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08年2月25日，在敦煌作暂短的逗留之后，伯希和来到千佛洞。探险团的摄影师夏尔·努埃特在医生路易·瓦扬（Louis V aillant）的陪同下，作为伯希和的先遣，提前来到。努埃特利用提前到来的几天时间对石窟进行了编号并绘制了一幅石窟分布平面草图，正如伯希和在日记里记载的那样。伯希和一经抵达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工作：他拟订了石窟的描述提纲并把洞壁上尚可辨认的题识和游人涂鸦系统地清理记录下来。但是从3月初开始，这项活动因故突然终止，伯希和有一项更为紧迫的任务，他终于来到了“至圣所”——一个于1900年发现的与第16号石窟（伯编第163号）相毗邻的著名小石室，那里满室都堆满了写本。在这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天地里，伯希和度过了整整3个星期，他有条不紊地清查整理了这个尚不为人所知的暗室的全部写本和绘画等。他在4月27日交给驿站一封从千佛洞寄给塞纳尔（E。Senart）的信中汇报了这第一次清点的成果，这是一封长信，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全信长达75页之多。数月后，这封信就在《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上发表了。从3月27日起，伯希和又重新开始对石窟进行描述并清理抄录各种题识。工作结束后，他于5月27日离开千佛洞回到敦煌，他在5月28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是我29周岁生日，我写了整整一天的信。”
伯希和从千佛洞带回了一些手稿、活动画幅及若干雕刻品。这些至今保存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的文物已逐渐开始发表并还将继续公布。与此同时还有石窟内外的照片和他到过的石窟的位置及对内部装饰的描述，此外还附有各种画幅和雕塑的分布情况等，特别是他从墙上或石碑上解读后抄录下来的题识。1922年和1924年间，全部照片已分3卷出版。
1945年，伯希和去世后，包括全部描述的所有笔记本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吉美博物馆保存。共计有两本活页簿，有单页的，也有双页的，全用墨水书写。第一集（笔记本A）共67页，开本为0.20m×0.16m。第二集（笔记本B）共92页，开本为0.23m×0.18m。在描写所有石窟时，伯希和所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他先写“口内右壁”或“口内左壁”。在描写过程中，他还把所有的题识和游人题记都记录下来，并常常仔细地附上一张说明题识在洞壁位置的草图。此外，对每一组题识都编了号。
今天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只是在于以我们认为比较方便的方式向研究人员提供一部长期以来难以到手的材料。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原始笔记本里加上各种照片，鉴于文字篇幅太大，我们不得不只先公布前30个石窟的描述。这种划分法其实与伯希和自己在出版敦煌千佛洞照片分卷时所作的划分是相吻合的，当时他在简短的前言里宣布将出版包括“石窟描述、石窟年代、壁画的考订、题识解释”等内容的著作。
本书的出版曾得到吉美博物馆宗教部负责人弗朗西纳·蒂索（Francine T issot）夫人和罗贝尔·热拉-贝扎尔（Robert Jera-Bezard）先生的宝贵协助，是他们两位承担了伯希和笔记本全部稿页的照片工作。由于他们仔细耐心的工作，使拍摄任务得以在最好的技术条件下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热拉-贝扎尔先生还负责对伯希和考察团在当地所拍摄胶片的新印照片进行核对。谨在此向他们二位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们也要感谢吉美博物馆主任保管员让尼纳·奥布瓦耶（Jeannine A uboyer）夫人，没有她的同情、理解和不懈的努力，这项工作是永远无法完成的。我们还要感谢吉美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埃斯泰·列维、安托瓦内特·奥奇科纳（A ntoinette H auchecorne）小姐和弗朗西·马库安（Francis M acouins）先生以及博物馆照相技术室的负责人等，是他们的友好合作为我们的复杂研究提供了方便。
我们十分感谢陈敏明太太，她不仅书写了一部分无法进行印刷的题识，还重新抄写了伯希和文稿部分里的全部汉文方块字。
本卷仅是整个集子中的第1卷，我们希望在今后几年内，将继续按期出版。本书由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编辑并印刷。
二
伯希和有关敦煌千佛洞的笔记本第2卷中包括对31—72号石窟的记述以及他对自己能释读出来的题识的录文。这第2卷虽然比第1卷要简短，然而它却涉及了对其壁画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意义的石窟的描述，同时还包括一些解释该地区及几个供养人家族历史的题识。
在这一卷中，我们再也不会发现各榜题的位置图了，因为伯希和于此时已放弃了这种作法。另外，那些希望参阅伯希和原笔记本影印件的读者在研究同一个石窟时应由笔记本A依次读到笔记本B。有时还常常需要回头来看，因为伯希和并非始终都按照摄影师努埃特为他编号的顺序一一研究这些佛洞（努埃特先于他数日抵达千佛洞）。
在对石窟的描述中，为了形容他所研究的绘画之风格，伯希和使用了“古老的”、“最早的”和“常见的”等术语。在他记述千佛洞的笔记本的任何一页中都不会发现对这种分类法的解释，因为他觉得这十分自然。在至今尚未发表的他致赛纳尔（E。Senart，伯希和在中国新疆停留期间的一位有幸与他保持通讯关系的人）的信中，我们却发现了一些比较丰富的解释。这封信的时间为1908年5月28日，也就是在伯希和即将离开千佛洞的前夕。在该信第7页上，我们可以读到下面这样一段话：“……在千佛洞中，必须区别3个较大的时代，为了不使将来的命名具有任何成见，我暂定为‘最早的风格’、‘古老的风格’和‘常见的风格’。‘最早的风格’从6世纪到唐王朝开国（公元7世纪初叶），‘古老的风格’基本上包括了整个7世纪。‘常见的风格’带有各种细小变化，从7世纪末一直到11世纪。”我们觉得摘引该书信的这段文字是合适的，即使是从那时以来所从事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确定许多问题和更精确地考证许多洞窟的时间也罢。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对照表中指出自伯希和经过之后而剥离出的比他本人所研究过的更为古老的画层。
