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泰安在晚年曾撰写系列文章《吐蕃古代文献汇编》，以敦煌藏文写本为基本史料。他先后于《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中发表了5篇，第l篇于1983年发表，标题是《敦煌写本中印度文—藏文和汉文—藏文翻译的两种辞书》，主要是论述了运用于梵文—藏文翻译的《翻译名义大集》以及在敦煌写本中发现的汉—藏词汇辞书。第2篇于1984年发表，主要是论述《吐蕃赞普时代的告身中使用譬喻的习惯》。第3篇《论祖拉及吐蕃巫教》发表于1985年。第4篇《有关吐蕃早期佛教的传说》发表于1986年。第5篇《两卷敦煌写本中的儒教格言》发表于1992年。其中特别有意义的是第3篇。它是石泰安教授与麦克唐纳夫人论战的一篇文章，主要是针对下文将提到的麦克唐纳夫人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一文而提出了不同观点。特别是有关“祖拉”（gcug—lag）的辞义问题。麦克唐纳夫人认为，“祖”或“祖拉”是吐蕃佛教之前的宗教的专用名词。它如同“神仙教法，犹如天际一般辽阔。它包括一种全面的世界观和时空观”，其特点是“一种系统的且肯定是在佛教传入吐蕃之前形成的宗教体系”，被松赞干布于7世纪时定为“王家宗教”。石泰安则认为“祖拉系指一种智慧、一种艺术、一种科学和手段”，对于松赞干布来说则明显是一种“治国术”，绝不会是指“天命”。此外，他们在对一大批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断代、具体诠释方面都有很大的分歧。
比利时鲁汶大学出版了一套《献给石泰安教授的论文集》，共有5卷，其中包括大批藏学论著，均出自石泰安的弟子及同事之手，作为比利时汉学研究所《汉学与佛学论丛》专刊号出版。有关敦煌吐蕃文书的论文，也占很大分量。
麦克唐纳（A riane M acdonald）夫人是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的研究导师，法国当代女藏学家拉露的门生，犹太血统。自从她与其夫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离婚后，又改名为阿丽雅娜·斯巴尼安（A riane Spanien）。麦克唐纳夫人的代表作是她于1971年在《拉露纪念文集》中发表的长文《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第1286、1287、1038、1047和1290号释读，兼论松赞干布时代吐蕃王家宗教中政治神话的形成》。由于她考释的是几卷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所以该文一般都被称为《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此书有笔者中译本，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全文共200页，实际上形成了一部专著。她在巴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深入探讨。这是一篇很全面的论文，它超越了历史的范畴，对吐蕃佛教之前的宗教具有全新的看法。她把古代文献与晚期传说中的松赞干布作了一番比较，不同意把吐蕃古代宗教称为“苯教”，因为在敦煌吐蕃文书和金石文献中都找不到这种提法。文中认为吐蕃赞普主要是崇拜神山，其权力是以两条原则为基础的：他们都自称是占卜之神，因而具有布施和巫术的本领；他们依赖“祖拉”的永恒不变。她认为“祖拉”是吐蕃佛教之前的宗教，从中发现了汉族观念对吐蕃的影响。布隆多夫人于1973午在《亚细亚学报》中撰文总结法国1923—1973年这50年藏学研究时，以及在1979年巴黎国际敦煌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中，一再强调此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打乱了人们对于吐蕃佛教之前古代宗教的全部观念。近年来法国对敦煌藏文写本的研究，大都是围绕着她提出的问题而展开的。
