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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中国养生学的源流和发展概况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中华民族在祖国的土地上劳动、生息,在同大自然、疾病的斗争中不断繁衍。中国养生学也经历了由萌生、形成、发展到完善的过程,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养生”一词,首见于《吕氏春秋》中,书曰:“知生者也,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在以后的其他有关书籍中,还载有“道生”、“摄生”、“养性”等。

养生学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先秦时期

在远古时期,人类过着居洞穴,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人们的健康状况差,寿命短。到60多万年前的原始猿人,发现了火,并学会使用火,这样,就为人类摆脱自然威胁和征服自然提供了条件。《古史考》曰:“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菇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是,圣人造作钻燧出火,教民熟食,民之大悦,号曰燧人。”火的发现,可以使人类由生食转到熟食,大大增进了人类的健康。

传说在公元前20世纪左右伯益所著的《山海经》里,记载有许多传染病的名称。如“蛊”、“疫疠”、“痈”、“疽”、“疥”等病名。在公元前12世纪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当时“老”字的象形文字为“”。表现了老年人驼背弯腰,手持扶杖的状态,可见扶杖是当时老年人养生保健的一种措施了。公元前11世纪,在《周礼》中记载有四时流行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疾,冬时有咳上气疾”。《周礼》秋官还记载烟熏驱虫:“赤友氏,掌除墙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虫。”《礼记》载有起居养生的内容:“凡内外,鸡初鸣,咸盥漱洒扫室堂及庭”,“五日则湢汤清浴”。可见当时清洁扫除及个人卫生已成为人们的日常习惯。《礼记》还提出“百病怒起”,“忧郁生疾”。指出了精神因素对人体发病的重要作用。《礼记》对传染病有这样的记载:“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则民殃于疫,仲冬之月,地气沮弛……民必疾疫。”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流行病。

《周易》的内容很多涉及养生和预防的问题。卦象的颐卦指出了养生防病的重要性:“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乾卦谓:“天行健,君子以自行不息。”无妄卦谓:“刚自外来而为立于内,动而健,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这里说明天地是养生的外环境,而人体素质是养生的根本基础,缺一不可。既济卦载:“君子思患而预防之。”《周易》的预防思想,对中医养生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在学术上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由于百家学说的兴起,对养生学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

老、庄一派首先提出:“归真返朴”、“清静无为”的养生理论。主张无欲、无知、无为,回复到婴儿状态。《道德经》曰:“专气致柔,能婴儿乎?”“致虚极,守静笃”、“见素抱朴,少思寡欲。”庄子还进一步强调“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是“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老、庄还提出“顺乎自然”的养生理论。《道德经》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命的根本,人类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就一定要顺乎自然的变化规律。庄子在上述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庄子以“庖丁解牛”的寓言,形象地说明了解自然而进一步掌握自然的道理。《庄子》天运篇说:“自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四时迭起,万物循生。”这一论述,也突出了认识自然、把握规律的养生原则。

管子主张存精以养生。认为精是气的物质基础,是生命的源泉。《管子》内业篇曰:“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脏以为泉源”。还提出存精的方法为“爱欲静之,遇乱正之,勿引勿摧,福将自归”。

《吕氏春秋》强调“精、气、神”与形体的统一。《吕氏春秋》尽数篇曰:“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也。”吕不韦主张“动”的养生观点。认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还有子华子也主张“动”的养生方法。他认为“营卫之行,无失厥常,六府化谷,津液布扬,故能长久而不敝,流水不腐,以其游故也,户枢不蠹,以其运故也”。

孔子的养生,注重道德修养和心理、起居、饮食等的调摄。孔子首先提出“仁者寿”的观点。《论语》雍也篇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宪问篇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善养生者,必须既“知”且“仁”,动静相倚,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孔子还主张动静结合的养生方法。《孔子家语》载:“若夫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宜夫。”在起居养生方面,孔子说要“食不语,寝不言”,“寝不尸,居不客”,“齐必变食,居必迁坐”。这些论述,均在养生上有重要的意义。孟子在养生方面也有不少论述。《孟子》公孙丑上曰:“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说明气是生命的根本,志是精神的根本,气受志的约束,志主宰气的运行,故养生之道,在于“善养浩然之气”。

此外,在诸子的养生论述中,还认识到自然环境与人体的关系。《管子》五行篇曰:“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到荀子,则提出更为积极的主张,即“制天命而用之”。提出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的思想。

先秦诸子的养生思想和实践,发展到《内经》,形成全面、系统的理论,确立了中国养生学的基本观点、理论和方法。《内经》中阐述养生之道是保全质朴无邪的天性。《内经》上古天真论曰:“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而不危也。”强调了养生之道,要把人体内在因素与外界环境联系起来,并提出各种养生之法。《内经》的预防思想还在多处得到体现。《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灵枢》逆顺篇亦云:“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在起居养生方面,提出四季养生法。《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综合《内经》的养生原则,其一,是调摄精神和形体;其二,是适应外界环境,避免外邪侵袭。正像《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这是比较全面的概括。这种养生观点,已完全不同于老庄“无知、无欲、无为”的消极主张。《内经》提出:“提挈天地,把握阴阳。”这是掌握自然,改造自然的主张。完全摆脱了老庄“顺乎自然”,由自然摆布的消极被动观点。

食养方面,在《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反映了饮食养生的最早期过程。古人在医药发明之前,就利用饮食的宜忌来避免疾病,保护健康。

到了4 000年左右的夏商时代,已有了营养学方面的记载。在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有同现代汉字“酒”字形体相似的“”字。同时,在殷墟中还发现酿酒的场地遗址。证明早在3 000多年前,我国的酿酒业已经开始,这是世界上酿酒最早的国家。

《吕氏春秋》本味篇里记载有伊尹和商汤讲述烹饪的一段话,谈到:“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由自起。”又说:“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度。”《吕氏春秋》孝行览中叙述商朝伊尹的食养防疾之论:“时疾时除,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用其利,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

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在《周礼》载有“中士二人,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说明当时宫廷已经设立食医管理饮食卫生。在《周礼》中还记有“醯人”。“醯”即是当时的醋。同时也有“酱”的记载。可见至少在2 500年前,就知道酿醋和制酱的技术。醋的健胃和收敛作用被应用于食治。在饮食制食方面,墨子说:“饮食之不时,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饮食不节是重要的致病原因之一。

