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向在座各位追述我们探险团的缘起和目的，法属亚洲委员会的主席先生刚才向你们作的阐述，确实使我的任务变得特别轻松了。因此，我仅限于作相当简单的说明。对于其余的问题，我将留给照片，让大批照片去说明一切吧！它们既以其优美如画的风景，同时也以其单调沉闷，在你们面前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巴黎生活的人世间。这在特别漫长的岁月中，也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生活。
刚已有人向诸位讲过，各界曾给予过我们多么大的慷慨赞助啊！但我也后悔未曾提及（哪怕是只言片语）我们应对公共教育部、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科学院、自然史博物馆等机构的致谢。我也特别要感谢法属亚洲委员会，也应该特别感谢其主席。十多年来，他多次向我表现出了其友好的关怀。这一次依然如故。继他当选为西域探险国际协会法国委员会的主席后，又是我们这次震惊世界之壮举的促进人，这就是塞纳尔（E·Sénart）先生。他以其个人的经验及其极高的学术权威，而促使这项事业获得了圆满成功。
我也不会忘记地理学会及其会长罗朗·波拿巴王子。罗朗·波拿巴王子是舆地学家和自然学家，他以这种双重身份赞助我们探险团的活动。至于法国地理学会，它已经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这项已经扩大到整个地球范围内的工作中了。虽然它始终都不具备能满足其需要或者说是其愿望的资金，但它至少坚持把我们的探险团置于了亚洲的一位显赫人物的保护之下，将奥尔良（H enri d’O rléans）基金会的逾期未付款项划拨给我们支配。正好有一种巧合，一种特别的回忆使我觉得把自己与这个伟大名字联系起来了：1901年，我从西贡医院刚刚出院（其实我在那里也并未严重患病），奥尔良王子正好于同一天入院并客死于那里。他是新近加入以继续这项工作的象征性人物，学会由此而受到了鼓舞，而他的逝世有时也可能会放慢学会工作，但却不会使之中途夭折。
我自己的专业范围仅限于负责考古学、历史学和语言学。我选定的旅伴有路易·瓦扬博士，他是殖民地军队的军医，承担了地图测绘学、天文学和自然史学方面的工作。另一位是夏尔·努埃特先生，我委托他负责图片资料工作。我们的科学保护人和我本人，都曾对他们的才能和热情作出过许多揣测。你们在本篇报告中将会看到，他们并未辜负我们的希望，甚至远远地超出了我们本来对他们寄托的希望。
我们的准备工作终于一切就绪了，这些工作共持续了近一年的光阴。我们一行于1906年6月15日离开巴黎走上漫长的探险之路。10天之后，我们经莫斯科和奥伦堡到达俄属突厥斯坦的首府塔什干。我不再向在座列公讲述该地区了，它已为世人所熟知。我甚至也不向来宾们出示照片了，因为我们无法拍摄比保尔·尼达尔（Paul N idar）于近20年之前从那里拍摄的那些照片更漂亮的图片。我仅仅向列位指出，我们在塔什干停留了近一个月。为了实地练习使用东突厥语，至少需要这一期限。我直到那时为止，始终都在学习这种语言。不过仅仅是从书本上简单地学习而已。在此期间，我们的行李都被运到了，我们于是便将下一站推进到铁路的终点站以远，到达奥什（O ch），以在那里组织我们赴喀什的驮队。我们在那里找到了哥萨克人，俄国沙皇陛下非常希望让我们雇佣这些人。他们陪同我们穿越了整个亚洲，一直到达北京。1906年8月间，我们带领一支由74匹马组成的驮队，经过塔尔德克达坂（T aldyq D aw an，山口），其海拔高度约为4000米；然后又沿着漂亮的阿尔泰山区的柯尔克孜牧场前进，在帕米尔以北的伊尔凯什坦（Irkechtam，休循）越过了俄中边境；再经过20天行走，便达到了喀什。我们经过长途跋涉而最终大功告成，到达了中国新疆。
