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梃击案
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对于他和宫女王氏（后封为恭妃）所生之皇长子朱常洛态度十分冷淡。皇太子朱常洛所居之慈庆宫冷清异常，侍卫也只有寥寥数人。这给一些人制造杀害朱常洛的阴谋提供了便利条件。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的黄昏，一个年轻力壮的陌生汉子，手里拿着一根枣木棍，闯进慈庆宫内。第一道门寂静无人，第二道门只有两名六十多岁的老太监守卫。闯进宫内的年轻力强的汉子打伤了其中一名老太监李鉴后，直奔前殿而去。皇太子的内侍韩本用听说后，率领七八名太监把年轻汉子捉获，交给了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这个凶徒，本名张差，是蓟州井儿峪人。
五月十一日，刑部主事王之寀到狱中提审张差，当时正值狱中散饭。
王之寀对张差说：“实招与饭，不招当饥死！”
张差说：“不敢说。”
王之寀令吏书退下，只留下两名狱卒。张差交待说：“我乃蓟州井儿峪人，小名张五儿，父张义，病故。有马三爷（即马三道），李外父（即李守才）教我跟不知名老公公说：‘事成与你几亩地种，够你受用。’老公公骑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角不知名店铺，初四到京。”
王之寀问：“何人收留？”
张差说：“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与我饭，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遂与我枣木棍，领我由厚载门进到宫门上。守门阻我，我击之堕地。已而老公多，遂被缚，小爷（皇太子朱常洛）福大。”（《明史纪事本末·三案》卷68.）
张差还说：“不苦不甜，只为老公公好意，死了一遭。”
从上述供词可知，张差系受宫内太监收买，闯宫行凶梃击的。其击打的目标是皇太子朱常洛。朝中上下都将阴谋的策划者指向明神宗朱翊钧的郑贵妃及其弟、锦衣卫指挥使郑国泰。
五月二十一日，刑部右侍郎张问达与有关衙门官员会审张差，张差招供说：“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儿峪居住。又有妹夫孔道住本州城内。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铁瓦殿之庞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刘成。三舅、外父常往庞保处送炭，庞、刘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着我来，说打上宫中，撞一个打一个，打小爷（皇太子朱常洛），吃也有，著（穿）也有。刘成跟我，领进去，还说：‘你打了，我救得你。’”（《明史纪事本末·三案》卷68；《明史·王之寀传》卷244.）
庞保、刘成是郑贵妃宫中的太监，他们二人插手凶杀皇太子朱常洛的案件，说明其幕后指使者是郑贵妃及其弟、锦衣卫指挥使郑国泰。
张问达将审问得知的情况奏报皇帝朱翊钧。只要万历帝朱翊钧批准，便可提审庞保、刘成，案件的真相即可大白于天下。但是朱翊钧心知肚明，他对皇太子朱常洛的异常冷漠的态度以及他对皇三子福王朱常洵（郑贵妃亲子）的宠爱、偏袒，以及他欲把皇位交其继承的图谋是造成该次凶杀案的背景前提，他的爱妃郑贵妃和他的小舅子郑国泰则是凶杀案的主谋和指使者。如果对案子再深入追究，势必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于是他当着以方从哲、吴道南为首的文武诸臣百官之面宣布：“疯癫奸徒张差闯入东宫，打伤内官，庞保、刘成俱系主使。”这就给该梃击案的审判定下了基调：张差是疯癫之人，主使者只追究到庞保、刘成二人为止，庞保、刘成二人身后再无主使者。接着他又以当朝第一人的身份越俎代庖地宣布了该案的处理决定：“止将本内有名人犯张差、庞保、刘成即时凌迟处死，其余不许波及无辜一人，以伤天和，以惊圣母神位。”（《明史纪事本末·三案》卷68；《明神宗实录》卷532.）朱翊钧的意图很明显，是要舍车马保将帅。