《论语》乡党篇也有关于饮食养生的记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噎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沽酒市脯,不食”。这些论述,很多都符合食品卫生的要求。

《内经》对饮食养生有精辟的论述。《灵枢》五味论曰:“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气,多食之令人动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变呕;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这里强调了节食的意义。《素问》脏气法时论曰:“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后来唐朝王冰注《内经素问》以粳米、小豆、麦、大豆、黄黍为五谷;以牛、羊、豕、犬、鸡为五畜;以葵、藿、葱、薤、韭为五菜;以桃、李、杏、栗、枣为五果。这几种食品,以养、助、益、充来解饥,这意味着合理的膳食,应包括以上几类,它们各有不同的作用,全面论证了食物的合理搭配问题,这是很符合现代科学道理的。《内经》还对食物的消化吸收等作了阐述。《素问》灵兰秘典论篇说:“脾胃者,仓禀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素问》痹论篇也说:“营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这些论述已经准确地了解消化系统各个部位的作用和功能,已经认识到了食物与人体的关系,当人体处于有病的情况时,就能应用食物以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从以上可见,对食养的认识发展到《内经》,已经到达比较系统、全面的阶段。

在运动健身方面,《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源,民起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舞以宣导之。”《路史》上也有类似的记载:“阴康氏时,水渎不疏,江不行其原,阴凝而易闷,人既郁于内,腠理滞著而重,得所以利其关节者,乃制之以舞,教人以舞以利导之,是谓大舞。”远在氏族社会时期,当时人们就已经知道用运动形式来治疗和预防疾病,这实际上是我国最早形式的古代导引。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医学的发展,疾病防治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人体要经常活动,否则,会引起体内气血淤滞,容易引起疾病。古代“导引”作为养生健身活动的文字记载,《易经》是一部代表作。在当时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对宇宙万物生生化化的普遍规律进行探索,形成了“气化”理论,“气化论”成为气功的核心理论。

老子、庄子是当时道家的代表人物,“导引”最初见于《庄子》。老子《道德经》云:“淡然无为,神气自满,以此为不死之药”,“虚其心,实其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大意是在练功时要心神虚静,把呼吸调练至“调柔致细,似有似无”的状态。《庄子》刻意云:“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这里论的吐出秽浊之气,吸纳新鲜空气,加强呼吸运动的锻炼;其次是提倡肢体活动的锻炼,即所谓“熊经鸟伸”的导引。战国时期文物《行气玉佩铭》,记载了一整套呼吸练功法,如“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几舂在上,地几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另外,成元英的注释说:“吹冷呼而吐故,呴暖吸而纳新,如熊攀树而可以自悬,类鸟飞而伸其脚也。斯皆导引神气,以养形魂,延年之道,驻形之术。”这些都生动形象地描述了气功的养生原理和练功过程。

《黄帝内经》也阐述了气功的原理和功法。把导引、按列为当时广泛应用的医疗措施之一。《素问》异法方宜论云:“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其民杂食而不劳,故其病多萎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王冰注曰:“导引,谓摇筋骨,动肢节。按是按皮肉,跷是捷举手足。”《理瀹骈文》载:“呼吸吐纳,熊经鸟伸八字,即导引法也。”《素问》刺法论曰:“肾有久病者,可以寅时面向南,净神不乱思,闭气不息七遍,以引颈咽气顺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后,饵舌下津无数。”《素问》上古天真论曰:“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这些内容均反映出气功在当时已从萌芽时期进入发展时期,从功法实践开始上升到理论的探索。功法已经具备了导引、行气、守神三方面的内容,形成了气功早期的功法,为气功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汉唐时期

在此时期,养生学有了长足的发展。秦皇、汉武,都是长生不老的追求者,因而,道家的炼丹术、服石法、神仙术等竞相出现,充斥天下。《汉书》艺文志把医书列为方技类,合计有400多卷。

《金匮要略》为东汉张仲景所著。张仲景不但是医圣,而且对养生也非常重视。《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上工治未病”,“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这是一种“既病防变”的预防观点。他在上述书中提出的养生原则:“若人能养慎,不令邪气干忤经络”,“导引、吐纳”,“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甘辛,不遗形体有衰”,等等,都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东汉时王充对养生也有专门论述。他在《论衡》气寿篇中说:“凡人禀命有二品,一曰所当触值之命;二曰强弱寿夭之命。……强寿弱夭,谓禀气渥薄也。……若夫强弱夭寿以百为数,不至百者,气自不足也。夫禀气渥则体强,体强则命长;气薄则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寿短。……人之禀气,或充实而坚强,或虚劣而软弱。充实坚强其年寿;虚劣软弱失弃其身。……”明确提出了人的生命长短与先天禀赋有密切关系。

从两晋至隋唐,佛、道两教盛行,养生学也随着有很大的发展,养生的著述颇丰。陶弘景的《养生延命录》、葛洪的《抱朴子》、嵇康的《养生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张华的《博物志》、汉代署名华佗的《中藏经》,以及唐·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晋·许逊的《灵剑子》、隋·巢元方的《巢源补养宣导法》、唐·司马承祯的《天隐子养生书》、唐·施肩吾的《养生辨疑诀》等,都是养生学的著名之作。

晋·葛洪的《抱朴子》,在炼丹方面有较大的贡献,可谓“化学之祖”。葛洪在养生方面很有创见。他认为:“养生以不伤为本,凡超越身体之可能,困思、强举、悲哀憔悴,喜乐过差,汲汲所欲,久谈言笑,寝息失守,挽马引弩,沉醉呕吐,饮食而卧,跳走喘乏,欢呼歌泣,阴阳不交,皆伤也。”《抱朴子》内篇曰:“或人难曰:人中之有老彭,犹木中之有松柏,禀赋之自然,何可学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灵于人,故达其浅者,则能役用万物,得其深者,则能长生久视……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导引以增年……”他还提出养生要力戒“六害”:“且夫善养生者,先除六害,然后可以延驻于百年。一曰薄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曰廉货财,四曰损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沮疾,六者不除,修养之道徒设耳。”

嵇康的《养生论》,比较切合实际,言之成理,重在养神,为历代养生家所称道。《养生论》曰:“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嵇康的养神方法,除“清虚无为”本老庄之说外,还主张弃厚味,服补药,饮清泉,浴阳光,节色欲等综合措施。

