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2004年度大学校园最热门的帖子（1）
一个大三学子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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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么年轻的人来讨论生活有点拿鸡蛋碰石头的味道，毕竟我才二十几岁。我是大地上的一颗不安分的尘土，生活是一场随时都可以把我刮走的风。风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没有半点反抗能力的我只能随波逐流，茫茫天涯路不知道哪里是我的归宿。所以我是没资格来讨论生活的。但我知道仁慈宽容的上帝是不会在乎他的子民们一个小小的叛逆的，于是我才敢冒昧的凑上几句。生活到底是什么？生活就是承载，就是不断的承载你本应该承载的和你本不应该承载的东西，而生活质量的高低就取决与你所承载的内容的优劣和量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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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大三了，不，应该说我才大三，我嫌日子过得太慢，无时无刻我不在抱怨。大一大二的岁月婆婆妈妈的想走又不想走，我恨不得飞起一脚把它踢得个屁滚尿流。也许你说我冷血，难道你对你的过往没有一点感情吗？感情？当然有。我也是个怀旧的人，只是现在不觉得罢了。我只是想尽快离开校园，离开这个郁闷的地方，找到工作，赚钱，报答这个世界上一切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至少现在我是这么的。有时候我不得不佩服韩寒的勇气和聪敏。对于我们这些文科生来说，面对高数这个大刺猬，用韩寒的经典妙语“数学只要初二水平就够了”来聊以慰藉太好不过了。数学系的N君在三尺讲台上挥斥方遒唾沫星子飞溅，我像是在遥远的这边听遥远的那边发出的若有若无的梵音，而他那龙飞凤舞式的演算更使我犹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可想而知N君辛辛苦苦得来的反馈信息是怎样的了。人很容易染上坏习惯的，我就在N君的催化下养成了一上数学课就打瞌睡的习惯，而且这个习惯曾一度波及到其他科目，以至于我不得不用“头悬梁，锥刺股”这种老掉牙式的方法来年虐待自己——用笔尖狠狠地戳自己的手指。肉体尚可虐待，灵魂呢？那种想珍惜生命又迫不得已的荒废所带来的既怨恨又自责的心情又如何才得以释放呢？自然而然的，我选择了逃课——事实上，人生就是一个反复逃避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恰当的逃避并不是坏事，反而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积极进取——当然我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教授们不专制的话，如果逃课一次就取消考试资格，那么这种责任实在是没什么值得牵挂的。我完全可以自学，我逃课同样也是为了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学习。与其在教室里虚度光阴，不如到图书馆里充实自己。不是我自负，没有老师我照样能通过考试——他们所要的结果不就是我们都能通过考试吗？大一大二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上课从来不听课，看小说，听歌，写信，神游万里，这就是我上课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我行我素，另一方面我心里也存在着很多的隐忧，我曾不止一次的强迫自己再也不能这样活了，但每次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的状况对我似乎没有什么坏处。我似乎很幸运，逃课从来没被逮住——仅仅有一次，那是大二的《中国编辑出版史》，那讲师太厉害了，开始点了一次名，结束时又搞了个突然袭击又点了一次名。讲师嘿嘿的笑着：“想和我玩，你们还嫩着。”由于那课实在无聊，中途我也逃了。结果我这条鱼也被他活活地抓住了，被扣掉了10分的平时成绩。室友告诉我时，我在心里大骂那讲师变态，但马上又反过来骂自己：活该！明明是自己逃了课嘛还骂讲师，你还是不是人？以后那讲师的课我在也不敢逃了，一门课能有多少个10分啊！
大学里的考试太弱智化了，教授们似乎有意迎合学生们“60分万岁”的心理。而此时的我又抑制不住自己兴奋的情绪，拿奖学金的机会又来了！嘿嘿！此刻我又是最轻松最清闲的一个人，室友们为了那意义重大的60分猛找自习教室，而此时的教室往往是人满为患。这时候，我成了“国宝级”人物，常常是一个问题还没解决又有人来抢问了。当然，我也是乐于帮助他们的。一来可以巩固自己所学的，二来可以成人之美，大方豪爽的还请你吃饭，如此好事，何乐不为呢？
问题是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学习有没有意义。可以恬不知耻的说我学习就是为了拿奖学金，因为我缺钱，现在这个社会没钱什么也干不了。每一次看似平静的风雨无阻的独自去自习也都掩饰不了我内心的狂乱。真的，我不知道我在学些什么，很多的东西我都是硬着头皮去看的，很多书在考完试后是再也找不到的。
我不甘于大学里学一门丢一门的现状，然而在奖学金的诱惑下我又丧失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叛逆性。我经常这样问自己，既然今天的准备是为了明天的浪费，又何苦自己折磨自己呢？而同宿舍的一位自习狂——几乎一切空闲的时间他都花在了自习上，但他的成绩并不比我好，每次拿奖学金他都比我低一个档次——也向我表示过类似的困惑。但他那自言自语式的回答“我不这样做心里就不安”使我很惊讶，进而明白：每个人都企图寻找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他的精神寄托，一旦找到他会始终不渝的去遵循，无论任何人的劝阻，因为这在他的眼里是完美无缺的。
幸好我还不至于麻木到如此——我把周末留给了真的我，只有在周末里我才感到自己的存在。在周末里我想干的一切都是我想干的又是值得干的。我看《芙蓉》里的小说和书评《电影评价》和《中国音像》里面的精彩同样让我着迷。而罗素和尼采的哲学常常摆在我的案头，虽然哲学对于普遍意义上的生活没有必要的作用，相反我们借助它只能更确切地感受到绝望和虚无的性质，但是我是学文学的不得不学它我也乐意成为哲学的俘虏。昨天向大四的师姐学了一夜Pagemaker，才懂了一点皮毛，恨不得明天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它搞定。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通过英语六级，因为我刚刚才通过英语四级，似乎可能，似乎又不可能，但是我已经报名了，于是从容地去应考—结果出人意料，我通过了。普鲁塔克说：世上没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说一件不可能的时候，事实上它已经包含了可能性，或者说，可能性往往潜伏在黑暗的地下等待爆发。
附：2004年度大学校园最热门的帖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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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上大学的时候，很多同学怂恿我去竞选班干部，我不知道他们的企图。或许想让我成为笑料，或许想让我成为陪衬或许只是假惺惺的应酬，当然也不排除好心好意，我谢绝了，我很清楚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也没必要摆出清高的样子，说自己不想当官，权力就意味着意志，谁不爱啊？但我不喜欢专制，任何专制绝对是徒劳的。于是对那些一窝蜂拥上去竞选班干部而又不知道自己身为何物“管他什么官，这样有官帽子戴就行了”如此之类的同学是鄙夷而不屑的。那个晚上，我耐着性子听完他们脸红脖子粗舌头打颤似的演说飞也似的逃了。结果可想而知，不出一个月就应验了我在心里对他们的嘲笑，个个流于平庸，除了班长大人干了一些实事外，其他的，真的不知道他们面对古语“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是怎么想的。
我是不能参加社团的，尽管我有点看不起学校里的社团，大凡学校里的社团都是没有血肉和灵魂的骨架，供人观看而已，但我不能停止我追梦的脚步，我渴望拥有一份自己办的杂志。那次恰巧碰上W文学社的负责人，于是我毛遂自荐直截了当的向他表示我想成为贵社的一名编辑而不是社员，社员根本发挥不了我的作用。他当即表示可以考虑，并要去了我的资料。几周后，他给了我一封信，说了一大串无关痛痒的话值到最后也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我很气愤真他妈的不够爽快，这样的社团不参加也罢！
G文学社倒是社长亲自来找我的。他愿意让我当任G社编辑部部长一职。说实话，面对这个瘦小精干的社长，我很难忍受他那趾高气扬的架势，比别人大不了多少总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但我还是答应了。机会难得，干一段时间再说吧。后来才知道G社根本还没有向学校申请成立权，只是在组建阶段。我有一种受侮辱的感觉，找到G社社长开门见山的说：“我不干了，你另请高明吧！”说完拂袖而去。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在这个不尴不尬的时代，什么样的人都有，或许是我太单纯太富于理想，当几个师哥师姐要我和他们一起杂志时，我欣然应允，勒紧腰带硬是从生活费里挤出200元块钱来为我们的杂志集资。结果又是一场骗局，他们只不过利用我的钱做一些小生意罢了，哪有闲心搞什么杂志！发现他们的图谋后，我理直气壮地拿回了我的钱，退出了他们的组织。如今我已经大三了，变得练达成熟起来，再也没被什么人骗过。然而我却失去了往日的锐气，我似乎麻木了，办起事来也优柔寡断懒懒散散的了。我一直以为我是有棱有角的人，永远不会被这个社会磨平，而现在呢，似乎有了种征兆，我很恐惧我将来会变质，我会变成圆滑世故之人吗？
后来我成了中文系系报的主编和F杂志的编辑。我可以放弃所有的社团，不放弃的就是F杂志社。F杂志社的实力有目共睹：一个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几台高档联网的电脑，办出来的杂志专业化很强，而且在市场上销路也不错。在这里工作有报酬，发表文章还有稿费，更重要的是这里聚集了全校的大多数才华横溢的人，与他们交流相处简直是一种享受。每次心情压抑的时候我总是去F杂志社办公室排遣郁闷，每次都是精神饱满而归。