明神宗朱翊钧对辽东努尔哈赤的节节进逼不置不问，但对这起宫廷谋杀案大动脑筋，他不但亲自出面为本案定下基调，作出宣判结论，而且指令皇长子朱常洛出面贯彻自己的意图。他还要求郑贵妃亲自到东宫去讨好皇长子朱常洛。如果朱翊钧能在治国上如此大动脑筋，明朝怎么能够垮台那么快。
五月二十九日，张差以凌迟处死。据说，张差临刑前，颇感冤屈，竟以头抢地，高喊说：“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问。”岂不知，“借疯癫为调护两宫之计，自是臣子至情至理。”《先拨志始》上卷。
五月三十日，在主犯已经处死的情况下，朱翊钧命令司礼监会同九卿三法司于文华门前鞫审庞保、刘成。保原名郑进，成原名刘登云。“其与差饭，及木棍引进等语，俱展转不招”。正在审问，东宫皇太子朱常洛传谕曰：“张差持棍闯宫，至大殿檐下，当时就擒，并无别物。其情实系疯癫，误入宫闱，打倒内侍，罪所不赦。后招出庞保、刘成，本宫反复参详，保、成身系内官，虽欲谋害本宫，于保、成何益？此必保、成素曾凌虐于差，故肆行报复之谋，诬以主使。本宫念人命至重，造逆大事，何可轻信！连日奏求父皇速决张差，以安人心。其诬举庞保、刘成，若一概治罪，恐伤天和。况姓名不同，当以仇诬干连，从轻拟罪，奏请定夺，则刑狱平，本宫阴骘亦全矣。”（《明史纪事本末·三案》卷68.）阴骘意为阴德。这显然是朱翊钧一手导演的丑剧。
万历十年（1582年）出生的朱常洛在梃击案发生的这年已经虚岁三十四岁，为人忠厚，心慈手软，又有些胆小怕事，樊树志：（《万历传》第344页。）他秉承其父之意，发表如上谕旨，使梃击案大事化小，没有揪出凶杀案之元凶，放走了两条毒蛇，即郑贵妃和郑国泰，后来他终于把性命搭在了郑贵妃的手上，被这条毒蛇害死。
六月初一日，万历帝朱翊钧授意太监把庞保、刘成二人秘密处死，杀人灭口，使他们的后台主使者郑贵妃和郑国泰得以逍遥法外，《明史》说：“帝以二囚涉郑氏，付外庭议益滋，乃潜毙之于内，言者皆以创重身死。”（《明史·张问达传》卷241.）涉案其余人犯，马三道、李守才、孔道处以流刑，李自强、李万仓处以笞刑。在朱翊钧的控制下，明廷草草处理了旨在消灭皇长子朱常洛的梃击案。
第二节 红丸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病死。其长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继承帝位，他就是明光宗泰昌帝。
就在明神宗病逝的第二天，即七月二十二日，朱常洛以太子的身份传谕内阁：“父皇遗言：‘尔母皇贵妃郑氏，侍朕有年，勤劳茂著，进封皇后’。卿可传示礼部查例来行。”（《明光宗实录》卷2.）
礼部接到朱常洛的谕旨后，礼部右侍郎孙如游以“累朝典故并无此例”为由表示反对。朱常洛进退维谷，只得将奏疏留中不发。
明神宗死后，郑贵妃唯恐朱常洛追究梃击案的责任，挟嫌报复，便积极勾结朱常洛最为宠幸的李选侍（西李），两者互为利用，相互声援。《明史》记载这件史实说：“帝（万历）崩，郑贵妃惧祸，深结李选侍，为请封后（皇后）；选侍喜，亦为请封太后，以悦之。”（《明史·孙如游传》卷240.）郑贵妃与李选侍狼狈为奸，互为请封，互相利用：郑贵妃要求封李选侍为皇后，李选侍要求封郑贵妃为皇太后。
