诗
黄遵宪的诗中有不少新名词，如《罢美国留学生感赋》、《纪事》、《今别离》、《感事》、《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等都是善用新名词的成功例子，所用新名词多系舆地、人物以及近代海外文明产物，也有少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术语和概念，如“留学生”、“地球”、“赤道”、“国会”、“殖民地”、“总统”、“校长”、“合众”、“共和”、“自由”、“平等”、“五洲”、“同种”、“美利坚”、“耶稣”等。他诗中绝大多数新名词用得较自然，显得比较和谐，不像谭嗣同、夏曾佑诗中的新名词那样生搬硬套，令人无从索解。这些“新名词”的涌现既是不得不如此的时势的逼迫，同时也是学术进步本身的要求。
二、“新版”学人之诗的胎具
黄遵宪的诗歌在近代有很大的影响，他是个积极的维新主义者，是近代维新派的主将，他的诗因其广泛的社会交往而广为人知，传播甚远。
他敢于以西学新知入诗，“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务使诗中有人，诗外有事”，本着“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杂感》，《笺注》卷1）的精神，其意境让人耳目一新，诗歌语言可雅可俗，无所拘束，官书会典、口语方言，凡“切于今者”多方采用，深受读者的喜爱。
黄遵宪以西方新的学识入诗，由于他深知诗歌的艺术特征，“吾论诗以言志为主体，以感人为用。孔子所谓兴于诗，伯牙所谓移情，即吸力之说也”，他继承《诗经》的比兴传统，没有把诗歌写成介绍西方风土人情、名物制度的押韵文体，而是经过精心剪裁，熔铸成篇。他在诗界革命中之所以取得了比谭嗣同、夏曾佑甚至康有为、梁启超更大的成就，“关键就在于夏、谭企图割断与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切联系，表现为传统虚无主义黄则采取了正确对待遗产的态度，做到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他为自己诗集《人境庐诗草》所作的序中说：“士生古人之后，古人之诗号专门名家者，无虑百数十家，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尝于胸中高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由于他的诗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发出来，以至于倾向于保守的诗人（如“同光体”诗人）也对他的诗赞赏有加。
梁启超评价黄遵宪在近代诗坛的地位时说：“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此论并非过誉阿谀之辞。但也应看到黄遵宪的诗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只是以西方新的学识入诗，与后来精通西学的王国维等人相比，他对西方文化的渊源、西方学理的精髓的理解和把握还缺乏深度，因而他的诗与王国维等人的新学诗相比，即使没有九溪十八涧与三峡水之别，差距也是明显存在的。尽管如此，他的诗歌为后来“新版学人之诗”的成熟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第三节 康有为的“新声”诗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变法失败后，易号更生，广东南海人。初从番禺简凤仪（朝亮）受经，继从祖父赞修学诗文。后又执贽于同邑朱九江（次琦）之门，“九江之理学，以程、朱为主，而间采陆、王”，又主“济人经世”（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后入西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佛之书，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一意“养心”；又哀物悼世，慨然以经营天下为志，取《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全书》、《读史方舆纪工要》，“博通经史，好公羊家言”（《清史稿》卷473）。“游香港，猎西书，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游京师，经上海，益购西书以讲求。还乡居澹如楼，上自婆罗门，旁收四教，兼为算学，涉猎西书”，“冥思于经籍中觅取变法根据，鉴于今文经学之能经世致用，非常异义之论，于是发古文经之伪，明今学之正。拟藉今文经学议政。由其弟子梁启超之介，获读严译《天演论》，以为眼中未见此等人，于是以西洋进化论学说与常州今文经学说相糅，撰著中遂有进化论内容，《孔子改制考》、《礼运济》是也。上书统筹全局（《上清帝第六书》），并进呈自著《日本变政考》暨英人李提摩太所译《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列国岁计政要》诸书”（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
概而言之，康有为的学术创新主要有两点：一是“以改制言《春秋》”，二是“以三世言《春秋》”。“改制之义立，则以为《春秋》者，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尊法治”；“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遍读群书，而无所于阂，而导人以向后之希望，现在之义务”。
康有为“生平学术不以诗鸣，徒以境遇之艰屯，足迹之广历，直有抉天心、探地肺之奇，不仅巨刃摩天也”。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逃亡海外，由香港而日本，由日本而东南亚，再至欧美诸国，足迹遍及亚、欧、非、美四大洲，有诗为证：“大地环三周，四洲足曾履。那岌日不落，北极看叆饩。游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开岁忽六十篇》，《康有为全集》卷13）近代诗论家陈衍说：“自古诗人足迹所至，往往穷荒绝域，山川因而生色。更千百年成为胜迹，表著不衰。中国与欧美诸洲交通以来，持英荡与敦盘者不绝于道。而能以诗名者，惟黄公度。其关于外邦名迹之作，颇为伙颐。而南海康长素先生以逋臣流寓海外十余年，更多可传之作。”康有为这样的海外经历给他的诗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域外内容。他自序其诗云：“及戊戌遘祸，遁迹海外，五洲万国，靡所不到。风俗名胜，托为咏歌。”他在十多年的海外生活中，每到一处参观游览，考察国政民俗，都一一笔之于诗，写下了大量的异国风光诗，描绘了许多世界风物民俗。这些异国风光诗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以海外异国风光民俗入诗
诗人很善于抓住各地风光的特点加以描绘：多瑙河畔的花树长堤、瑞典风光秀丽明媚、埃及滚滚的流沙、苏拉派亚（印度尼西亚）的火山，还有那银装素裹的北冰洋，海洋上飘浮的琼楼玉宇般的冰山，以及那岌岛日不落的奇景，一幅幅的图画，有的淡如素描，有的浓如油画，还有的像立体浮雕，读后令人神往。譬如诗人笔下的瑞士湖山之胜：
碧松遍山草芊芊，碧绿丘壑白峰峦。山巅成千湖，明漪动紫澜。小湖柳漪波，荡桨饶风烟。大湖数百里，诸渚侵其间。虹桥苔矶间绿阑，万千楼阁枕湖干。抗山架壑高下繁，白塔红亭冠山巅。水榭林屋隐涧泉，汽船翻浪穿湖边。铁轨穴隧上山巅，欧洲诸国程途便。（《瑞士国在阿尔频山中，湖山之胜为天下第一》，《康集》卷7）
瑞士景色秀美，风光绮丽。它的南部被阿尔卑斯山所盘踞，山顶白雪皑皑，山坡草木葱郁。由于冰川作用，瑞士国内冰碛湖广布，万千楼阁，坐落在湖岸，湖光山色，美丽如画。白塔红亭，罗布山巅。诗人以他轻灵的画笔，为国人描绘了这座因风景优美而著名的城市。
诗人写挪威的自然风光尤具特色：
挪威好山水，欧洲最有名。迤逦五千里，岛屿亿兆京。岛颠皆带雪，岛脚皆插冰。或簇如楼阁，或飏如幢旌；或拥如人马，或列如队伍；或卓如笔竿，或掉如龙鲸。终年长白头，万古浸水晶。苍苍百万岛，海中立亭亭。北极那岌岛，南边丹墨城，汽舟左右望，绵亘七日程。盛夏冰海开，汽舟乃纵行。衣影吸其绿，万碧浸波澄。舟穿众岛中，奇怪争逢迎。辟道如江湖，忘在海中经。窅窅岩壑秀，茫茫云烟溟。海山只苍苍，天风但冷冷。白日出无没，梦魂光且轻。（《泛那威寻北冰海，纵观山水，维舟七日，极海山之大观》，《康集》卷10）