大二第二个学期我在外面已经找到了一份兼职，先是搞校对，后来报社见我表现不错就把我升为编辑，并对我表示毕业以后可以来这里工作并给我优厚的待遇。但是我拒绝了，我想去深圳工作或者去遥远的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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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孤儿。我爸有病不治而亡，那年我六岁。七岁，我妈改嫁，把我交给了爷爷奶奶。八岁，我妈患白血病离我而去。十岁，爷爷在放牛回家的路上被车子活活的轧死。之后，我一直与奶奶相依为命，是奶奶把我拉扯大的。奶奶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今天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使奶奶晚年过的好一点。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在我的生命历程中，不断经历着死亡。所以，当我读完余华的《活着》时，我的泪便止不住的流下来了，我仿佛就是小说中主人公福贵的翻版：父亲气死；母亲老死；女儿先是哑巴，后来因难产而死；儿子因抢救县长的老婆被抽血抽死；老婆得软骨病而死；女婿在工地被石板轧死；最后，连他惟一的寄托外孙也被豆子噎死。我一直以为上帝是仁慈而公平的，但为什么要一个人承受那么多的死亡呢？
我的出现使整个宿舍显得不协调。我穿的是最土气的鞋子和最朴素的衣裤；用的是最粗糙的日用品；吃的是最便宜的馒头加咸菜，甚至连他们不屑一顾的方便面也成了我的奢侈品。而我之所以能来到这所全国重点大学，是因为我的学费全免。这使我的压力很大，我曾发誓将来一定要偿完我欠学校的债。尽管这样，我仍没有绝望，因为我还有我永远的牵挂——奶奶。为了奶奶，拼了命我也要干出个样来。
常常使我感到难受和尴尬的是：室友们一下子商量买这一下子商量买那，他们似乎很理解我，从不要我出钱，但是我感觉到在这方面我是永远被他们遗忘的人。然而，毕竟是在同一屋檐下，毕竟同是学生，再加之我后来的各方面的表现——主要是由于我有了稿费和奖学金也日渐参与了他们活动——于是我和室友们的关系渐渐的得到了改善。我的室友来自四面八方，性格迥异，但有个共同的特点——人品不错。我知道我该干些什么，所以面对他们的请求，比如打打水买买饭什么的，我总是爽快的答应，举手之劳而以嘛。几乎每天都有人叫我为他打饭，我习以为常了没把它放在心上。有一天，一位室友忽然对我说：“你总是帮他们打饭，是不是太……”他没说完，我理解他的意思。我苦笑了一下，我生的就是这个贱命，能帮就帮吧。我也知道室友们没有看低我，只是他们比较懒而已。但是我无法忍受的是室友们每晚熄灯以后的喧哗和吵嚷，足球和爱情是他们永远的主题。我并不讨厌足球也不喜欢，没有理由。我也不相信爱情，我很同意安妮宝贝的观点“爱情没有永远，我们只需要陪伴”。我并不羡慕室友们个个都有美女相伴，对他们的好意相劝我也不放在心上。我相信缘分。一生碰不到一个心上人独自清闲一辈子也并不是坏事。也许会有人说这样的人生很悲哀很无趣，我不这样认为，爱情不是生命的惟一，没有爱情并不意味着生命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附：2004年度大学校园最热门的帖子（3）
“其实你根本没有理由悲观。”宿舍里的自习狂曾这样对我说。是的，在他们看来我有什么不好呢？学习成绩没得说——虽然也逃课：四级也过了，党也入了，论文发了一大堆，还是学生会的什么部的部长，还没毕业就有单位来抢人了……是的，我承认这些，但我骨子里有一种永远也抹不掉的伤感——廉价的伤感，我也这样认为。我实在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会这样——每天早上一醒来或每次从图书馆里出来，心里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怅惘和失落——所以的兴奋事都会在我的梦中死亡，没有哪件事会让我高兴两天的——也许这是的本性使然吧。
我常常失眠，一方面是被窝里太热，不盖被子又太冷，半遮半掩则又冷又热，这把我折磨得筋疲力尽。另一方面，我总是在想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如人生，死亡与爱等等。室友们都已进入梦乡，我却睁着眼，看着夜，脑海里翻滚着一些乱七八糟的思想，久久不能入眠。有一阵子，我对死亡充满了幻想。死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那么多的伟大的人不但不害怕反而向往它呢？海明威用枪口对着自己的脑袋，海子卧轨而去了，三毛用丝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有崇尚死亡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心灵都是孤独的。我对死亡的幻想还源自于我对奶奶严重的担忧。总有一天世界上最爱我的人要离我而去的，我真的无法想象我将以怎样的方式来对待那个残酷的现实。这太可怕了。我常常做噩梦，梦见奶奶死了，我也死了。到那时，我真正成了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吗？即使活着那又怎样？我会像苏格拉底一样“白天打着灯笼光着脚丫在街上寻找孤独的伴侣”，还是像海德格尔一样“一生隐居在黑森林里”？或者像叔本华一样做一回“人类的蔑视者”和“避世的哲学皇帝”？但是他们都是大思想家，我有何德何能与他们相提并论呢？每当黑夜来临的时候，一个寂寞颤栗的灵魂透过世界的边缘望见那冰冷的而毫无生气的又无法测定的深渊——死亡。死亡是什么？弗洛伊德说：“死亡是人的一种本能，是生命自身的破坏力，它向外表现为对他人的攻击，向内表现为自我的谴责甚至自杀。”海明威说：“与其等到希望破灭，拖着病残的躯体痛苦地死去，不如在血气方刚，怀有雄心壮志时，高高兴兴地在烈火中焚化。”是的，总有一天我会死去，像海明威那样健康地死去。
有时候我会用音乐来排遣孤独。我喜欢阿炳的二胡，我喜欢在黑暗的夜里被悲伤、痛苦、泪水包围的感觉。
前些天我写信给高中好友，说：“我不是为自己活着。”好友马上回信说道：“只有傻瓜才说出这样的话。”我知道好友是在激将我，让我振作。
然而，我确实不是为自己活着。我活在梦想和悲哀之中。
竹影版主：闽北修竹
主题：《岁月的声音》
作者：闽北修竹县城
县城坐落在一个狭小的盆地里，四周是延绵起伏的山群，柘溪从北部柘岭发源，傍城南而过。小时候我家住在河的北岸，这条清浅的河占据了我童年的许多时光，我可以算个在河边长大的孩子。
小城有些历史了，却始终是一个不大的山城，人口至今也不足十万，但在我小时的记忆里它却异常的空阔。那时城里只有一条主街，叫五一三路，从城东的仙楼山脚下笔直穿过整个县城。沿街都是一些青砖红砖的低层楼房，难得见到一栋高大的水泥建筑。街上不会有多少行人，夜晚的灯火暗淡而稀疏。街道两旁生长着高大的泡桐树、浓密的苦楝树和低垂的柳树，春天里，柳枝泛出淡淡的新绿，空气中弥漫着苦楝浓郁的臭味，地上落满了灰暗的泡桐花，只有夏天的鸣蝉才会使整条街变得燥热而喧闹。主街的名字与小城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有关。一九四九年五有十三日，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场革命从北方推进到闽北的这个山城。解放军第五十一师进城的时候发现这个小城正在经历一个漫长而枯索的雨季，就在这个雨夜，这支军队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对小城的占领。当第二天早上人们在淅淅沥沥的雨水声中推开屋门的时候，才惊讶地发现屋檐下的泥水里躺满了熟睡的士兵。十年后的一天早晨，新上任的县长登上位于城东的仙楼山顶，伸出右臂对着山下饮烟缭绕的小城凭空一劈，说，就从这里开一条大街吧。于是，五一三路应声而出，并像一块长条形的海棉迅速吸饱了楼群、喧哗与灯火。
与主街并行穿过小城的是两条老街，城南的叫前街，城北的叫后街。它们像两道细弱的残流紧拥着日益涌涨的五一三大道。走进老街，你就发现自己走进了小城漫长悠远的历史。狭窄的街道两旁木屋相连，檐廊相接，弄巷暗布，宅院深锁，暗绿的青苔和茂密的藤萝爬满古砖老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都住在城南的前街，在那些天气晴好的傍晚，我喜欢和几个同学一起在小巷和深宅里乱窜，这个习惯延续至今使我成了一个总是到处转悠显得无所事事的人，一个让人看着有些鬼鬼祟祟心怀鬼胎的人，这个习惯也使我对几十年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小城有了细微深入的理解。今天，当我站在岁月的一个点上悄然回望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嬴弱的男孩正从那条叫前街的地方走出来，他的身影细瘦而散淡，他的脚步没有惊动任何人。这个男孩就是我。我的整个少年时代在城南那条潮湿暗淡的老街上像一根火柴一样擦过，竟没能亮起一朵火花。
小城的边缘是平展展的稻田和菜地，春天四野碧绿，秋天遍地金黄。再远些是低缓的坡地，有一些成片的树荫，里面掩藏着零散的村落。早晨的时候农民挑着粪桶和蔬果在城区进进出出，空气中充斥着饮烟、青菜和粪便混合的味道。走出城南的老城门，可以看到清澈的柘溪，它随着季节的变化时涨时枯，在每一个有阳光的日子里闪闪烁烁。
这就是我童年的县城。如今它已几倍地扩大，昔日的老街被新的大道和楼群砍切得七零八落，过去的苦楝、泡桐和柳树变成了清一色的法国梧桐，清冷的夜晚如今灯火迷乱，人影攒动，喧嚣一片。但在我的呓语中它依旧是往昔的模样，依旧是一片宁静和安祥。
一个喜欢细微事物的人，一个被一种延绵的叙述方式迷住的人，一个悠闲自得的人。
#1：无主题——闽北修竹回复于2003.05.1113：46
[二]
出生一九八七年初夏，我从福建出差去北京，乘的是火车。车在济南站停靠二十七分钟，我跑到车门前，乘务员在那守着，我对她说，济南是我出生的地方，但我根本记不起它的模样，现在我想下去看看，至少得让我踩一踩这块土地。那位大姐模样的乘务员大约被我疯疯颠颠的话给搞糊涂了，居然放下了车门的踏板。当我双脚落到地上的时候，内心里面就有一块石头也跟着卟通一声落了下来。我跺跺脚，走了几步，心里默默地说，最初我是在你的身上学习站立的，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向你证明我的脚步已经很沉实。我看见站台上阳光明净，过往的旅客来去匆匆，一些穿着铁路制服的人零零碎散散地站着，几个大嫂模样的人挎着篮子，操着浓重的北方口音沿列车叫卖。我就这样呆站着，然后沉闷的汽笛就响了，我上车，重新坐回靠窗的位置，看着济南站的字样与站台上的人一起，在北方六月的阳光下渐渐被拉远，变小。那一刻，我心里突然就泛起了一片潮水。