对于中国的新疆，如果我们把它仅仅局限在其主要部分喀什噶尔，那么它就是一个封闭的盆地。其南部、西部和北部均由地球上最高的几座山脉环抱，其东部和东北部则由与中国中原和南蒙古分隔开的山隘环绕。一块中央低洼地罗布淖尔吸收了塔里木河流经沙漠而又未在那里耗尽的全部河水。喀什南麓的所有山脉都是光秃秃和贫瘠的。此外，那里的气候很干燥，勉强降一点雨，降雪更为罕见。当下过雪后，如果太阳或地面热度使雪融化，那么水文状况就会更糟，正在融化的雪会蒸发掉，蒸气一直升到大气中而又不湿地皮。冬季的一天，在距喀什不远的地方，我前往其山口以在一个古堡（炮台，瞭墩）脚下从事发掘。我本来打算在那里找到简牍，因为已有人为我带来了一两支样品。在积雪和冻土上勉强挖掘20厘米深的时候，我确实发掘出了保存完好的简，10个世纪的恶劣气候未能最终损坏它们。那里的地面坡度也很小。这个特别干燥地区的河流很快就因为被吸收和蒸发而干枯了，由此而出现了耕作区都集中在水源尚为丰沛地方的现象，也就是出山的山口处。这就是塔克拉玛干（T aqlam akan）沙漠南北缘的双线绿洲，斯文·赫定的游记不无道理地赋予了该地区一种令人恐惧的名声。其实，这些绿洲的土地特别肥沃。这里的瓜果极其丰富，我只知道撒马尔罕的甜瓜可以与喀什的甜瓜一比高低，但若无人工灌溉，这种肥沃的土地上则颗粒无收。因为那里基本上不下雨，所以必须配备灌溉系统。一旦当政治动乱使居民四处逃散时，水便流不到那里了，田园便会毁灭，生机勃勃的定居点在数年内便会被沙漠、荒凉和死亡所取代。
这里的居住人口都集中在绿洲中，而绿洲却被面积辽阔的沙漠大碛分隔开来。在这个面积比法国大两倍半的地区，只生活着绝对不会超过200万的人口。新疆在政治上属于中国，但唯有其官府中才有中原人，其居民则是穆斯林，操突厥语。然而，伊斯兰教是一种相当晚期的宗教，穆罕默德生活在7世纪，其信徒们只是在公元1000年左右才征服了喀什地区，而且还仅仅是部分地区。然而，我们都已知道，在这次改宗信仰伊斯兰教的高潮之前，这里的居民都是佛教徒。诸位先生们，可能已经有人向你们讲过，我们探险团的最早目的，便是在喀什地区寻找前伊斯兰教时代的佛教遗迹。
人类很容易在喀什地区旅行。我们打算亲自骑马前往那里。为此目的，我在俄属突厥斯坦采购了相当数量的这种伊犁马。它们在中国久负盛名，也使我们感到非常满意。那些侥幸逃脱鼻疽病和事故而到达铁路线的伊犁马，依然结实健壮，可以卖个好价钱，有时甚至还能赚钱。这支马队中的绝大部分马都在驮马大道上被用于拉中国的马车，我们至少在主要站程中都能找到此类马车。我们有时也宿营于帐篷中，有时下榻于不大卫生和不太舒适的中国客栈中。我们的钱有一部分以银锭的形式运输，部分则为我希望在乌鲁木齐兑换的俄国纸币所代替。在食物方面，我们依靠当地的供应，在这些绝对是沙漠大碛的地区，实际上是仅以几盒罐头生活。当然，我们不是为了大吃筵席才赴中国新疆的。我们吃过疯马肉和各种带哈喇味的绵羊肉。在游牧民中，再没有其他东西了。在绿洲中，还可以买到鸡肉和鸡蛋。其次，在穆斯林地区之外，也就是说一旦进入中国中原，便出产一种猪肉，人们近年来试图让英国人消费它，却未获任何成功。在那里几乎根本找不到牛肉，在中国，宰杀这种有益于耕作的牲畜是受禁的。我们有时也吃少许牦牛肉，觉得其味道甚为鲜美。与肉同食的还有未发酵的当地面饼（馕）、茶和玉米。在日常饮料方面，只有茶水和普通水；在官吏府中，还有中国烧酒；特糟的饮料，则是被称为“香槟酒”的进口饮料。我的旅伴们对这种食谱保持着一种相当不好的回忆，他们在旅行结束时便宣称，将永远从餐桌上撤掉炒鸡蛋、猪腰子、小杂烩菜、抓饭和茶水。哥萨克人往往比我们更加苛求。我记得有一天，他们中的一个人不肯与我一道品尝煮山羊肺、头，而宁愿饿肚子。