该诗描绘了挪威独特的风光：海岸线长而曲折，沿海岛屿极多，有此岛屿在北极圈内，岛上终年冰雪，银装素裹，千姿百态。尤其有趣者，诗中记载了那岌岛日不落的情况：“白日出无没，梦魂光且轻。”诗人在《携同璧游挪威北冰海那岌岛颠，夜半观日将下而忽升》（《康集》卷10）题下自注云：“时五月二十四日，夜半十一时泊舟登山，十二时至顶如日正午，顶有亭，饮三边酒，视日稍低如暮，旋即上升，实不夜也。”诗云：“是夜夜半神鬼通，干端坤倪飚吁吁。霭气忽开晶光铺，杲杲旭暾红轮扶。飚登云端披绛襦，光芒万种照寰区。羲和无功后羿诛，额手仰天皆大呼。”这种极昼现象在中国是看不到的。
位于北美大陆板块交接处的落基山，诗人去过三次，他认为此山是西半球最为雄奇的山。“石壁峭削立积铁，危嶂侵云横天曲”，将落基山险峻挺拔的英姿展现在读者眼前，重峦叠嶂似乎插入云霄，将天幕从中横断，气势雄伟。“室盖亭亭出麾幢，帐幕森森劈斧钺。忽各万马拥旌旗，衔枚疾走不可说”，山中郁郁葱葱的林木仿佛是严阵以待的军队，威严肃穆，山风吹来，好像是急行军般急急切切，只听见一阵行动的脚步声而没有人说话，让人顿觉紧张。登上山顶，“高高灯摩上帝座，去天尺五扪星澈。顾盼大地弹丸圆，蹙踏五洲大陆烈。左提太平洋汤汤，右弄大西洋浪浪”（《三过落机山放歌》，《康集》卷8）。仰头望天上，仿佛触手可及天帝的宝座，低头看大地，不过弹丸大小，似乎一脚踩下去五洲大陆随时都可能塌陷。左边是太平洋的波涛，右边是大西洋的海浪，天地寰宇之尽收眼底。
在康有为的海外诗中，还有一部分是描写名胜古迹的。匈牙利首都标德卑士（今译为布达佩斯）地夹多瑙河，有数十里长堤。康有为面对这座小城时诗兴大发：
道路广以洁，楼阁丽灯迷。滔滔多饶河，花木夹长堤。铁桥连锁之，山水泻清辉。堤长廿余里，士女相扶携。岛园红素开，湖舫青白低。电灯如月照，车马如龙飞。议院与王宫，壮丽河东西。夜游百戏园，灯火亿万枝。游牧琵琶声，佳人红玉肌。信哉古郑卫，游乐人不疲。从今欧土国，后作胜前徽。逆想百年后，迷楼与天齐。（《匈牙利标德卑士京华丽冠各欧国，其地夹多饶河，长堤廿余里，电灯铁几，车马如织，士女相携，园林精妙，好乐似巴黎。匈人本游牧，善为乐声，故小国僻壤有此瑰异也》，《康集》卷7）
先进的物质文明把小城装点得如梦如幻，白天河堤与花木相映成趣，铁桥与山水似乎融为一体，河堤上男女携手而游，往来如织；夜晚则被电灯照得如月圆之夜，车马往来如飞驰的蛟龙般迅速。他游丹墨，看到“电车驰骤电灯明，丹墨重游更有情。百万人家成乐国，公园游冶六街平”（《游丹墨诗》，《康集》卷7）。丹墨小国，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作者在这里看到理想国度的雏形，不禁心中欢喜。电车飞驰，电灯把夜照得像白天一样明亮，人民安居乐业，没有纷争。游览瑞典，看到“环湖据岛开都会，汽舫湖桥处处通。瑞典百千万亿岛，楼台无数月明中”（《瑞典京士多贡据海岛为之，天下所无》，《康集》卷7）。“瑞典公园奇丽绝，海波都会互回环。金银宫阙排云里，缥缈林亭出世间”（《瑞典京士多贡之思间慎公囿，据海岛为之，环大数里，半枕湖波，绕以百千楼阁，电灯万亿，百戏纷纭，光景奇丽，为地球公园第一。与女同璧频游》，《康集》卷7）。电灯将瑞典诸岛点缀得如同白昼，而在作者看来，海山之中的数千岛屿仿佛云中楼阁，金碧辉煌令人神往。海岛中缤纷散落的诸岛被汽船联通在一起，建起了现代化的繁华都市，诗人流露出的还有对西方发达科技的赞叹。
其他如《罗马访四霸遗迹》（《康集》卷7）、《游拖咳悟洞》（《康集》卷10）、《登巴黎铁塔顶，与罗文仲、周国贤饮酒于下层酒楼高三百尺处，凭阑四顾巴黎放歌》（《康集》卷7）、《开罗外访金字陵》（《康集》卷11）、《游德国波士淡旧京诸宫苑，于阿朗苏利宫前睹天仪五事，盖吾京师观象台仪器，元太史郭守敬制也。昔曾摩挲，不意绝国重抚之，感怀故国，泪下沾襟，乃作长歌》（《康集》卷7）、《游丹墨诗》（《康集》卷7）。这类诗篇不仅可以开拓人们的视野，更重要的是通过领略西方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近代文明，有助于增进国人对西方历史文明的了解，从而消除由封闭所造成的偏见。
康有为的诗歌还描绘了一些风物民俗和现代文明图。开罗妇女蒙面纱、戴鼻环的妆饰：“女子黑纱常蔽面，最怜额鼻着黄铜。”（《游埃及开罗京》，《康集》卷11）耶路撒冷犹太人“哭墙”的宗教仪式是如此情状：“……筑者所罗门，于今三千年。城下聚男妇，号哭声咽闻。日午百数人，曲巷肩骈连。凭壁立而啼，涕泪涌如泉。惨气上九霄，悲声下九渊。始疑沿具文，拭泪知诚悬。”（《耶路萨冷观犹太人哭所罗门城壁，男妇百数，日午凭城，泪下如縻，诚万国所无也。惟有教有识，故感人深远。吾念故国，为之怆然》，《康集》卷11）此外，还有印度民间除夕拜婆罗门的宗教仪式（《重九登山坠马，适遇村人拜婆罗门》），满的加罗（今译作摩纳哥）的大赌场人头攒动（《满的加罗国在法之南，临地中海，地势类香港，南北八法里、东西十法里而自立。一切无税，惟税博进，故欧洲贵族、美富人咸来避寒。宫室服馔，歌乐妓曲皆号全欧第一，人称乐土，诚大地异境也》，《康集》卷9）……
在威士潘学校，他看到了学生做操时的整齐阵容，歌曰：“列帐松阴荷枪守，巡行肃整耐苦疾。组练三百白如雪，花旗前行铙乐发。炮队轰峰震雷霆，烟雾塞天翻地脉……武备乃是文明具，连年变法岂不知？”（《游威士潘兵学样视操》，《康集》卷8）美国军队纪律严明，整齐肃静，操行演练令人叹为观止，炮声轰鸣震慑得山川大地都在颤动，简单演练都已经震慑四方，更何况对峙战场上？
康有为的这些诗歌介绍了世界各地的风俗民情，对当时的国人来说，如同一个观察世界的万花筒。
二、以西方先进的科学发明入诗
康有为在漫游各国时，还记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发明和艺术成就。诗人描写了汽船、军舰、火车和蒸汽机的神速与威力，赞美了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歌颂了科学、文化名人（瓦特、康德和拉斐尔等）。与古典诗歌相比，他的诗呈现了崭新的内容。譬如他写轮船：
渡海至锡兰，巍巍睹巨舰。楼观四五层，俯临沧波澹。惊飞上云表，鹏翼九天鉴。其长六十丈，洞廊窗深堑。千室以容客，弘廓尤泛滥。重过一万吨，结构森惨淡。巨浪拍如山，邈若蚍蜉撼。惊波了无觉，蹈海若枕簟。信兹楼舰力，能敌海石陷。昔称万斛船，北人信不敢。今乃廿倍过，后者应难勘。浮海突奇峰，岛屿筑天堑。眼前突兀见此船，海不扬波无险探。（《锡兰乘孖摩拉巨舰往欧洲，新睹巨制，目为耸然，得诗一章》，《康集》卷7）
《巴黎登汽球歌》云：
超超乎我今白日上青天。杳杳乎俯视地上山与川。身轻浩荡入云雾，脚底奇特耸峰峦。巍楼峻宇如蚁穴，车驰马跃似蚁旋。千尺铜楼宇内高第一，下览若插尖笔端。大道荡荡转羊肠，幺么牌坊拿破仑。青丘绿壑大如掌，乃是卅里裒伦大公园。……我幸得时一升天，天上旧梦犹迷蒙。（《康集》卷7）
对轮船、气球的描写在今天看来也许并不新奇，但在当时，对于一般的中国读者，却令人耳目一新。
康有为对蒸汽机的改进者瓦特作了热情的礼赞，他有《游苏格兰京噫颠堡，见创汽机者华忒像，感颂神功，不可忘也》云：“汽机创自英华忒，水火相推自生力。汽船铁轨自飞驰，缩地空天难推测。万千制造师用之，卷翻天地先创极。……游苏格兰见公像，惟公赐我生感激。巧夺造化代天工，制新世界真大德。华忒生后世光华，华忒未生世暗塞。美哉神功在地球，永永歌颂我心恻。”（《康集》卷7）康有为把瓦特的发明创造与世界的文明、人类的幸福联系起来，足可说明康有为对这位发明家的敬仰和崇拜，同时也反映了康有为思想中对资产阶级先进科学技术的欣羡和向往。
康有为还写有《阅兵讫，夜乘汽舟自哈顿河归纽约，月色微茫，此福尔敦创汽舟首行之地。夜阑，看月感赋》（《康集》卷8），歌颂了美国工程师富尔顿，“先我生世五十年，神工首出功难磨”，“自有富尔顿，遂缩大地若堂坊”，“百年世界大进化，万载无此大块新文章”，赞美之意，溢于言表。诗人身居国外，耳濡目染，深感现代科学进步之迅速，向西方学习之信念益坚。
三、以西方进步的、优秀的文学艺术入诗
他十分称赞英国、法国的戏剧艺术，这方面他写了《伦敦观剧，有作海山仙女，幽逸如〈离骚〉、〈九歌〉者。昔士卑亚曲多有之，令人超超作出世想》（《康集》卷11）、《巴黎观剧，易数曲，各极歌舞之妙》（《康集》卷9），叙说剧中罗马城头的月色，泰摆（现译台伯）河边的波涛以及海山、月宫、仙女，利用电灯变幻，布景极富真实感。这种以近代自然科学成就（如电灯、音响）为手段的舞台艺术是中国传统戏剧所未有的，从作者对布景的评价“气象逼真，感人之深，欲叹观止”来看，康有为对这种舞台艺术是颇为称道的。诗人还赞美了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师拉斐尔的绘画艺术：“拉飞尔画非人力，秀韵神光属化工。太白诗词右军字，天然清水出芙蓉。”（怀意大利拉飞尔画师得绝句八首，《康集》卷7）诗人以李白的诗、王羲之的字与拉斐尔的画作比，足见他对这位意大利画家的评价之高。
四、以西方社会现状入诗
康有为通过对西欧诸国长期的、多方面的考察，在资本主义社会高楼大厦、灯红酒绿、轻歌曼舞的背后看到了平民百姓的痛苦与穷困。