《颜氏家训》养生篇,以颜子推自己亲身的经历,教其后代不要学神仙。这在当时炼丹学仙成风的情况下,是非常可贵的。他提出要“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温,禁忌食饮,将饵药物”的养生方法。

南北朝·陶弘景的《养生延命录》是现存最早的养生专著,它收录了魏晋以前的养生文献,提倡调神、养性、服气、保精、导引、按摩等传统养生方法。《养生延命录》载:“夫形生愚智,天也;强弱寿夭,人也。天道自然,人道自己。”提倡人们要去积极锻炼。该书对养生的方法记述较多,尤其在服气、导引方面更为突出。

唐·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对养生有详尽而全面的论述,他提倡的养生方法要“不违情性之欢,而俯仰可从,不弃耳目之好,而顾眄可行”、“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故其大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论,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他的养生方法主张“不但饵药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可见他倡导的是简单易行,通俗易懂,方法全面,动静结合,而且,还强调道德的修养。

孙思邈本人确是年寿很高的养生家,他活了102岁,因此他的养生论述及方法很具说服力,对后世的影响较大。

在食养方面,汉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说:“服食节其冷热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金匮要略》对食品卫生的描述比较详细。“猪肉落水,深者不可食”,“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生果停宿多日,有损处,食之伤人”,“肉中有如米点者,不可食”,“六畜自死,皆瘦死,则有毒,不可食之”。这些描述很多都符合现代的科学道理。

两晋南北朝时期,食治学已经得到很大的进展。食经专著大量出现,如崔浩的《食经》、刘休的《食方》,以及《太官食经》、《太官食法》、《黄帝杂饮食忌》、《膳羞养疗》、《马琬食经》等。此外,与饮食养生有关的书名,还不下40余种。但这些书已全部佚失。其中一些书的片断内容,尚可从日本丹波康赖于公元984年所著的《医心方》中找到。

西晋末年,朝廷南迁,我国的文化中心由黄河流域移到长江流域,医药也有一定的发展。对于若干由营养缺乏所致的疾病,如甲状腺肿、脚气病、夜盲症等,有一定的认识,并用食物进行治疗。晋·葛洪所著《肘后方》中,首先记载用海藻酒治瘿病,以及用猪胰治疗消渴病。所说的瘿病、消渴病,就是现代医学讲的甲状腺肿和糖尿病。他说:“脚气之病,先起岭南,稍来江东,得之无渐,或微觉痛痹,或两胫小满,或行起忽弱,或小腹不仁,或时冷时热,皆其候也。”指出该病多发“岭南”、“江东”,认识到同地区的饮食因素有关。另外,葛洪对水肿病提出饮食上“忌盐”,是对饮食疗法的一大贡献。东晋医家支法存对脚气病的治疗,在拟方中含有颇多维生素B1的药物。

梁·陶弘景对后世食养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他所著《本草经集注》,首先将食物和药物按自然来源的分类方法,为后世撰著者所采用。把果、菜、畜、米食从草木药石中独立出来,对以后食物本草专著的产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提出“牛肝补肝明目”,是以脏补脏食疗法的早期应用。

唐代,是封建史上的黄金时期,饮食养生保健在这一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唐初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有一卷“食治篇”。他不仅对营养缺乏病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而且有了更有效的食治方法。对脚气病提出食用谷皮和米熬粥来防治。《千金要方》曰:“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生存也……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气血,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足见他对食养的意义有了深刻的认识。《千金要方》的食治专篇,列于第二十六卷,分“果实、蔬菜、谷米、鸟兽虫鱼”四门,是现存最早的食疗专篇,为其弟子孟诜《食疗本草》专著奠定了基础。

孟诜的《食疗本草》,是我国第一部食疗食养专著。该书较系统地描述了食品的性味和保健功能。他搜集民间所传,医家所创,加以己见,集食物药物于一书,书中收载了各种食疗方剂,还提到一些食物多食或偏食后引起的副作用。广收博采不同地区所产的食品,不同的饮食习惯。介绍了一些食物的烹调、加工和贮存方法,以及变质食品的危害。《食疗本草》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的食养学进入了成熟阶段。

此一时期,还有昝殷所著《食医心鉴》,这也是一部重要的食疗食养著作。本书以食治方为主,共列了15类食方,约200则。先述病因、病机、分类症状,然后附以食治方及适应证。其方的剂型有羹、煎、粥、饼、馄饨、茶、酒等,简明实用。杨晔撰《膳夫经手录》,载有植物18种,鱼2种,兽2种,禽5种。除记载有性味食法外,尤其对茶有较详细的记述。南唐·陈士良著《食性本草》,该书载有食医诸方及五时调养脏腑之术。一般认为此书总集旧说,无甚新意。唐·王焘著《外台秘要》,除载有多种食治方法外,还附治疗后的食禁内容。

综上可见,汉唐时期,继承了先秦食疗食养的理论,在营养缺乏病的认识和治疗上都有新的发展。孙思邈《千金要方》食治专篇及孟诜《食疗本草》专著的出现,标志着食疗食养已经走向成熟的阶段。

在运动健身方面,气功和其他健身运动,在功理和功法上,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广泛应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彩绘的“导引图”。图中有44幅各式导引姿势,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却谷食气篇》,详细论述了养生食气之道。此外,还有《养生方》《十问》等。

《淮南子》精神训记载:“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凫浴蠼,鸱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讲到导引的作用:“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垂滞,即导引吐纳……”医家华佗是积极主张运动健身者,认为是祛病延年的重要途径,他对弟子吴普说:“人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他根据古导引法,发展为形象的“五禽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以后“五禽戏”广泛流传于民间,颇受群众喜爱。华佗坚持做五禽戏,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学生吴普仿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弟子樊阿一边锻炼,一边药养,竟至寿百余岁。五禽戏可说是开创我国保健体操的先河,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汉·魏伯阳著的《周易参同契》,后世称之为“万古丹经王”,这是道教以炼气结丹为主要修炼目标的早期代表作。书中借用乾、坤、坎、离、水、火、龙、虎、铅、汞等法象,以论述炼丹修仙的方法。《周易参同契》的理论,对道教的修炼及我国气功的发展,均产生很大的影响。道教经典著作《太平经》也于汉代问世。它对气功的论述甚为精辟:“夫人本生混沌之气,气生精,精生神,神生明。本于阴阳之气,气转为精,精转为神,神转为明。欲寿者,守气而合神,精不去其形,念此三合为一,久以致理,非同筋力,自然而致太平矣。”可见,道教对气功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两晋、南北朝时期,气功又有了新的发展,并趋于成熟。内容多样,形式成套,术势增多,气功养生论著不断问世。

