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
一、先秦时期“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渊源
在严格意义上，周代历史共延续了八百年之久，在此近一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文化特征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在商周两代交替之际，即周代初期，文化发展基本表现为继承。换言之，西周早期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商代原有的制度；而在东周时代，即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发展基本表现为变革，尤其是战国文化，与周代初期的文化相比，则表现出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针对王国维先生以及其他学者仅仅着眼于商周之际的文化比较研究，我师王晖先生指出：“‘周’不仅包括西周，而且也包括东周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在内。古代史学家常说周有八百年基业，实际上是包括西周、东周，即西周到战国时期在内的一段时间。……商周之际有些方面的变化似乎不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变化大，但西周与春秋战国均为周代，与商代相比则差别甚大。”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15页。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观念的转型，不仅是对夏商周三代延续已久的传统观念的改变，也是对西周早期建立的社会观念的颠覆。而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观念的转型，主要是通过当时知识阶层的言行表现出来的，这是由文化的特性和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社会功能决定的。
于是，就有必要对曾经被称为“士”的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作出判断，此“士”到底是公卿士大夫之“士”还是士农工商之“士”？先秦时期的知识阶层是否等同于当时社会的统治阶级？如果先秦时期的知识阶层在政治上不能等同于统治阶级，那么，居于当时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知识阶层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如何？
当然首先是先秦时期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问题。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即士，属于贵族阶级的成员，在文化渊源和社会功能上与巫、史、祝、卜之流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有闲的贵族阶级在一定程度上的精神需要。因此，从历史渊源而言，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是贵族阶级的分化；从文化渊源而言，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乃是贵族政治和贵族文化的载体。
许慎《说文解字》有云：“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曰：“凡能事其事者称士。”
从许慎这个经典的解释中可以得出，所谓“士，事也”，所谓“凡能事其事者称士”，都是认为“士”乃是古代社会处理各种具体事务的低级贵族。顾颉刚先生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对古代“士”的原始形态作出了详尽的描述：“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谓之‘君子’与‘都君子’者，犹曰‘国士’，所以表示其贵族身份。”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5页。
顾颉刚认为，士的最初形态为武士，直到春秋战国时代才逐渐转向文事，开始注重知识、能力的获得，由此才出现了文士。同样，杨宽也基本附和顾颉刚的观点，他认为西周时代的学校是以军事训练为主，“因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他们是以礼乐和射御为主的”。杨宽《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古史新探》北京开明书店1965年版，第207页。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国古代社会“士”的最初形态，在血统上出身于贵族阶级，在日常生活中带有浓重贵族文化色彩。他们从小就接受贵族社会的良好教育，熟习礼乐，博学多识，在处世中显示了高尚的人格风范，因此，既是雄姿英发的武士，又是退让有礼的文士。
在政治上，“士”属于统治阶级的下层，许慎所谓“士，事也”，可见“士”仅仅是处理具体事物的低级贵族，并没有机会参与政治决策，虽然在《尚书》记载，当国君决策或施政有大疑，则可以而且也应该“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尚书·洪范》，但在实际政治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士”一般很少能够接触到政治核心。
但是从知识渊源来看，中国古代“士”中的知识阶层最早出于政治，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参与政治的传统给中国知识阶层的影响特别大，甚至规定着知识阶层的发展道路和集体性格。不过在社会分化改组过程中，知识阶层逐步离开了权力中心，于是通过思想建设和文化影响便成为知识阶层参与政治的主要形式。
历史发展到了春秋时代，社会的变化引起士阶层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