《自法之南行六解》（《康集》卷9）写出了法国劳动人民生活的贫困，也反映了当地百姓的贫困情况“自法之南，屋矮地污。墙或及肩，贫多役夫。草具牛衣，马牛其躯”（《波多为法南大都会，以葡萄酒名，今人家廿余万，屋旧道污，民贫俗敝矣。夜大雪，饮酒看剧，歌甚佳》，《康集》卷9）。康有为又写到当时实际上已沦为美国殖民地的墨西哥人民的贫穷：“地赤不毛怜石国，民贫无屦拥寒毡。”（《游墨西哥》，《康集》卷8）该诗题下自注云：“税重民贫，天寒皆无衣褐，以毡贯颈。”康有为的诗歌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不均和阶级对立的现象。如他游西班牙，在富丽堂皇的迦怜拿六故回宫外，发现了一个贫民窟，诗云：“驱车环山道曲拳。蒺藜遍冈地窟联，以木柱巅穴居颛。上开中溜光下穿，崖壁巉岩住稳遍。一二几桌曲以刓，床灶同处眠食便。乱舞僛僛红黄缠，赤足绕车乞争先。或盗客物慎防旃，无一识字类野蛮。形如鹿豕可悯怜，久居名都化不迁。吁嗟欧人之文明兮，乃都会有陶穴之野番！”（《游迦怜拿六故回宫迦蓝罢出，览宫外气他那人居》，《康集》卷9）
康有为对西方社会的历史也有所思考。如《巡览全美毕，将游巴西，登落机山顶放歌七十韵》中云：“欧陆德法与意奥，千年雄争兵气缠。相吞相害千百里，凯歌高奏称霸尊。师丹焚杀数十万，所得有几何惨旃。拿破仑志一欧土，万战不就身窜国犹偏。岂若俄辟鲜卑地，英攫澳洲、印度与加拿大焉。葡班地小迫于海，注意新地开最先。只今国弱地频削，散布全美皆其孙。万年英班必不灭，以种遍地皆根萌。古今国势可以鉴，勿争朝市弃荒原。”（《康集》卷8）
康有为的这些诗似乎在对西方社会贫穷、饥饿、战乱以及贫富分化进行思考，这体现了他作为思想家的自觉性。诗中慨叹的“税重民贫”、“吁嗟欧人之文明兮，乃都会有陶穴之野番”、“古今国势可以鉴，勿争朝市弃荒原”体现出他深沉的思索和迷茫。
五、以西方新名词入诗
如感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他用了“阶级”、“公产”、“宪法”、“民权”等名词渲染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潮；他认为嘉富洱为欧洲第一人才，“革命民主论纷纭，独以尊王违俗说”；悲悯拿破仑英雄末路的“滑铁卢”之役；赞叹拉斐尔开辟画界“新纪元”；称赞哥伦布“科学、天算、医学皆精真”。
康有为所引用的这些新名词已不仅仅是作为改革旧体诗歌的语言而存在，更是康有为对西方政治和文明追求的体现。
康有为的海外诗描写了异国的风光，记述了世界各国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赞扬了资产阶级优秀的文化艺术和先进的科学发明，从内容上看，这方面的题材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是少有的。另外，康有为作为“诗界革命”时期新诗派的一位重要诗人，他的某些诗作也确实体现了梁启超所标榜的所谓“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康有为颇自负地说：“新世瑰奇意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康集》卷11），而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是他在戊戌之后的海外诗。康有为的海外诗有意识地向国人介绍他在域外所见到的这种新思想、新意境、新风貌，以及他所描绘的瑰丽的形象，使当时的国人感到新奇，欲以此作为打开国人封闭的心灵、眺望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正如他女儿康同璧跋其集所言：“采风问俗而外，多借引列强新进之思潮，以唤起国人之迷梦。”这与“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和写海外新事物以“志怪”自是不同。
第四节 梁启超的欧西政治文化诗
梁启超，字卓如，又字任公，广东新会人。年轻时曾治戴、段、王之学。后师从康有为，潜心于公羊学，同时又和他所接受的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896年，他发表了《变法通议》，阐述了他的学术思想，文章指出：“变者，古今之公理。”认为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变化的，他通过许多事实说明“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变革是“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变法通议》序）。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提出“革命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释革》）。并全面提出变法的主张，“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但微引其绪，未敢倡言”。其中着重谈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变法通议》）。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他在对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进行深刻的反思后，遂把维新改良活动的重点放在传播西方文化的精神层面，他说：“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国民十大元气论·叙论》）他希望“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冶之，以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为了传播西方文化精神，他介绍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希腊古典政治学与哲学，康德的德国古典哲学，霍布斯的国家学说，斯宾诺莎的无神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休谟的不可知论，培根的经验论和归纳法，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斯鸠的法权学说，边沁的功利主义，瓦特、牛顿、富兰克林的发明创造，介绍的主要著作有《霍布斯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近世文明初祖倍根笛卡儿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进化论者颉德之学说》、《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等。梁启超使西方的政治、哲学、法理、文化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为宣传西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梁启超虽师从康有为，却与康氏的思想学说分歧较大。如康氏“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梁氏不以为然；梁氏“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康氏“深不谓然，屡责备之”；康氏“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梁氏不以为然；康氏言必托古，梁氏认为诸事都托古，“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于是“康梁学派遂分”。
梁启超变革思想对其诗学的影响便是“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他在戊戌维新之前就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并与维新派人物进行“新学之诗”的实践。后来，他针对初期“新学诗”“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幼稚，提出“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清朝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在《夏威夷游记》中，他就“诗界革命”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意见：“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辞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必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从他的诗集来看，“新意境”很大部分内容就是欧西政治文化思想，“新语句”主要是来自近代社会科学、近代自然科学以及欧西语句。梁启超以新意境入诗多为引欧西政治文化思想以及政治文化史入诗，他希望通过这一途径，向国人灌输近代思想文化，造就社会舆论，形成一股生机勃勃的社会风气，“新义凿沌窍，大声振聋俗。数贤一振臂，万夫论相属。人才有风气，盛衰关全局”（《寄穰公同年》），“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自励二首》）。