嵇康《养生论》认为气功练功的要旨在于调摄精神,神躁不守,乃丧生之途,神静内守,乃养生之道。他说:“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修性以保神,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若此以往,庶可以羡门比寿,王乔争年。”

葛洪是道家,所著《抱朴子》则更详细介绍了炼丹术,特别是内丹的修炼过程,为后世的金丹学派奠定了基础。《抱朴子》云:“夫导引不在于立名像物,粉绘表影着图,但无名状也。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踯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导引也。不必每晨为之。但觉身有不理则行之。……夫导引疗未患之疾,通不和之气,动之则百关气畅,闭之则三宫血凝,实养生之大律,祛疾之玄术矣。”《抱朴子》除动练导引外,并对静练胎息法,也有详尽的记载。晋·魏华存的《黄庭经》也被道教视为经典之作,为丹家要旨。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保存了先秦时期的养生资料。由于陶弘景也是一个道家,所以对导引,包括吐纳、按摩以及服气的记述较多。在吐纳调气载有:“凡行气,以毕纳气,以口吐气,微而引之,名曰长息。纳气有一,吐气有六。纳气一者,谓吸也;吐气六者,谓吹、呼、唏、呵、嘘、,皆出气也。凡人有息,一呼一吸,原有此数。欲为长息吐气之法,时寒可吹,时温可呼;委曲治病:吹以去风,呼以去热,唏以去顿,呵以下气,嘘以散滞,以解极。”所记的呼气六法,亦即后世所谓六字真言,这是比较早的记载。

佛教从传入我国,至4世纪开始广泛流行。佛教的修习禅定、调身调气、息心静坐等方法,对我国气功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并因此形成佛家气功流派。

南北朝时,印度高僧菩提达摩来我国,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将印度佛教的禅定与我国的养生方法结合,创造了一套禅法。同时,他还创造了一套强筋健骨的“达摩易筋经”。

隋唐时期,气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书中汇总了上百种的气功治病方法。唐·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详细记载了气功的练功方法以及导引养生、治病的经验。他主张并提倡运动健身的方法,指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运动故也”,“小有不好,即按摩按捺,令百节通利,泄其邪气。”他还说掌握“调身按摩,摇动肢节,导引行气”,“可得一两百年。”

隋唐时期,佛教盛行,八大宗派的修炼方法各不相同。其中最具特点的有天台宗的“止观法”、禅宗的“禅定法”,以及密宗的“三密瑜伽法”。

天台宗创始人智。其宗义以五时八教为总纲,以一心三观、三谛园融为中心思想。其修持方法为“心观法”。“止”意即定,使精神专一;“观”即是慧。就是在定的基础上,集中观察和思维预定的对象,得出智慧、观点或功德。其主要修持内容为二十五便。

禅宗又分南北两宗。北宗主张渐修;南宗主张顿悟。禅宗主要修习“壁观法”,即练功时心如壁立,目的是制心一处,参究真理,以期显发智慧,彻见法性。

密宗的宗法奥秘,不经传授,不得任意传习及显示他人。“三密”是指身、口、意三业。“三密瑜伽”意即修行者自己的三业与自己所尊崇的佛之身、口、意三业相应。修行时,修行者要身作本尊姿态,手结印契,口诵本尊真言,意作本尊观想,使自己的三密与本尊的三密相应,修成本尊之身。

从上述可见,到了汉唐年间,随着养生学的发展,还有古代心理学的发展和佛、道两教的盛行,都直接影响到气功的功理、功法的进一步发展,在它们之间互相融合,综合运用,使气功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三、宋元时期

从北宋王朝建立至元朝覆灭,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医学各流派的争鸣局面,养生学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震亨,他们在临床上形成泻火、攻邪、补土、滋阴的不同学派,而且,在养生上也有不同的认识,为养生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推动了养生学的发展。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指出:“全生之术,形气贵乎安,安则有伦而不乱;精神贵乎保,保则有要而不耗。”《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原道论中,强调气是生命的最基本物质:“故人受天地之气,以化生性命也,是知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认为养生的调息、导引、内视、咽津等法,其机理即在于调气、定气、守气、交气,起到灌注五脏和阴阳的作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原道论中说:“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导引按跷,所以调其气也;平气定息,握固凝神,神宫内视,五脏胎彻,所以守其气也;法则天地,理顺阴阳,交媾坎离,济用水火,所以交其气也。”这种观点对后世养生学产生一定的影响。张从正的《儒门事亲》也有很多内容论及养生问题。该书以攻邪立论,但也注意补养正气。他的补养正气之法,偏重于食疗,认为“善用药者,使病者而进五谷者,真得补之道也”。张从正对精神因素对社会环境的致病作用十分重视,他说:“疟常与酷吏之政并行。”“九气”(即喜、怒、悲、恐、惊、思、劳、寒、暑)作祟,多生疾病。他的以情胜情的情志疗法,也给精神养生保健以有益的启迪。李东垣的《脾胃论》,提出脾是后天之本,强调养生要养脾胃,认为脾胃元气是生命的基础。《兰室秘藏》升阳除湿汤曰:“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也。”所以他同样重视气的作用,养生要节饮食,少欲念、省言语、慎寒暄,少劳役等,都是为了护养脾胃之元气,元气充盛,则寿命可延。他在阐发《内经》五常政大论中云“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的大旨时指出:“阴精所奉,谓脾胃既和,谷气上升,春夏令行,故其人寿;阳精所降,谓脾胃不和,谷气下流,收藏令行,故其人夭。”这些是脾胃为后天之本的论点,丰富了饮食养生的理论和内容。养阴派代表朱震亨,强调人体阴精的作用。他在医学上著名的论点,就是人的一生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成为滋阴派的鼻祖。在养生防病方面,提出以“护阴”为主的原则。特别是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其阴更衰,老年病多是由阴虚造成的。他所著的《饮食箴》、《色欲箴》、《养老论》等,莫不是围绕护阴养阴之论。朱震亨在《格致余论》中说:“《内经》曰:年至四十,阴气自半而起居衰矣。……夫以阴气之成,只供得三十年之视听言动,已先亏矣。人之情欲无涯,此难成易亏之阴气,若之何而可以供给也?《内经》曰:“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故阳道实,阴道虚。……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所以,圣贤只是教人收心养心,其旨深矣。”这里说明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以及早衰的原因,强调了护养阴精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护养阴精的主要方法。金元四大家的养生论和养生方法,大大丰富了我国养生学的内容。