在这幅敦煌石窟各种编号的对照表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伯希和所编第50a、51a和51b号石窟的对照似乎不太肯定。
对于第1卷文中的某些错误没有及时进行勘误，现在需要指出来（第1卷译文中已根据勘误表进行了修改，于此略去。——译者）。
完全如同对待第1卷一样，对原幅照片的冲放是由蒂索（Francine T i-ssot）夫人和热拉-贝扎尔（Robert Jera-B ezard）先生所作，热拉-贝扎尔还负责制订了编号对照表。
第2卷笔记的准备和印刷任务是由法兰西学院研究所的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承担的。本出版物享受到了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资助。
三
我们非常高兴地向研究者们介绍《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第3卷，这仅在第2卷出版之后几个月的时间。这里是指对第72—111a号石窟的描述及抄录的题识。尽管伯希和参观过的石窟数量很多，所抄录的全部题识似乎显得不太丰富。然而，如果把他抄录的题识与其他那些曾参观过莫高窟的人如史岩的录文作一番比较，那很快就会看到，伯希和笔记本中抄录的题识还是最多或最为完整的。在此期间，已度过了许多年。
从其他方面来看，伯希和笔记本提供了对现在引起了很大兴趣的圣像学艺术品以及伴随着佛陀“著名形象”的题识（第64、81、84、106等号石窟）的介绍。最后，我们还可以指出，在第106（敦煌所编第72）号石窟中，于左披上绘有刘萨诃和尚故事的画面，最近在法国和外国都发表了数篇有关他的文章，都指出了他在当地佛教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由伯希和抄录的题识于此可以作出某些有意义的澄清。
在由罗伯尔·热拉-贝扎尔（Robert Jera-Bezard）先生编制的石窟编号对照表中，他考虑到了最新的断代，特别是在《中国石窟艺术·敦煌莫高窟》（由敦煌文物研究所编纂和出版，1—5卷，平凡社，东京1980—1982年版）中的断代。由于这一出版物，现在可以更为可靠地编制第108和108a号洞的对照表了。伯希和编第108a号洞确实相当于敦煌所编第71号洞。我们对《伯希和档案，敦煌石窟》第3卷第188幅图版和《中国石窟艺术·敦煌莫高窟》第3卷第86幅图版的比较就可以不再有任何怀疑了。此外，彩色图版完全可以证实这个具有非常优美风格的小洞中的壁画之美。伯希和发表的片断确实是属于阿弥陀净土变的一部分，完全如同在本世纪初拍摄的照片令人猜测到的那样。
我们最后还要指出伯希和有关“疏勒”地区（他就是这样称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地区的）对古老时代石窟装饰影响的判断之正确性。我们这里意指那些在其中存在一个拱形过道，从而可以使人围绕中央祭坛（大家也把在塔里木盆地挖掘的佛刹称为“巨柱形窣堵波”）而绕一周的石窟。在伯希和笔记本中，第76（敦煌所编第246）号石窟的情况即属此类，即使是它在稍晚时代又重新装饰过也罢。
我们觉得有必要利用这些解释提醒读者注意指导这一整套出刊物的原则，其中包括伯希和对敦煌石窟的描述和抄录的题识是以两本小笔记本的形式出现的，我们为了方便而简称之为“笔记本A”和“笔记本B”。伯希和是随着自己的参观而陆续记录的，当他发现一个或另一个石窟值得进行深入研究时便又信步返了回来，对同一个石窟的描述或对其题识的抄录可以写在这一本或那一本笔记本中。此外，他也并不是始终都按照严格的顺序而描述石窟的。为了便于发表，我们把有关同一石窟的所有资料都汇编到一起了。因此，想参阅手迹影印件的读者应注意这种事实。
王联曾先生对“俗字”的抄写始终都尊重原来伯希和的写法，但是为了压缩转抄题识的图版，王联曾仅在那些他觉得奇怪的字体旁边注明伯希和原来记载的“原文”。
书中出现的汉字都是由陈明敏夫人抄的，如同在前两卷中一样。对伯希和的摄影师努埃特（V。N ouette）原胶卷的复核和翻印是由R。热拉-贝扎尔先生完成的。在弗朗西纳·蒂索（Francino Tissot）夫人的帮助下，他还翻拍了笔记本中的原叶真迹。
随着这几卷笔记的陆续出版，我们将编制一篇索引，在最后一卷中发表。
这第3卷的编纂和印刷都是由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的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承担的。此书享受了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资助。
四
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第4卷介绍了他自己编号的第112—120n号洞。这一组石窟往往都很小，沿山麓分3层，甚至是4层重叠开凿的，基本占据了莫高窟遗址的中心地带。近期的研究已证明，在那里存在3个可以追溯到北凉时代（即5世纪初叶）的石窟，因而属于最早建造的石窟之列。这3个洞子分别为第120i（敦268）、118j（敦272）、118m和n（敦275），它们并没有引起伯希和的多大注意。他针对这些石窟仅简单地指出，在常见风格的装饰层之下存在着更为古老的另一画层。但这些洞子中没有保留下题识，他没有于此多耽搁时间也未让人拍照。然而，他在第118j号洞子中发现了“脚平放在小凳子上趺坐在那里”的祭坛上的佛陀。近期的出版物使我们恢复了这些绘画逼真的美，其中本生事的画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顺便还应指出，最古老的石窟位于这一建筑群的中央，正如我们经常在由印度和中亚的佛教徒们修缮的一批山岩佛寺中发现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