梁启超独特的经历和广博的“域外”学识，是同时代许多专业诗人无法望其项背的。他把这些阅历、学识与他的诗歌作品熔为一炉，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异样的光彩。
一、进化论思想
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后，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震撼，激发了有识之士极大的危机意识。梁启超深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并在诗歌中多处介绍、宣传这一思想。
如在《从军乐》中，梁启超多次表达了国势盛衰兴替的进化论思想，“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弱之肉，强食之，岁靡宁”。在长篇古体诗《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作者从生物界的进化谈起，“此虫他虫相阋天演界中复几劫，优胜劣败吾莫强。主宰造物役物物，庄严地土无尽藏”。再过渡到人类社会，人类文明发祥于四大文明古国；后由于“群族内力逾扩张”，地中海文明崛起，取代了四大文明古国；此后“愈竞愈剧愈接愈厉”，大西洋文明取代地中海文明处于人类文明的领先地位。接着谈到时下西方列强强盛，“今日民族帝国主义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强，英狮俄鹫东西帝，两虎不斗群兽殃；后起人种日耳曼，国有余口无余粮，欲求尾闾今未得，拼命大索殊皇皇；亦有门罗主义北美合众国，潜龙起蛰神采扬，西县古巴东菲岛，中有夏威八点烟微茫，太平洋变里湖水，遂取武库廉奚伤；蕞尔日本亦出定，座容卿否容商量”。最后得出结论：“我寻风潮所自起，有主之者吾弗详，物竞天择势必至，不优则劣兮不兴则亡。”联想到中国正在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蹂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这些进化论思想唤起了民族的危机感。
二、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思想
梁启超认为一场革命（改良）运动要取得成功，必须先有思想指导。思想在前，行动在后，才不会盲目，欧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就是最好的例证，“孕育今世纪，论功谁萧何？华拿总余子，卢孟实先河”（《壮别二十六首》）。尔后，还必须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发动民众，得到民众的支持和参与，才可能成功。1903年五月，他游览波士顿民兵武装反对英国殖民军的奔勾山遗址，“凭吊感慨，不能自禁”，写下了一首古风体的长诗：“生命固所爱，不以易自由。国殇鬼亦雄，奴颜生逾羞。当其奋起时，磊落宁他求？公义之所在，赴之无夷犹。……谓是某英雄，只手回横流。岂识潜势力，乃在丘民丘。千里河出伏，奔海不能休。三年隼不鸣，一击天地秋。获实虽今日，播种良远繇……益信树人学，收效远且遒。”（《奔勾山战场怀古》）他认为争取国家的独立须以思想为先导，以武装斗争为后盾。他在游览北美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地点时，写道“雀舌入海鹰起陆，铜表摩挲一美谈”（《游波士顿居民抛弃英茶处，口占一绝》），赞扬美国以此役得十三省之独立以及美国独立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战斗精神，“寻思百廿年前事，穆穆神山不可望。拼死军前化猿鹤，岂闻闾左有蜩螗。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美国国庆，成诗二章》）。
梁启超关于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思想并非是甘地式的温和非暴力不合作思想，而是倾向于武装革命的思想，他认为欧洲现代史就是一部用“铁血”换来文明与民主的历史，“年来志气尚峥嵘，欲絜民权朝玉京。君看欧罗今世史，几回铁血买文明”（《和吴济川赠行，即用其韵》）。
三、学术兴国的思想
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衰与该国的学术风气是紧密相关的，经世务实的学术风气可以强国，空疏务虚的学术风气只会弱国误国，他通过中国过去与现在学术风气的对比、中国与日本学术风气的对比作了生动的说明：
我昔读《易》稽先德，孔制作者唯圣王。范金合土揉斫木，其人皆配明皇帝。羲绳燧燧神农药，黄帝舟车尧垂裳。民到于今受其赐，《考工》所记尤周详。郑刀宋斤鲁之削，燕函粤各有良。轮舆筑冶凫橹段，鲍韦裘钟匡。卓哉王官守之世，命氏以艺千礻冀章。司徒颁职十有二，生饬化敛材用昌。是皆以道寓诸器，其时海外犹荒荒。所以水火金木修，百物效灵民乐康。
后不师古斫大横，学非所用汉汔唐。愈精愈虚竞南宋，及今风气空言张。艺事摈不与士齿，有若赢股肱出乡。食之者众生者寡，士大夫皆鼠盗仓。仓米有几鼠无算，海西胡贾来衔樯。挟技百幻劖造物，一一铢寸基学堂。我以拙胜与之遇，彼譬则车吾譬螳。
或云东方性鲁素，阖胡日本今国强？朅来日本十二年，所与接构目辄瞠。当世若数善述巧，此邦无与抗颜行。日琢群楮乱真叶，尽羿之道孔穿杨。德成而上吾未知，形下惟器信所长。昨游故京访红叶，取次观艺穷诸坊。峨冠主人最好客，免冠揖我谓我臧。捐麾群季各率职，偻俯导历数广场。百品部居不杂厕，动植矿力电声光。有如置我七宝地，所触尽璆玕琳琅。魂魂昆昆铸禹鼎，九牧所象物在旁。自言创业在厥考，立今上指四十霜。始辟圭窦躬操作，昔昔锻灶如嵇狂。今役僮手指三千，奚翅一日成七襄。屡渡西海赴竞技，累累锦标旌国光。即今大国厉学官，家寖有塾党有庠。百凡讲堂所用器，往往供亿劳梯航。
导客有失恕非礼，我闻未竟悲我乡。目力耳力今犹古，原绕原鲜固有常。力不出身货弃地，厥咎皆坐无纪纲。下伤新步后四国，上悲绝业坠百王。作诗既以谢主人，亦用瘏口警我氓。（《游日本京都岛津制作所，赠所主岛津源藏》）
梁启超认为中国古时学术“生饬化敛材用昌”，“百物效灵民乐康”，以经世务实为本，便于生民的生产与生活，国力也随之昌盛。汉唐以后，学术渐染虚浮空谈之风，摈除艺事，空谈性理，于是财物匮乏，人浮于事，国力空虚。西方国家则重器物之学，精研入微，国力日益强大。这是中外国力相差甚殊的一个主要原因。或有人说中国落后是由于东方人种秉性鲁钝，梁启超以同为东方人种的日本为据进行反驳，日本国力强盛，在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欧美列强，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学术风气等同甚至优于西方学术风气。他通过亲自考察而得到的雄辩事实反驳了西方人种谬论，并指出中国非整治学术人心而不能强国。
四、世界各国文明史
1911年，康有为从欧美各国回到日本，带来了游历时所得的文物古董，梁启超作长诗《南海先生以漉士金字陵铜俑、舍卫佛讲堂幡、雅典陶尊、邦渒僵石、耶路撒冷群卉图见赠，赋谢》，吟咏了文物古董所属国的文明史。如据埃及的金字陵铜俑写道：“先仓圣生不计年，埃及鸟迹肇书契。其王取精强魂魄。锢山为椁不辞泰。水银之海金凫雁，土花滋养成深翠。尔来发冢遭群儒，匣襦往往出人世。”拈出埃及古代文明的象征——文字和金字塔；据雅典陶尊写道：“希腊膛怒当波斯，敌军百万一夜碎。九流道术盛雅典，巧朘物华起人伪。义尊偶寄陶穴风，画像已肖武陵制。”写出了希波之战中希腊人的勇敢以及希腊文明的繁盛；据邦渒僵石写道：“罗马宅邑火山麓，四征八讨气横厉。当时盛美今谁见？乐苑驰道识一二。千年动灰护严城，百俗侏亻离列层隧。自有髑髅语掌故，不假舆服搜图志。”写意大利古城庞贝毁于维苏威火山大爆发，但由于被火山灰掩埋，街道房屋保存比较完整，随着考古发掘再度浮现出来，为了解古罗马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据舍卫佛讲堂幡、耶路撒冷群卉图写道：“泰东之西泰西东，舍卫迦南两灵地。世尊唯心帝子血，示现皆为一大事。布金园中花雨深，十万天龙共游戏。只金阎浮金色收，夜夜风幡说三昧。景教流行张大秦。坏土哀耗沦非类。三百年间十字军，草木萧椮挟兵气。”以传奇的笔法写出了佛教至今仍旧兴旺，几乎同时兴起的景教却因伊斯兰教的兴起和十字军东征的失败而衰微。
