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兰州，深处大陆腹地，与外界沟通关山重重，其困难程度，令人难以想象。
让我们看看国立兽医学院第一届学生赵纯庸当年记录他从四川取道南京，再经由郑州、西安到兰州的上学经历，就能略知一二。赵纯庸，四川荣昌人，富家子弟，其父赵宗燠为盛彤笙在德国柏林大学的校友，新中国成立后亦同为中科院首批学部委员，国家一级研究员，是全国政协常委，我国著名的燃料化工和能源、环境保护专家，当年十分钦佩盛彤笙的学术水平。在父亲的劝导下，赵纯庸于四川报考了兰州大学兽医学院并被录取，成为兽医学院首届学生。
兰州大学定于1946年11月1日至10日报到，16日正式开课。于是，赵纯庸约定了另外3名上兰大的同学先从成都到南京，10月24日从南京乘火车出发，一路上走走停停，3天后方到郑州，因前面一座桥梁被炸塌，又等了3天方修复通车，月底抵达西安，火车到此为止。从西安到兰州就要坐汽车，当时仅有一条西兰公路，路况极差，到处坑坑洼洼，破破烂烂，时人称之为“稀烂公路”。因为没有定期发放的班车，一些私车主要凑齐一车旅客才跑一趟，他们在西安等了5天方托人联系上汽车。11月4日一早，40多人挤上了一部卡车，当天走了192公里，到陕西长武住下；5日继续前行，走了15公里，汽车爆胎，车厢倾覆，将乘客或甩出车外或扣在车里，幸好只是些轻伤，大家齐心协力将车子翻了起来，换上新轮胎再走。结果路上下起了大雨，车厢没有篷布，旅客只好将衣服顶在头上遮挡，车到甘肃泾川停下，这天走了51公里；6日下雨，汽车停开；7日天气放晴，又继续赶路，到静宁歇站，走了173公里；8日车过华家岭，出了故障，又停下来修理，第二天再走，9日下午方到兰州。总共719公里，汽车走了6天，加上火车上的7天和等候汽车的4天，从南京到兰州前后耗时17天。赵纯庸经历的还是1946年时的情形，那时西兰公路还算正常。似这般交通，有的学生即使考上了大学，如家境不好，拿不出旅费，自然难以上得了学。
赵纯庸17天从南京到兰州还算快的。1950年，从中央大学毕业又进修了两年的任继周从西安到兰州，坐了一辆破旧的大道奇，一路抛锚，走走停停，足足走了21天，搞得兰州的盛彤笙院长和西安他的岳母，两头都在着急，甚至跑到汽车公司要人。
1947年上半年，解放战争在中原全面打响，不但陇海铁路中断，而且公路除了军车外，基本上不通商旅。恰恰在这时，国立兽医学院的许多办学物资要从京沪一带往兰州运输，当时的情势，用盛彤笙的话说，真是“艰难万状”。
先说仪器设备的运输。盛彤笙在上海采购仪器设备20吨、联合国善救总署捐赠20吨，农业部分配了一部卡车。其中的10吨物资，包了2架专机运到兰州。后面就没有这样顺利了，不仅空运成本太高，后来拿上钱也雇不上飞机。一些从美国购置的仪器都非常昂贵，不及时运出，损失难以预料。于是盛彤笙四处求援，向交通部、向张治中、甚至向宋美龄写信。他觉得这所学校是宋美龄女士倡议设立的，她一定会关心学校的发展。所以盛彤笙一面汇报了学院的筹建情况，一面提出“因水陆运输舟车迂回，沿途损失戡虞，恳请交由空运来兰”。当时国民党正忙于“戡乱”而自顾不暇，这些要求自然都不现实，办法只能自己来想。学院先派出陈北亨前往上海，将急需的和特别贵重的仪器用船从水路运往重庆，又派张思敏、王超人、顾恩祥、李学儒、李元放等人分赴汉口、长沙、成都、重庆接应，分兵把口。到了重庆，物价飞涨，油价及养路费均增数倍，又发电报向学校要钱，但学校也是东借西欠地勉强维持师生的日常生活，盛彤笙只好“急电骝公（朱家骅）：本院经济以至山穷水尽之地，器材抵渝无力接运来兰，进退维谷，请速拨运费17万金圆券，以济燃眉为祷”。后来只有120箱拉到兰州，几来几往，历时半年多。
当时农业部给兽医学院和西北羊毛改进处各一部卡车，开往兰州时装了满满两车仪器，取道长沙运往重庆。车到长沙，轮胎爆裂三只，那时很难找上修理的地方，盘缠告尽，只得向家里要钱换新胎，加之雇来的司机畏惧路程艰险，中途不干，又从兰州找来司机方才启程，前后在路上也折腾了几个月。许多滞运仪器直到1950年陇海铁路修复通车，学院又派总务主任常英瑜前往上海、南京，周中规教授前往重庆，方才拉回。