宋·陈直的《养老奉亲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老年养生专著。该书对老年人的生理、心理以及长寿老人的特征,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在老年人的养生保健方法上,除注重食养和四季养生外,还对心理养生,起居养生,老年人的戒忌保护,都有详细的论述和具体方法。元代的邹铉对此书推崇备至,他家三代人采用书中的养生之法“皆年过九十”。因此,邹铉又广搜博采颐养之法,在此书的基础上续增3卷,更名为《寿亲养老新书》。书中提出养生之法:“安乐之道唯善保养者得之。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太乙真人曰:一者少言语养内气,二者戒色欲养精气,三者薄滋味养血气,四者咽津液养脏气,五者莫嗔怒养肝气,六者美饮食养胃气,七者少思虑养心气。”邹铉的养生方法是以〖KG-0.3mm]《内经》〖KG-1.2mm]理论为依据,结合老年人的特点而提出的,流传甚广,是一部重要的养生论著。

这一时期的养生论著,尚有:元·邱处机的《摄生消息论》,主要谈四季养生,尤着重于老人,理论兼顾实践,除综合《内经》以来的养生大旨外,还糅合己见,颇有发挥之处。严用和的《济生方》,主张补肾法养生,倡“补脾不如补肾”之说,认为“肾气若壮,丹田火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补肾法养生的创立,为后世抗衰老、防治老年病和其他疾病提供了依据。元·李鹏飞所著《三元参赞延寿书》,以天、地、人为三元。其养生主要为精气不耗,起居有常,饮食有度。书中最看重“精”字,最详析者“欲”字。《三元参赞延寿书》曰:“天地人等列三才,人得中道,可以学圣贤,可以学神仙。但今之人不修人道,贪爱嗜欲,其数消灭只与物同也。所以,有老病夭殇之患,鉴于此,必知所以自重,而可以得天元之寿矣。”元·王珪所著《泰定养生主论》,也是一部重要的养生论著。在其自序中说:“婚合、孕育、婴幼、童壮、衰老宜摄避忌”,以“御未然之病”。这种养生要从婴幼儿开始的观点,同现代医学有不谋而合之处。《保生要录》为蒲虔贯所著,书中分养神气门、调肢体门、论衣服门、论饮食门、论居处门、论药食门六节,大多集选前人。《琐碎录》主要从日常生活、环境等各方面注意养生。虽非养生专著,但内容颇为丰富。

此外,还有李昉的《太平御览》养生篇、周守忠的《养生类纂》、《养生月览》、姜悦的《养生月录》、韦行规的《保生月录》、愚谷老人的《延寿第一绅言》、赵希鹄的《调燮类编》、苏轼的《问养生》、《养生说》、汪汝懋的《山居四要》、瞿祐的《居家宜忌》、《四时宜忌》、忽思慧的《饮膳正要》等。

在食养方面,到宋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大量的食养、食疗著作。同时,食养同中国烹饪密切结合。宋代皇家编纂的医学巨著《太平圣惠方》,有两卷则为食治专篇,载有食疗、药膳方160余首,其剂型多种多样,有粥、羹、饼、茶、肴等。多数为加入药物的药膳,也有不少是由纯食物组成的食疗方。书中有28种疾病载有食治方法。《圣济总录》是在《太平圣惠方》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编纂而成。此书专设食治一门,共有3卷,治疗病证29条,计285首食治方。食治方的剂型,除粥、羹、饼、茶等外,还有酒、散、饮、汁、煎、面等,还列有“饮食禁忌”等内容。此书对食疗食养的理论、食养内容等,均有一定的发展。陈达叟著《本心斋蔬食谱》,载蔬食20谱,别具一格。林洪著《山家清供》,载各种食品102种,有荤有素,形式各异,结合烹饪,不但食疗,还促进食欲。此书不同于前述各书,其所载以食物为主,用于食养和食疗,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食疗学。娄居中的《食治通说》认为食疗为“上工医未病一术”、“食治则身治”。完全是以预防为主的养生观点。陈直的《养老奉亲书》,对老年人食养及四季食养有较多的叙述。书中指出:“食者生民之天,活人之本也。故饮食进则谷气充,谷气充则气血盛,气血盛则筋力强,故脾胃者五脏之宗也。……高年之人,真气耗竭五脏衰弱,全仰饮食以资气血,若生冷无节,饥饱失宜,调停无度,动成疾患。……老人之食大抵宜其温热熟软,忌其黏硬生冷。”在“四时调养篇”中提到:“当春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酸增甘,以养脾气;当夏之时,宜减苦增辛,以养肺气;当秋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辛增酸,以养肝气;当冬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咸增苦,以养心气。”这是根据五行生克关系,在不同季节的饮食调养方法。

金元四大家在食疗食养上各有建树。攻下派的张从正,虽有“攻下”之名,但实际是攻补兼施的。他说:“盖汗、下吐以草本治病者也;补者,以谷肉果菜养口体者也。”在所著的《儒门事亲》中指出:“养生当论食补。”主张食养补虚,“精血不足当补之以食”。李东垣的《脾胃论》主张补养脾胃,培补元气,强调营养疗法。他说:“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脾胃本弱,饮食百倍,则脾胃之气即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诸病所由生也。”李东垣还提出饮食养生,必须重视烹饪制作的合理。朱震亨在饮食上主张忌厚味辛辣,宜茹淡养阴。《饮食箴》云:“因纵口味,五味太过,疾病蜂起。”这些对后世饮食养生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元·忽思慧著的《饮膳正要》,是我国古代最完备的精专营养学著作。此书第一卷,首载饮食卫生,次录诸般汤羹饭菜食谱,并说明每种食物的烹调方法;第二卷,载有汤羹茶食谱及强壮性药物服食法和食疗诸方,未录食禁、食物中毒等知识;第三卷,选载了195种单味食物,详述其气味、性能,并附插图。该书将食养理论与实际结合,继承了食、养、医结合的传统,对每一种食品都注意其食养和医疗效果,而且,对所载各种食品均详述制作方法、烹调细则,故有较强的实用性。在我国古老食疗食养的文献中,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同时代的尚有贾铭著《饮食须知》一方,共8卷。本书特色,正像卷首所述:“历观诸家本草疏注,各物皆损益各半,令人莫可适从。药专选其反忌,汇成一编,俾尊生者,日用饮食中,便于检点耳。”吴瑞著的《日用本草》也是我国营养学的名著,是当时收载食物最多的一本食物本草类著作,共540余种,皆取本草之切于饮食者,分为8门。《三元参赞延寿书》的卷3为“饮食有度”,书中专论饮食宜忌,分五味、食物两部。食物部分,只录损益参半者,此与其他食物本草不同。《养生之要》主要为饮食宜忌,分服药忌,饮食杂忌,饮食之宜,法制馁败5篇。