五、近代欧洲战争史
1914年，梁启超写成《欧洲战役史论》，又作长诗《甲寅冬，假馆著书于西郊之清华学校，成〈欧洲战役史论〉，赋示校员及诸生》，概述了近现代欧洲战争史：
其时天降凶，大地血正喋。蕴怒夙争郑，导衅忽刺歙。……贾勇羞目逃，斗智屡踵蹑。遂令六七雄，傞舞等中魇。澜倒竟畴障，天坠真己压。狂势所簸薄，震我卧榻鼻合。未能一丸封，坐遭两黥挟。
“蕴怒夙争郑，导衅忽刺歙”说的是奥地利吞并塞尔维亚的波斯尼亚、赫斯戈维纳二州后，奥地利大公费迪南夫妇出巡而遭塞尔维亚人刺杀，引发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贾勇羞目逃，斗智屡踵蹑。遂令六七雄，傞舞等中魇。澜倒竟畴障，天坠真己压”说的是战争范围越来越大，德、奥、土结为同盟国，英、俄、法、中、意等则为协约国，在广大战场上像中了魔一样斗智斗狠，你死我活，整个世界失去了控制。“狂势所簸薄，震我卧榻鼻合。未能一丸封，坐遭两黥挟”，指中国夹在德、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国民饱受战争之苦。作者叙述这段战争史，目的是要告诫国人勿忘这段历史，奋发图强，才能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相期共艰危，活国厝妥帖”。
六、引欧西、日本近代杰出人物入诗
梁启超也会把欧西、日本近代的杰出人物写入诗中。这些人物或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或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或为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领导人物，或为近代自然科学重大成就者，或为探索人类文明作出杰出贡献者。如“天骄长政国，蛮长阁龙洲”，自注云：“日本昔有田长政者，流寓暹罗，后竟执其政。”“哥仑布，日本人译之为阁龙。”“华拿总余子，卢孟实先河”，“华”即华盛顿，“拿”即拿破仑，他们分别领导了美国独立运动和法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卢”即卢梭，“孟”即孟德斯鸠，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者。“变名怜玛志，亡邸想藤寅”，“玛志”即“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一，二十年流亡于外，屡变其名”；“藤寅”即日人吉田松阴，梁启超自注云：“早年因与同志结漫游，逃亡其邸，被削籍。”（以上皆引自《壮别二十六首》）此外他颂扬的还有莎士比亚（“合与莎米为鲽鹣”，《广诗中八贤歌》）和苏格拉底（“苏格拉瘐死兮”，《举国皆我敌》）等人。
梁启超赞叹最多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中的杰出人物，他们崇高的志节、不朽的功业令他钦佩不已。他认为中国国情与日本相当接近，国人若有这些人的，中国的维新事业也会成功：
却读东史说东故，卅年前事将毋同。城狐社鼠积威福，王室蠢蠢如赘痈。浮云蔽日不可扫，坐令蝼蚁食应龙。可怜志士死社稷，前仆后起形影从。一夫敢射百决拾，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荫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去国行》）
日本在幕府统治时期吏治腐败，大小幕府拥权自重，国家形将分崩离析，其情形同中国戊戌变法前一样。但僧月照、南洲翁、高山、蒲生、象山、松荫等仁人志士，通过流血牺牲，带领广大民众进行倒幕运动，实行维新改革，使日本面貌焕然一新，国势蒸蒸日上，甚至凌驾于欧美之上。
梁启超将这些人物引入诗中，是因为这些人代表着一种时代精神，是梁启超理想人物的化身，他希望通过向国人介绍这些杰出人士来提升民族的精神情操。
七、以国外的自然人文景观入诗
梁启超流亡在外十多年，期间游历很多国家，但他的国外游历诗比康有为要少得多，而且即使有这方面的诗歌，往往也是大笔描写几句后，马上转入感想和议论。如《车行落机山中口占》：“四月犹为踏雪游，光明世界入双眸。山灵知为谁辛苦，如此华年也白头。”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应是借山自况。再如《游华盛顿纪功碑》：“琼楼高处寒如许，俯瞰鸿蒙是帝乡。十里歌声春锦绣，百年史迹血玄黄。华严国土天龙静，金碧山川草木香。独有行人少颜色，抚阑天末望斜阳。”前六句描写实景与抒发联想并存，后两句马上写到自己思国、爱国、强国之志。《咏落机山温泉》其二：“泻潭飞瀑何太急，栖壑片云长自闲。安得风尘弃我去，年年携酒看青山。”《游芝加高华盛顿公园》：“黑风吹浪鱼龙舞，白日沉天鹰隼豪。何意迷漫金粉地，登楼犹见广陵涛。”都是前两句写景，后两句马上写自己忧思难忘，无法醉心于山水之间。只有晚年旅欧途中所作的《椤伽岛》、《椤伽岛山行即目》、《苏彝士河》等几首比较集中地写出了当地的自然人文景观，但这样的诗歌在他诗集中是很少的。
八、以欧西新语句入诗
梁启超诗中的欧西语句确实不同于诗界革命前期“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他要通过诗歌传播西方思想学说，但在古典诗歌传统的语言库中找不到相应的语词来表达，只能借用来自欧西、日本的意译词甚至是音译词。他欲借语言构成成分的变革，进而达到突破中国古典诗歌表达上的桎梏。但“新名词”必须与诗歌内容有机融合在一起，不能强硬地搪塞，他说：“今见其（郑西乡）近作一首……全首皆用日本译西书之语句，如共和、代表、自由、平权、团体、归纳、无机诸语皆是也。吾近好以日本语句入文，见者已诧赞其新异；而西乡乃更以入诗，如天衣无缝。”他采用的新语句与要表达的新思想已不是体用关系，而是有机融合在一起。这些新语句已经内化为他诗歌语言体系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梁启超诗歌中用得最频繁的新语句主要是近代西方的政治文化术语，如“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难呼精卫仇天演”、“凌弱媚强天梦梦，自由平等性存存。每惊国耻何时雪，要识民权不自尊”（《书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前韵》），“民权初发轫，王会至成图”、“夙有澄清志，咸明自主权”、“文明原有价，责任岂容宽”、“何物相持赠，民权演大同”（《留别澳洲诸同志六首》），“科学思想寻厥源，文明吾最先。嗟我子孙遗传继续乃祖之光荣”（《皇帝歌四章》），“五千年来文明种，神裔君传统。二十世纪大舞台，天骄君承宠。国民分子尽人同，责任君惟重。于乎！眇眇一少年，中国主人翁”（《结业式四章》）。
梁启超倡导诗歌要有新意境，要用新语句，就是要以近代进化论思想、科学自由民主思想构筑新学诗的内核，以新的语言词汇来营造新学诗的载体，对当时的诗界革命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意义，并形成了一个颇具声势的新派诗潮流。
第五节 王国维的欧西哲理诗
新版“学人之诗”的出现是在诗界革命前后，一直延绵下来，到20世纪前后出现了王国维、陈寅恪、刘师培、马一浮、萧公权、钱钟书等几位中西文化学术贯通的学者时，晚清学人之诗又出现了自我转变甚至是超越。鉴于本书的研究视野定位于有清一代诗歌，这里只讨论王国维的学人之诗。
一、现代学术的开山——王国维
王国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近代中国著名学者。生平著述多达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
王国维前期治哲学、美学、词学、戏曲史，后期（1912—1927）治古文字、古音韵、古器物、经史考据等古学史。甲午之役后他开始接触“新学”，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著作成为他“新学”的启蒙读本，“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1903年，笔者注）前后读二过。次及于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之关键。至29岁（1905年，笔者注）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1907年，笔者注）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不可持处而已”。除了康德和叔本华的著作，他还广泛阅读了其他西方学者的著述，如“翻尔彭之《社会学》，及文之《名学》，海甫定之《心理学》，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此外如洛克休蒙之书，亦时涉猎及之”。他是近代中国最早深入研究西学且中学、西学皆通的学者。