春秋时代以前，士阶层居于血缘宗法体系的下层。此时的血缘宗法结构在社会构成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不仅表现了血缘家族的组织形式，也是社会政治体系的基础，同时又是社会地域行政区划的基础。因此，士阶层作为下层贵族，对上级宗主及整个血缘宗法体系有着极强的依赖性。
随着春秋时期血缘宗法体系的破坏，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如果说《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所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肳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景象，在周幽王时期尚处于开始阶段，那么，春秋以后的社会变动就更加频繁。
对于居于统治阶级下层、政治上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经济上也不会非常富裕的广大士阶层而言，这种境遇是非常困难的。不仅如此，剧烈的社会变动使得曾经地位较高的大家族丧失了原来的社会地位。《左传·昭公三年》记载：“叔向曰：‘栾、？、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晋之公族尽矣。筭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筭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筭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这条史料虽然是在春秋后期的公元前539年，但有理由相信，贵族沦落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既然此时已是“公族尽矣”、“筭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可以推测这个趋势由来已久。
于是，脱离了传统血缘宗法体系、离开隶属的宗法家族的贵族沦落民间，成为无根的“游士”。关于春秋年间的游士，史籍中多有记载。管子曾经建议齐桓公四方招纳贤士：“又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管子·小匡》《左传·文公十四年》：“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韩诗外传》并且具体记载了齐桓公招纳贤士的方法。
齐桓公设庭燎，为便人欲造见者，□年而士不至。于是东野有以九九见者，桓公使戏之曰：“九九足以见乎？”鄙人曰：“臣闻君设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贤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犹礼之，况贤于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让砾石，江海不辞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博谋也。”桓公曰：“善。”乃固礼之。□月，四方之士相导而至矣。《诗》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以小成大。《韩诗外传》卷三。
由此可见，在春秋前期，游士已经广泛地存在与社会之中。
游士的存在，固然是社会动乱的表现之一，但就士阶层本身而言，从某种程度上说，乃是对血缘宗法制度的摆脱，从此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独立发展的可能性，这一点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同时，血缘宗法制度的破坏，必然引起构建于其基础之上的传统大家族集体占有土地形式的转变，贵族之间夺田、土地交换现象的出现，不仅是对“田里不鬻”《礼记·王制》祖制的颠覆，而且也使得土地不再是身份、地位的标志，丧失了原本附属的政治含义，单纯地变为财富的象征。于是，随着私田的大量开垦，使得部分拥有财富的士由此获得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就总体而言，春秋时代士阶层出现了明显的发展。
首先，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在数量上有了较大的发展。贵族宗法制度的衰败，使原来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贵族地位下降，落泊街头，沦为庶人；而许多庶民，甚至有些奴婢的地位都在各种机遇、尤其是私学的有限发展中上升，如以勇敢赢得军功，用智慧换取官职，或在工商业经济中大显身手等。在这个社会的分化改组过程中，士人阶层迅速形成，类似齐桓公所谓“匹夫有善，得而举之”《国语·齐语》的政策为原本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提供了充分发展的空间，“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其次，士阶层的政治地位逐渐重要，社会影响力逐渐加强。所谓“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亲士》所谓“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论衡·效力篇》因此，士人也就拥有了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墨子·尚贤》
当然，墨子所谓“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的状况或许更接近于战国时代所谓现实，况且，春秋时代的士阶层也不可能具有如此的影响力。但是士阶层政治地位升高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队伍中个别或少数分子的身居高位，而在于士阶层是一支能适应当时社会变化并具有很强生命力的队伍。士阶层的队伍中，既有家道中衰的贵族，又有因军功、事功得遂为士的能者，还有乡举里选产生的民之俊秀，他们能文能武，又有一定的统治经验和相当的社会阅历，加之他们处于贵庶之交汇点，有上通下达之便，上可以体察政治动态，下可以沟通民俗民情，所以，在诸侯争霸卿大夫争权的动荡政局中，他们不仅是诸侯卿大夫首先要依赖的社会政治力量，而且事实上是社会之希望所在。社会造就了他们，社会又迫切地需要他们，这就是士阶层崛起而为社会政治之中坚力量的根本原因。