济南是我的出生地，在我还没开始记事的时候我就远离了它，甚至在梦中我也无法描述它的模样。几十年来我始终渴望着一次真正的游子归乡，但那一回当我真的踩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却觉得自己只是个匆匆而过的外乡人。
闽北和山东，我时常说不清自己究竟属于哪个地方。
秋天，郊外田野里的稻谷黄了，熟透的果实在风声中坠地，指甲花饱满的果荚在每一次轻微的触动下迅速地张合，将自己的籽实弹射开去，一些留在了母株的近旁，另一些却被鸟儿带去了远方。这时我常常想，一个生命的到来是偶然还是必然的呢？
四十年前的那个寒冷的冬天，我降生在济南军区的部队医院里，对当时的情形我现在一无所知。母亲告诉我，她奶水不足，我是靠吃军粮活下来的，我发出第一声啼哭的时候，部队的起床号声也刚刚响起。很多时候，我会碰见一些退役或现役的军人，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回忆自己的军旅生涯，炫耀各自的兵龄。这时我常常会冷不丁地冒出一句：我是六二年的兵。他们便会猛然打住话头，用一种疑惑的目光打量着我。我笑笑，不再言语。其实我并不是扫他们的兴，我只是给自己提出问题，我怎么会在那个时间莫明其妙跑到千里之外的军营里去了呢？或许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向父母提出，两个世代祖居闽北却又素不相识的男女，怎么会千里迢迢毫无预约地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在一个我至今也没有丝毫印象的城市里把我制造出来呢？这是偶然还是必然呢？
许多年，父亲一直珍藏着一本影集，墨绿色的绒布封面，包着一条快磨破的白绸。
小时候我常常将影集偷出来与同学一起翻看，父亲在那些泛黄的纸片里是一个真正的美男子。他是个文艺兵，穿着笔挺的呢军服，魁梧、英俊，意气风发。影集里还有一些女文工团员送给父亲的照片，她们漂亮，妩媚，英姿飒爽。当我现在翻看这本影集的时候，就会纳闷，当年的父亲身边曾经有过那么多看上去年轻漂亮的异性，为什么他偏偏会跑去遥远的闽北老家，找到我那容貌平常小他九岁的母亲呢。难道这是命中注定的吗？
父亲十几岁时当的兵，这之前他只是闽北大山深处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从小以砍柴为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一支部队带走。他打过几年仗，在那些枪林弹雨的日子里，他一次次偶然地死里逃生。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部队回家探亲时，一个远房的婶婆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事，让我的母亲走进了他的一生。她是邻近小镇一个颇有名望的纸坊老板的小女，一个富豪之家的千金，原本绝不可能嫁给一个山里的樵夫。是那场中国近代史上天翻地覆的政治狂飙彻底转换了两个人的命运，对于即将被打进旋涡底层的母亲一家来说，父亲的出现无异于一根救命的稻草。一场革命会改变一个世界，它抹掉了无以计数的可能，同时生发了无以计数的可能。如果说我必将来到这个世界，那么我要感谢这场革命，是它为我的可能提供了的一次必不可少的机会。
父亲成家后，却一直不能有效地让他的妻子怀上孩子。一直到了母亲随军，这种局面也依然没有丝毫改变。几年后，他们终于死心了，决定收养一个。那是一个女孩，刚一周岁，是我母亲一个远房亲戚众多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心灰意冷的父母回到老家，抱走了她。然而一个月不到，奇迹出现了，我的母亲居然有了身孕。那就是我。我劳苦功高的父亲终于成功地在他妻子温暖的体内植下了一粒种子。三十几年后，我曾经在母亲的老家，那个闽北小镇工作过一段时间。一天母亲打来电话，要我去看一个亲戚。我去了，在一个农家小院找到了她，那是一个在闽北山区随处可见的普通农妇。我叫她姐姐。她确实是我的姐姐，她就是当年那个把我引到人世间来的女孩，我父母在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就又将她送回去了。她脸上挂着笑，神情中有些不知所措，艰难的生活使她显得如此苍老和憔悴。那一刻我无话可说，我知道她原已获得了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是我的一声啼哭将她重新推回到原来的人生轨道。我想她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可能就是济南了，但她去那里的目的，只是为了将一个必定要让她终身过苦日子的人带到这个世上来。
我也许是个无聊的人，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常常会思考一些无聊的问题。我这样想，如果当初父亲不是偶然地千里迢迢去当兵，如果父亲不是偶然地又千里迢迢回乡找上我的母亲，如果那个女孩不是偶然地再千里迢迢去到济南，如果父母不是偶然地在几经疲战之后于某个时刻让激情死灰复燃，如果我不是偶然地越过艰难险阻成为冲刺最快的那一个。我还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吗？再往前推，如果我的祖父祖母，如果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如果祖祖辈辈，如果天地之始万物之初。我想那该是一个经天纬地错综复杂变化无穷的迷宫，只有完成了所有偶然的实现，才能成就一个我的必然。这当中容不得任何一次操作的失误，否则我的结果不堪设想。这样一想，我就觉得原来古往今来沧海桑田万千人事都是因我而生。
那么，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在那些月朗星稀的夜晚，我独自坐在凉台上听贝多芬。夜色中有萤虫飞动，邻家的孩子在走道上踢球，远处的楼群一片灯火。有风吹动，我知道此时万物正在黑暗里滋长，生命在沉寂中悸动。英雄交响曲在耳边掀起排浪，这时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你小子有种，你是个英雄。
一个喜欢细微事物的人，一个被一种延绵的叙述方式迷住的人，一个悠闲自得的人。
#2：无主题——闽北修竹回复于2003.05.1522：20
[三]
父亲早晨五点多一些，父亲就站在院子门口，学着卖早点的小贩吆喝：“麻糍——馒头——包子——”声音宏亮粗壮，在寂静的清晨便有了晴空炸雷般的效果。这时候我只好万分不情愿地从浓睡中醒来，躺在被窝里面苦笑，我知道此时周边那些邻居，一定也都在各自的床上辗转反侧，心里恨恨不已。
父亲今年七十九了，这辈子他做过农民当过樵夫扛过枪打过仗吹过黑管萨斯学过当领导，但绝不会再有机会去学卖馒头包子了。我知道他只是心情好。他一定觉得空气这么清新早晨这么宁静，如果不吆喝几声他的好心情就无法表达。
不知道我父亲的人一定会觉得他像个疯老头。在那些夏天的傍晚，父亲赤裸着上身，站在自家的门前一脸的神采飞扬。他一边拍打着刚吃饱的胖肚皮，一边与周边乘凉的隔壁邻居高声说笑，声音大的连整个街区也能听到。一次有个同事告诉我，她早上去市场买菜的时候看见了我的父亲，她说我父亲打着赤膊，站在菜摊前与一个卖茄子的农民老大声地讨价还价。我对此一点也不觉奇怪，父亲将自己肥硕的上半身拿到大街上去展览，对我来说实再算不上什么新闻。父亲本来就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过去上着班的时候，他灰色的干部服里面，总藏着一件破旧的汗衫，一旦觉得热了，他就会解开外衣的扣子，让自己漏洞百出地站在领导和同事的面前。离休以后，他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彻底解放了自己。许多时候我面对父亲年轻时的照片百思不解，照片中的他头发乌亮，军装笔挺，目光炯炯，与现实生活中那个衣冠不整的胖老头判若两人。有时我会遇上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会说起我当年的父亲，他们说你父亲是部队仪仗队的啊，笔直的身板，贼亮的皮鞋，回来探亲时走在街上真是威风啊。这时候我就感到困惑，我不知道究竟是岁月改变了一个人，还是岁月让一个人最终恢复了他的原形。
父亲从小在一个叫后龙山的山村里长大，那是闽北大山深处一个真正的山窝子，离最近的一个集镇也有十几里崎岖的山路。村里只是二十几户人家，都是刘姓。父亲身世很苦，我爷爷是个瞎子，奶奶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改嫁他乡，父亲的手下还有一个弟弟，他从十二三岁开始就得挑起一家人的生计。小时候我几乎每年都要和父亲回一趟老家，山很高，路很陡，老远就能看到大山皱褶里那缕轻淡的炊烟，可半天也不会走到。父亲说他小时候一天得走上两个来回，将两担柴火挑到山下的集镇卖掉，换了米回去养活他的瞎子父亲和弟弟。因此父亲是个真心诚意感激共产党的人，他相信是共产党给了他新的生活。他这种想法不是很客观，其实最初改变他命运的机会是国民党给的。十七岁那年秋天的一个午后，他刚刚将一担柴火挑到集镇，便被一支从战场上溃败下来的国民党部队强行抓走了。他先是当挑夫，不久就换上军装成了国民党邱清泉部下的一名士兵。
许多年后的一天，自从有了电视就不再看电影的父亲突然要我帮他买一张电影票，他说他要去看《淮海战役》。那个晚上，平时衣衫不整的父亲从箱子里翻出旧军装军帽和军用皮鞋，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标准的老军人，神情肃穆地走进了电影院。回来以后我问他电影怎么样，他一边解开风纪扣一边说不真实不真实，然后开始手舞足蹈高谈阔论。他自认为对淮海战役是有发言权的，因为他就是在那场战役中被俘并摇身成为人民解放军战士的。那是一九四九年元旦刚刚过去，我能够想象父亲当时的情形，他挤在一大堆神情沮丧的俘虏中，脸上布满烟尘，手中紧紧抓着一把黄铜色的长号。那是我父亲作为一名军人最擅长的一件武器，无论在国民党部队还是以后当了解放军，他始终都是一个吹长号的文艺兵。我不知道当初邱司令长官为什么会让一个文盲去学吹西洋管乐，只是从没念过一天书的父亲居然真的自学成才精通了五线谱，而且，他还给自己取一个非常富有想象力的名字—刘柴夫。这名字渊源于他从事过的两个职业：他曾经是一个以砍柴为生的人；他崇拜柴可夫斯基。
这说明我父亲虽然没有文化，却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不知什么时候他还学会了汉语拼音，并通过查字典认识了许多生僻的字，小时候他常常拿这些字来考我，他在我作业本的背面写一个“旮”字，又写一个“旯”字，问我怎么读，我摇摇头，父亲就很得意地笑起来，他准确地念出那两个字的读音，然后说，我们老家就在山旮旯里。