现在再回到我们的旅行路线问题上来。我们于1906年8月间生活在喀什，在物质方面装备整齐，信心十足。但从哪里开始自己的科学考察工作呢？主席先生已经重新提到过这一切了。自1897年以来，各国考古探险团接踵而至喀什地区，而我们却是最后出发的一个。在我们的计划方案中，喀什东北约有一月行程的库车绿洲，是第一个目的地。那里有过古代疏勒（喀什噶尔）最古老和最繁荣的小王国之一，先于我们而至的人尚未曾触及那里。但一旦到达喀什，我们便获悉德国人刚刚在库车作过长期发掘，一名俄国人贝雷佐夫斯基（Berezovskii）也曾在那里逗留过。我们首先在库车本地周围觅寻。在一个月的工作期间，无论是从地理学、考古学还是语言学的观点上来看，我们都作了考察或者是有了颇具意义的发现，但它们都算不得是能轰动一时的成果。我将避免再向你们介绍这些来来往往的详细情节了，将把你们直接带向我们前往远东的漫长道路上的另一站。
经过在喀什周围一个月的勘察之后，我们终于离开那里前往库车了。正是在前往该绿洲的中途，考古学家的幸运之神终于首次向我们微笑了。我们到达玛喇尔巴什（M aralbachi）一个叫作图木舒克（T oum chouq）的村庄，在距那里不远的地方，有一批几乎被完全湮没的遗址，斯文·赫定曾认为从那里辨认出了一座相当晚期的穆斯林设施的残余。完全出于偶然，我的脚刚刚踏上那块土地，便在遗址中徘徊，以寻找为该古建筑断代的任何一种标志。当我用自己的马鞭末梢扒拉地面时，便翻出了一个小俑，完全属于希腊—佛教风格。先生们，我必须告诉你们说，继亚历山大远征之后，有些希腊遗民的王朝维持在帕米尔以西，主要是在大夏（Bac-triane）。在公元初期，佛教便传到了该地区，一种半印度和半希腊的混合艺术，便是出自于印度和希腊文化的交流。这种艺术主要是在印度河上游诞生、发展并繁荣起来的，人们一般都称之为希腊—佛教艺术。在公元初年前后，这些希腊小王朝被战败，由出自高地亚洲的征服者们所取代，那里自古以来就是入侵民族的大储库。但这些“胡人”（蒙昧人）却受到了他们刚刚制服的那些民族的信仰与艺术的影响，正是由于他们，希腊佛教艺术才随着佛教而离开了印度河与阿姆河（O xus）流域，越过葱岭（帕米尔，Pam？-r），并以一种缓慢的发展速度，传到了中国中原，甚至一直东传至日本。中国的新疆是在这条漫长道路上的几个大站之一。图木舒克的小俑向我们证明，在喀什噶尔地区的这个偏僻一隅中，在由伊斯兰教征服并将该地区废弃之前，曾矗立过一座早于公元l000年的佛教僧伽蓝，我们的前人未能辨认出它们来，而我们则必须对它进行清理。
我们平均每天要用25～30名民工来发掘的这项工程，使我们耗费了6个星期的时光。该建筑物的完整平面得以再现并被作了测绘。大批雕塑和木刻残片、几种奇形怪状的陶器都被集中起来了。最后，在我们逗留期末，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像泥塑浅浮雕陈列馆的地方，这些泥塑已严重残损，变得坚硬且易碎，但其装饰的宏大气派却仍然会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印象。这些古文物将会被尽可能保存下来并被带走，将来会在罗浮宫展出。仅仅向它们的轮廓、姿态和服饰瞥一眼，便会揭示一种将7—8世纪的中国新疆的工匠，与在印度—斯基泰国王统治下创造了犍陀罗（G andha-ra）希腊—佛教艺术的雕刻家们联系起来的密切的亲缘关系。
在图木舒克所从事的这些发掘，本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冬季已经降临，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将其皮衣随大驮队而运走的人来说，这个冬季更为严酷。但当我们的工作结束时，却仍不能立即启程出发。1907年1月2日，我们最终到达了库车，身着春秋装，几乎都被冻僵了。经过两个月之后，我们一行终于在那里赶上了自己的马车和行李，我们的哥萨克人博科夫（Bokov）一路平安地将它们押运到了库车。