再次，士阶层越来越走向知识化。众所周知，中国最早的贵族教育讲究“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记·王制》有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并且要求所有贵族子弟必须入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礼记·王制》，而所学内容，当然就是所谓“六艺”。庄子曾经对这种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称赞备至：“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蝲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庄子·天下》
很明显，庄子所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在内容上似乎更倾向于政治与伦理。可见，文事当然也是贵族子弟学习的内容。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由此看来，“六艺”中的“射”，并非仅仅为了培养贵族子弟的尚武精神，更重要的是在于培养士人的君子品格。
周代贵族文武兼资，二者并重，这是有例可征的。公元前633年，“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于是乎搜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鄃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乃使？鄃将中军。”《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由此可见，统帅大军的人，不仅要依靠勇力，而且经验和知识也相当重要。
春秋时期，随着血缘宗法制度的破坏，学在官府的垄断被打破。私学兴起。关于私学兴起的时间尚有待考定，但至少在孔子时，私学已具规模是可以肯定的。并且从孔子回答卫灵公和孔文子的“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左传·哀公十一年》一类的话可以看出，孔子教育的宗旨在于把士引进社会政治领域，所谓“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本身就是士阶层知识化的目标所在，这是当时士对私学趋之若鹜和私学兴起的根本原因。随着文化的传播，私学逐渐注重对文化进行整理和思考。所以有了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之事《史记·孔子世家》。在这种情况下，士的知识化便是自然的结果了。
从根本上说，士的知识化乃是当时政治的需要所造就的必然趋势。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建立于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本身就缺乏可靠的行政系统，因此，最早建立的几个王朝都没有实现对全国的统治。如商代的统治仅仅是一种方国联盟，中央难以实现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即使是周代也只是将宗法制度发展到了极限，却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因此，在血缘宗法政治盛行的周代，其政治权利的重心与君主专制所要求的相反，反而呈现出一种不断下移的趋势。
柳宗元认为，封建制有三大缺点：1.诸侯强盛，尾大不掉，天子徒建空名于诸侯之上；2.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治国寡；3.继世而治，君长的贤与不肖未可知，生民之治乱未可知。唐·柳宗元：《封建论》。
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因为其本身就是贵族阶级的成员，又在现实中承担着具体事物的管理，因此他们和现实政治的关系极为紧密。知识阶层在形成之初依附于政治，在西方也是如此，但是西方知识阶层的生存环境要比中国优越得多，因为西方古代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公民阶层，其内部结构与中国完全不同。例如古希腊、罗马，其公民阶层包括奴隶主、商人、地主、手工业者、自耕农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自由民，这个阶层支撑着奴隶主民主政体的存在，西方知识阶层就发源于其中，这样，西方古代知识阶层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比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更具有独立意识。西方公民阶层的存在不仅为知识阶层提供了人员补充，而且由于商业、手工业的发达，对知识产生了广泛的需要，因此就为知识阶层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出路。
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社会成员多以农民为主。与其他类型的生产活动相比，农业活动更多地依赖于经验和本能。在远古时代农业对知识的需要，最多也不过是通过占卜来预测一年的收成，这种预测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活动，同时一般小民也没必要进行。因此，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知识一开始就十分狭窄，知识阶层始终是奢侈品，拥有知识也就成为贵族的特权。所谓“学在官府”就是这种特权的典型表现。