此外,宋元时期的食养著作,还有刘词的《混俗颐生录》。王怀隐所撰《圣惠方》,对酒描述有很好的发挥。马永卿的《嫩真子》谈及人平素要忌生冷,护脾胃的食养观点。周守中的《养生月览》,提出按十二月进食的食养观点。苏轼和沈括所撰《苏沈良方》,在汇集前人保健方法中,加入个人的养生经验,突出主张淡食,为其特点之一。《东坡养生集》共分6卷,其中1卷专论饮食。

在运动健身方面,气功又有进一步发展。由北宋朝廷组织编撰的《圣济总录》,将以前的气功资料广为收录,编成导引和服气两部分,介绍了多种呼吸锻炼的方法及注意事项。其中引录的“左洞真经按摩导引诀”,为现时流行的保健功前身。

宋元时期,道教关于养生长寿的修炼愈趋专门修炼内丹。有关内丹的著作达300多部,内丹术在功法和理论上都自成体系,从而形成了我国特有的气功流派——“内丹派”。道教内丹南派祖师张伯端,浙江天台人,著有《悟真篇》、《金丹四百字》,把内丹功法发展引入具体化、实用化阶段。主张先修命后修性。他说:“先以修命之术顺其所欲,渐次导之于道”,“命之不存,性将焉存?”对气功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内丹术以人体某些部位为“炉鼎”,以“气”为药物,以“神”为“火”,通过一定的方法,可以修炼出精、气、神的合一物,名之为“丹”。当今流行的“小周天”、“大周天”、“卯酉周天”等,都是从以上修炼功法中托化出来。

在两宋金元时期,理学家在释、道思想的影响下,气功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在术势上发展了坐功。理学家把静坐作为理学的必修课,理学家朱熹倡导“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由于静坐的实践,总结出不少有关静功锻炼的宝贵经验。

文学家苏轼、科学家沈括的《苏沈良方》,就详细记述了盘膝、握固、闭息、静守等练功方法。

宋代还出现一种“小劳术”。作者蒲虔贯在他的《保生要录》中写道:“养生者形要小劳,无至大疲,故流水则清,滞则污,养生之人,欲血脉常行,如水之流,坐不欲至倦,行不欲至劳,频行不已,然亦稍缓,即小劳之术也。”“八段锦”也是这一时期发展的主要标志。“八段锦”是8节连贯的健身法。以后又发展分成文8段和武8段,进一步又发展为“十二段锦”。“十二段锦”把肢体运动与按摩、吐纳结合起来,具有我国传统健身法的特点,是古代导引的新发展。

金元时代,随着四大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气功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元·刘完素,兼精气功养生之术,他以精气神理论为基础,精辟阐述了气功的功理,并在练功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他所著的《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认为:“人受天地之气,以化生性命也。是知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形以气充,气耗形病,神依气住、气纳神存,修真之士,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持满御神,专气抱一,以神为车,以气为马,神气相合,可以长生。”养阴派朱震亨的《色欲箴》、《丹溪心法》、《格致余论》、《养老论》。脾胃论代表李东垣的《脾胃论》等论著中,都有关于气功的论述。

此外,这个时期编著的尚有《四时颐养录》、《云笈七签》、《养生要录》、《寿亲养老亲书》、《圣济经》等,都记载有关气功的理论和方法。

四、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的养生学,在宋元医学争鸣、学术理论发展的基础上,经过实践,养生学理论和内容更趋于系统和完善。这一时期的养生学著作,日益切合实际,专著较多,在众多的医学著作中,大多载有养生保健的内容。

明·赵献可突出发挥了命门学说,主张养生和治病,当以保养真火为要。《医贯》内经十二官论曰:“余所以谆谆必欲明此论者,欲世之养生者、治病者,均以命门为君主,而加意于火之一字。”张景岳认为养阳必须养命门。《景岳全书》提出:“阳强则寿,阳衰则夭。”认为阴与阳这一对立统一体中,阳是起主导作用的,故养阳必须养命门。养命门的实质,主要是养真阳、元气。张景岳还提出“养形”在养生中的重要意义。《景岳全书》治形论曰:“善养生者,何不先养此形以为神明之宅”,养形要重在养精血,认为“精血即形也”。他常用温补药养精血,以达治形保健延年之目的。

李的《医学入门》,反对佛道二家的养生观,提出:“精神极欲静,气血极欲动。”《医学入门》保养说谓:“避风寒以保其皮肤六腑”,“节劳逸以保其筋骨五脏”,“戒色情以养精”,“正思虑以养神”,“薄滋味以养血”,“寡言语以养气”的养生保健方法。

明代宫廷御医龚廷贤和龚居中,对养生学有一定的贡献。龚廷贤是太医院御医,所著《寿世保元》一书,对养生有颇多论述,而且,搜集了大量延年益寿的秘方,流行甚广。所著《衰老论》对衰老的原因,认为是“真阳之精内乏”和“脾胃气弱”之故。强调节欲保精对老年保健至为重要。指出“年高之人,气血即弱,阳事辄盛,必慎而抑之”。在老年养生方面,主张摄生养性,强调老年“六戒”,并提出“薄滋味,省思虑,节嗜欲,戒喜怒,惜元气,简言语,轻得失,破忧沮,除妄想,远好恶,收视听”的摄生三字真言。这在现代的老年保健上仍有现实意义。袭居中著《万寿丹书》,分延龄、安养、饮食三篇,亦颇多发挥之处。