麦克唐纳夫人最大的功劳是她在石泰安先生的指导下，与今枝由郎等人合作，分别于1978年和1979年影印发表了两辑《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文书节选》。第l辑中发表了巴黎国立图书馆的56卷和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斯坦因特藏中的两卷敦煌写本；第2辑中发表了巴黎的105卷和伦敦的一卷。他们为这两辑文书撰写了序言和说明，对每卷写本都作了提要，指出了其标题、内容、纸张、字体、篇幅及研究情况。这批敦煌藏文文书被公之于世，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各国对敦煌藏文文书的研究。布隆多（A nne-M arie B londeau，1935—？）夫人是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宗教学系的研究导师，现任法国西藏研究中心（由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和法兰西学院联合组成）的主任，兼任1986年创建的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第1229组（西藏高原语言和文化研究组）的主任。
布隆多的西藏学代表作是她1972年于日内瓦出版的《有关西藏的马体结构与医马术的敦煌文书》，作为《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东方高等研究丛书》之一刊行。书中译注了Pt。1061～1066号中有关吐蕃养马术及医马术的文书，然后又与《丹珠尔》中的记述作了比较。她在其作为兽医专家的丈夫帮助下，研究这个一般人不敢涉足的难题。布隆多夫人写过多篇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吐蕃苯教的论文。今枝由郎（Y oshiro Im aeda，1947—）诞生于日本爱知县，后毕业于京都大学。1972年赴法国学习，现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今枝由郎除了与麦克唐纳夫人合作出版《西藏艺术论集》以及《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文书选》之外，还有大量藏学和与敦煌藏文写本有关的论著。
今枝由郎1981年在日内瓦—巴黎出版了《生死轮回史》的专著，作为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4系的《东方高等研究》丛书第15卷刊行。书中主要是译注了有关《生死轮回史》的一大批敦煌藏文写本。《生死轮回史》的故事梗概大致如下：天神俄巴尔国王暴卒，其子仁钦希望他能还阳、得到幸福并能重新见到他。仁钦先后向各自具有独特本领的35位大师求援，他们均无能为力。他最后在摩揭陀国会见了佛祖释迦牟尼，佛陀向他解释了生死轮回法并向他推荐了《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该故事诞生于800年左右，是对须大拿（诺桑王子）朝圣故事的改编。
今枝由郎最大的贡献是于1986年与库洛伊合作编辑出版了《西藏研究目录》的巨作，其中搜集了各种文字的西藏研究著作，论文、资料目录11822条，包括了世界范围内有关敦煌文文书的著述与论文目录。它成了现在从事西藏研究的一本必备的工具书。
今枝由郎的另一大功劳是他于1991年与日本藏学家武内绍人共同推出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文献选》第3卷。这是部巨著，主要是对敦煌藏文写本按音节进行检索的工具书，其中共收入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162卷，伦敦印度事务部和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特藏6卷，共168卷。这是继1978—1979年出版的这套《敦煌藏文文献选》第l—2卷之后的又一大工程。
今枝由郎有关敦煌吐蕃文书的主要论文还有：《有关吐蕃僧诤会的敦煌藏文文献》，载《亚细亚学报》第263卷（1975年）；《对藏文本（甘珠尔）和（丹珠尔）的汉文本的整理》，载《西藏艺术论集》（1977年），23—51页；《敦煌写本中的六字真言嘛呢叭咪吽初探》，载《敦煌学论文集》第1卷（1979年），由苏远鸣主编，日内瓦—巴黎德罗兹书店版；《Pt。1291号写本之汉文原文的考证，（战国策）的藏译文》，载匈牙利《东方学报》第34卷（1980年）；《敦煌写本（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的藏文本节录》，载《敦煌学论文集》第2卷（1981年），由苏远鸣主编。