即使多年以后，父亲的聪明才智还像繁星闪烁在琐碎的家庭生活中，从修补凉鞋雨伞到接水管拉电灯，甚至于拆开洗衣机电冰箱，他几乎没有不能动手的。他有一个百宝箱，里面的工具虽然锈迹斑斑却样样齐全，那是他平时到处捡拾来的战利品。许多时候他从外面回家，手上总会抓着一根废铁线，一片旧板条，甚至一块塑料泡沫，眼神里饱含怜惜，也许在他眼中，一切人们废弃的东西都是宝贝。而在我看来，这才是父亲最大的才能，他善于用各种收集来的物件填塞家里的每一个空间。离休以后的那些日子，父亲乐此不疲地在家中每一个房间折腾，变着法子将所有那些收集来的物品藏进一个个角落，甚至连天花板上面都成了他的贮藏室。因此我觉得父亲是一个有收藏癖的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将所有能被他找到的东西深藏起来。
父亲这辈子珍藏得最好的应该还是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女。他像喂养鸽群一样去喂养他们。他用他的勤劳和慈爱建成了这个拥挤的家，他用一生去爱他唯一的妻子，让这只母鸽终身无怨无悔地留在他的身旁。他依依不舍地将小鸽放飞出去，但他知道他们必将归来。三个儿女确实最后都陆陆续续飞回到了这个温暖的巢穴。现在，平时在这个家里吃饭的总有六七个人，每到节假日，更是儿孙满堂，热闹不已。这时候我那老父亲总会大呼小叫，笑声朗朗。我知道这是晚年的他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父亲这一辈子也算是枪林弹雨走南闯北见过一些世面了。他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朝鲜，并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负过伤。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他做过银行职员、赣剧团指导员、县政府机关干部和包村工作队长，最后，他成了一家有一百多号职工的木器厂厂长。因此在许多人眼中父亲实再是个混得不很如意的人，有时他们会问我，一个解放前就参加革命，朝鲜战场负过伤，六十年代初就当上中尉的人，怎么到了离休还只是一个股级干部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再简单不过了，因为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会做官的人，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背离那些迎面而来的机会。从部队转业的时候，他原可以选择留在济南，可是他却携妻带子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闽北。县里调他到赣剧团当指导员，还没干满一个月，他就说自己没文化坚决要求调离，而接他位置的人同样没多少文化，却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正处级了。父亲只有在当包村工作队长时干得最欢，与农民兄弟同吃同住还天天挑着粪桶下田，结果那是极左路线他差点因此受到清算。有时他也会向别人炫耀自己当木器厂厂长时的政绩，那就是每天上班的时候和门卫一起打扫厂部大门，或者与职工比试气力去装卸木头，结果一根圆木从车上直溜下来，差点砸飞了他左脚的大姆指。
现在看来，父亲最辉煌的岁月还是在部队文工团的那些年，只是那好时光就像一颗流星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一闪而过，再也没留下什么痕迹。
父亲常常说他前世有修，这话的意思就是他很满足自己现实的这一辈子。这让我相信父亲这一生虽然从事过许多职业，可骨子里面他依旧只是一个农民，他像农民一样勤劳、节俭和易于满足。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从部队转业的时候，他要将自己的名字由刘柴夫改为刘彩富，这也许意味着从那天开始，父亲已经让自己由一个文艺兵回到了农民。小时候他带我回老家，我看见父亲和他的那些本家兄弟用相同的姿势坐在一条竹凳上，他们抽着劣质的旱烟，用同一种腔调评说着天气、年成和某一个谢世已久的祖先。
他们的身影在渐渐来临的暮色里如同一片砍伐后的树桩，挤在一起难以区分。
也许对于父亲来说，最不能满足的就是对老家后龙山的那份思念，爷爷还活着的时候，他每年都要回去一次。爷爷死后他说我也老了快走不动了，可每年依旧还是要走一遭。这些年父亲真的老了，腿脚已经不很灵便，可是每到了清明节，他就显得心事重重坐立不安。我不知道那片贫瘠的山乡究竟有什么让父亲如此放不下，我看见他每次只要一走上回乡的小路就精神抖擞健步如飞。
有些时候，我会对着镜子照看，我想看看在自己的身上脸上究竟有多少父亲留给我的印迹。谈恋爱的时候我常在心里面抱怨，怪父亲没有将他那副魁梧的好身材给我，这使我在那个女生喜欢给男生定残废等级的年代里，不能迅速占据到有利的位置。现在我已经像父亲一样快乐并易于满足，我知道这才是父亲遗传给我的所有基因中最为珍贵的。
此外，我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像父亲一样聪明，但我可以确定我曾经像父亲一样勤劳。只是，这个被父亲使用过度的美德，在我获得它之后，不知何时被我不经意间丧失贻尽。
一个喜欢细微事物的人，一个被一种延绵的叙述方式迷住的人，一个悠闲自得的人。
3：无主题——闽北修竹回复于2003.06.0612：00[四]幼年最初的记忆虚幻而芜杂，它像一幅颜料未干的画，在时间的雨水里浸泡得失去了形状。我能够依稀识辩出其中的一些色块与线条，并以这种似是而非的方式还原出我幼年生活的一些片段。
那只是一堆碎纸屑，现在我试图从记忆的深处将它们清理出来，却蓦然发现丢失了最重要的工具——时间的粘合剂。
首先从记忆里浮现出来的是一辆铁制的童车。那是一个笨重的大家伙，大约一米多长，半人高，铁栏涂着防锈的绿漆，有四个没包胶皮的铁轮子，模样就像一张活动的小床。车的垫板是木头的，中间一块可以活动，放下去的时候，我就在上面睡觉，拿上来就成了我座椅面前的一张小桌子。母亲说我小时是十分安静的一个孩子，即使一整天坐在童车上也不会哭闹，除了不时尿裤子之外，我的表现基本算得上良好。因此我觉得自己的幼年应该是很漫长的一段寂寞时光，父母都去上班了，他们把我安置在铁车上，在我面前的小桌上放一把爆米花，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我就像一只小鸡独自在上面啄食。其实那时我还太小，以上的情形多半来自父母亲的回忆。我只是记住了那辆铁车，它在我的生活中一直存在了很多年，等我稍长大一些，它就成了我童年的主要玩具，我推着它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让木制楼板整天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到了四五岁，我已经有足够的力气将车推到院子里去了，那时我们家住在父亲单位银行的宿舍，那是一栋红砖楼，楼外有个很大的空坪，我推着铁车在空坪上悠转，车上坐着我的两个妹妹，她们像两只小鸡在宁静的阳光下争食着面前的一堆爆米花。
现在想起来我的童年真的有些孤单。同一栋楼里住着一些同龄的孩子，我时常一个人扒在窗沿，看他们在院子里追逐嬉戏。有时他们会把我从房间里面叫出来，让我参加“中国打美国”的游戏，但我胆怯而无能，总是最先被人扑倒在地，然后哭着当了可耻的逃兵。秋天的时候，父亲单位去农场收获地瓜，蔓藤被他们带回来高高堆放在空坪上，我们就在那上面闹成一团，结果我被一个女孩推了下来，把一只脚给扭伤了。这次受伤使我第一次尝到了生病的好处，我觉得自己似乎有权力给整天忙忙碌碌的父母提出一些要求。于是，在养伤的半个月里，父亲下班后会给我带回来一个肉饼，母亲则每天晚上给我煮一碗挂面，我理直气壮地接受着这些特殊的慰劳，好像我是为他们受伤的，好像我受伤的不是脚而是胃口。
事实上我也并非总是一个甘落下风的男孩，我现在依旧能模糊的记起第一次与其他孩子打架的情形。那时常有货车在空坪上卸下一堆堆木头，一些贫寒的人家会让孩子将木头上的干皮剥回家去当柴火。因此每次有木头车到，空坪上便会聚起大群的男孩女孩，他们挎着竹筐，拿着锤子和铁铲，一挨木头卸下，便一涌而上，叮叮当当地敲剥起来，劳动场面十分的热闹。我也许觉得自己有义务为家里干点有意义的活，于是让父亲将一枚大铁钉敲扁作铲子，也挤进孩子堆里十分投入地剥起树皮来。那一次，我为一块树皮的归属问题与另一个男孩发生了争执，我被他逼在墙角，脸上被狠狠地抓了一把，但我还是勇敢地抢回了那块树皮。时至今日，我的左脸上依旧有一道隐隐的丁字形抓痕，这就是那次战斗留下的光荣印记。
我能记起的幼年时另一壮举是学习雷锋叔叔。在一个夏天炎热的下午，我从橱子里头翻出父亲当年的棉军帽和皮带，胸前横挎木头玩具枪，气昂昂地站在高高的木头堆上，展示雷锋叔叔的光辉形象。在那个午后，许多从空坪上经过的人都看到了一个小傻子戴着大棉帽，一动不动地站在七月的骄阳下曝晒，脸红得像个真正熟透了的苹果。闻迅赶到的母亲将我从木头堆上拉了下来，她一把扯下我头上的大棉帽，然后在雷锋叔叔的屁股上狠狠打了两个巴掌。
不知为什么，当我回忆过去的时候，总会发现幼年的那段时光凌乱而模糊，其间游移着焦虑与无序的阴影，蛰伏着不安和死亡的恐惧。住在过道对门的那家有两个年龄比我稍大些的男孩，兄弟俩平时也很少参与外面的嬉闹，他们有自己的游戏。有时我会走进他们房间，看见兄弟俩头碰头坐在地板上，摆弄着用茅花扫帚的细杆折成的几百门大炮。他们的神情兴奋而专注，口中念念有词，不断地排列组合着方阵，互相攻来打去，那情形就像两个将军在沙盘上演练炮阵。他们的游戏有趣而神秘，我被晾在了一边，心里头十分的羡慕和敬畏。一天下午，外面院子里突然响起凄厉的哭叫声，我跑出去，看见一些人围着院墙下的那口水井，兄弟俩的母亲坐在井台上嚎啕，双手不停地向空中挥舞，又不停地拍打着地面。我不敢近前，但我还是看见了两兄弟中的老大，他湿淋淋地躺在地上，双眼紧闭，脸色铁青，脑袋毫无生气地歪在了一旁。
他死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掉到井里去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连白天也不敢独自一人走近那个井台，我突然对自己的生命感到莫名的担心，一个生命的消失是那样的轻而易举，防不胜防，我感到幼小的自己是多么的无助。
我刚开始记事的那几年，正值“文革”动荡时期，阳光空气里充斥着燥动、暴力与血腥。大字报和标语铺天盖地，游行的队伍和口号声像潮水一样每天在大街上涨落。那真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年代，在我眼中每天都像过年一样热闹。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事情是跟在宣传车后面捡毛主席语录单，那些宣传车敲锣鼓，呼口号，唱毛主席语录歌，还不时将这些红红绿绿的纸片往人群里抛洒，那是一些手掌大小的硬纸片，我可以用它们来折小飞箭。我还喜欢跟着游行的队伍看表演忠字舞，那些年轻的男男女女穿着黄军装，脖子上挂着白毛巾，手捧红宝书又唱又跳。
在那些年月，我像所有孩子一样兴奋好奇地追逐着热闹，我只是不会知道这些热闹里面所包含的罪恶。一天晚上，我们一群孩子正在银行会议室外面玩耍，会场内灯火通明，父亲他们正在开会，一个满脸胡子的人在台上讲话，会场里面突然一阵叫嚷，几个人冲上台去，用一根粗大的麻绳将那讲话者捆绑起来，按在地上痛打，被打者挣扎着哭叫起来。暴力突如其来，我们像一群受到惊吓的小鸟，向黑夜深处飞快地逃离。
