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海西地区与海西女真
海西，作为区域的名称，开始于元代。元朝在我国东北地区曾经设置过“辽东海西提刑按察司”、“海西辽东鹰坊万户府”、“海西右丞”、“海西宣慰司”等机构或官职。这些机构或官职所管辖的地域，就应该是海西地区之所在了。
洪武十六年（1383年）四月，朱元璋给故元海西右丞阿鲁灰的敕谕说：
“惟智者能知存亡之道而决去就之机，今尔所守之地，东有野人之隘，南有高丽之险，北接旷漠，惟西抵元营，道路险垝，孰不以为可自固守？尔乃能率众内附，自非智者审势达变，计不及此，虽古之志士，何以过之！”（《明太祖实录》卷153.）
从谕文中的海西地区“南有高丽之险，北接旷漠”来看，南从朝鲜边境，北到黑龙江以北的广大地区，都属于“海西右丞”的管辖范围。赵东升：《海西女真与朝鲜的关系》。但是这个广大范围并不都是海西女真居住的地域，并且也并不都是海西地区。海西地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依据《龙飞御天歌》，当时朝鲜人把今天依兰以西的一段松花江叫做海西江。据此，海西地区必在松花江与牡丹江汇合处的今依兰以上的松花江两岸。
《辽东志·徐玉传》在记载徐玉的军事活动时说：“（洪武）二十年，大军征纳哈出，玉为前锋，直抵金山，破营寨，俘斩尤众，进至一秃河（今伊通河），会纳哈出降，遂还。未几，又略地海西，至松江（今松花江），招谕人口五千余，马牛车辆九百有奇，至一迷河（今饮马河），虏踵其后，玉自以精甲为殿，终莫敢逼。”（《辽东志》卷5.）
一迷河（今饮马河）源出艾河北山，北流入一秃河（今伊通河），二河汇合后向北流入松花江（松江）。
根据《徐玉传》，徐玉略地海西时曾“进至一秃河”、“至松江”、“至一迷河”的事实，以及他进军和撤兵的往返路线，我们可以断定，他所经略的一段松花江当在今伊通河口一带。
这样，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海西地区系指上自伊通河口，下至依兰的松花江中游地区。”（孙进己：《女真史》第212页。）
但是，这不等于说，海西女真人就仅是居住于该地区的女真人。海西女真所居住的范围要比这大得多。换句话说，有的海西女真人居住在海西以外的地区。
根据《明实录》中所提供的丰富大量的史料，我们认为：海西女真应该是指“海西扈伦四部及其所控制的诸卫分的女真人”；海西女真分布在“开原以北，直至黑龙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孙进己：《女真史》第213页。）
明代史学家大致把海西女真划分为山（寨）夷和江夷，或熟女真和生女真两大部分。明代史学家郑晓说：“海西有山夷，即熟女真，完颜余种，亦务耕稼，妇女喜珍珠，倚山作寨，亦名山寨夷；江夷，居黑龙江，即生女真，数与熟女真仇杀。”《皇明四夷考·女直考》。
在海西女真每个部分的内部，又以血缘的亲疏或是居住地的远近结成若干个集团，每个集团都有其核心卫分或是核心部落。山（寨）夷即扈剌温（或作扈伦、呼伦）女真，其核心卫分有兀者卫、呕罕河卫、肥河卫。江夷的核心卫分有弗提卫和考郎兀卫（孙进己：《女真史》第222页。）这些核心卫分或强大的部落，团结周边一些依附于它的卫分或部落，形成卫分联盟或部落联盟，进而打破山夷和江夷、熟女真和生女真的界限，为从混乱走向统一创造了条件。
把海西女真分为山夷和江夷，这是按其居住的自然条件划分的；分为熟女真和生女真，是按其进化的社会状况划分的。这种划分只能是粗线条的大致划分，明代史学家所提出的划分标准不能也不可能解决海西女真中存在了二百年左右的民族归类问题。海西女真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忽剌温即是一个典型事例。无论从居住的一般状况和条件，还是从人类进化的社会状况哪一个方面来说，在联合与征服中形成的扈伦四部，即哈达、乌拉、辉发、叶赫都应该属于山（寨）夷，可是茅瑞征（苕上愚公）却认为乌拉（兀剌）、辉发（灰扒）属于江夷，（茅瑞征：《东夷考略·女直》。）这大概是因为二者居住在松花江流域的原因吧。因此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才会发出“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之感叹。
在海西女真总体上自北向南迁徙的过程中，在各卫分或部落的彼此征战、分化和重新聚合的演进发展中，形成了较为强大的部落联盟，即哈达、乌拉、辉发、叶赫，历史上称它们为扈伦四部。扈伦四部是海西女真的主体和中坚。
第二节 海西女真民族迁徙的原因
海西女真的民族迁徙，总体上说，是自北向南、由边陲向内地的迁徙，是由黑龙江流域向松花江流域的流动，再向开原边外聚集。
海西女真的民族迁徙，除了其自身对居住环境和条件的追求和对明代的中原文化和物质财富的向往外，与明廷实行的招抚政策、建州女真的迁徙以及蒙古族势力的消长和侵入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下分四个方面分析海西女真由北向南迁徙的外在原因。
