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资也。”
――韩非
中国两千年多年的“官本位”传统和统治阶级的特权制度，导致中国人形成权力崇拜心理，在官场上形成以权力为中心的人身依附关系，公权被私化。在异化了的权力体制之下，权力崇拜成就了中国的阶梯性极权特征。
《法学》月刊主编、教授郝铁川博士在《传统权力观的误区》一文中这样写道：“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势单力薄，抗（自然灾害、社会强暴等）干扰能力低下。这样容易产生权力崇拜，渴望有一个强大的权力来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因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荣耀；“结驷连骑，束帛之币聘享诸侯”即官商勾结，这是中国传统商人财运亨通的成功秘诀；“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农民虔诚崇拜的对象。
集天下权力为一身的君主手中握有杀生予夺的大权，要想得到好处，就需要取得君主的好感。为此，顺应君主的好恶意向，顺水推舟，见风使舵，就成为一般臣属的行为准则。人们从盲目地崇拜权力、追求权力，到走向崇拜和追求有权势的个人；掌权的人则运用权力使别人依附于自己，把权力当作资本。掌握的权力越多，就越能左右自己的生活乃至地位。
由此可见，臣属费尽心机揣摩上司的心思，并按上司意愿行事，一切都变得极其自然了，因此便有了“上有好之，下必甚焉”的一贯倾向，才会出现“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宫中多饿人”。
基于这样的原因，许多时候，领导者需要隐藏自己的好恶、情感及立场，才能让信息得到真实的反馈，让吹牛拍马者无处下手。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强调君主要隐藏好恶，不作自我表现。君主一旦自我有了表现，向人透露了他的喜怒好恶，下面的臣子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就会用各种方法去包围他，逢迎他，欺骗他和坑害他。因此，君主必须“循名责实”，制定客观的法律，令臣下看到的只是代表君主的客观的法律，而不是君主本人。
齐桓公隐好给后人带来了诸多的启示。
齐桓公对服饰有自己的偏好，他喜欢穿紫色的衣服，上朝或会客常穿紫色的衣服。大臣们察觉到齐桓公这一爱好后，为讨好逢迎桓公，便也纷纷穿上紫衣，这样，不多久全国上下就到处变成了一片紫色。
由于当时紫衣造价较高，一匹紫布价格差不多是素布的五倍，全国都穿紫衣，过于奢侈，因此，齐桓公便想制止这一风气的蔓延，可是一直苦于没有良策。管仲看出齐桓公的想法与自己不谋而合，于是瞅准了机会对齐桓公说：“大王，只要您明天朝见群臣时，故意表现出对穿紫衣的人十分讨厌就行了”。齐桓公很奇怪，不明白管仲的用意何在。
第二天，齐桓公上了朝，看见几个穿紫衣朝服的大臣们正在孤芳自赏，煞是得意，于是就皱起眉头说：“你们天天穿紫衣烦不烦啊，你们穿不腻，我可看腻了，离我远点儿！”从此，朝中再也没人穿紫衣了，民间紫衣之风也渐渐散去。
无独有偶，齐灵公原来喜欢让宫女穿男人的服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全国上下的女子都穿起男装，后来他根据晏子的建议，隐藏起自己的爱好，在全国禁止女子穿男装，从而恢复了社会的正常风气。
虽然历史已进入21世纪，但中国很多历史传统的陋习却顽固得惊人，下属依然在揣摩着上司的心思，依然在找机会讨好于上司。企业中确实有事事遵从、附和上司却毫无原则的喜欢拍马屁者，他们言语行为活像是上司肚里的应声虫，甚至做出超过一般正常社交礼节的举动讨好上司，以期达到加薪或是升官的目的。所以，韩非子“去好去恶”的方法仍然值得领导者们借签。
韩非子告诫，君主在听取臣属汇报时，就要十分谨慎。当涉及到有关的人和事时，如果轻易地外露好恶意向，那么，臣属就会按君主的意向乱说一通，将真实情况掩盖起来，这样，君主便失去了区分臣属忠奸的依据。“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资也。”因此，韩非主张君主实行“无为”之术，隐藏自己的好恶，凡事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看见也像没看见一样，知道也像不知道一样，不表现出任何主观好恶，防止别人顺着自己的好恶去办事。如此，下属就无从揣测君主的想法，在不知道君主思路的条件下，便只得按实汇报，道出实情了。
另外，之所以有人要拍马屁，实在是因为领导喜欢被拍。如果公司制度是父权式管理、单向式领导的组织，由于决策权都掌握在上司手中，凡事由上司来判定，那下属就非讨好上司不可。如果企业纯粹以人缘、人际关系作为升迁标准，而不是看重绩效成果，下属当然也会不务正业、以拍马屁为主要工作。那么企业中就很难形成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
当然，现代管理中，领导者去好恶的方法，并不需要一味地板着面孔，对下属的喜怒哀乐无动于衷。在很多场合，领导者更应该以下属之忧为忧，以下属之荣为荣，也就是要做到“博爱”，对所有的员工明确的表示自己的情感，一视同仁，并不因为某些下属的讨好而特殊对待，这样才能“清洁”公司的风气，培养良好的企业情感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