明·汪绮石著《理虚元鉴》,为治虚劳之专著,实际上包括有老年病的养生理论和实际养生方法。提出治虚的“三本”,即肺、脾、肾;“两统”,即阴虚、阳虚的原则。在养生保健方面,提出“六节”、“八防”。“六节”即“其在荡而不收者,宜节嗜欲以养精;在滞而不化者,宜节烦恼以养神;在激而不平者,宜节愤怒以养肝;在躁而不静者,宜节辛勤以养力;在琐屑而不坦夷者,宜节思虑以养心;在慈悲而不解脱者,宜节悲哀以养肺。”“八防”即“春防风,又防寒;夏防暑热,又防因暑取凉;长夏防湿;秋防躁;冬防寒,又防风”。 “六节”、“八防”对于养生具有一定的实际指导意义。

李中梓的《寿世青编》养神气铭,主张养生注重养气。认为“神者气之子,气者神之母”。“气消则神去,神去则形腐”。

高濂的《遵生八笺》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养生著作。其中《清修妙论笺》记载了古人养生的方法;《起居安乐笺》体现了淡薄是志,放心山林的养生观点;《延年却病笺》主要引录古代导引、气功之法;《饮馔服食笺》、《四时调摄笺》、《燕闲清尝笺》、《秘灵丹药笺》、《尘外遐龄笺》等,分别记载了饮食养生、四季养生、精神调摄、药物保健等养生内容。这是一部内容比较丰富全面的重要养生书籍之一。它的一些内容,往往被后世所引用。

万全的《养生四要》是一部养生专著,书中提出寡欲、慎动、法时、却疾为养生四要,并分别叙述具体养生方法。

陈继儒撰《养生肤语》,书中强调养生的3个关键:咸多伤生,淡食延龄,药可延年,亦可折寿;绝欲延年,劳神损命。其论点有些很合乎现代科学的道理。

还有瞿祐著《四时宜忌》、《家居宜忌》,为作者引录古籍或民间经验编成。按四时气候变化,论述十二月宜忌,有一定的实用意义。沈仕所撰《摄生要录》,主张养神。对起居中坐卧、行立、谈笑、视听、洗沐、二便等,均有论述。铁脚道人所撰《霞外杂俎》,主张养生重在调养精神,与人为善,清心寡欲,调节饮食等。《彭祖摄生养性论》,讲到养生之法:“不远唾,不骤行,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疲,卧不及极,先寒而后衣,先热而后解,不欲过饥,饥则败气,食戒过多,勿极渴而饮,饮戒过深。”武之望的《济阳纲目》一书,他主要强调“养生以不伤为本”。提出的养生原则为“卧起有四时之早晚,饮食有至和之常制,调利关节有导引之方,流行营卫有吐纳之术。忍喜怒以养阴阳之气,节嗜欲以固真元之精,保形延命,可谓备矣”。《四时摄生图》论述了四时节气变化与人体的关系以及相应的摄生之法。周臣编《厚生训纂》,书中汇集了前人的养生论述,简明实用。在养生上重视保气,提出一些保气的原则:“少言语养内气”,“戒色欲养精气”,“薄滋味养血气”,“咽津液养脏气”,“莫嗔怒养肝气”,“淡饮食养胃气”,“少思虑养心气”。这些提法从现在看也是很值得借鉴的。此外,还有《颐生微论》、《洪梗集刊养生书六种》、《格致丛书养生书选录十二种》、《正统道藏养生书选录十六种》、《夷门广牍养生书选录三种》等,都是比较重要的养生著作。

清代在养生学方面进展不大。在养生学著作中比较有影响的有《老老恒言》、《保生篇》、《大生要旨》。

曹慈山所著《老老恒言》是老年养生的专著。曹氏初年患童子痨,由于善养生,著书时已75岁,活到90余岁。他的养生特点是从日常琐事做起,从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出发,总结出一整套衣、食、住、行浅近易行的养生方法。他博引了300余家的养生文献,加上自己亲身的体验和见解,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科学性。他主张老年人要不断学习,“学不因老而废”,“心不可无所用,非必如枯木死灰……唯专则虽用不劳,志定神凝故也”。他提倡“静养”。认为“养静是摄生首务”,但“养静所以养阴,正为动时挥运之用”,养静是为了动的需要。他还根据老年人脾胃虚弱的特点,编制了粥谱计百余种。

徐灵胎的《医学源流论》,对寿命的看法,认为在受生之时已有定分,这“定分”就是元气。寿命的长短决定于元气的盛衰。所以,强调要“谨护元气”,这是养生防病的根本。

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对养生保健的阐述较多。叶天士认为衰老和疾病的发生与“阳明脉衰”,“下元肾虚”等有关,并进一步指出,中年以“阳明脉衰”为主;60岁以后则以“肾虚”为主。认为养生要“颐养功夫,寒暄保摄,尤当加意于药饵之先”。强调了养生以自身调养为主,药物保养为辅。

罗国纲的《罗氏会约医镜》,在论及补益问题时说:“及至中年老年,有无病而体弱者,宜补阳以养阴。《经》言无阳则阴无以生,犹釜底加薪,而饮食易化,游溢精气,灌注脏腑,则精神自旺,而年寿自益。”

此外,尚有石成金的《长生秘诀》,主要论点是长寿在于清心寡欲,饮食有节。汪昂的《勿药之诠》,主要收录了导引、调息等养生之法。朱本中的《修养须知》,主要引录一些具体气功养生方法,如十二段锦、八段锦、导引、保健按摩,皆简便易行。

徐文弼的《寿世传真》共8卷,也侧重于老年健身方法。汪的《寿人经》、俞樾的《枕上三字诀》、万潜斋的《寿世新编》、马齐的《陆地仙经》,均有气功等方面的论述。

在食养方面。在综合性医籍本草中,对食养学贡献最大的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该书集前人之大成,是药物学的巨著。它所收载的内容十分广泛,共收入1 892种药,11 096首方剂。从食疗食养方面来说,其谷部、菜部、果部、鳞部、介部、禽部、兽部,共收录518种,大多数为日常可食用之品。除动植物食物原料外,还收入各种食品、食疗方剂。在每一种病证中,都列食治方法。所以说,《本草纲目》也是—部重要的食疗食养著作。