但是，在政治思想领域，中国古代知识阶层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建立政权、统治国家必须建立相应的统治思想。这样就把知识阶层的知识活动从单一的祭祀占卜发展到现实的政治理论的建设。具体表现为成王时“兴正礼乐”《史记·周本纪》，用礼乐制度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史记·礼书》。礼乐制度是当时社会精神文明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思想观念领域一枝独秀。其运作方式是将礼乐制度内化为社会成员、主要是上层社会成员的内在观念，并以此来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于是，规范社会观念，约束社会成员思想，这样的千钧重担就落在中国早期知识阶层的肩上，因此，中国早期的“士”在现实政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
二、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生存环境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血缘宗法制度的崩溃，必然引起依靠宗法制度成长起来的士阶层生存环境的变化。
对于纯粹依靠血缘宗法观念组织起来的早期社会，最大的隐患就是由于血缘关系不可避免地疏远，从而引起宗法体制的松散，甚至崩溃。因此教育每一个贵族成员尊祖敬宗、恪守礼乐制度乃是极为必要的，故曰“学在官府”。
关于诸子之学之起源，一般认为有两种观点：第一，据《汉书·艺文志》所言，后世所谓九流十家，本来都是王官之学：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颛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如《汉书》所言，九流十家本来皆出于庙堂，血统高贵。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由此可见，知识阶层本来就和现实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儒家为例，儒家的最初职责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因而出于“司徒之官”，因此可见其地位之高，即使在春秋时代，孔门弟子也是非同寻常，“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索隐曰：案：子夏为魏文侯师。子贡为齐、鲁聘吴、越，盖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齐为卿。余则未闻也。《史记·儒林列传》
第二，据《淮南子·要略》分析，诸子的产生都是针对社会上混乱，为了革除时弊才出现的。“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齐景公内好声色，……梁丘据、子家哙导于左右，故晏子之谏生焉。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故纵横修短生焉。……新故相反，前后相缪，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名之书生焉。……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淮南子·要略》
据《淮南子》所言，著书立说的目的，在于“纪纲道德，经纬人事”，在于“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而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淮南子·要略》从这个意义出发，《淮南子》的作者认为先秦儒、墨、纵横、刑名之学的出现乃是应运而生，是为了解救时弊。不可否认，此说极为有理。
然则到底上述两种说法何者更为有理？事实上，二者并不矛盾，两种说法都可以成立。
首先，就出于《汉书·艺文志》所谓王官之学而言，是在强调学术的渊源。诸子之学在春秋战国时代发展到极盛时期，无论其理论深度广度，都堪称中国思想史上的经典。因此，其学术必有渊源，否则，很难想像在春秋战国几百年之内，竟能产生如此高深的学术。其次，就《淮南子·要略》所谓出于解救时弊而言，是在强调学术发展的社会需求。据《晋书·地理志上》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动荡不安，许多诸侯国家朝不保夕，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因此，不仅各国诸侯都在寻找智能之士，以求富国强兵，而且社会上的仁人君子，也在谋求行道术以救世，等而下之，也有欲图游说人主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再加上由于血缘宗法制度的破坏，编户齐民政策的形成，所有人在理论上都是平等的，都有博取功名的可能，所以，随着社会组织的变化，平民从事学问者也越来越多，诸子百家就此兴盛起来。
总之，学在官府是诸子百家出现的理论渊源，而解救时弊则是诸子百家出现的社会需求，两方面的原因共同构成百家争鸣的形成。
从古代对“师”的解释，可以看出诸子的理论渊源。《说文解字》认为师者，“二千五百人为师，众意也。” “众”可指民众，所以古代军事编制称“师”，由此引申，帅众掌众之官也称为“师”，故“师”又训长，即官长，或称官师。西周金文所见之“师”，既是军政官员之名，又是教育官员之名，这显然是“师”作为帅众之官，其职责在早期尚未充分分化的遗迹。因此“师”又进而成为有以教育人者之称。
有师则有教。《说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最初表示上级对下级的教导训诫。《尚书·酒诰》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对这种上级对下级的教导训诫有很好的例证：“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晋文公在十九年流亡之后，回国首先是教育百姓，使其明义、明信、明礼，然后才用兵中原，一战而霸，可见教育的重要性。同样的例子屡见于古籍。“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左传·宣公十二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左传·襄公三十年》
不仅是诸侯国君重视“教”的作用，“教”其实乃是一项古代的政治传统。《周礼》云大司徒之职乃是“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而具体内容则包括：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周礼·地官·大司徒》