本考古探险团在库车地区停留了近8个月。在离开法国时，把我们吸引到那里的原因，便是其“明屋”（m ing—u？千佛洞）。人们以此名（它在突厥语中的本意是“千间房”）来称呼一批人工开凿的洞窟，它们均开凿于砂岩壁、黄土坡和冲积砾岩中，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曾被装修成了佛教僧伽蓝。在天山的整个南麓都有被称为“千佛洞”的“明屋”。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和北部还可以发现其他这样的洞窟群。库车千佛洞在汉文史籍中最大名鼎鼎，许多欧洲旅行家从前也曾提到过它们。我们迫不及待地希望按时到达，以便清理这些洞窟和拍摄洞壁上覆盖的7—10世纪的壁画。虽然其他人都在我们前面捷足先登了。德国人、日本人和俄罗斯人曾光顾并考察过那些“明屋”。我们仍需要在那里拍摄照片，但在经过其他许多人光顾之后，我们已没有希望在那里获得一种严肃的“掠夺物”。非常幸运，有些露天寺庙仍留在那里，我们的收获似乎也颇为侥幸或出于偶然，因为先前的考古探险团忽略了它们。我们的主攻目标正是这些寺庙，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而获得了报偿。我们在那里搜集到了新的木雕、印鉴、钱币、涂漆并绘画的骨灰盒，特别是写本。在库车西部的一座庙的院子中，有一天出土了大批写本，它们厚厚的一层横陈在那里，被沙子和盐碱土黏结在一起，一部分写本完整无损，其他的则已残损。它们被谨慎小心地发掘清理出来后，我们将它们带回来了。其中的大部分用一种被称为“婆罗谜”文（B ranm i）的印度文字书写。其语言往往都是已失传的西域方言，近lO年来的研究又使它们复活了，对它们的释读仍然面临着巨大困难。它们被原封不动地运回巴黎，将使法国在其他国家面前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如在俄罗斯、德国或英国面前就是这样。这应该归功于在我们之前曾利用过这些写本的人那种更迅速和更勇敢地将写下“葬于”地下。
在此期间，瓦扬博士测绘了库车绿洲的一幅详细平面图。那幅被称为40旧俄里（verste，每旧俄里约合1.067公里。——译者）的俄文地图，只提供了该绿洲中某些简单而又不太精确的标记。努埃特先生前往克孜尔（Q yzyl）千佛洞（明屋），拍摄了一组很有价值的照片。最后，我本人很希望去考察一条通道，它过去曾使裕勒都斯河（Y ouldouze）与帖克斯河（Tèkès）流域的突厥人与喀什噶尔地区的突厥人互相联系起来过。我试图在库车以北偏右的方位翻越山头。科兹洛夫（K ozlov）曾希望从北侧出发作同样的翻越天山的探险，但却失败了。我因有最佳向导，从而得以越过天山并最后返回库车，发现了海拔近4000米高的两个山口。
我们在库车再没有任何事可干了，于是便告别了当地官吏——一名知州。在我们逗留的整个期间，我们不仅与他本人，而且也与他在新疆的所有同事，都维持了良好关系。喀什道台为我们逐程地准备了客栈。在牌祖阿巴特（Faizabad），县长身着礼服出城迎接我们。库车知州帮助我们招募所需要的民工。无论如何，一个欧洲人，即使是怀着世界上最良好的意图，也可能会被一名中国官吏视为某种纠纷的致因。如果发生了某种事故，官吏就可能会被调任、受到惩罚和甚至是贬官降级。库车那名优秀的知州，在我们离开时，可能会因减轻负担而长长地叹一口气，但他对于这一切却滴水不漏。他以中国人的方式给我们送来一些粮草，以作为告别礼物，既有供我们吃的食品，也有供饲养我们的马匹的草料。他那微妙的意图是通过我的秘书而告诉我说，我可以坦然地接受所有这些礼物，因为它们不是从民间征敛的，而是他作为该城的知州而自费采购的。