我不知道当时的那个世界正在经历着什么，父母亲每天下班回家来，都是一副心情重重的模样。许多个夜晚，他们放下窗帘，坐在昏黄的灯光下小声地说话，脸部表情焦虑不安。不久，我们搬家了，住进一个很深的老宅院。父母不再准许我上街，他们说“革联”和“革反”打起来了，你要上街就是找死。他们自己也不再去上班了，偶尔出去一下就神色慌乱地跑回来。那真是一个漫长而多事的秋天，宅院厚实的大门常常紧闭着，从里面顶着两根粗大的木头。宅院的门正对着县医院，因此我凑巧记下“革联”攻打县医院那天发生的一个细节，那时我躲在大门后面从一条缝隙里向外张望，看见一些车辆停在县医院门前，大街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人。
突然一个头戴藤帽手中握一根纠察棍的人朝我的方向径直走过来，一直走到我们家的大门处，将木棍往身上一靠，对着大门哗哗地洒起尿来。我吓得大气不敢出，飞快地从门后面溜了回去。那天，我们全家高度紧张地躲在屋子里，高音喇叭和枪声在外面响成一片，不时有子弹打在瓦脊上，声音清脆密集，听起来就像有人一个劲往我们家的屋顶上扔石子。
许多年过去了，往事被时间的流水冲刷得稀薄模糊，可那个头戴藤帽的人的形象却变得日益清晰起来，他像一张刀法分明的剪纸出现在记忆的镜子里，涂着红黄油漆的木棍在1967年的阳光下闪烁着刺眼的针芒。
那年月常有死人的消息四处流传：有人站在自家的凉台上晒衣服时被流弹击中；有人在单位的围墙下张贴标语时踩上了自己埋下的地雷；有人。父母每天在吃饭桌上都会议论这些话题，他们语气凝重，显得忧心忡忡。终于，县城里呆不下去了，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一家开始了短暂的逃亡。现在，我已经无从记忆当时出逃的路线，我只依稀记得我们兄妹三人和父母一起在尘土飞扬的沙石公路上行走，我牵着大妹妹的手，母亲抱着最小的妹妹，父亲走在最前边，他背着一个老大的包袱，一边频频回头张望，一边不时地招手拦车。
属于幼年的最后记忆是乡下外婆的老宅。在那里，逃亡的脚步终于停滞了下来，我的童年开始进入平静而枯寂的状态。
一个喜欢细微事物的人，一个被一种延绵的叙述方式迷住的人，一个悠闲自得的人。
#4：无主题——闽北修竹回复于2003.06.1417：00
[五]
老宅老宅座落在一条清浅的河边。它属于闽北山区一个古老集镇的一小部份。
记忆中的老宅年代久远。高大破旧的灰砖门楼，高矗的长着稀拉狗尾巴草的风火墙，阴暗潮湿的三进深的内堂，杂草丛生的后院，后院中青苔斑剥的古井，垂挂着蛛网与乌黑油烟的屋檐，这一切构成了我童年一部分生活的场景。父母在结束了短暂的流亡生活之后，带着两个妹妹重新回到了县城，而我被留给了外祖母。有两年时间，我和外祖母一起生活在这个古老而破败的宅院之中，那时，我并没有觉得小镇老宅院内的生活与其它地方有什么不同。
据说老宅是我外祖父的产业。外祖父是我所有亲人中永远无法亲近的一个。我从没见过他。作为这个闽北古镇有名的纸坊老板兼地主，他不失时机地死在临近解放的头一年。我从小跟着外祖母在老宅里长大，但我几乎没有听到她谈起过外祖父。我只隐约知道外祖父活着的时候很有钱，拥有古镇半条街的产业。但到我记事的时候，我与外祖母就只能蜗居在这座临河老宅的一间阴暗小屋里了。那是土改之后外祖母拥有的唯一一间房产。那时老宅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杂院，六七户人嘈杂地居住在这三进深的古老宅院里，四处胡乱堆放着柴草和农具杂什，家禽屎便随处可见。多年以后我仍然想象不出老地主当年在幽深古朴的宅院内悠然踱步的情景。
一条厚实的青石门坎把老宅圈进浓重的阴暗中。很多年我一直没有弄懂南方地区房屋门坎的用途。在南方，为什么传统的建房总要在所有叫门的地方横上一条小小路障，或石条或木板，高矮不一，但总在人可以轻易迈过去的尺度内。那么，这条叫门坎的东西究竟想拦住些什么呢？
无疑它不可能阻拦窃贼，甚至它无法阻止任何一个行动正常的人随意跨过门坎，顺手牵羊拿走家中的物什。它只会给主人带来不便，给蹒跚学步的孩子制造危险。那年我曾亲眼看见邻居的小男孩在老宅的石门坎上跌了一跤，付出了他新长出的两颗门牙。小时候我觉得那条青石坎最大的好处就是给了我一张固定的凳子，它使我能够在阴凉的门洞里打发掉一段童年的寂寞时光。
在那些寂寥的午后，我的童年被搁置在高大门楼下那条青石坎上，看着时而清澈时而浑浊的河水从门前无声地流过。天晴的时候，我会看见明亮的阳光在河的下游水面上泛起一片耀眼的白光。而在下雨的日子里，我就会听见千万条水线扎进河里的刷刷声了，那会让我无限憧憬地想象起外祖母往滚锅里下线面的情景。在那些年中的某一天，如果你凑巧从沿河的鹅卵石小路走进这个闽北古镇，也许你会看到一个苍白而瘦削的小男孩，孤独地坐在一个阴暗的门洞里，呆望门前流逝的河水。你看到的那个男孩也许就是我。而男孩身后那座破旧的大房子就是我现在跟你说的老宅了。
在盛夏季节，坐在青石门坎上，门前河坑边那棵茂盛的米汤花树会遮挡着我的部份视线。它斜斜地伸出水面，翠绿而浓密的叶片泛起勃勃生机。但你不会看到一枝花朵。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之所以日复一日呆坐门前，并不是我从小就喜欢冥想，其实我在守望我的米汤花。这种粉紫色的厚实的花朵，是我中餐甚至晚餐最可口的菜肴。每天，外祖母将我采摘来的花朵撕成碎瓣，漂洗干净后煮出一大钵汤。我把汤浇进白米饭里，每次都能唏唏呼呼吃出一身大汗。外祖母用米汤花瓣煮出的米汤，成了我那段童年岁月必不可少的滋润怀想。那时经济拮据的外祖母对我说，米汤花吃了最长身体，城里人有钱都买不到吃。我听了便乐颠颠地天天坐在门前守望。白天的时候，我已经密切观察并暗暗记下了那些即将绽放的花苞，第二天我会起一个大早下到河里，抢先采下那十来枝夜间绽放还挂着露珠的新鲜花朵。万一起床迟了，邻家的孩子就会捷足先登，那时候我就只能面对一树碧叶空自懊恼。在那艰难年代里，几朵野生的米汤花也成了人们哄抢的紧俏物资。
许多年以后，我在县城里盖起了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从乡下挖来四棵米汤花树，栽种在房子的围墙边。夏季里树上开满了这种土里土气的紫色花朵，女儿放学回家从树旁经过的时候丝毫不会在意，她不会知道她爸爸的米汤花情结。而这许多年来我也再没有吃过米汤花了，我害怕现在油腻的嘴会坏了我童年美好的味道。
在关于老宅的记忆中有一部份属于那个不大的后院。我们家的厨房就在后院一排低矮的瓦屋里。农村的晚饭一般都很迟。在期待吃饭的那段时间里，我端坐在一条印象中老高的木板凳上，我的双脚因够不着地面而只能无依地悠荡。那时候我看到天色开始暗淡下来了，惭惭变蓝的天空隐现出一片淡月，淡月的旁边伴着一颗明亮的星星。后来我从书本上知道它叫长庚星，也叫黄昏星和启明星。但那时候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那颗明亮星星出现的时候，天就该黑了，外祖母就该叫我吃晚饭了。但等待晚饭的时间总是难耐的长，厨房里透出一阵阵煮熟食物的诱人香味，外祖母瘦削的身影在灶火间隐隐约约。天色更暗一些的时候，几只萤火虫在院子里飞动起来，满院的杂草开始显露出有些居心不良。那时我的眼睛不敢去看墙脚边那口古井，外祖母告诉过我那井底住着一个穿红鞋子的女水鬼，我害怕天黑以后那女鬼会从井中出来游荡。
最后当外祖母终于把我从高凳上抱到饭桌的时候，我已经在不安的等待中进入了半睡眠状态。
老宅不仅仅只是属于我，我知道它还属于一些昆虫和小动物，是它们安居乐业的家园。我知道厨房瓦檐的阴影里遍布蛛网，其中一张大网中天天守候着一只大肚蜘蛛；我知道向北的那面土墙脚下长满青苔霉斑，那是红蚂蚁和千脚虫神秘的隐居地；我知道那一小片茂密的灯笼草就长在南窗下，那是萤火虫们白天的家；我还知道风火墙头狗尾巴草丛中有一窝麻雀，它们每天吵吵嚷嚷却从来不会分开；我还知道春天到来以后，就会看见去年的两只燕子，它们忙碌地飞进飞出，几天之后门楼下就会出现一个难看的灰色泥巢。
一天深夜我被外祖母从睡眠中唤醒，她挑着油灯从蚊账中捉出一条红色的大蜈蚣，这条翘尾巴的毒家伙第二天被外祖母喂了她的花母鸡。另一次我跨进小屋木门坎时，看见一条粗大的菜花蛇正从我的脚边悠闲地游走。有时候我也会扑打几只蚂蚱或蜻蜓，蹲坐在大门石坎上喂蚂蚁。
我看见蚂蚁们成群结队，急急忙忙往自己的洞穴搬运食物，蚂蚁们总是这样步履匆匆，你从不会看到一只悠然闲逛无所事事的蚂蚁。
而我却让自己的一段童年时光在一个叫老宅的地方闲置。
有一天我也会像蚂蚁一样为生活急急奔忙吗？
七岁那年我离开了小镇。不久外祖母也被我的父母接到县城与我们同住。那以后我再没有回过乡下的老宅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已经从记忆深处彻底流放了它。我想一个人也许有理由从自己的生活毛片中，剪掉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剪掉一些可以被自以为更新更好的片段覆盖掉的场景。也许对一段旧的闲置生活的怀想，不应该成为忙碌新生活的负重。
然而事实证明一切经历以及对经历的感受都将不可避免地在一个人心中打下命定的烙印。我觉得生活对我至少是这样。
多年来我从事过一些不同的职业。我从不认为我的职业与曾经的老宅会产生任何联系。谁知六年前我又回到了自己小时生活过的闽北古镇，在镇政府谋得一个公务员的职位，并将负责一项老居住区的改造工作。阔别了近三十年的老宅就这样一下又逼到了我的面前。
在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里，我独自走上那条临河的鹅卵石小路。那座依旧高大却更加破败不堪的门楼就这样静静地占据了我的视野，还是那样摇曳着狗尾巴草的风火墙，还是那样沉寂如水的门洞。当我一脚跨进那条青石门坎时，所有尘封已久的记忆一下就都回来了。我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么多年我实际上从没真正走出过童年的家。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就弄懂了南方地区那些随处可见的门坎的真正用途。
原来门坎圈住的是家的感觉。
一个人一生中的一段时光一但被一条门坎圈住，你的家园就再不会跨越这道坎了。即使你从此漂泊得天远地远，你的老宅也会像行囊一样挂在你的身后，你只要一转身就能轻易迈过那道象征性的门坎，回到永久的家园憩息你疲惫的灵魂。
只是门前河坑边那棵米汤花树呢？
只是终日孤坐在门坎上守望的小男孩呢？
我看到阳光下的河坑空空荡荡。我看到阳光下的门洞空空荡荡。我看到孤独的男孩肩扛他梦中的米汤花树，正在尘土飞扬的人世间逃亡。
一个喜欢细微事物的人，一个被一种延绵的叙述方式迷住的人，一个悠闲自得的人。
#5：无主题——闽北修竹回复于2004.06.2807：39
[六]
山谣外祖母临终前的那个冬天，我想她一定是非常的寂寞。
那时我大学刚毕业不久，在县城一所中学获得了一份教师的工作。我白天的时间属于那些孩子，而到了晚上，我便把自己交给书本。那时我雄心勃勃，以一种现在想来依旧会令自己感动的执着，继续着毫无希望的坚守。