郑贵妃发现明神宗进封自己为皇后的遗旨被诸臣阻挠，自己由贵妃晋为皇后的希望十分渺茫，便想采取贿赂的办法使朱常洛能够捐弃前嫌。“光宗（朱常洛）嗣位，郑贵妃以前福王（朱常洵）故，惧帝衔之，进珠玉及侍姬八人啖帝。”（《明史·方从哲传》卷218.）郑贵妃抓住朱氏家族几代人沉湎于女色的弱点，一次送给朱常洛美女八人。她的这一招确实把朱常洛击中了，《先拨志始》说：“光庙（朱常洛）御体羸弱，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
八月十日，即位刚刚十日的朱常洛病倒。
八月十四日，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在郑贵妃的指使下向皇上进献通利药——大黄。朱常洛服下崔文升进献的药物后，仅一昼夜接连泻肚三四十次，“支离床褥间”。（《明史纪事本末·三案》卷68.）
八月十六日，朱常洛无法视朝，命内侍传话于辅臣方从哲说：“数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满盂，头目眩晕，身体罢（疲）软，不能动履”。（《明史纪事本末·三案》卷68.）消息传出之后，朝廷上下议论纷纷，都认为崔文升受郑贵妃指使，是有意加害新皇上：“外廷汹汹，皆言文升受贵妃指，有异谋。”（《明史·崔文升传》卷305.）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在朝廷提出“郑贵妃当移宫”的倡议。郑贵妃在外廷的强大舆论压力下，被迫从皇帝居住的乾清宫迁出，搬到慈宁宫去。
八月二十二日，朱常洛下令，将崔文升斥逐出宫，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之成命。（《明史·杨涟传》卷244；《明史纪事本末·三案》。）
八月二十三日，鸿胪寺官李可灼说有仙药要进呈皇上，被拒绝。
八月二十九日，清早，李可灼又来思善门进药，又被拒绝。二十九日这天，朱常洛在乾清宫召见方从哲等十三名大臣。他认为“朕疾似不可为”，去日无多，谈到他本人的寿宫（陵墓）之事。在沉默了一会儿后，他突然提到李可灼献仙药之事，说：“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
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
朱常洛无路可寻，对李可灼所进之药存有最后的希望，命其进宫诊视。
李可灼为皇上诊察了病情之后，说了病源及诊治的办法。朱常洛命令他尽快进药。
中午时分，李可灼携带着炮制好的红色药丸，来到皇帝的卧榻之前。朱常洛命群臣进宫看着他服药，他还很快乐地连连称赞李可灼说：“忠臣，忠臣。”
服药后，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大臣欢跃退出。李可灼及御医各官停留宫内，继续观察病情的变化。
到了傍晚的时分，李可灼出宫。临出宫前，他对方从哲说：“上恐药力竭，欲再进一丸。”在皇帝身旁的御医都认为不宜再服，但是皇上催促很急，大家只得遵命再让皇上服用一丸。大臣们询问服药后的情况，李可灼说：“圣躬安适如前，平善如初。”（《明光宗实录》卷8、《明史纪事本末·三案》卷68.）
九月初一日，明光宗在服了两粒红丸之后，死去。
关于明光宗之死的因由，《先拨志始》说：“宫中（郑贵妃）蛊进美女，上体由是虚损，御医药内阉崔文升复投相反相伐之剂。给事中杨涟已具疏论其合谋弑逆。至是，以服可灼药遂至大故。籍籍之口，遂渐不可解。”这段话可以说抓住了事情的症结。引文中的“大故”，特指父母亡故。引文的意思是说，明光宗朱常洛服用李可灼所献红丸便导致了死亡。