1907年9月，我们终于离开了库车，前往省府乌鲁木齐。经过1个月风餐露宿的长途跋涉之后，我们到达了乌市。天气酷热。瓦扬博士在那里又一次显示了其忠诚的性格。在穿越整个中国新疆时，他都用罗盘测量了我们走过的道路，一般都是依靠马的步伐来计算距离。由于天气极其炎热，所以我们其他人都在天亮前登程，他却由于工作的需要而无法这样做。由于绘制库车与乌鲁木齐之间的地图需要精确计算，所以他对这一段道路完全是用步量的。在数星期中，往往是在正当午时，在灼热的阳光下，他必须穿过极其滚烫的沙漠。我必须立即补充说明，他在冬季的任务也绝不会有多么舒适。我们经历过—35℃的气温。我可以向诸位断言，尤其当大风骤起和逆风而行时，当将冻僵的手指从大手套中抽出来后，再经受与既冰凉又灼热的金属仪器接触，则是无比痛苦的。晚上到站，当别人都去休息时，我还必须将每日完成的任务清理一番，为此则必须不停地用火烤自来水笔，因为墨水会冻伤手指。这些痛苦不断的重复动作，很快就会使远不如瓦扬博士那样饱经锻炼和那样坚决的人感到难以忍耐。
这样一来，我们于1907年10月间，便滞留于新疆的行政和文化首府乌鲁木齐。出于某些不为我们的意愿所转移的形势，特别是为了兑换我们的钱币，使我们在那里耽搁了近3个月。我们在那里享受到了该省当局的热烈欢迎和高度信任，以致俄罗斯驻乌鲁木齐领事馆的主持人也忍不住对此表示惊讶。上帝终于为我们提供了时机。在乌鲁木齐，有半数居民操突厥语，另外一半讲汉语。在我参观过的省学中，还要讲授俄语和英语。由于我过去学习的偶然性，我自信完全能胜任用英语、俄语、突厥语和汉语表达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们从该校长处赢得了一种很大的“面子”。此外，该省的布政使（财务长官）是一位大学者，他让人编写了一部有关新疆的地理学著作，所以他非常高兴地听取我们向他通报由瓦扬博士测绘的海拔高度的报告。他甚至希望利用我们的天文观察，提议由那里的地理局将它们压缩，再以欧洲的方式来传授。但这种尝试失败了，因为这位专家根本不懂对数计算。
先生们，这位布政使（指王树柟。——译者）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文士，是一部希腊史、一部欧洲民族学和一部彼得大帝史著作的作者，但我对这后一部著作需要做某些修订。其他那些很有学问的人物都是在那里处于流放地位的人。其中特别是有一位变法派的御史，他于某一天向我赞扬《茶花女》。从此时起，人们便连珠炮式地向我提出一连串问题和咨询。其中之一希望我仅用几页文字将近两个世纪以来的欧洲哲学发展史作一番描述。另外一位则向我索求一篇论文，要求我于其中向他具体介绍欧洲信贷的条件。他由此希望使喀什摆脱那些印度债务人，印度人对于月息3%的合法利率感到很不满意，甚至索要8%、10%和12%的高额月息，并且与汉族放高利贷者进行令人不快的竞争。我在乌鲁木齐又重新遇见了在印度支那边境地区结识的一名老相识，即苏将军（指原广西提督苏元春。——译者），他被判处死刑，后又遭敕并被充军，曾获得过法国荣誉勋章。最后，特别是在那里有一位澜国公，系已故光绪皇帝的堂兄弟和1900年义和团大团首端郡王（载漪）的兄弟。我们曾于1900年打过仗，但时间可以平息许多事端。澜国公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而被终身流放，现今整日里忙于摄影。我们以无数杯香槟酒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但他并不是一个永恒的好伙伴。在1907年的最后几天，我们便出发东行。官吏们作为礼物而为我们送来了大量供沿途使用的食物。在最后一次见面时，澜国公满怀伤感地对我说：“你们要走了。而我却仍然留在这里。”我不认为应该向他重提一下，他过去曾经逼迫我们，包围我们在北京的公使馆，而我们当时却求之不得地希望赶快离开。