事实上，以上内容仅仅是大司徒职责内极少的一部分，从国家方针大计到世俗生活到农田水利，无不在大司徒所“教”之范围。这种国家对百姓的教化功能，一直延续到后世。
从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的变化，可以看出解救时弊的社会需要。春秋战国以后，血缘宗法制度开始解体，由此引起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旧的精神力量的衰落、社会规范与控制作用的丧失，旧的制度崩溃，而新的制度尚未建立，内部冲突发生，呈现纷乱的状态。其中首要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由此引起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变迁，带来社会流动。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是因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双重因素发生作用，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学术思想繁荣。
不可否认，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旧制度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而新制度还没有建立，导致在思想学术上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断层，这种局面给予欲图解救时弊的知识分子相当的发展空间。事实上，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阶层也没有辜负时代的重托，演绎了中国思想史上极为绚烂的一幕。
但是，对于依靠血缘宗法制度生存的早期的知识阶层来说，这种动乱的社会、崩溃的统治秩序同样也给他们带来了生存环境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士人政治地位的平民化。
《论语》曰：“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罄襄入于海。”《论语·微子》根据史料推断，这些大师的流落民间当发生在鲁哀公时期前后，已经是春秋战国之交了。但是，礼崩乐坏、学术下移的趋势，应当早就显露端倪。司马迁曰对此有极为出色的描写：
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于卫所居不合。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沉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史记·礼书》
如此感情真挚的文字，典型显示出司马迁既作为史学家、又作为文学家的特征。当然，难怪老先生伤感，这种变化关系到知识阶层切身的利益。政治地位的沦丧，迫使曾经虽然谈不上钟鸣鼎食，但却衣食无忧的知识阶层开始自谋职业，为衣食奔波，其心理落差之大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问题不仅如此。传统中西周学宫所教习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都是贵族官员实施统治的基本知识技能。射、御具有军事训练性质；礼、乐是维系贵族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与纽带，被孔子认为具有“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礼记·礼运》等重要功能的重大意义，故礼乐修养，也就成了学士必修之主课。
《周礼·冬官考工记》：“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仪礼·丧服》：“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其君布带绳屦。”《礼记·大传》：“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适者，公子之宗道也。”《大戴礼记·礼三本》：“郊止天子，社止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别尊卑。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钜者钜，宜小者小也。”
当然，“士”与“大夫”的确不属于同一阶层，因此，上述引文中的“士大夫”也可以分开，但是，“士”在此毕竟与“大夫”相连，由此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周礼·冬官考工记》有云：“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由此可见，此“士”乃是“公卿士大夫”之“士”。
春秋以后，“士”地位沦落，流入民间。贵族宗法制度的衰败，使原来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贵族地位下降，落泊街头，沦为庶人；而许多庶民，甚至有些奴婢的地位都在各种机遇、尤其是私学的有限发展中上升，如以勇敢赢得军功，用智慧换取官职，或在工商业经济中大显身手等。在这个社会的分化改组过程中，形成一个数量庞大、人等复杂的士阶层，“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于是社会进入被许倬云称道的“社会升降的变动，极为活泼，蔚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活力的时期”许倬云：《东周到秦汉：国家形态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可是，世事有利有弊，福祸相连。士人数目的众多，难免鱼目混珠、鱼龙混杂，无形中也促进了士人的平民化。《谷梁传·成公元年》言：“古者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这里所谓“古者”，当时古人行文的习惯用语，所谓士、农、工、商之“四民社会”的说法应该是春秋以后的事情。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国语·齐语》