马亚中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中指出：
中国之接受海外新文化的影响，是沿着宗教→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这样一条线索逐步扩展开来的。在戊戌以前侧重于宗教和自然科学，戊戌以后由社会科学逐步扩大到文艺…与此相适应，各种人才的成熟也是沿着这一条线索，一阶段一阶段地，一批一批地逐步扩展开来。戊戌前后出现的“先行”人物大多侧重于社会科学领域，严复、章太炎就是如此。诗界革命派也侧重于社会科学方面的宣传。当新一代在他们的启蒙之下成长起来，并扩大到接受海外文学影响的时候，原先的启蒙导师却开始失去青春的活力，为自己所建造起的文化体系、知识结构所规范。
王国维正是在维新派启蒙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代表。陈寅恪说王国维的学术“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入洛才华正妙年，渡江流辈推清誉。闭门人海恣冥搜，董白关王供讨求。剖别派流施品藻，宋元戏曲有阳秋。……大云书库富收藏，古器奇文日品量。考释殷书开盛业，钩探商史发幽光”。刘梦溪曾指出：“中国现代学术发端的时间，应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标志是承认学术具有独立之价值，并在研究中开始吸收西方现代的观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而尤以王国维扮演着现代学术开山祖的角色。”“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这其间诞生了一批无论学识累积还是文化担当力都堪称一流的大师巨子，他们既是传统学术的承继者，又是现代学术的奠基人。王国维是他们之中最具代表性和最杰出的一个。在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学术的路途中，举凡一些关节点上都印有静安先生的足迹”。
在刘梦溪先生看来，王国维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第一，由于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移，是与引进、吸收、融解外来的学术思想分不开的。在这点上，王国维是个先行者，是最早觉醒的中国人之一……王国维对西方学术思想的涉猎、吸收、介绍，在清末民初学者群中，是站在前沿的。第二，王国维不仅是西方学术思想的积极介绍者，又是运用西方学术思想解释中国古典的躬行者。第三，王国维在吸收西学的同时，他的学术思想又是坚实地建立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地之上的。……传统学术的所谓文史之学，王氏在现代学人中是最富根柢的一个。他的学问之路是由新而旧，而结果是旧而弥新。他所独诣的学术特点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可以说，王国维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范围之广和理解之深，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同辈学者。而他深厚的中西学术素养让他无可争议地占据了中国近现代转型时期的学术制高点。“其学术世界之洪波浡潏、光风霁月，则莫测其弘深瑰丽，显示了真正学术大师之‘大’、哲匠之‘哲’、巨灵之‘灵’”。
二、王国维根柢于传统之学的诗歌
王国维早年和中年以后诗歌根基于传统之学。尽管他早年所写的诗歌现在只能找到广受赞誉的《咏史二十首》，但大体可反映出王国维早期诗歌创作还是走传统学人之诗的老路。总揽《咏史二十首》，可以看作是他以诗歌体裁阐述他的古史研究。这组诗歌再现了以汉族为主的我国古代文明发展史，其中包括汉族与诸兄弟民族的关系史，生产、战争、交通、商业往来，以至思想、宗教诸方面的历史。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以二十首、五百六十字尽之，此当属一种尝试，然亦可见少年王国维对“史”的浓厚兴趣与“通古今而观之”的巨大概括能力与艺术魄力。试看其中几首：
第四首：“澶漫江淮万里春，九黎未格又苗民。即今魋结穷山里，此是江南旧主人。”史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史记·五帝本纪》）；禹即位“十年，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史记·夏本纪》）。王国维看出，“南巡狩”、“东巡狩”，皆针对“三苗”而发，务在以武力驱压土著苗民，使之远奔南方，借以稳固占据中原的炎黄族的统治地位。而传统史家把“三苗”当作“三凶”之一，舜禹以德“抚”之云云，实不足凭。于此可见王国维读史，并不随声附影，而是持着一种客观的、近乎科学的求“真”态度。
第十一首：“慧光东照日炎炎，河陇降王正款边。不是金人先入汉，永平谁证梦中缘？”按《后汉书·西域记》记天竺国曾云：“世传（汉）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部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范晔以及梁僧慧皎在《高僧传》中的同类记载都有意无意突出佛的灵应。而王国维认为明帝继光武中兴之后，国力颇盛，其时西域诸国、西南夷诸族，或“遣子入侍”，或先后“贡献”。而“金人”或其摹像极有可能随此类“贡献”而流入。明帝“梦中”之“缘”，不在无边佛法，而在当日民族交往的现实，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十五首：“江南天子皆词客，河北诸王尽将材。乍歌乐府兰陵曲，又见湘东玉轴灰。”此诗咏南北朝事。“江南天子”指萧纲、萧绎以至陈叔宝之流，“河北诸王”指如苻坚、高欢、宇文泰之辈。前者翩翩公子，翰林词客，以酣歌恒舞为能事。后者鹰扬虎视，横槊疆场，各具命世胆略。两者气象迥异。“兰陵曲”者，“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镛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旧唐书·音乐志》）。“湘东玉轴灰”者，指梁萧绎焚书事，“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殿）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此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隋书·牛弘传》）。
第十六首：“晋阳蜿蜿起飞龙，北面倾心事犬戎。亲出渭桥禽颉利，文皇端不愧英雄！”指唐高祖李渊曾“北面倾心”，“称臣于突阙”，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刚登基，颉利可汗率突阙十万余骑来犯，进至渭水桥之北。太宗“自出玄武门，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径诣渭水上，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颉利愧而退兵。后颉利复背盟，贞观四年，李靖大破突阙颉利可汗于阴山，‘俘颉利送京师’”（《通鉴纪事本末》卷28）。
同时诗中透露了作者论史时极为重视考古发现，所谓地下材料之当留心。尤其是第七首（“谁向钧天听乐过，秦中自古鬼神多。即今诅楚文犹在，才告巫咸又亚驼”）尤足觇王国维的金石考据之学，以“诅楚”石刻与《列子》“钧天听乐”事互证，而得“秦中自古鬼神多”的结论，即“地下”与“纸上”相结合。
王国维这二十首仍未摆脱旧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主干）、旧诗学（以人伦教化为依归）的总的规范。王国维大抵也以“少作”之故轻之，一首也不曾选入他后来自选的《静安诗稿》（这跟他接触康德、叔本华美学后，审美观点起了很大的变化，自不能分开）。这一时期他还是将诗人、诗学研究者、古史学研究者等几个身份融于一身，没有溢出晚清的学人之诗学研究和诗歌创作的途辙。如作于1913年的《咏史五首》，借古讽今，讽刺袁世凯窃取清帝之位。第一首要旨在一“禅”字，认为袁氏“自非舜禹功，漫侈唐虞禅”，即使清帝逊位，他也不当继统。第二首泛论英雄人物当以恩泽天下为志，由此评判袁世凯远不及曹操，曹操犹有自知之明，以汉相终其身。第三首借历史上的枭雄讥讽袁氏麾下皆虎狼之辈。第四首通论历史，认为善于处理华夷关系者，惟李世民耳，实则抨击当局对外政策失当。最后一首借历史上无节气之文人嘲骂袁氏御用文人之可恶，亦复可怜。