实际上，郑贵妃所献的八名美女（或说四名）已掏空朱常洛的身子，崔文升所献的大黄再种祸根，接着李可灼所进的红丸加速了死亡到来的过程。李可灼所献的红丸，“其实是红铅金丹之类，又称三元丹，由红铅、秋石、人乳、晨砂炮制而成。大黄性寒，红铅性热，两者同时用于常洛纵欲过度而虚脱的身体，岂有不一命呜呼之理！”（樊树志：《万历传》第438页。）御使王安舜说：“先帝（朱常洛）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火升，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症，几何不速之逝乎！”（《明事纪事本末·三案》卷68.）郑贵妃进献美女八人给朱常洛，造成“龙体”“虚损”，又指使崔文升献大黄，导致皇上一昼夜泻肚三四十次，“支离床褥间”，对于害死朱常洛她已是罪责难逃。但是李可灼进献红丸最后害死朱常洛，是否受她指使，则查无实据。
第三节 移宫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初六日，明神宗朱翊钧的孝端皇后王氏病逝，朱翊钧本人病入膏肓，郑贵妃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以侍奉皇上为借口，搬进皇帝所居住的乾清宫。她利用侍奉皇帝的条件，使万历皇帝临死之前对皇太子朱常洛留下遗言：进封郑贵妃为（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后。他的这个遗言后来由于廷臣的坚决抵制而没有变成现实，但是郑贵妃仍然赖在乾清宫而不肯搬移。
八月初一日，朱常洛登基称帝，但仍住在太子宫慈庆宫内。在住所的问题上，新皇帝朱常洛就与他的庶母（父之妾谓庶母）郑贵妃发生了本末倒置的怪事情。等到朱常洛吃了司礼监秉笔兼御药房太监崔文升所进大黄之药被彻底击垮了身体之后，外廷舆论汹汹，由杨涟、左光斗出面，终于迫使郑贵妃于八月二十一日从乾清宫迁出，住进慈宁宫，新帝才得以迁入。这应该认定为移宫案中的第一次移宫。
朱常洛的元妃郭氏死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此后他没有再册封元妃，侍奉他的众妻只有才人、选侍、淑女的名分。在他的众多妃嫔中，王氏（后来的明熹宗朱由校的生母）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晋为才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死去。另外有两个同为李姓的选侍，以她们所居宫室的方位分别被宫中之人称为东李和西李。东李仁慈、不轻于言笑，位居西李之前，但受宠幸的程度不及西李。西李“原为郑氏私人，丽色藏剑”，（《明史纪事本末·三案》卷68.）最受朱常洛宠幸。朱由校的生母才人王氏死后，明神宗朱翊钧异乎寻常地疼爱长孙朱由校，便命西李抚育他。人们常说的李选侍即指西李。李选侍与郑贵妃这婆媳二人关系十分密切，郑贵妃想方设法为李选侍请封皇后，倒过来李选侍则千方百计为郑贵妃请封皇太后，这婆媳俩都想把朝廷吞咽到肚子里去。
由于朱常洛的元妃郭氏死后，他没有册封元妃，所以当他登基之后，皇后之位就成了空缺，李选侍急于占有这个空缺，想当皇后，朱常洛也愿意封李选侍为皇后，但是根据明制，必先封为贵妃，然后才能晋封皇后。
八月初十日，朱常洛传谕礼部：“选侍李氏侍朕勤劳，皇长子生母薨逝后，奉先帝旨委托抚育，视如亲子，厥功懋焉。其封为皇贵妃。”（《明史纪事本末·三案》卷68.）八月二十五日，朱常洛在病床上召见阁部大臣，再提这件事。八月二十六日，朱常洛在乾清宫召见大臣，催促他们速封李选侍为皇贵妃。
礼部尚书孙如游见皇帝如此紧急地催促，便向他摆出一堆当务之急：“臣部前奉圣谕上孝端显皇后（朱常洛嫡母。妾所生的子女称父亲之妻为嫡母）、孝靖皇太后（朱常洛的生母）尊谥，加封郭元妃（朱常洛之元妃）、王才人（朱由校生母）为皇后，皆未告竣，宜俟四大礼举行之后。”（《明史纪事本末·三案》卷68.）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一事只能排在四大礼仪之后而为第五件事。