吴其昱是华裔法籍学者，祖籍江苏，西南联大毕业生。他原任国立科研中心研究员，国家级博士。他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包括文学、历史、宗教、语言、文字诸领域，其藏学著作主要是研究敦煌藏文写本。他于1971年在《拉露纪念文集》中发表了《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考察》，研究了台北藏4卷藏文写本，1976年又于香港《敦煌学》第2辑中发表该文的汉译文。他写过数篇关于禅宗入藏的论文，分别在港台杂志上发表，如《卧轮禅师逸语敦煌藏文（伯希和1～6号）译文考释》（1979年，《敦煌学》第4辑）、《卧轮禅师出家安心十功德蕃本试辑》（1980年，台湾《珠海学报》第1l期）和上文的修订稿（1982年，《敦煌学》第5辑等）。
十一、法国汉学家对敦煌汉文文献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对于敦煌汉文文献的研究，当然也应首推伯希和了。他于1908年在千佛洞就写下了《敦煌石室访书记》。同年，他又给法国地理学会寄送了题为《我们在西域的科考和探险》的文章，1909年发表了《伯希和西域探险团探险记》，1910年发表了《高地亚洲三年探险记》等报告。他还陆续发表了《敦煌千佛洞》（1914年）、《枙书经枛和枙尚书释文枛》（1916年）、《一卷带有藏文对音的（千字文）写本》（1920年）、《敦煌石窟图录》（6卷，1924年）、《敦煌壁画与欧莫弗普尔山的珍画》（1928年）、《中国印刷术的起源》（1953年，遗作）等。
伯希和自1908年于西域探险后归国不久，法国的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便于1909年为他专门设立了一个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讲座。伯希和于1920年才着手为他携回巴黎的敦煌汉文写本编了一个简目，后于1926年由日本学者羽田亨在日本京都发表。1926年，伯氏又与羽田亨合作影印发表了《敦煌遗书》第一套，主要包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沙州地志》等10余种珍贵遗书。1937年，他又与羽田亨、神田喜一郎等合作，影印发表了一套《敦煌秘籍留真》。这些文书都是伯氏在藏经洞精心挑选的。
继伯希和之后，法国汉学家中研究敦煌汉文文书的有马伯乐。马伯乐（H enriM aspéro，1883—1945年）也是沙畹的弟子，伯希和的同门师兄弟，法兰西学院教授，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马伯乐在法国敦煌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刊布、考证和研究了英国探险家斯坦因（A。Stein，1862—1943年）第3次中亚探险（1913—1915年）所获的汉文文献。这就是他完稿于1936年，直到1953年才出版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献》一书。马伯乐这样做，实际上是继承了其师沙畹的一项重大事业。斯坦因于1900—1901年的第一次与1906—1908年的第二次西域探险期间所获的汉文文献，有2000余件都委托给沙畹整理、考证、研究和刊布。这批汉文文献共分3部分：700多件竹简和木简，于1907年在距敦煌之北的中国土长城一带发现，应断代为公元前98年到公元153年之间。在敦煌以西800公里左右的楼兰发现的230件木质或纸质文书，应断代为公元3—4世纪；唐代（7—9世纪）的40多种纸卷写本，出自西域的不同地点。沙畹于1913年在牛津出版了《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掘到的汉文文献》。马伯乐继其师之后，整理刊布并研究了斯坦因第三次西域探险所获的汉文文书。他于1920年共接受930件木质与纸质文书。他从中精选607个号，并将这些文献分成5个发掘地：敦煌、楼兰、吐鲁番、塔里木盆地、黑城。其时代分别为：汉、晋、唐、西夏—元代。这是法国老一代汉学家们参与敦煌和西域文书研究的情况。
从1950年代初开始，戴密微便向西方揭示了敦煌写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意义（《汉文俗文学的起源》，1952年），他着手翻译和分析了一批数目相当多的受佛教感应的俗文学文献，如：《齖齖新妇》，1959年；《唐代变文看胡族习俗》，1962年《唐代的入冥故事》，1976年。戴密微还出版了两部重要著作。首先是《敦煌曲》（1971年），这是由饶宗颐研究并由戴密微翻译的说唱曲子集；其后是两部民间诗歌集的译本，即《王梵志诗集》和《太公家教》的译本（1982年）。他的许多弟子都走上了这条道路。苏远鸣翻译和比较了多种语言的《孔子项橐相问书》（1954年）。陈祚龙搜集了敦煌的名人貌真赞（《唐与五代敦煌名人貌真赞》，1970年），研究了婚姻习惯（《9世纪下半叶敦煌的婚礼与婚装》，1972年）和著名的王敷的《茶酒论》（1961年）。戴密微对中国中世纪文学的这些研究，其贡献必然会推动在远东的研究。