再如作于1913年的《癸丑三月三日京都兰亭会诗》：
昔人论书以势名，古文篆隶各异型。千年四体相嬗代，唯尽其势体乃成。汉魏之间变古隶，体虽解散势犹未。波磔尚存八分法，茂密依稀两京制。墓田数帖意独殊，流传犹出山阴摹。永和变法创新意，世间始有真行书。由体生势势生笔，书成乃觉体势一。相斯小篆中郎隶，后得右军称三绝。小楷法度尽黄庭，行书斯帖具典刑。草书尺牍尚百数，何曾一一学伯英。后来鲁公知此意，平生盘礴多奇气。大书往往爱摩崖，小字麻姑但游戏。真行巨细无间然，先后变法王与颜。坐令千载嗟神妙，当日只自全其天。
这一段完全可称为王国维之“书法论”，纵论中国书法的变迁：从汉魏古隶（八分法）始，汉字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李斯之小篆，钟繇之楷书，王羲之之行书，张伯英与颜真卿之草书，黄庭坚之小楷，足以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变迁的标志。
再如作于1912年左右的《题敦煌所出唐人杂书六首》，对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的敦煌莫高窟唐人写本残卷一一加以考订，概述其中“敦煌户籍”、《大云经疏》、《云谣杂曲子》、《秦妇吟》、《地藏菩萨画像》的历史文化价值。
三、王国维融欧西哲理入诗
王国维是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人。其学人之诗的特征不在于引中国传统之学入诗，而在于引西学入诗，为中国诗歌别开一新境。王国维较早地接触了西方的哲学、美学，“于西人所谓哲学家之书，极喜浏览”（袁祖光《绿天香雪簃诗话》）。罗振玉资助他留学日本，使他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和文化有了相当的了解：他对日本之君主立宪制推崇备至，誉为宇内第一；对资本主义社会学术言论自由深表向往，“人生兵死亦由命，可怜杜口心烦伤”（《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随着他对西学研究的深入及文学思想的进一步成熟，他的诗歌不同于黄遵宪、康有为等人的直接引西方名胜古迹、历史人物、制度文化以及学术思想入诗，而是化欧西哲理入诗。“这一转变的关键就在于跟西学特别是康、叔哲学美学的接触，并且几乎达到耽溺的程度。”他大量阅读西人著述，其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明显受他们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影响。对此钱钟书先生作过分析：
《杂感》云：“侧身天地苦拘挛，姑射神人未可攀。云若无心常淡淡，川如不竞岂潺潺。驰怀敷水条山里，托意开元武德间。终古诗人太无赖，苦求乐土向尘寰。”此非柏拉图之理想，而参以浪漫主义之企羡乎？《出门》云：“出门惘惘知奚适，白日昭昭未易昏。但解购书那计费，且消今日敢论旬。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我欲乘龙问羲叔，两般谁幻又谁真。”此非普罗太哥拉斯之人本论，而用之于哲学家所谓主观时间乎。“百年顿尽”一联静安标出“真幻”两字，则哲学家舍主观时间而立客观时间，牛顿所谓“绝对真实数学时间”者是也。句如“人生过后唯存悔，知识增时转益疑”，亦皆西洋哲学常语。
在西方诸多哲人中，对王国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叔本华。王国维在其文集《自序》（作于1905年）中云：“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丑）壬（寅）之间（1901—1902）。癸卯（1903）春，始读汗德（按即康德）之《纯理批评》（按，即《纯粹理性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1904）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在《叔本华像赞》中他颂扬叔氏“天眼所观，万物一身。搜源去欲，倾海量仁”，说自己“愿以千复，奉以终身”。叔本华的思想在他诗歌中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王国维许多诗歌中蕴涵着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一言以蔽之曰“极深之悲观主义”，哀声成为他诗歌中的主旋律。
余家浙水滨，栽桑径百里。年年三四月，春蚕盈筐筐。蠕蠕食复息，蠢蠢眠又起。口腹虽累人，操作终自己。丝尽口卒屠，织就鸳鸯被。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敝屣。耑耑索其偶，如马遭鞭棰。呴濡视遗卵，怡然即泥滓。明年二三月，长孙子。茫茫千万载，辗转周复始。嗟汝竟何为？草草阅生死。岂伊悦此生，抑由天所畀？畀者固不仁，悦者长已矣。劝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这首诗以蚕喻人，对受生存意志驱使而盲目地生生息息的人世作了悲悯而无可奈何的描述，很能代表王国维的悲剧人生态度。
又如《平生》云：
平生苦意挈卢敖，东过蓬莱浴海涛。何处云中闻犬吠，至今湖畔尚乌号。人间地狱真无间，死后泥洹枉自豪。终古众生无度日，世尊只合老尘嚣。
诗歌借秦时卢敖避难隐遁，说明人世争斗不已，永无安宁之日，无处可以躲避世间悲苦。
第二，他的诗歌大发感慨：有生即是痛苦，人生不过是摧折损耗自身的过程，“一日战百虑，兹事与生俱。膏明兰自烧，古语良非虚”（《偶成》）。人生即使有快乐，快乐亦尽为幻觉；欲求解脱人世之苦，而解脱亦终不能得，“……中夜搏嗜欲，甲裳朱且殷。凯歌唱明发，筋力亦云单。蝉蜕人间世，兀然如泥洹。此语闻自昔，践之良独难。厥途果奚从，吾欲问瞿昙”（《偶成》其二）。
从这些诗歌可以看出王国维“对人生问题殆无日不萦系脑海中。兰膏自煎，蚕茧自缚，迄无宁静时。后此，更日益堕入悲观哲学泥沼中不能自拔矣”。其《书古书中故纸》云“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隐含毁灭此生无复顾惜之意，可看出他悯生悲世，早存厌世之心。
第三，叔本华认为人生既已为痛苦，故贵求解脱。解脱有久、暂两种，暂时之解脱为沉浸于艺术之中（永久之解脱则为灭绝意欲）。王国维在诗中也表达了这种思想，如他的《坐致》云“坐致虞唐亦太痴，许身稷契更奚为？谁能妄把平成业，换却平生万首诗”，《拼飞》云：“欢场只自增萧瑟，人海何由慰寂寥。不有言愁诗句在，闲愁哪得暂时消”，《书古书中故纸》云“昨夜书中得故纸，今朝随意写新诗。长捐箧底终无恙，比入怀中便足奇。黯淡谁能知汝恨，沾涂亦自笑余痴”。
他的一首词《浣溪沙》也表达了这个意思：
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啼鴂怨春残。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丹铅。闲愁无分况清欢。
第四，叔本华认为人生万象处于时间、空间的障隔，真相不复可睹，故仅仅成为虚幻的、梦一般的存在，他反复阐述过“梦”与“现实生活”两者可分又不可分。王国维对“人间”与“梦”的区分，也正如此。“耳目不足凭，何况胸所思。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相逢梦中人，谁为析余疑”（《来日》之二），“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我欲乘龙问羲叔，两般谁幻又谁真”（《出门》）。作者虽生活于现实之中，却有“浑似置身梦中意味”。
王国维诗中悲世悯生、深婉怆楚之作甚多，当然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古典诗歌中悲慨人生之作的继承和吸收，但不可否认同样受西方悲伤人生哲学观（尤其是叔本华的学说）的影响。而且，他能把西方有关这方面的哲学思理写入诗歌之中，深刻清新，别开境界，这不能不说是王国维对中国诗歌的贡献。缪钺先生对此高度赞扬：“王静安以欧西哲理融入诗词，得良好之成绩，不啻为新诗试验开一康庄。静安学术贡献，举世推崇，其诗才实亦甚卓，所作量虽少而质则精，领异标新，未容忽视。”
四、王国维天然韵成的诗学理想
王国维作为近代的大学者，他的诗不是天然韵成，而是很有根柢，但他把天然韵成作为诗歌理想的审美规范。即使要引入学问，也得如盐化水——化学理和意境入诗。他虽对近代大学者沈曾植的学问表示由衷的钦佩，但对他诗歌中大量引用佛典道藏、奥词僻语的做法并不赞成，认为这造成了诗歌的“晦涩难解”。