我们一行于1907年12月离开乌鲁木齐，于次年2月间的最后几天来到甘肃最西端的敦煌。从我们离开巴黎那时起，敦煌就已经被确定为我们旅行中的大站之一。大家通过普热瓦尔斯基（Prjévalskii）、克雷特纳（K reitner）和博安（Bonin），已经知道在敦煌城东南约20公里处，有很大的一片石窟群，被称为沙州“千佛洞”。该石窟群修造于一个还不太明确的时代，但人们知道洞内覆盖洞壁的壁画未遭伊斯兰教徒损坏。我当时就决心要对它们进行研究。实际上一直未有任何考古学家这样做过。你们很快就会通过照片看到，我们没有辜负国人寄托于我们的希望，敦煌石窟为我们保留下了6—10世纪中国佛教艺术的最珍贵的几种文物真迹。在我们的旅途中又增加了有关这次考察的另一种意义。我在乌鲁木齐就听人讲到，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发现了写本。那位清朝将军只向我讲过只言片语。至于澜国公，他却送给了我一卷出自那里的写本。该卷写本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8世纪。我又通过其他信息，而获悉这次发现的过程：一名王道士正在清理洞窟群中的大洞之一时，偶然间打开了一间小耳室，他发现其中塞满了写本。虽然我的同行斯坦因于我之前光顾了敦煌，但我仍保持着再次获重大发现的希望。在我们一行到达敦煌之后，我便开始寻找王道士。事实上我未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了此人，他已决定前来敦煌石窟。他最终为我打开了那个小龛，整个龛不足3米见方，其中塞满了两三层文书。洞中有各种各样的写本，特别是卷子，但也有单叶；既有汉文的，也有藏文、回鹘文和梵文写本。你们会毫无困难地想象，我当时该有一种什么样的令人心醉的激动心情涌遍了全身啊！我面对的是远东历史上需要大书一笔的中国最了不起的一次写本大发现。但看到这些写本，尚不是这次大发现的全部。我立即就考虑到，自己是否仅满足于对这些写本瞥一眼，然后就两手空空扬长而去，将这些注定要逐渐受到损坏的宝藏仍遗留在那里。非常幸运，王道士是个没有文化修养的人，属于热衷于搞建筑的修道人。为了建塔，他迫切需要银两。但我很快便放弃了全部获得它们的想法，因为王道士害怕轰动整个地区。我于是便蹲在洞子中，兴奋不已，整整3个星期。我对全部藏书都编了简目。
这样一来，在我经手的15000多个卷子中，我取走了所有那些以其时代和内容而提供了某种重要价值者，也就是近全部写本的三分之一。在这三分之一写本中，我对于用婆罗谜文或回鹘文写成的全部写本一卷不剩地取走，此外还有许多藏文写本，但主要部分还是汉文写本。对于汉学研究来说，这都是一些无法估价的财宝。当然，其中的许多写本是佛教的，但也有历史、地理、哲学、经典、纯文学、各种契约、租约、逐日所作的札记。所有这一切都要早于11世纪。1035年，入侵者自东方而来，僧侣们都匆匆忙忙地把他们的书籍和绘画堆进一个密室中，然后又将洞口封闭起来，最后再于洞口上抹上一层泥。那些僧众均被入侵者屠杀或驱散，对藏经洞的记忆也随着他们的消逝而遗忘得干干净净了。1900年，出于一次偶然，这种记忆才被重新恢复了。非常幸运的是，在此后的8年中，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前往那里实地研究这些文献并确认其重要。先生们，在这种重要价值方面，我在声称它们对于我们至关重要时，并未有任何夸大其词。古代汉文写本甚至在中国本地也很罕见，在欧洲尚根本不存在任何这样的写本。此外，我们过去只能依靠书本工作，从未曾根据明显是为公之于众而写的文献工作过。现在汉学家们首次可以采取研究欧洲史的史学家们的模式，根据档案从事科研工作了。最后，在该洞中，还有其他东西：绢画和麻布画，它们与写本是同时代的，应被列于罗浮宫收藏的至今仍寥寥无几的那一套中国古画之首；最后是某些刊本作品，即公元10世纪和甚至是8世纪的木刻刊本著作，它们均早于古登堡5～7个世纪，应为现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刊本著作。