在佛教领域中，戴密微也为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除了其《吐蕃僧诤记》之外，他还在多年间于自己的授课中讲述禅宗文献，如慧能的《六祖坛经》（1944—1947年）和《神会和尚语录》。这些文献是由胡适于1926年在敦煌写本中发现并汇辑而成的。这后一批文献又由澍和耐译成法文（1949年和1954年），前一批却被多次译成英文，近期又由卡特琳娜·杜尔莎莉（Catherine T oulsaly）译成法文（1992年）。1994年，郭丽英出版了一部《中国5—10世纪佛教中的忏悔与忏仪》的博士论文，其中利用了敦煌写本。此外，多种有关佛教传入中国和佛教教理书的写本，已由梅弘理（PaulM agnin）介绍和翻译（《（佛法东流传）的古版本》，1981年；《从3卷中观宗汉文经文看超越思惟的体验》，1984年）。苏远鸣从一种不同的角度着眼，对民间佛教的修持颇感兴趣，特别是有关祈祷历和斋日历的写本，将佛教与道教的修持联系起来了（《地藏菩萨十斋日》，1979年；《敦煌写本中的每年十二日历》，1981年）。佛道两大宗教中的这种交流及其内容的某些结合，是一种很强烈的感应。除了苏远鸣之外，该课题还吸引了其他数名科研人员，如索安士（A nna Seidel，《太上灵宝老子化胡经》，1984年），她是由苏远鸣先生培养的出蓝弟子；艾丽白（D anielle Eliasberg）、侯锦郎和梅弘理也参与了这些有关民间宗教修持的研究，写出了有关大傩仪轨（艾丽白《敦煌写本中的“儿郎佛”》，1981年；《敦煌写本中的大傩仪轨》，1984年；《敦煌写本中的上梁文》，1993年）、埋葬动物时的祈祷文（艾丽白《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动物陪葬仪轨》，1993年）或制造还愿物（侯锦郎《敦煌写本看印沙佛仪轨》，1984年）时的祈祷文，或者是有关斋琬文（梅弘理《敦煌写本中的斋琬文》，1992年）的论文。王杜丹出版了一部有关地藏菩萨的博士论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敦煌学研究略有转机。由于对逐渐变得系统起来的各不相同特藏的探讨，敦煌学研究取得了超乎寻常的发展。在法国，这种迅速发展的伟大倡导者无疑是戴密微先生。戴先生从1944年起，便将他在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和法兰西学院的大部分课程，都用于分析和翻译宗教或文学领域的佛教敦煌写本。直至其生命的最后，敦煌始终是戴先生的研究中心，他通过其教学而培养了一大批敦煌学家。如艾丽白有关敦煌写本中乌形押的文章（《敦煌汉文写本中的乌形押》，1979年）；陈祚龙对于悟真和尚的研究（《悟真的生平与著作》，1966年）；苏远鸣有关地藏的众弟子（《中国的图像札记，地藏及其诸弟子》，1966—1967年）、瑞像（《敦煌石窟中的瑞像图》，1984年）或有关绘画的题识集（《敦煌壁画题识集》，P。3304背研究，1981年）的研究，魏普贤研究刘萨诃的文章（《刘萨诃的传说与图像》，1984年）。侯锦郎从事的对一座寺院器物历的分析，他提出了某些既属于艺术又属于经济范畴的问题（《敦煌龙兴寺的器物历》，1981年）。
道教写本首先主要是在日本被检索编目和利用。在法国，吴其昱是最早介绍和复原了道藏原文的学者之一（《7世纪的未刊道藏（本际经）》，1960年）。从此之后，以敦煌写本为基础的道教研究，由于康德谟（M ax K altenm ark）和施舟人（C h。Schipper）的推动，在法国蓬勃发展起来了。劳格文（John Lagerw ey）指出了6世纪时一部类书《无上秘要》的重要意义（1981年）。穆瑞明（C hristine M ollier）通过对《洞渊神咒经》的研究，阐述了中国人有关世界末日的观念（1990年）。该经文的不同抄本还使左景权论证了道藏不同文本的演变过程（《论（洞渊神咒经）的形成》，1984年）。康德谟和施舟人本人却很少触及敦煌学，但前者写了一篇有关在《本际经中出现的神》的鼓动性文章（1979年）；后者却关心道教天师们的受符仪轨和品级的问题（《敦煌写本中的道教品级问题》，1985年）。