叔本华曾说：“每一个具有美的和丰富的心灵的人，总是用一种最自然的、直接的和单纯的方式来表现他自己。”相反，“心灵的贫乏、混乱，思想的邪谬，则要用种种极其矫揉造作的表现方式和词语的极其晦涩的形式来装饰他自己，以便在艰深而夸诞的措词中，遮裹住那些纤小的、琐屑的、味同嚼蜡的或者平庸的思想”。受之影响，王国维也表达了反对在诗歌中显才露学的思想，他在1898年至1912年的诗歌创作中忠实地贯彻了这一诗学思想（中年后的诗歌创作却未能贯彻这一思想）。
他衡量诗（词）坛大家的标准之一就是“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人间词话》卷上），多次表达了对诗（词）中摆弄学问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易伤意境，又不免“作态”，非“大家数”；使用“代字”、“隶事”，乃“意不足”、“语不能妙”的表现：
词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人间词话》卷上第34条）
沈伯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宜其为《提要》所讥也。（《人间词话》卷上第35条）
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作，为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人间词话》卷上第57条）
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人间词话》卷上第58条）
美成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若同叔、永叔，虽不作态，而“一笑百媚生”矣。此天才与人力之别也。（《人间词话》附录25）
王国维认为造成意境“隔”的原因之一是词人一味追求用典使事，以显示其才学。“砌字”、“垒句”，以致词意晦涩难懂。这显然与王国维立足于“境界”说，推尊元曲“语语如在目前”，主张“最自然之文学”，提倡写词“不隔”，反对“隔”的观点是一致的。周邦彦、吴文英等人，片面追求形式工巧，用典使事，或雕琢堆砌，或因袭陈言，词意晦涩难明，当然受到了王国维激烈的批评。
五、王国维诗歌在晚清“新学”诗中的意义
梁启超评价维新派诗人以西学入诗时说：“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他认为维新派诗中之西学还停留在器物层面，未能深入西方思想文化之内核，且琐碎粗疏，缺乏系统性和条理性。继续完成这一任务的是紧随其后的王国维，马亚中说：“宣、民之际，早先的诗界革命派诗人并没有继续前进，相反还有所后退。而在文艺理论方面，西方的美学观点也开始在悄悄地渗透进来。其中以王国维对西方哲学、美学的研究最为深入，并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界。”
王国维以西方学理入诗，表明“学人之诗”在传统学术范畴内的拓展已达到了圆熟的程度，不得不将视野延伸至“海外”，唯有将眼光转向西方学术文化，才能有新的创新，才能走出传统学人之诗藩篱的笼罩，才能为学人之诗输入新的血液，延续它的生命。从中国诗歌史来看，凡能开新境而扬光辉者，多赖他山攻错之益。有佛教的输入，始有以佛入诗和以佛喻诗，中国诗歌由此而进入新的境地。晚清西学东渐，其仪态万方，又远过于印度佛说，蜕故变新，于是出现了“新学诗”，中国诗歌又别开一大新境地。王国维智力澄明、思想颖锐，对西方哲理敏于承受，善于消化。其诗心“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他诗中之学的内容及其处理诗中之学的艺术能力异于晚清诸家，“所作不为海日楼之艰僻，勿同程春海以来所谓学人之诗者”。
钱钟书先生把他与稍前的引西学入诗的黄遵宪的诗歌作了比较：“（公度诗）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盖若辈之言诗界维新，仅指驱使西故，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余称王静安以西方义理入诗，公度无是，非谓静安优于公度，三峡水固不与九溪十八涧争幽泠也。”意谓王国维和黄遵宪在诗歌艺术上无优劣之别，但王国维的西学与黄遵宪相比，要深邃得多，他能从文化心理上把握西方，而黄遵宪更多的是对西方制度和风土的了解，因而王国维的“学人之诗”更能从深层次的文化心理上反映西方。
钱钟书先生又把他与同时期颇能诗的学人严复作了比较：“严几道号西学巨子，而《愈壄堂诗》词律谨饬，安于故步；惟卷上《复太夷继作论时文》一五古起语云：‘吾闻过缢门，相戒勿言索’，喻新句贴。余尝拈以质人，胥叹其运古入妙，必出子史，莫知其直译西谚Ⅰl ne faut pas parler de corde la mai-son d’un pendu也。”“点化镕铸，真风炉日炭之手，非‘喀司德’、‘巴立门’、‘玫瑰战’、‘蔷薇兵’之类，恨全集只此一例。其他偶欲就旧解出新意者，如卷下《日来意兴都尽，涉想所至，率然书之》三律之‘大地山河忽见前，古平今说是浑圆。偪仄难逃人满患，炎凉只为岁差偏’；‘世间皆气古尝云，汽电今看共策动。谁信百年穷物理，反成浩劫到人群。’直是韵语格致教科书，羌无微情深理。几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如斯宾塞、穆勒、赫胥黎辈；所译之书，理不胜词，斯乃识趣所囿也。老辈惟王静安，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七律多二字标题，比兴以寄天人之玄感，申悲智之胜义，是治西洋哲学人本色语。”
近代文学革新的倡导者们对于西方文学、美学理论的了解乃至译介，大都是间接的（以日本作为中介）和浅显的，这使得近代文学革新运动虽对中国文学观念由传统观念向近现代形态的转换有开创之功，但要真正实现这一重大转换还有赖于以学术研究为本位并兼具中西学术素养的学界巨子的横空出世与自觉承担，他就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理论的奠基人王国维。所以晚清新版“学人之诗”经历着从挦扯新名词、新事物入诗到以学术学理入诗的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新版学人之诗在王国维笔下发生的质的变化，由“琐碎粗疏”转向“微情深理”。
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诗学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是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的一个核心主题。在融会中、西诗学再造中国现代诗学的过程中，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王国维无疑起着开风气的先驱者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西方文明‘滔滔而入中国’的晚清，他（王国维）抱着‘发明光大’祖国文化学术的热忱，奋力钻研和引进西方哲学、美学，并结合传统诗论，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诗学体系。他的一系列哲学、诗学著述，在我国新旧社会、新旧文化交替之际，起了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
王国维的诗学对中国近现代诗学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中国诗学从王国维开始，出现了新的趋势，即以世界现代诗学观念审视中国传统诗学。在他的带动和示范下，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中国学坛上比较集中地走出了一批以现代学术入传统诗词的学人，如陈寅恪、马一浮、萧公权、胡先骕等，“由于他们主要是依靠现代学术的孕育和妊娠而诞生，这个痛苦的过程不仅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学术专业，而且还在深层改变了学术主体传统的生命活动方式和思想情感方式。因此，尽管他们仍以旧体诗这种传统形式写作，但其中所表现的现代性眼光和思想情感却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主要以“吾道寓于诗”（马一浮《再答竹石道者》）的方式表现出对中、西方文化的历史、现状、未来的感性体验与学理思考，拓深了晚清“新版”学人之诗的表现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