1908年5月，我们对于佛洞的研究已告结束，于是便离开敦煌。瓦扬博士在那里确定了我们的行进路线，以便在一个更为富裕的地区，开始致力于搜集自然史特藏的工作。7月间，当瓦扬博士前往西宁和塔尔寺（K oum boum）时，努埃特先生和我非常高兴地在凉州与多伦（d’O llone）探险团相会合，此人刚刚完成经由云南、四川和甘肃的远程考察。我们在西安府作最后一次停留，以搜集书籍和古文物。继此之后，我们一行于1908年10月初到达郑州。我们在那里又遇到了铁路，自本探险团离开安集延已经有两年多了。两天之后，我们达到北京，这次旅行本身已告结束。旅行全程是平安无恙地度过的，未放过一枪。对于探险家来说，我们甚至还产生了一种能健康地返回的悲壮情绪。
但我并未达到自己的全部目的。通过关系，我们还可以接触中国业余收藏家们的艺术收藏品，如总督端方（端方时任两江总督和闽浙总督。——译者），努埃特于其家中拍摄了某些照片。最后，我的旅伴们携带全部搜集品返回了法国。我自己却前往印度支那，以重建已中断一段时间的联系。我曾在那里居住过很长时间，与那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已有数年时间未到该地区了。继此之后，我又投身于最后一项工作。欧洲的所有图书馆都只有很贫乏的汉文典籍特藏。巴黎的图书馆自18世纪以来也再未得以充实。然而，如果我们缺乏已经刊印的书籍，而只研究这些写本又有什么用途呢？所以，在我于上海和北京居住的最后几个月期间，我共获得近3万卷或“本”汉文书，准备典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在此期间，有关我们在敦煌大发现的流言飞语在中国学者之间广泛流传。端方总督向我借去了我们最珍贵的文书之一，如同任何国家的收藏家们一样，他对于放弃已经掌握到手的宝贝，也感到遗憾。6个星期以后，他才退还给了我。北京的学者们也都接踵前来我的住处，以研究和拍摄我的同伴们未带走的那几卷文书。最后，他们为我举行了一次宴会，并且结成一个社，以选择我们文献中最重要者，影印发表和刊印成一大套书。他们要求我作中间调停，以便人们在巴黎能方便他们的工作。这确实是我们至少应为他们做的一点事情。
为了对我们的事业作一番总结，努埃特先生带回了几千幅照片底版，你们今天晚上可以去评估其价值。瓦扬博士测绘了近2000公里的路程图，共以25个左右的天文观察点相连接。他根据我们已完成的计算结果而推论出来，我们将为这些点而计算出在纬度方面是10公里和在经度方面是l公里的误差。鉴于我们的工作条件，你们不能苛求更高的准确性了。一批地质样品、包括80多种植物的一本植物标本集、200多只飞鸟、哺乳动物、大批昆虫、头颅骨和人体测量数据，形成了一批自然史的特藏。至于我们的绘画、雕刻品、青铜器和陶瓷器，罗浮宫的保管员们都想以它们来布置一个完整的展厅。最后，我们为国家图书馆带回了一大批汉文刊本书籍，因为在欧洲尚不存在这批书。我们还携归了一批汉文写本，甚至在中国本地也没有可与此相媲美者。
（译自巴黎1910年1月的《法属亚洲委员会会刊》，这是在法国各界于1909年12月12日在巴黎大学阶梯教室中举行的欢迎伯希和的大会上，伯希和探险团所作的3年西域探险总结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