对于其他宗教，在敦煌写本中则很少有描述，但稀有的几件文书，却可以使人更好地了解来自波斯的宗教对中国社会各界的影响。首先是摩尼教，沙畹和伯希和早在1911年就已经强调了它的重要意义。早在1911—1913年，伯希和便与沙畹合作，发表了《在中国发现的一卷摩尼教残经》。近期，尼哈尔·塔札朵（N ahal T ajadod）又出版了一部论述摩尼教汉文教理书的译本（《摩尼——光明佛，中国的摩尼教教理书》，1990年）。但这些文献应该由在吐鲁番出土的大量粟特文或回鹘文文献的发现来补充。景教在中国也曾获得过某种程度的圣宠。在已经发现的文献中，《景教三威蒙度赞》是吴其昱特别注意的内容（《（景教三威蒙度赞）研究》，1984年）。
对于经典和儒教的研究，在法国则未曾取得过太大的成就。上文提到过伯希和1916年发表的一篇有关研究《尚书》敦煌卷子的文章。相反，文学却受到了特别的青睐，无论是对《珠英集》未刊诗或文集有研究（《贯休的三首未刊诗》，1959年；《（珠英集）的两残集》，1975年；《（珠英集）中的14位诗人》，1981年）的吴其昱，还是曾翻译过唐拓“温铭”（《巴黎国家图书馆藏唐拓“温铭”考》，1958年）的陈祚龙，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敦煌发现的温铭拓片是现知最古老的拓片之一。敦煌俗文学变成了一种特别受宠的研究对象，也首先是由戴密微先生首开先河。
有一类写本则很少有人研究过，这就是与科学和占卜有关的写本类别。医学和药学文书也未受到很大注意。占卜领域长时期在中国和日本被普遍地忽略了。法国的研究人员独辟蹊径，从而可以使人更好地将这些占卜法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观念，均断代于这样一个时代，敦煌资料之外的其他资料无情地付诸阙如。这样一来，茅甘（Carole M organ）得以研究了根据乌鸣（《敦煌写本中的枙乌鸣占凶吉书枛新论》，1987年）或犬类行为而占凶吉（《敦煌写本中的犬占》，1983年）以及堪舆的某些方面（《敦煌写本中的（五姓修宅）文书》，1984年）的文书；马克（M arc K alinow ski）浏览了论述用数字占卜的各种写本（《敦煌写本中的数字占卜法》，1987年；《法国学者对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1994年）；戴仁触及了解梦书的问题（《敦煌写本中的解梦书》，1981年）。现在，在马克的推动下，一项刊布和研究与科学及前科学有关的全部写本的庞大计划正在筹划中，他于2002年出版了一部巨作《中国中世纪的占卜法》。
有关敦煌文书中的书籍、纸张和文献载体的历史问题，主要是在欧洲而不是在远东被提出来的。从西域写本的最早发现起，纸史学家们便探讨它自中国缓慢地传向西方的过程，作了考证性分析。至今所发现的最古老文书中的某些刊本文献作出的重要揭示，已经先由美国的卡特（T hom as F。C arter，1925年）、后由伯希和（1957年）强调指出过。对写本的物质分析（也就是人们现在称之为“表象分析”者）以及古文字研究，其传统作法在敦煌写本中已经具有相当古老的历史了。戴仁沿藤枝晃的足迹前进，致力于探讨敦煌写本物质特征的不同方面（《敦煌写本中的册子卷》，1979年；《敦煌写本的纸张》，1981年；《敦煌的经折装写本》，1984年；《台北藏敦煌写本的表象研究》，1985年；《敦煌纸张的纤维分析与写本的断代》，1986年），同样也重新论述了由某些写本特藏提出的问题。这些特藏或正确或错误地被怀疑为赝品（《敦煌吐鲁番写本研究的方法论》，1984年；《敦煌吐鲁番写本的物质分析》，1985年）。文字研究也是一个还很少探讨过的研究方向，它只能依靠一种坚实可靠的传统来进行。文字在古代著作中与书法的关系十分密切。法国至今已完成著作的目的，依然主要在于对抄本断代，尤其是涉及了对其准确的外表、武后新字（戴仁《敦煌吐鲁番写本中的武后新字》，1984年）或避讳字（苏远鸣《敦煌汉文写本的断代》，1990年）、对有误的佛经抄本进行校勘（施内德《一名印度和尚的五台山行记》，1957年）等方面。有关稿本著作的制作、流通和保护问题，戴仁也有所触及（《写本时代的中国藏书》，1991年）。
1973年，戴密微先生主持了法国科学研究中心与法国高等实验学院联袂建立法国敦煌学研究组的工作。该组成立后，聚集了苏远鸣、梅弘理、戴仁、艾丽白、吴其昱、侯锦郎、郭恩、郭丽英、王杜丹、施奈德、童丕、马克、马若安等一批精兵强将。该研究组的主要工作是为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编目，他们承担的3～5卷目录已出版。另外，该研究组还出版了4卷《敦煌学论文选》，主持召开了几次国际敦煌学讨论会。到20世纪90年代，其任务已基本完成，该小组改组成了写本、拓片与图像研究组。法国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该组。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 em et，1921—）教授对敦煌学的研究也贡献很大。