八月二十九日，这是朱常洛死亡的前两天，他再次召见大臣，仍旧提到册封李选侍为贵妃之事。朱常洛的话还没有说完，李选侍掀起帷帏，呼喊朱由校入内，二人窃窃私语几句之后，皇长子朱由校走出帷帏对父皇朱常洛说：“要封皇后。”然而朱常洛听后，竟然一言不答。（《明史纪事本末·三案》卷68.）
如果李选侍封皇后的愿望实现，那么在朱常洛死后、朱由校即位的情况下，她便是皇太后了，郑贵妃就是太皇太后了，她们二人就顺理成章地可以实行双重的垂帘听政了。
但是很快的，明光宗朱常洛于九月初一日五更时分驾崩，李选侍先封贵妃后封皇后的愿望灰飞烟灭。按照常规，她理应从乾清宫搬出。但她仿效其婆婆郑贵妃此前做出的榜样，仍然赖在乾清宫不动。她的意图再明显不过，那就是：迫使新皇帝朱由校即位后立即尊封她为皇太后。基于这种目的，郑贵妃与李选侍密谋策划，把皇长子朱由校拥留于乾清宫内，“欲邀封太后及太皇太后，同处分政事”。（《先拨志始》上卷。）二人对权位的眷恋着实令人吃惊。
在此明廷大权即将落入妇人之手的危难时刻，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挺身而出。王安于万历六年（1578年）进入明廷后宫当上了宦官，曾长期为朱常洛的伴读太监。朱常洛登基后，王安荣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在朱常洛一个月的新政中出了左右策划之力。朱常洛死后，王安获知李选侍与郑贵妃上述密谋之后，便出具揭帖，投给外廷各大臣，揭露“选侍欲拥立东朝（皇长子朱由校），仿前朝垂帘故事”。（《先拨志始》上卷。）
外廷大臣看过王安所投揭帖之后，议论纷纷，主张不一。左副都御史杨涟反对把皇长子朱由校托付给李选侍的主张，说道：“天子岂可托夫人！选侍无德于储君（太子），有怨于圣母（朱由校生母王氏）……大行（古代以称初死的皇帝）皇帝践祚五日而病，十五日而棘（瘦），不一月而崩，即天命有数，乃其故谈之令人愤，不共戴天。李（选侍）郑（贵妃）连体，兰形棘心（外表和善，内心险恶），奸宄辐辏（犯法作乱的人聚集在一起），授太阿柄（太阿，古宝剑名。授太阿柄意为把宝剑柄给人），养虎遗患，我辈无事新主之日。亟请见皇长子，见即呼万岁，导驾出宫。”（张泼：《庚申纪事》、《明史·杨涟传》卷244.）他的主张得到了工部尚书周嘉谟、阁臣刘一燝等人的支持。杨涟还对周嘉谟、李汝华说：“宗社事大，李选侍非可托少主者，急宜请见嗣主，呼万岁以定危疑，随拥出宫，移住慈庆（宫）为是。”（《明史纪事本末·三案》卷68.）二臣认为杨涟说得对，他们把这些话告诉了首辅方从哲。
首辅方从哲率群臣去乾清宫哭临。封建时代，帝王死亡后，臣民举行的哀悼仪式谓之哭临。在要求进宫哭临的官吏中，杨涟率先推门而入，把守宫门的小太监们用木棍向他胡乱打来，杨涟厉声呵斥小太监说：“皇帝召见我等至此，今晏驾（帝王死），嗣主幼小，汝等阻门不容入临，意欲何为？”
守门的太监纷纷退到一边，诸臣们鱼贯而入。哭临完毕，众臣要求拜见皇长子朱由校。这时，朱由校正被李选侍拥留于乾清宫暖阁之中，不能出来会见群臣。就在这种情况下，秉笔太监王安骗李选侍“抱持”皇长子朱由校走出宫来，诸臣一见皇长子，马上叩头，连呼万岁。皇长子朱由校连声说：“不敢当！”群臣共请皇长子朱由校到文华殿去，王安从后拥着朱由校，阁臣刘一燝从左面、勋臣张维贤从右面搀扶着，唯恐他有什么闪失。内侍李进忠再三传达李选侍的命令，让群臣把皇长子送回来，他还大声呵斥诸臣说：“汝辈挟之何往？”杨涟大声斥责他。群臣共同仓促地把朱由校扶上轿子，刘一燝、周嘉谟、张维贤、杨涟等人亲自抬轿，走了几步之后，轿夫匆匆赶到，接过轿子。在群臣的前呼后拥下，皇长子朱由校来到文华殿，他面西而坐，群臣见礼毕，便请他即日登基，朱由校不同意，答应于初六日即位。之后，群臣又护拥他回到慈庆宫（太子宫）。周嘉谟叮嘱皇长子朱由校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地到乾清宫去，他说：“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之身，不可轻易。即诣乾清宫哭临，须臣等到乃发。”（《明史纪事本末·三案》卷68.）朱由校点头表示同意。少卿徐善量、御史左光斗向杨涟吐唾沫，指责他不应该阻止新皇今日即位，杨涟也很恐慌，生怕出现差错。为防止发生意外，他告诉锦衣帅骆思恭派出皇家骑兵加强内外防护。