众所周知，管仲的改革，虽然没有像战国时代的改革一样完全与旧体制决裂，但已经开始了对血缘宗法制度的背叛。比如“叁其国而伍其鄙”就是对血缘族居的改变，而“四民分居”更是不仅体现了对宗法制度的否定，而且在法律上重新规定了士人的社会地位。由此，士人从“公卿士大夫”之“士”降为“士农工商”之“士”了。
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生存环境的变化其次表现为经济状况的恶化。学术下移、学在官府的局面的被打破，士人政治地位沦落流落民间的直接结果就是士人经济状况的恶化。
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以批判和惋惜的心情比较了古今士人的差异：
古之所谓仕士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今之所谓仕士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孳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靁之嗜者也。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今之所谓处士者，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伪险秽，而强高言谨悫者也，以不俗为俗，离纵而靈訾者也。《荀子·非十二子》
即使是千载之后的今天，我们也无法否认荀子在发出这段议论时善意的出发点。以他三次出任齐国最高学府祭酒的经历，以他在学术界泰山北斗的地位，作出这番议论是恰如其分、适得其所，但是他似乎不应该想不到士风衰败的原因。
春秋时期，血缘宗法制度的破坏导致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士人纷纷从贵族阶层衰落到平民阶层，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所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肳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来形容这个变化是极为恰当的。而这种巨大的变化最先给予士人的震惊，就是困顿的经济状况。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作为老师对学生的评价，孔子对颜回的这段表扬可谓无以复加，但却无法掩盖颜回一生贫困潦倒的尴尬。即使是孔子本人，经济状况也是非常之差，“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
其实，不仅少年孔子生活窘迫，老年孔子也不富裕。子曰：“自行未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如此低廉的劳动回报，恐怕不能完全解释为热爱教育事业，自觉自愿地为贫困学生尽义务。
事实上，孔子并不反对富裕，相反，他还积极追求富裕，相信知识会给他带来财富。子曰：“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这简直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原版，在政治上孔子意图通过“庶之”、“富之”、“教之”《论语·子路》的方法，建立一个能使“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的理想王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可见，孔子只是没有机会得到财富而已。
在春秋战国时期，如孔子一样的贫士屈指难数、俯拾皆是。学友景红艳、蔡静波大作《试析战国晚期士的禄利思想》中列举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大量贫士：
孔门弟子颜回的远祖邾武公为鲁附庸，改称颜氏以后，十四世皆任鲁为卿大夫，他本人却在春秋晚期成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著名贫士；《世本》载曾皙是？国太子巫的子孙，到曾子时只能“衣敝衣以耕”；孔子本人虽出身于贵族，但不得不从事“儒”以维持生计；商鞅、韩非皆公室之子，世禄制度废除后，他们也以技艺奔波于诸侯之国以干禄。出身高贵者的处境如此，身世贫贱者的生活自不待言。《韩诗外传》载“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蒿莱，蓬户壅牖，桷桑而无枢，上漏下湿”，当他去迎接衣轻裘，乘肥马的子贡时，“正冠则缨绝，振襟则肘见，纳履则踵决”；为文侯师事的卜子夏，家境贫寒，“衣若悬鹑”；声名远扬的苏秦曾是“特穷巷掘穴，桑户桊枢之士”，“无洛阳负郭田二顷”；和苏秦齐名的张仪“贫无行”，人疑其盗壁；范雎“家贫无以自资”；虞卿“蹑靤担簦”游说赵孝成王；冯靦“贫乏不能自存”，寄食在孟尝君门下；稷下先生淳于髡贫而为人赘婿；魏惠王第一次接见名噪江湖的庄周时情不自禁的发问：“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景红艳、蔡静波：《试析战国晚期士的禄利思想》，《晋阳学刊》2005年第1期。
有理由相信，以上所列贫士仅仅是现实社会中极少的一部分。今天后人盛赞不已的战国养士之风，表面上是战国时期尊重人才的表现，其实却潜藏着大量贫困游士衣食无靠、不得不托庇权门的尴尬，饿死不食嗟来之食毕竟只是个别，生存乃是人的第一需要。
李斯在辞别老师荀子西行入秦的时候，曾经非常感慨地对老师说了一段话，也许可以能够使得荀子原谅那些所谓“败德无行”的士人：“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史记·李斯列传》
的确，所谓“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真实道出落魄士人的痛定思痛，联想到李斯所谓“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史记·李斯列传》的宏论，就可以理解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出现的经济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