我的夜读让没有多少文化的父母倍感慰藉。他们从十分拥挤的生活空间里给我腾出了一个小单间。那实际上是一个窄小的阁楼，只放得下一张书桌，一个小书橱和一张单床。但那已经是一个不怎么宽裕的家庭，为他们发奋的儿子提供的近乎奢侈的待遇了。
读书的夜晚一般不会有人来惊扰。父母上夜班去了，两个妹妹去学校晚自习。家中只剩下我和外祖母。那时外祖母年岁已大，身体不好，我看着她一年年的苍老下去。她整天一个人四处摸摸索索，偶尔自言自语，但没有人知道她在说些什么。一家人为现实与未来忙碌，很少有时间去关注一个老人的内心世界。
在那些冬天的夜晚，我在自己的小屋里埋头用功，不去理会窗外行色匆匆的风声雨声。但几乎每天晚上我都不得不最终放下笔和书本，我难以承受外祖母在身后长久无声的孤坐与注视。一般总是这样：外祖母轻轻地推开我身后虚掩的屋门，然后摸到侧后的木床边坐下，接下来就是整晚的静默。但我能感觉到长久静默中身后那两道饱含慈爱的目光。这种静默与注视像一团令人窒息的气体在小屋里一丝丝弥漫开来。开始的时候我不会很在意，但惭惭地就感到背负沉重，呼吸困难。终于我不得不放下书本，转过身来面对孤守在身后的老人。
外祖母穿着灰色大袄，两腿间夹着个火笼，佝偻着瘦削的身子坐在床沿。那时，我从她朦胧注视的目光中读出了关爱和另一种东西，我知道那是一种从骨髓深处透出的被叫着孤独和寂寞的东西。我感到不知所措，一时无言以对两代人之间这片难以逾越的沙漠。
那时外祖母总会十分慌乱地站起，嘴里说你读书吧读书吧，然后离去。
一天晚上我把一盘空白磁带放进录音机。我说，外婆，我们一起唱山谣吧。
外祖母对我的提议肯定感到意外。我见她神色中有些忸怩不安，脸上现出一丝少女般的羞赧，但她的眼神开始因兴奋而明亮起来。她有些迟疑地说，有什么好唱的，我都忘光了。
我知道她不会忘记。我起个头先唱了起来。
外祖母期期艾艾地跟着我哼，开始时声音滞涩细小，但不久就流畅响亮起来，眼神惭惭专注而深远。那是一首与萤火虫有关的山谣，是我小时临睡前外祖母给我唱的催眠曲。在那些夏天的夜晚，我和外祖母坐在后院的土墙下乘凉。我把头侧伏在她的腿上，睡眼朦胧中看见萤火虫在夜色里飞动。外祖母一边用芭蕉扇给我驱赶蚊子，一边伴着扇儿在我身上轻拍出的节奏，哼起这首总是不会结尾的山谣：火萤虫，飞飞飞，飞上天，天下雨，雨浇菜，菜开花，花结籽，籽榨油，油供佛，佛上天，天下雨，雨浇菜，菜开花……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我睡意深沉。
那个冬天的夜晚，外祖母就这样一首一首地唱起以往的山谣。她似乎又回到了过去。录音机中的磁带沙沙地走着，外祖母不知道这个小小的机器正在收藏她苍老的歌声。
在童年的稀薄记忆里中，外祖母是很能唱山谣的。那时她带着我住在乡下一座老宅院里，过着一种闲置清冷的生活。外祖母的山谣在那些日子里白天黑夜地响起，在伴我闲坐的时候，在守我睡觉的时候，在为我扇凉的时候响起。闽北山乡粗哑的山谣日复一日在我生长的空间里回荡。那时我还没到上学的年龄，我只从外祖母教给我的山谣里，接受最初的教育。
那些年，我们那一带方园几百里山乡，几乎每个孩子都学会唱一首关于月亮的山谣。一般总是在夏天或者秋天的傍晚，月亮早早地出来了，四野里蛙鼓一片。孩子们聚在村后的晒谷坪上嬉闹，他们一边逗着月亮跟在自己身后奔跑，一边就用土语齐声唱起那首著名的《月光光》：
月光光，照四方；
四方圆，像铜钱；
铜钱漏，漏乌豆；
乌豆乌，换香菇；
……
碗糕蜜蜜甜，我要回去学种田；
田里一棵葱，气死老公公；
田里一棵草，气死大姑嫂。
在我学会的所有山谣中，《月光光》是唯一真正可以用来“唱”的，它有明快的节奏和简单的音调。多年以后，当我在大学宿舍里用初学的小提琴拉出那一串咿咿呀呀的音符时，引来了周边同学的一片惊讶。毕竟那时听熟了李谷一和蒋大为的耳朵，不会习惯如此粗劣的乡土小调。
如今乡土音乐风靡一时，可又有多少孩子会唱这首真正的月亮之歌呢？
许多年来孩童时学会的那些山谣，总不时零零散散地从我喉咙里窜出。我觉得它们像杂草一样生长在我身体的发音部位，顽固地成为我语言的一部份。只是，我永远不会弄懂一首山谣自我创作的过程以及它最终流传的原因。有时我觉得一首山谣之所以能够被世代传唱，经久不衰，其原因也许就在于它仅仅只是一首山谣。它朗朗上口地挂在那些不知事的孩童嘴里，让他们练练口齿，并借此打发掉一段无所事事的乡村岁月。
然而，也可能你会从一首山谣中领略到人生百味与世态炎凉。
小时候我常听外祖母唱一首新媳妇回娘家的山谣。那时外祖母搂着我坐在老宅大门的青石坎上，看着阳光在门前河面上走动，不远处山间升腾起一抹淡淡的云彩。外祖母在唱这首山谣时显得有些感伤，尾音拉得蜿转而悠长。
火烧山，烟篷篷；
想我娘，回娘家。
大轿抬新娘，
小轿抬花娘。
抬到河埠头，
看见大哥洗芋头；
抬到河中央，
看见大嫂洗山姜。
后来我知道了外祖母有些凄凉的身世。她原是一小户人家的独生女，年轻时略有几分姿色，十七岁便作了当年小有名气的闽北北乡纸坊老板的小老婆，过了短暂的一段也许是一生当中最舒适的日子。几年以后外祖父死于一场暴病。刚二十出头的她从此开始了自己一辈子的寡妇生涯。我不知道那时外祖母在给我唱“想我娘，回娘家”时，是不是触动了自己深埋的心事，但她歌声里透出的那股淡淡的忧伤，却让我至今无法忘怀。
也许，一首山谣深藏着的是吟唱者一段辛酸故事。
在我儿时听过的所有山谣中，有一首是真正的民间艺术精品。那是一首名叫《上下洋》的山谣。每当回忆起外祖母用我们乡下土语特有的高吭悠长声调，吟唱这支悲凉的女儿歌时，我的心就会莫名地抽紧。
娘啊娘，
有女莫嫁上下洋。
山又高，路又长。
前门听见山狗叫；
后门看见虎叼羊。
……
最后是一个母亲对即将远嫁的女儿十分无奈的慰藉：
妮啊妮，
山高就好歇凉，
路远就好坐轿。
我不知道闽北山乡的女儿们是如何集体创作了这首饱含幽怨的《上下洋》，我也不知道这首山谣在它世代传唱中安慰了多少远嫁深山的女子。但我知道外祖母在吟唱它时内心一定注满伤悲。我看见她灰白的头发在风中飘散，枯干的双眼透出深邃与苍茫。
长大以后我想，外祖母一辈子的心思，也许就在她哼唱的山谣声里流动，而那些年我就一直生活在外祖母苍凉的心思里。山谣一首一首从外祖母嘴里绵延不绝地流出，像老宅门前那条从不枯竭的小河，伴随我走过一段童年的寂寞时光。
只是那段童年的寂寞时光不知怎么就过去了。
只是后来那个寂寞的冬夜也不知怎么就过去了。
许多年我一直保存着那盘录音磁带。但我从没有打开听过。我害怕外祖母苍老的声音从录音机中传来时会变得陌生。那一年搬家的时候，我从一堆歌星磁带里翻出了它，发现整个带子已经霉迹斑斑。那一刻我心中突然泛起一片潮湿的渴望，我真想回到那个冬天的夜晚，再听一听外祖母吟唱的山谣。
但我知道那个冬天以后，外祖母就带着她的山谣静静离去了。只是，在另一个世界里，她还会像临终前那个冬天那么寂寞吗？
一个喜欢细微事物的人，一个被一种延绵的叙述方式迷住的人，一个悠闲自得的人。
#6：无主题——闽北修竹回复于2004.06.2807：40
[七]
外婆很早的时候，外婆就告诉大家，她如果死了身边不要有许多人守着，只要有她的亲外甥在就行。她说这话的时候离真正撒手走掉的日子还有好几年，但身体是真的不好了，人日益削瘦，一场接一场的疾病消耗着她。有一段时间，她甚至已经下不了床，好几次眼看着都不行了，亲戚们被从各地通知来，母亲从橱子里拿出早已备好的寿衣。可几天过去，外婆却又挺过来了，神志清醒过来的她，对周围闹哄哄的亲戚十分不满，说你们来干什么，我死不了，我真死了有我亲外甥守着呢。
外婆说的亲外甥当然就是我。在一大群外甥外甥女中，只有我是她一手带大的。她死的那年，我26岁，这之前除了在外地念几年书，我都没有真正远离过她。从我出生的那天起，我就被她拥有了，她抱我，拥我入睡，拿食物将我喂大，在我每天必经的路口迎我回家，牵着我的手走过她一生当中最艰难枯寂的一段岁月。我知道自己在她心里是最重的那一份，如果说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她依然留恋的，我相信就是她的这个外甥了。
除我之外，我不知道外婆心里还深藏着什么。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弟弟，他们是她留在这世上稀疏的几个亲人，但我看不出外婆临走时心里对他们有过多少挂念。她的大女儿是我母亲，外婆供她到师范毕业，就让她远嫁千里之外。我小姨九岁的时候，外婆已经无力将她养大，只好送给人家作了童养媳。外婆很年轻的时候外嫁他乡，家中那个弟弟她偶尔也会提起，但实际生活中却少有往来。从小到大，我几乎没听外婆说起过外公，外公死得太早，这个闽北山乡小有名气的纸坊业主，给过她几年富足的生活，代价却是一辈子的忍气吞声和耻辱。外公在我们家是个几乎不存在的亲人，但在外婆临终前的那几年，常常被她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突然提及。
那时候，外婆神志开始不清，时常自言自语。在冬天，我们把她抱到阳台，让阳光温暖她日渐寒冷的躯体。一个又一个日子，她拥着小棉被，靠坐在藤椅中晕晕欲睡。有一回她突然睁开眼睛，瞪着我身后的角落说，走开，你的衣服那么脏。我惊诧地问她谁的衣服脏了，她说你的外公啊，你看他的衣服多脏啊。我慌乱地四下张望，阳台上除了静静的阳光，什么也没有。我说外婆你可别吓我，她却不再言语，重新闭上了眼睛。一天深夜，全家人都被一个沉重的声响惊醒，打开灯，发现外婆跌倒在离床五步远的地上，满脸都是血，我们慌忙把她抱上床，我一边抱扎一边问她为什么半夜下床，她说，都是你外公，他老是挤过来，我不想跟他睡。
我们全家都知道，外婆的日子真的不多了，大家都在等待那个日子。外婆躺在床上，户外的光线透过帘布，静静洒落在她的脸上。我不知道那些时日她在想些什么，每天我都会到她的床前坐一坐，有时她会从被子里面伸出一只手来，松松地握着我。她的手粗硬而削瘦，带着一股生命最后的凉意。我不知该跟她说点什么，我知道这不再是我小时候牵着的那双手了，那双手是厚实而温热的，注满韧性和善意。生命的意志正在岁月的水流中消蚀，我与外婆能共同握着的还能有什么呢？
我童年的很长一段时光是跟着外婆在乡下一座临河的老宅里度过的。那是文革中的几年，父母带着两个妹妹在城里苦苦支撑，我被留在了相对平静的乡下。那是一段真正相依为命的日子，父母从城里每月寄来一点生活费，外婆再靠帮人洗衣服挣一点补贴。那时我大约五岁，还不能理会生活的艰辛与难奈。每天，我坐在老宅的门洞里，看着外婆在门前的河埠漂洗衣物，她面前甩溅起来的水花在阳光下白亮亮一片。她脚边有时会有一个小玻璃水瓶，里面会有几条细细的小鱼，那是她用衣服和竹篮捕捞上来的，是她准备送给我的玩物。外婆洗好的衣服要拿到后院去凉晒，那是一个残破的院子，泥墙上长满狗尾巴草，有一棵歪脖子石榴树和一口爬满青苔的老井。我童年的许多记忆属于这个小院，那是我最喜欢玩耍的地方。外婆在院子里忙忙碌碌，晒衣物，搓麻绳，纳鞋底，我就在院子里捉虫子找蚂蚁。但更多时候我被外婆抱到一个老高的板凳上呆着，她怕我把自己弄成泥猴，更怕我掉进那口古井。夏天的傍晚，外婆总要忙活到很迟，吃过晚饭之后，天就快黑了，外婆搬来两把竹椅让我挨她坐着，我迷迷糊糊靠在她腿上，她一边给我赶蚁子，一边给我唱山谣讲故事。除了山谣，那些故事我已彻底淡忘，但是我至今记着了外婆故事中的那个女鬼，她穿着红鞋子，坐在河边的岩石上晃荡着双脚。
很多时候，外婆会带着我给别人家送洗好的衣物，她牵着我，沿着临河的小路慢慢地走，那些人家对外婆的活都还满意，有时会说几句好听的话，也有人会把夸奖的话送给我，那时外婆脸上就露出淡淡的笑来。如果那家人正巧在炒黄豆南瓜籽什么的，他们就会给外婆半小碗，外婆一边客气地说谢谢，一边用手帕小心地包好。回家路上，我等不及地想要那个手帕包，外婆就说，小心让别的孩子看到了分了吃。这句话饱含威胁，但我知道那一刻外婆心里是快乐的，从她手心里有一股绵绵的温热传达给我，让我的脚步也变得欢快起来。