不特仪器如此，图书也惨遭厄运。盛彤笙将来之不易的3000美元，通过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向英美等国订购了一批图书杂志，漂洋过海没有出什么问题，通过邮局从上海往兰州托运的途中，到郑州受阻，撂在站台上，听凭风吹雨打，有10小包被丢失，有近一半的经典书籍因水湿霉烂或结成硬块而不能使用。见到自己订购的书籍惨不忍睹的模样，盛彤笙心疼不已，气愤难言，除了打一场没有结果的笔墨官司，书局与邮局相互推诿外，盛彤笙只好将有些勉强能用的水毁书籍送到七里河的兰州印刷厂重新装订，但损失已超过三分之一。
1947年4月，开始了兽医馆的修建。当年的兰州，经济落后，地产的东西很少，连学校办公用的电报纸、白报纸等都要靠教育部分配，建筑材料如水泥、钢材等，全靠从南方购买运来，是年7月，盛彤笙亲自在上海购得七吨钢筋和钢管，委托上海铁路货运所职员金志丰用火车运到西安，再用汽车转运到兰州。那时从上海到西安的铁路分属津沪、陇海两个铁路局管理，辗转几个月于12月初方到郑州。这时中原战事激烈，陇海线中断，货物和委托人一时不知去向，在电报查询时，上海铁路货运所竟否认有金志丰其人。盛彤笙焦虑万分，赶紧通过上海方面派人持公文追查，找到金志丰，方知货物被存放在郑州恒丰公司。而该公司因为时局艰难，很快就要散伙南下，催促货主月底前提走，否则不负保管之责。情急之下，盛彤笙于是又致电在河南的一个熟人———豫中植棉区办事处主任孟宪武，请他将货物提出并妥为存放。第二年5月15日，派事务主任李学儒赶往郑州。大家商量的意见是，既然陇海线、京汉线都不通，就将这批钢材拉回南京，再装船从水路运到重庆，然后用汽车运到兰州，来个“后方大迂回”。
李学儒到郑州后，四处兵荒马乱，找不到任何运输工具。盛彤笙急忙致电交通部董部长，请求予以帮助，交通部答复：“际此华中紧急戡乱，军运繁重，其他一切公私物品路局无法疏运。”眼看着郑州战事愈来愈紧，盛彤笙急得五内俱焚，再次致电交通部，言明此学院由蒋主席手令创立，事关国防军事大局，因建筑校舍急需这批材料，“可否让返程放空的车辆捎带回南京”。这次电报引起了交通部的重视，很快复函“允速利用军运回空车辆回运至京”。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顺利，据李学儒后来给学校的汇报信中称，由于陇海线时断时修，时修时断，延宕至6月10日方从郑州装车，12日运到开封，谁知津沪线又告中断，铁路方面应允只能捎带到徐州。于是，14日找人装车，将这批材料送出，自己准备找汽车赶往徐州。还没有走出开封，16日在这里发生了一场国共之间的豫东大战，第二天，李学儒所住的南关旅馆附近巷战激烈，他躲在旅馆里，连大气都不敢出，四天中仅10个烧饼和1罐牛奶充饥。21日，虽然炮火仍未停息，但一想到钢材下落不明，他顾不了许多，怀揣提货的几纸公文，连随身的衣物以及皮箱、毛毯等行李都没拿，只身逃出城来。只见南关已成一片废墟，尸枕狼藉，满城弥漫着臭味。步行逃到商丘，惊恐方定，商丘战事又起，此时幸亏遇一返程军车，出示公文后，将他捎带到徐州，下车后第一件事是看看所运的钢材是否拉到，当见到东西丝毫无损时，方出了一口长气，向盛院长发出“汴脱险，安抵徐”的电报。
6月底，这批钢材在陇海、津沪线上转辗了一年时间，又回到了起点南京下关。幸亏这是一批钢材，笨重难运，若是其他贵重物品，如此兵荒马乱的年月，早已荡然无存。后来，终因未能找到运输工具，而使“从水路再走公路拉到兰州”的计划落空，直到1950年3月任继周、陈士毅进修期满，从南京将存放在那里的七吨钢材拉回。那时，伏羲堂早已竣工，自然派不上用场，后来用在家畜病院的修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