九月初二日，尚书周嘉谟等合疏（联名）请李选侍移宫，即从乾清宫迁出。御史左光斗上疏说：“内廷之有乾清宫，犹外廷之有皇极殿也。唯皇上御天居之，唯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余嫔妃虽以次进御，遇有大故（指父母丧），即当移置别殿；非但避嫌，亦以别尊卑也。今大行皇帝殡天，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殿下乃居慈庆，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名分倒置，臣窃惑之。且殿下春秋十六龄矣。内辅以忠直老成，外辅以公孤卿贰，何虑乏人，尚须乳哺而襁负之哉？……倘及今不早断，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后之祸将见于今。”（《明史纪事本末·三案》卷68.）
李选侍发现左光斗将其比作武则天，大发雷霆之怒，多次派内侍宣召左光斗，然而左光斗就是不买她的账，说：“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辈何为者？”李选侍听后益加愤怒，派内侍邀请朱由校到乾清宫议处左光斗之事。恰好杨涟在麟趾门遇到送信的内侍，他严肃地对内侍说：“殿下在东宫为太子，今则为皇帝，选侍安得召？且上已十六岁，他日即不奈选侍何，若曹置身何地？”说完后，对内侍怒目而视，使得内侍退走。（《明史·左光斗传、杨涟传》卷244.）《明史》在评论左光斗、杨涟二人辅佐明熹宗朱由校即帝位时，给了二人很高的评价：“当是时，宫府危疑，人情危惧，光斗与杨涟协心建议，排阉奴，扶冲主，宸极（北极星，旧借指君位）获正，两人力为多。由是朝野并称为‘杨、左’。”（《明史·左光斗传》卷244.）
九月五日，李选侍仍然没有迁出乾清宫的想法。但是第二天即九月六日是朱由校登基为帝的日子，李选侍移宫非得在九月五日进行不可。杨涟与诸大臣聚集在慈庆宫门外，要求首辅方从哲尽快催促李选侍移宫，方从哲认为“迟亦无害”，甚至说待“初九、十二亦未晚”。杨涟反对他的说法，理直气壮地说：“昨以皇长子就太子宫犹可，明日为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宫人乎？即两宫圣母如在，夫死亦当从子。选侍何人，敢欺藐如此！”这时太监往来穿梭，有的说李选侍亦是顾命中人（也属于顾命之人）。杨涟驳斥说：“诸臣受顾命于先帝，先帝自欲先顾其子，何尝先顾其嬖媵？请选侍于九庙前质之，若曹岂食李家禄者？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移，死不去。”（《明史·杨涟传》卷244.）刘一燝、周嘉谟也从旁声援，他们辞色俱厉。
李选侍在外廷众臣的强大舆论压力下，在宫内太监王安等人的恐吓声中，被迫移宫，她自己手抱着女儿七公主（寿阳公主），徒步从乾清宫走向仁寿殿哕鸾宫（宫妃养老处）。
九月初六日，朱由校在皇极殿即皇帝位，颁发诏书，以明年为天启元年，他就是明熹宗天启帝。这位少年天子以不务正业闻名于世，对于国家大事不闻不问，整日沉湎于雕虫小技木工活，导致宦官魏忠贤专权，辜负了臣下拥戴的一片诚心实意。
明末三案的发生，说明明廷已经彻底腐败，即将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