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知道那些年真正属于外婆的快乐会有多少。在我当时的眼中，外婆的眼神永远是谦卑的，她小心毅毅地跟人说话，恭顺地站在一些人面前，低三下四地面对别人的叱责。外婆的言行感染了我，我隐隐感受到一种沉重的东西，一种令人抬不起头的与屈辱相关的东西。等我真正长大成人，我才从外婆的身世中，明白了当年外婆身上承负着的究竟是些什么。
许多年，我无从了解外婆信不信命。我想她是信的，不然她不会如此地顺从自己的命运。外婆出生于乡下一小户人家，家道不算富裕，但也不至于清贫。她是那种典型的农家女儿，勤俭、干净、懂事。每天，她送弟弟去私塾读书，自己就坐在先生门外的石墩上学做女红。十七岁那年，镇里有名的纸坊老板看上了她，将她纳为小妾。虽然每每受大房压制，但我相信那是她一生当中过得最舒心的一段时光。外公给了她一栋上好房子和足够她开销的私房钱，她为他生了两个女儿。临近解放那一年，纸坊老板死了，他死的恰到好处，他生前所有的善恶被一笔勾销，却把一个地主婆的帽子牢牢地扣在了他小妾的头上。外婆就这样顶着一个沉重的政治罪名谨小慎微地生活了许多年，用她一生的孤苦去冲抵那一段短暂的幸福。她有过悔恨吗？她有过抗拒的愿望吗？我想她没有，至少她从没有流露过这样的情绪，从她的眼中，我看到更多的是无奈和承受。
那些年，父母每月都会通过邮局给我们汇点钱来，汇款单不会直接到外婆手中，她得到大队部去拿。我相信，每月一次的领汇款对外婆来说肯定是个难奈的过程。大队的人并不会轻易把汇款单给她，他们叱责她，让她交待罪行，最后，责令她把整个大队部打扫干净。外婆唯唯诺诺地点头，急忙而仔细地挥动着扫帚，而我每次总吓得不敢走进那道大门。那时候还有一场接一场的批斗会，所有那些被认定与红色政权为敌的人要经常地拉到公社会场接受革命群众的声讨与批斗。外婆没有罪恶，批斗的主角不会是她，但陪斗却每一场也少不了。外婆显然久经沙场，她将我带到会场，安置在一个靠门的坐位上，然后径自走上台去，在那排人最靠边的一个位置上站好。口号声此起彼伏，责骂声响成一片，台上的人低垂着头，始终不发一语。外婆面无表情，矮小的身躯笼罩在一片巨大的阴影里。批斗会散了，她和那些牛鬼蛇神们一起开始清扫空荡荡的会场。我坐在台下，看外婆迈动着两只小脚，一声不吭满头大汗地忙碌。空气中弥漫着呛人尘土和烟味，哭的欲望像潮水一样涨满，但我没有哭出来，我等着外婆忙完这一切，牵我的手回家。
很多年以后，命运鬼使神差的安排我回到这个小镇当了镇长。那时外婆已走了很久了，一些往事早已尘封，可是一些人还活着，一些事还在他们心里像一块坚冰，因自身的寒冷而无以化解。他们来找我，一些老态龙钟的人，一些陈年旧事，一些诉说和辩解，所有这一切都让我痛恨不已，我从他们猥琐的目光中看到了人性的悲苦。我知道外婆如果还活着，是绝不会再记恨那些人与事的。现在我会常常忆起那些下雨的夜晚，我与外婆在老宅霉湿的房间里枯坐，一盏油灯挂在墙柱上，投下一圈松散的暗影。不时，窗外沿河小路上会传来人走动的声音，外婆起身推开木窗，让屋内的灯光透出去。很多年，我都在想那缕灯火，它还一直在夜行人的路上亮着吗？它会给阴湿的黑暗带来一丝暖意吗？
我和外婆离开那座老宅以后，她再也没有提起过回去。她平静地和我们一家人过着接下来的日子，白天她给全家人洗衣做饭，晚上就坐进我的房间，守着我读书的背影。学校毕业后，我在一所农村中学当了两年教师，每个周末的下午，我都要骑自行车从八公里外的学校赶回去，因为我知道外婆会一直站在我归家的弄口等着，她为我准备的饭菜再迟也还热在锅里。
外婆死后很久的一个晚上，我作了一个梦，我看见外婆沿着一条阳光斑剥的林间小路走出来，穿过明亮的公园，抵达沿河的老宅，那时天空有鸽群飞动，我看见外婆坐在临河的岩石上，神态疲惫而安祥。这情景让我感动万分，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开始写诗：
外婆坐在风中
水从脚下流过年复一年
灰色大袄朴素坚实
河的这岸
谷物开始收割
我看见秋天里最后一群果实
在风中坠地
回头看见岩石
外婆的脚在上面晃动
纤细憔悴迈过一道道黄昏的门坎
小院内石榴树过了又一个花期
野草青青爬满石径
而一些日子被油灯点燃
外婆低头咬断麻线的瞬间
是我最温柔的片段
另一些日子无法寻找
七月外婆涉河而去
冬天快到的时候
风中岩石上坐着外婆
孤独善良令人伤感
这岸我开始写诗
与梦交谈
就是七月，一个炎热的夜晚，父母在单位上夜班，两个妹妹去学校自习，只有我守在家里看书。突然听到床那边传来外婆异样的呼吸声，我赶紧丢下书过去。发现外婆已经不行了，她仰身躺着，微张开嘴，脸色平和。那时她的呼吸声开始平息下去，我探了探她的鼻息，感觉她鼻尖已经发凉，黑夜的寒冷迅速漫延到她的嘴唇、脸、身体和四肢。我知道她就这样走了，她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没有任何惊动地告别了这个世界。我抱起她，从她身下抽出厚厚的棉絮，掏出一块手帕盖着她的脸，然后我下楼给父母打电话。他们的声音在电话那头显得平静，他们说，我们马上回来。
父母没有到家之前，我就静静地坐在外婆的身边，她不会感受到我的存在了，但我相信这个时刻是外婆自己选定的，她说过，她死的时候，只要有亲外甥守着就行。
一个喜欢细微事物的人，一个被一种延绵的叙述方式迷住的人，一个悠闲自得的人。
#7：无主题——闽北修竹回复于2004.07.1121：27
[八]
柘溪夏日的一天，来了一群省城里的人，他们开着墨绿色大三棱，轰隆隆在柘溪畔带起一溜烟尘。这是一群了不起的文化人，他们戴墨镜抱摄像机，要完成人类许许多多壮举中的一个——漂流闽江。他们穿着救生衣，拖着像皮艇从小学生们的鲜花丛中穿过，然后麻雀一样欢叫着扑向河流。他们的欢乐也给这个小城带来了欢乐，人们站在河岸，看着这群男女手忙脚乱地划动皮艇，在浅窄的河面上漂来撞去，忍不住发出哗哗的笑声。他们的漂流在当地政府设下的丰盛欢迎晚宴后结束。临走的时候，这群省城人在柘溪岸边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五个镏金大字——闽江第一漂。
几年后的一个晚上，我在离城二十公里外的渔梁岭上洒过一泡尿。那道大岭虽然海拔不足800米，却是闽江流域与长江流域一道分水岭。现在想来，当年漂流勇士们的壮举实在比不上我的这泡尿。在那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我站在渔梁岭上，看见夜色里两条泛着微光的细弱水流在这里分道扬镳。我一泡尿下去，心底里的豪迈之气就升了上来，我觉得自己这泡尿雄壮无比，它们从岭头奔泻而下，一半流进长江，一半冲入闽江，像两个兄弟相互招呼着东去，最后在太平洋重新溶汇到了一起。我觉得这算得上是一种真正的漂流，没有隔绝和征服，只是生命与自然的一次零距离放肆。
我不知道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究竟会经历多少条河，当我在这世界上活了四十年，当我走过无数条河最终又回来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人可以征服一条河，这世界上没有哪一条河是属于你的，相反，只能是你属于河，而且一个人的一生最终只能属于一条河。
比如说我，我属于柘溪。
柘溪是那条我从小在它身边长大的河，它从城北入境，绕城南而去。从小到大，我们家不断地搬迁，现在回过头去想一想，其实一一次搬家都只不过沿着柘溪移来转去，就像河滩上的一块卵石，被从一个地点丢到另一个地点，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每天从家中走出，低眉抬头间，总是这道清浅的水流，在太阳下泛着白光，在下雨的日子里显得迟缓。一年四季，它时涨时落，但总没有离开过那道河岸，就像我，一次次梦想着出发，却并没有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离。
念小学的时候，家住前街，穿过街面就是柘溪。夏天，我的课外时间几乎都泡在这条河里，每天放学回家，一丢下书包就往河里跑，我沉迷于河里的那些小鱼。河边长大的孩子，会有五花八门抓小鱼的办法，而我最擅长的是簸箕逮鱼法：在浅水滩上悄悄放下簸箕，轻轻掀起水流上方的石块，如果有小鱼游出来，就伸出右脚去赶，慌乱的鱼一旦窜进了簸箕就算自投罗网，这样的成功率大约总在一半。更简单的方法是“砸石头”：手中握一卵石，沿着溪边漫走，寻找浅水中那些可疑的石头，将手中卵石往它上面狠狠一砸，如果石头下躲有小鱼，就会被震晕了浮上来，这种方法虽然偏于盲目，每次却也能提一柳条串儿的小鱼回家。最期盼的是柘溪上游传来毒鱼的消息，那几乎是整个街区孩子们的节日，我们拿着脸盆水瓢，成群结队站在河里，等待着那些中毒的鱼儿晕沉沉从上游漂来，如果运气好，说不定就能捞到一条大鱼。这当然是省力捡便宜的办法，但捡便宜往往也会吃亏，有一回我跟着一个电鱼的人在河里逛，想乘机捞几条被电昏的鱼，不知不觉就转到了一块大岩石的后面，突然看到一条鱼从水中翻上来，急忙伸手去抓，只感到一阵麻从手臂传上来，我还没来得及发出一声狂叫，便整个人被电翻在水里。
现在，我已记不清自己这一生欠下了柘溪多少条鱼命，那些带回家的小鱼最初被养在玻璃水瓶里，但没有一条能最后活下来，它们死后通通被我送给了“花儿”，那只常年在我们家后院游逛的野猫。长大以后，我明白自己小时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无目的地捕捉小鱼就是其中一件。从小到大，我毫无道理的喜欢鱼，喜欢吃鱼，喜欢养鱼，喜欢抓鱼，我特别羡慕那些一辈子以打鱼为生的人。那时我们家住在一条细窄的弄堂里，弄头那家是一个姓范的渔户。每天进进出出，我总会在他家的客堂里呆上一段时间。他们傍晚才下河打鱼，而整个白天都在家里做着那些在我看来十分有趣的事：修补鱼网、用一把薄薄的钢刀削制竹弓、将锡锭溶化压成薄片再做成网坠、蒸煮用作鱼饵的香喷喷的麦粒。他们总有忙不完的活，而最让我激动的是每天早上打鱼归来的时刻，他们将从河里收回的鱼网挂满墙壁，把那些还在网上挣扎的鱼儿一条条剥下来，丢进木盆里，那都是些比手掌还大的鱼，是我用簸箕永远也无法捉到的。我喜欢听他们讲捕鱼的故事，着迷于他们的水上生活，渴望着有一天能坐上他们的竹排一起去河里游荡一晚，但这个夜晚永远没有到来，他们不愿意带我去，我的父母也决不会同意。
小时候我们家还住过城南一个叫草桥头的地方，家门不远是一道破旧的跨河木桥，桥面上的木板松松散散地摊着，我每次走上去都有些心虚。有一回我拿着纸风车在桥上小心毅毅地跑，可还是把一只脚踩进了桥板之间宽大的缝隙里，狠狠摔了一交，这一交成就了多年来我的一个经典噩梦，许多个夜晚，我会从这个梦中吓得醒来，我梦见自己在木桥上一脚踩空，从高处掉了下去。那时候街区里啸聚着一群与我年龄不相上下的孩子，在那些没有电影电视的夜晚，我们结群在沿河的旧城墙上出没，用弹弓互相攻击，偷吃别人种在墙边地里的黄瓜，或者向河边藏在夜色里的恋人扔小石子，要不干脆就站在墙头比赛洒尿，看谁的尿水在月光下能划出最远的弧线。那道城墙是小城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寡妇捐资修建的，它使沿河一带的民居免于水灾，她一定不会想到几百年后破旧的墙体已无法阻止洪水，而一群孩子却借助它演练土匪的行径。