1952年，谢和耐受戴密微先生的委托，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特藏的目录。这项任务成了进一步深入开发利用该敦煌特藏之财富的一次宝贵机会，也是他发表多种论文之缘起，最后作为其博士论文而于1956年出版了《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一书。这部著作的意义既在于其资料的选择（大都是未曾刊布的第一手资料），又在于其研究的方法和方向。其基本内容很丰富，由谢和耐阅读写本时积累的有关经济事件的资料组成，但也有正史以及作者很熟悉的佛教文献。他研究过的全部原始资料都是经济性的和具体的，并且与历史中的一种集合心理学现象联系起来了（该论著的新奇特征和价值正在于此）。谢和耐于其导言中指出：“我希望研究的，正是经济与法律事项、社会结构、习惯做法和行为之间，有时是很密切的关系和联系。”它主要是一部经济学家的著作，而不是宗教史学家的著述。对于宗教、经济和社会现象之间互相影响的这种分析，是在并不教条性地注重哪个领域高于其他领域的情况下完成的，这就可以使人揭示这一套复杂活动的全部真相。由此便可以看出，如果经济现象不能离开宗教现象，而且又不是始终都支配宗教现象，那么佛教运动的强大和自发特征便会强迫人接受新的和大量的做法。这些做法又不符合一种合理的经济法则，甚至相反，似乎却往往会向它们挑战。这种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其内容系根据一种长远的历史观点来处理的。“印度遗产”被作了详细描述，他对使从这种模式继承而来的戒律和制度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也作了同样处理。他提出了佛教运动的衰落问题，其最早的迹象从公元8世纪起就已经出现了。谢和耐教授从两方面探求其原因：一方面是在“佛教本身的内部矛盾和最有利于佛教发展的背景中，寻找一种世人可以称之为商业思想的心理状态（追求利润趋向于变成其目的本身），它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中形成的”；另一方面是在社会关系向一种社会分裂方向发展的伴发性变化中探求。为了适应时代的趋势，佛教也放弃了与旧关系体系的残余作斗争，从而放弃了它那保障社会凝聚力的特色。从其普遍性中获得力量的佛教，在此则失去了其灵魂并仅以蜕变的形式维持下来了。
谢和耐教授是于1956年在当时设于西贡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发表其博士论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的。书中根据汉籍、大藏经和敦煌文书而分析了从南北朝到五代期间的中国寺院经济。书中对佛图户、寺户、僧衹祇户、常住百姓、磑户、梁户、长生库、社邑、三阶教无尽藏都作了深入探讨。他成功地把汉文载籍、译自印度梵文的大藏经（特别是律部经文）和敦煌文书资料结合在一起，互相比照印证。浦立本（E。G。Pul-leyblank，1922—）于1957年在莱顿出版的《东方经济社会史学报》第1卷第1期中发表书评，给予此书很高的评价。美国著名汉学家芮沃寿（A rthur Frederick W right，1913—1976年）在《亚洲研究杂志》中发表书评称此书“朝着用西方现代科学标准来编写中国史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至今仍是法国研究敦煌经济文书的惟一一部重要著作，于1983年重印。1995年，傅飞岚（Franciscus V erellen）将此书译作英文，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谢和耐沿着其对敦煌写本研究的势头向前发展，一鼓作气于1957年于《通报》第45卷第l—5期中，发表了一篇长文，叫做《从敦煌卖契看中国5—10世纪的专卖制度》。他依靠了仁井田隍有关唐宋时代法律文书的著作，但仅将其内容局限在惟一的一类契约（卖契）中，对这种法规的运作本身作了分析。由于他清醒地知道，在中国和西方，“同样的术语并不涵盖同样的事实”，所以他力求精心地翻译和论证了10多种经过选择的契约，可以作为对专卖制度运作本身的一种分析的基础。这种分析超越了简单的法律研究范畴，它一直扩大到了心理机制的范围，而这些机制又是中国专卖法律观念的基础，同样也解释了其新颖特征，特别是在诸如实物与价格之间交易的意义、缔约各方的地位和文契的价值方面更为如此。