朱的《救荒本草》,大都为前人未经记载的可食植物,直接扩大了人们利用植物的范围。书中共收录414种,其中新增的有276种,分草、木、米谷、菜、果五部,分别记述其名称、产地、形态、性味、毒性的部位、食用方法等。每种一图,图文对照。由姚可成补辑的《食物本草》,内容极为丰富,全书共载食品1 679种,为我国古代食物本草之最,几乎囊括了古今所有的饮食物。如该书的水部,分为天水、地水、名水、毒水、名泉五类。在名水类中,介绍了37处有名的江、湖、溪、潭;名泉类集中了全国650处名泉,全面介绍了各地名泉的治疗作用和水质特点。

此外,尚有汪颖的《食物本草》、宁源的《食鉴本草》、钟惺辑《饮馔服食谱》、周履清辑《茹草编》、鲍山的《野菜博录》等,都对食疗食养作出重要的贡献。

清·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成书于咸丰11年。书中共记载饮食品种327种,分水饮、谷食、调和、蔬食、果食、毛羽、鳞介7类。对每种食物都介绍功效、宜忌,附以用法。该书强调了食养的重要性。在该书的序中说:“人以食为养,而饮食失宜或以害身命”,“颐生无元妙,节其饮食而已”。

沈李龙的《食物本草会纂》,全书共12卷,且有附图。该书是博录往古,广辑群书的食疗著作。章穆的《调疾饮食辨》,收录饮食物653种,分6类。该书在叙述食品的用途外,重在理论上的评述,论理详明,颇多独到之见。袁子才的《随园本草》别具风格,且有烹调技术方面的记载。张英的《饮食十二合编》,章杏仁《调疾饮食辨录》,陈修园《食物秘书》,孟河费伯雄撰有《费氏食养》3种,即《食鉴本草》、《本草饮食谱》及《食养疗法》,赵学敏的《串雅内编》和《本草纲目拾遗》,都有很多食疗食养方面的记载。黄鹄的《粥谱》附有粥谱,共载药粥200多项,成为现存的第一部专著。

明清之际,在综合性养生论著中,亦有不少食养方面的内容。高濂的《遵生八笺》中的《饮馔服食笺》,除有较多的服食方外,还收录了饮料、面点、菜肴等达400种以上,并详细叙述了各种食品的制作方法。《普济方》为集明代以前方书之大成,共载医方61 739首,其中第6册卷257、卷258、卷259为食治门,专论食疗,计收食疗方441首,食论也不乏真知灼见。

明清时期,烹饪技术也是日趋成熟,它对食疗食养的发展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对养生菜肴、药膳的烹调,有较高的指导意义。明代的《宋氏养生部》、《宋氏尊生部》是当时的烹饪专著,这些菜点的烹制,都是从养生角度出发。明邝蹯的《便明图纂》,其中的“起居类”和“制造类”中,收录了饮食宜忌,饮酒宜忌,孕妇食忌,乳母食品等。薛宝辰的《素食说略》中,强调了烹调方法与养生的关系:“烹、煎、炒、炙、养生者所忌,以其火重故也。”这种论点与现在认为老年人饮食不宜煎炸是一致的。袁枚的《随园食单》强调“二十须知”、“十二戒单”,大多数内容符合食疗食养的原则。此外,朱彝尊的《食宪鸿秘》、顾仲的《养小录》、李化楠的《醒园录》等,都有很多内容涉及食疗食养的内容。

在运动健身方面。明清时期,气功有了新的发展,更广泛地为群众所应用。明代大药学家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中曰:“内系隧道,唯返观者能照察之。”这一观点,认识到练功与经络传感的关系。对以后气功学理论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在其《针灸指南》中,还认为学习针灸者,应掌握静坐功夫,使“人身内经脉之流行及气化之开阖,始有确实根据”。

明·万全著《万密斋医书十种》中说:“人之学养生曰打坐,曰静息,正是主静功夫。”静坐时要“垂其帘,塞其兑”,主张胎息法的呼吸锻炼方法。徐春圃的《古今医统大全》中,大量记载了古代气功养生的经验。书中提出了入静强身的见解以及保健按摩法等。曹元白的《保养秘要》,列举了46种病症的导引方法,还主张动静兼施的原则。陈继儒的《养生肤语》中指出:“虚病宜存想收敛,固密心志,内守之功者以补之;实则宜按摩导引,吸努掐摄,外发之功以散之。”提出了分别虚实寒热,施以不同的功法的辨证施功的理论和方法。张景岳《类经》中强调了意守命门和意守丹田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了养生与调气的关系。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和付仁宇的《审视瑶涵》中,均收载了用气功治疗青盲症及绿风内障的练功方法。

清·汪讱庵著《医方集解》,收集了许多前人练功的方法。沈金鳌著《杂病源流犀烛》卷首有运动总结,专论练功方法,提出了运动12则。张璐在《张氏医通》一书中,专门论述了气功偏差产生的原因及纠治方法。潘伟如在《卫生要术》中提出了气功防病的观点,后经王祖源重摹,改名《内功图说》,近人席锡藩增图补充,又改名《内外功图说辑要》。其中有图124幅,分28门,详细论述了诸病导引的治则和八段锦、易筋经图说以及按摩调息法等。

至清代末年,养生学处于相对缓慢的阶段。只有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任廷芳的《延寿新书》、胡宣明的《摄生论》、沈宗元的《中国养生说集览》等为数不多的养生书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以后,中国养生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54年范行准的《中国预防医学史》,首次从医史角度对古代预防医学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系统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有曹希亮的《中医健身术》专著问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养生的许多有效方法,如精神调养、饮食保健、气功等,进行了广泛而大量的研究。据不完全的统计,在中国预防医学的700余部专著中,当代的约有200部,且绝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

在当前国际上老年医学蓬勃兴起的推动下,我国的传统养生学的研究也得到了发展。

在食养方面,除近年有大量的食疗、食养的著作出现外,食疗食养的推广和普及方兴未艾。临床食疗工作大量开展,研制各种药膳和疗效食品。中国传统的保健食品也被广泛地推广应用,食品新资源不断地开发利用。

健身运动的发展,更是令人欢欣鼓舞。气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挖掘整理创编了不少新功法。1955年在我国建立有史以来第一个气功医疗机构——唐山市气功疗养院,推广内养功、强壮功、保健功。1956年又建立北戴河疗养院,以推广内养功为主,为全国培养了一批气功专业人员。

1957年上海市气功疗养所成立,主要推广放松功,形成了南北呼应的局面。至1958年,全国建立了70多个气功医疗机构,气功疗法迅速在全国普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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