住在柘溪边，少不了下河游泳。父母永远不会同意，而男孩们永远有办法避开大人的监视。放学以后，我们成群结队奔向河里，把书包和衣服藏在河心小岛上，光溜溜地在水里嬉闹，我们比赛潜水摸石块，水中练倒立，学习怎样用手掌拍出最大的水花，玩够了才上岸将自己晾干背上书包回家。每年夏天，小城里总会流传河里淹死人的消息，父母为此忧心仲仲，严加看管，而我最终还是成功隐瞒了自己放学回家后的那段行踪，他们至今也不知道我何时学会的水性。上大学的时候，母亲还在信中再三叮咛：千万别去学游泳。他们不知道早在五六年前儿子就已经像小英雄雨来一样能把肚皮翻到水面上了。
雨季在每年六月末来临，柘溪在这个季节里成了一条真正的大河，它一改往日的涓细清澈，变得异常宽阔而汹涌。浑黄的水流时常漫过河岸，冲进菜地和稻田，沿河一带的房屋都成了水塘。每年的这个时候，大人们开始慌乱，可孩子的心里却生发起一种莫名的兴奋来。我暗暗期盼着一场大水的到来，这样就可以到大桥上去看人们用绳索和竹竿捡拾上游漂下来的物什，这是一群勇敢的人，他们打赤膊，用一根粗棕绳将自己吊在水面，桥上堆满了他们打捞上来的木头牲畜和一些说不清的东西。我也喜欢去看渔民用搬罾捕鱼，他们站在一片回水边上，动作挥洒地将罾网抛出去，再从容不迫地把它拉上来，一网又一网，他们总是神闲气定，动作永远不会变形。最有趣的是看人们搬家，沿河那些平日里灰暗冷清的房屋那时候突然冒出许多人来，他们在齐膝深的水里进进出出，抢抱出来的箱子棉被米缸布袋堆满了街道的高处，那情形就像平日里躲在地底下的蚂蚁，给它洞里浇上一勺水，它们就成群结队地冲出来，急急忙忙搬出它们窝藏的所有宝贝。
洪水也让我受到过惊吓，那时我们家养有几只白鹅，它们爱吃青菜，涨水的时候我就提着竹篮去河边捡青菜帮子。我站在河边一个垃圾堆上，用一根细竹竿去挑那些上游漂下来的菜叶，想不到脚底下突然一松，我和整堆垃圾一起蹋陷进了水里，还好水势不算太大，我慌乱地从水中爬出，浑身湿漉漉地逃回了家去。还有一年半夜里发大水，梦中觉得自己睡在摇篮里，醒来发现房间里面的水已有半尺深，床铺桌子都在水中漂浮。我坐在床上，看见水面上伸出许多尖尖的小脑袋，我大叫：爸爸，水里面有好多黄鳝！打开手电一照，吓出一身冷汗，哪里是什么黄鳝，原来全是水蛇。
许多年来，我一直认定自己有朝一日会离开这个县城，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小时候在柘溪河畔的生活是父母给我的生活，与我的未来是不相干的，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在这个小城里有了一栋属于我自己的房子，我才知道这一辈子是再不会离开它了。长大以后，我时常会忘记柘溪在我身边的存在，我太熟悉它了，熟悉到对它的变化已经熟视无睹。不久前听说要在柘溪的城区河段建人工湖，我才从坚硬而长久的失忆中醒过神来，注视我一生的这条河。它在形象上己不再是我童年的河了，它变得枯瘦，暗淡而无常，烈日下散发出阵阵的腥臭。但我知道一切都不会改变，总有一天它会发动一场异常暴烈的革命来恢复自己，人类所有附加在它身上东西都将成为泡影，就像当年漂游者们留下的那块石碑，当它倒在时间的某个地方的时候，柘溪还在它的河道上流趟。
一个喜欢细微事物的人，一个被一种延绵的叙述方式迷住的人，一个悠闲自得的人。
#8：无主题——闽北修竹回复于2004.10.3122：08
[九]
小学我的第一所学校是新华小学，那是县城里历史最悠久的一所小学，它的前身叫豫章小学。当时我母亲在学校里教书。那年我七岁，现在我能依稀记起那年秋天的阳光透过教室玻璃洒落在我的身上，那只是记忆之光。学校坐落在五一三路北侧，两排青砖平房和一个狭小的操场，大门是两扇厚重而陈旧的木板，两侧围墙刷了白粉。一只不大的铁铃系在学校办公室门前柱子上，有一个老校工会准时敲响它。我的第一个老师姓季，三十多岁年纪，中等个，齐耳短发，眉目慈祥。她是我母亲的挚友。她有一个女儿，当时与我同班。
虽然我从四岁开始就常在母亲的教室里和一堆大同学鱼目混珠，但入学那天还是亢奋而慌乱的，第一堂课我就闹出了笑话。季老师让我们从操场排队进入教室，然后开始点名，我的学名是入学前几天取的，原来家里都只叫我小名，因此母亲再三叮咛，要我记着自己正式的名字，我使劲点头表示记住了。可是当季老师在班上点到“刘军”时，教室里却出现了短暂的静寂，片刻之后我和全班同学开始齐声回应：没有来！没有来！我坐在第一排，声音响亮而清脆。季老师笑了起来，她用手指着我说：你不就是刘军吗？
从此我记着了这个陌生的名字。
我是那种喜欢出风头却又常常闹出笑话的小学生，开学没几天，季老师在课堂上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马克思吗？我原来在母亲办公室的墙壁上有见过马克思画像，立即高声抢答：我知道！他脸上有很多毛，像一只熊。季老师有些哭笑不得，她招手让我坐下，然后严肃地说：不要乱说，马克思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另一次，老师让我和几个同学代表班级去参加年段的算术比赛，其实我的算术成绩并不好，老师推荐只是看我母亲的颜面，我当然不懂这些，走进考场三下五除二填完了所有考题，不到半小时就趾高气扬地向老师交了卷，最终的成绩可想而知，可我并不在乎，我只得意自己是第一个交卷的。
在整个学生时代，我都被一种可怕的语言障碍纠缠，我口吃。这让我懊恼不已，因为我是一个喜欢说话的孩子，我喜欢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愿意向每一个遇到的老师问好，可是我很难一开口就发出“老”这个音，我得在“老”字前面加个“是”字来过渡，而且我得将“是”字拉长，于是，“老师好”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成了“是——老师好”，而很多老师不小心就听成了“死——老师好”。老师们当然知道我不是骂他，他们总是笑着摸摸我的脑袋，让我别急。可我因此成了老师们私下里提起的笑柄，季老师和我们家住同一个院子，吃晚饭的时候，她经常会向我母亲数落我白天在学校里出的洋相，然后她们就笑成一团，这时候她的女儿就坐在饭桌旁跟着吃吃地笑。
那一学年，季老师选我当了班长。每天早读课，同学们要全体起立，将红宝书揣在胸前，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敬爱的林副统率身体健康。那时我就神气地在教室里巡走，检查每个同学的站姿，指正个别行为的不端。这是1969年，空气阳光中充斥着荒诞的尘埃，孩子们不会知道自己朗朗祝福声的最终去处，我也不会明白自己童稚行径的可笑。我只是很得意这个班长，那是我整个学生年代所获得过的最高官衔。
上二年级的时候，季老师调走了，她带着女儿去了外地。从此我在班上的职位开始逐年下降，从班长到副班长，到班委，再到小组长，最后到了五年级，我终于成了一介布衣。其实我不是一个坏学生，我只是调皮好动，成绩平平。每学期老师给我的评语都会批上这么几句：上课爱开小差做小动作，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我最著名的劣迹是在小学三年级，那时我们班新来了一位语文老师，她姓李，是山西人，五十来岁年纪，常年穿着深蓝色上衣和灰布鞋，看上去像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性情却十分的暴燥。她不断用竹鞭敲打着讲台，发怒的时候就大骂，她总是把一句山西口音浓重的骂人话挂在嘴里：操你娘娘的×。它成了李老师的代名词，同学们都喜欢模仿这句骂词，每当看到李老师远远地走来，大家就会说，操你娘娘的×来了。那时候每周有两节写字课，安排在下午正课之前，同学们觉得这是最最无聊的课了。在那些夏天的下午，窗外的蝉鸣经久不息，李老师把头埋在讲台上昏昏欲睡，我们每人的课桌上放一小瓶墨汁和一本小楷簿，捏着毛笔歪歪斜斜去填那些小方格，浑身都是粘糊糊的汗水。那一回我突发奇想，我用小刀将一根竹签削尖，用它来代替毛笔，那字写得又快又端正。李老师并没有发现我的投机取巧，每次都在小楷簿上给我批个优。现在想来我小时候并不像现在这么笨，我还是有一定创造力的。我的发明很快风靡全班，不久，几乎每个同学书包里都有了一根自己制作的竹笔。这使我的罪行很快败露，风暴来的又快又急，李老师一边高声怒骂着操你娘娘的×，一边将一盒粉笔摔烂在我的桌子上。我吓得从课堂上逃之夭夭，我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来自母亲的另一场暴风骤雨。
离开小学之后我再也是没见过李老师，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回了山西老家，一直以来我无从了解她的身世，但我知道她很爱自己的那个北方。她性格豪爽，喜欢拿出自己做的山西面饼和水手水饺给同事们品尝，有时，她会跟我母亲谈起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今天，当我对曾经的那个年代有了足够的认识之后，我想我也理解了李老师。她就像一片树叶，被一场大风吹起，无从掌握自己的去向。在遥远的北方，她也许会是一个优秀的车工，或者是贫瘠土地上一个知足的收获者，但是政治的风暴将她吹到了南方，并塞给她一份力不能及的职业，她的怨艾和无奈无处消解。她不经意间将一句骂词留在了自己学生的记忆里，那只是难看的历史在某个地方给自己贴了一张同样难看的标记。
现在，我的记忆里出现了另一张面孔，那是我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她姓涂，一个漂亮而清瘦的年轻女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她正在恋爱，这个秘密是我和几个小男生首先发现的。但我们做了错事，这使我至今一想起来就心感内疚。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同学去电影院偷看电影，在黑暗的人群中我们发现了她，她正跟同校的一个年轻男老师顺着人流往影院里走，一个同学眼尖，从人的缝隙中发现他们手牵着手，在我们幼稚的眼光里，这可是最最见不得人的行径。也不知是谁的提议，我们躲在人群中开始齐声大叫：涂春凤！涂春凤！我们发现涂老师像触电了一样从那男老师的身边弹开。第二天上课，我们发现涂老师眼神有些飘乎不定，放学的时候，她把我留了下来，她的眼神是责备而温暖的，无疑她从昨晚的恶作剧中听出了我的声音，我的大嗓门又一次给自己惹了祸。但她只是看着我，沉默良久才轻声说道：对老师要有礼貌。
多年以后，当我也拿起了教鞭，走上学校讲台时候，我会想起涂老师当年看着我的眼神，我知道那是一个教师对待犯错孩子所应有的眼神，它是爱惜与善意，它能够把人性中的灰尘拂去，让人心明澈而自重。时光的水流冲走了过往的痕迹，但有些事物却会被漂洗得日益明净，就如同我对小学以及小学老师的回忆。新华小学已经从五一三路北侧搬到了南侧，但它总还在我记忆中的那个地方，有时我从那里经过，会不自觉地侧目张望。现在那里是实验幼儿园，漂亮的大楼取代了过去的灰色平房，我看到成群的孩子在里面唱唱跳跳，他们快乐的脸上会荡漾起我当年的笑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