他根据几卷伯希和和斯坦因敦煌写本，而分别研究了出售黑牛、小头钏、家妮子、屋舍、房基地和坟田的买卖契约。他于1979年在《敦煌学论文集》第1集中发表的《在敦煌写本中发现的一项缓税请牒》，主要是研究了伯希和敦煌写本P。2155号。1966年在《献给戴密微先生的汉学论文集》第1卷中发表了《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的论文，主要是研究有关租骆驼旅行内容的伯希和敦煌写本P。2652、P。3448和P。2825号、斯坦因敦煌写本S。1403号以及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几卷敦煌文书。他还曾为编辑《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l卷的工作做出了贡献。1949年发表了《荷泽神会大师遗集》，它实际上是对胡适所著以敦煌残卷为基础的《神会和尚遗集》一书的译注文。1956年，他又发表了《神会和尚集补遗》。
童丕是1973年由戴密微创建的敦煌写本研究组的成员，该小组曾由苏远鸣领导了20余年。在编写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的范畴内，他承担了对具有经济和社会特征的写本的处理。他是一部有关敦煌借贷契约（便物历）的论著的作者，其中作为比较也使用了在新疆（吐鲁番、于阗和龟兹）发现的同类文书。其著作的新奇之处在于使用了迄今已知的所有契约（现今分散在北京、巴黎、伦敦和圣彼得堡的各特藏中），同时也在于用信息化处理引自这些文书的全部资料。这种处理法用于编制一部很有意义的资料集，不仅涉及借贷的机制，而且还涉及了与经济社会史和物质生活（农作物、农活历法、制造和交易各类织物、饮食习惯、旅行方式等）有关的各种问题。这就是他于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出版的《敦煌的信贷，中国中世纪的物质生活与社会》一书。他于1994年在《通报》中发表了《10世纪敦煌的借贷人》。1996年又发表了《从敦煌账册看二月八日的节日》等。从1995年秋季起，童丕承担了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4系）有关中国中世纪经济和社会的讲座，现在正从事根据敦煌吐鲁番写本对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不同方面的研究。
综上所述，法国汉学界的敦煌学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人才辈出，颇令国际敦煌学界刮目相看。这其中既有伯希和、沙畹、马伯乐、戴密微等老一辈学者们筚路蓝缕，开先河之功绩，也有谢和耐、苏远鸣、哈密屯、巴赞、石泰安这样一批中间学者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形成了法国敦煌学的鲜明特征，为法国在国际敦煌学界取得领先地位而孜孜不倦地努力，更有戴仁、童丕、马克、梅弘理、艾丽白这样一批后起之秀锦上添花。他们使法国敦煌学研究在欧美国家中独占鳌头。在一个世纪的法国三代敦煌学家中，谢和耐教授是承前启后时代的领军人物，他将法国敦煌学研究带入了一个现代化时代。因为在谢和耐教授之前，法国的敦煌学研究仅仅局限在刊布敦煌文书，并对具体文书作详细考释的范畴内。甚至连戴密微先生那部敦煌学名著《吐蕃僧诤记》，也是一部考据派的代表作。尽管这些考释有时非常精彩、深入和全面，需要有非常广博的知识底蕴，甚至需要学贯中西、精通多学科的知识。谢和耐教授开始以现代历史研究的科学的方法，写成了这部敦煌学专著，尽管其中仍然留下了考据派学风的深刻烙印，但这是法国敦煌学研究继续发展的轨迹。
这部译著是笔者于上个世纪80年代陆续翻译出来的。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了拙译。现在，近15年的时光过去了，又恰逢伯希和西域探险100周年（1908—2008年）之际，甘肃人民出版社又再版了这部译著，本人对于当时所缺的内容作了补证。为了使读者对伯希和敦煌劫经的国际背景和具体过程以及法国学者对这批文献的研究有个初步了解，笔者写了一篇长序，以作交代。同时又补译了伯希和当时的几篇亲笔记述作为附录。
笔者水平有限，对于译著的错误和欠妥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耿昇
2007年8月5日于陋室灯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