一、明朝对东北地区的蒙古族和女真族一向实行招抚政策。其后，明朝建国、推翻元朝的统治后，明太祖朱元璋就对盘踞东北的北元残余军事力量实行军事打击与和平招抚两手并用的政策。他一方面派军队从山东渡海向辽东进军，一方面派黄俦等人前往辽东对蒙古军民实行招抚政策。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于建文四年（1402年）称帝，是为明成祖。明成祖对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大力推行招抚政策，奠定了明廷二百余年间对东北女真族实行招抚政策的基础。他全面经营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遍设羁縻卫所，招抚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的海西女真诸部，使他们先后归附，随之又纷纷南迁。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从南京迁都北京，除了巩固明朝的北部边防的考虑之外，加强明廷对海西女真的招抚，也是明廷的重点工作之一。明廷对海西女真实行的招抚政策，成为海西女真南迁的强大的推动力量。
二、明廷肃清北元在东北地区的残余势力后，为海西女真的南迁创造了条件。元末明初的时候，海西地区由元朝海西右丞阿鲁灰管辖，在阿鲁灰的西面与之为邻的则是故元太尉（丞相）纳哈出的势力。这两股北元的残余势力的存在成为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向南迁徙的难以逾越的障碍。
洪武十六年（1383年）夏四月，故元海西右丞阿鲁灰遣人至辽东，表示：“愿内附”。（《明太祖实录》卷153.）阿鲁灰投诚后，北元在辽东的残余只剩纳哈出一支。纳哈出是朱元璋的老对手，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年）在江南太平之役中，他曾被朱元璋的红巾军所俘获，后被朱元璋放回。元朝灭亡后，纳哈出盘踞金山，拥众二十万，活动于辽东，与脱古思帖木儿相呼应，继续同明军对抗。阿鲁灰归顺明朝之后，纳哈出的势力进抵海西西部，控制了松花江中游地段。纳哈出比较顽固，朱元璋屡次招降，他均不加顺从，而且数次进犯辽东，都被叶旺击败。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朝派遣冯胜、傅友德和蓝玉率领二十万明军讨伐纳哈出势力，纳哈出兵败，率部归降明军，被封为海西侯。阿鲁灰和纳哈出等先后归降后，他们的部众也都分批南迁内属。这样，开原以北，包括海西地区，就成为了空旷之地，就给海西女真中的忽剌温女真的向南迁徙海西地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条件。
三、建州左卫和建州卫的先后迁离辉发河流域，为海西女真迁居海西地区提供了空间。
建州左卫和建州卫在松花江上游的支流辉发河流域共同居住了十三年之后，两部先后迁离该地区。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三月至六月，建州左卫向东迁到会宁地方。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四月，建州卫向南迁徙到婆猪江流域的兀喇山南麓。两部先后迁离辉发河流域有一个共同原因，那就是鞑靼军马对辽东的骚扰和掠夺。
元朝灭亡之后，蒙古分裂为鞑靼和瓦剌两部，鞑靼在东，瓦剌在西。永乐十九年（1421年）十一月，鞑靼勾结兀良哈三卫蒙古兵马，大肆剽掠辽东，从山海卫到沈阳路，辽河两岸到处都是蒙古铁骑，北京同辽东的陆路交通甚至都被切断。建州女真的两部即建州左卫和建州卫都担心鞑靼军马和兀良哈三卫军马再次前来扰掠，便报告明廷，请求迁徙，得到批准后，先后迁离了辉发河流域。这为后来海西女真迁入该地区提供了空间条件，使得他们的南迁成为可能。
四、1432年的鞑靼兵马、1451年的瓦剌兵马对海西地区的侵犯和洗劫，推动了海西女真的迁徙。
阿鲁台是明代蒙古鞑靼首领之一。永乐六年（1408年），阿鲁台杀死鬼力赤，立元裔本雅失里为可汗，自命为太师，从此掌握了鞑靼的实权。宣德年间（1426—1435年），阿鲁台掌控的鞑靼在跟瓦剌的争斗中屡遭挫败，便掉头向东进攻兀良哈三卫。《明实录》载：“边报阿鲁台部众东行，攻兀良哈。”（《明宣宗实录》卷96.）兀良哈三卫抵挡不住阿鲁台军马的进攻，有的逃往辽东边外，有的“奔往海西”。阿鲁台所部追逐兀良哈，进而进犯海西地区。海西女真各卫，根据自己的力量，采取不同的办法应对突来的事变：有的卫分，如兀者、肥河等卫，“欲以兵拒之”；（《明宣宗实录》卷99.）有的卫分，如嘉河卫，则请求“以所部人民移居近边”。（《明宣宗实录》卷100.）鞑靼军马对兀良哈三卫的进攻和追击引起了连锁反应，促进了海西女真的进一步迁徙。
正统末年至景泰初年，巨大的兵燹之灾再次降临海西女真地区：蒙古脱脱不花兵犯辽东，杀掠海西。
脱脱不花（1422—1452年），又称“不花王”，亦称岱总汗，简称脱脱。为明代蒙古可汗，被瓦剌部首领脱欢、也先父子拥立和控制，“具可汗名而已”，明人书称其为达达可汗。（《明史·鞑靼》卷327.）景泰二年（1451年）正月，脱脱不花猛烈进攻海西女真，大肆屠杀海西女真人，《李朝实录》记载说：“脱脱兵三万于腊月二十三四日间到海西，执不剌吹（塔山左卫都指挥使弗剌出）杀之。其部落降者不杀，不顺者皆杀之，指挥剌塔以下一、二百逃奔黑龙江松林等处。建州卫李满住闻脱脱王杀掠海西人，奔窜山林。脱脱不穷追，还于海西。今海西、建州等处一空，未闻向朝鲜也。所谓东向者是建州卫也。”《李朝实录》文宗元年正月壬戌条。除了《李朝实录》外，明朝兵部尚书于谦奏议中高能的报告对这场劫难说的也很详尽：“脱脱到白马儿大泊子去处，将都督剌塔（兀者卫都督）、伯勒哥（即肥河卫都督别里格）、都指挥三角兀（双城卫都指挥）及野人头目约有三四百人，尽数都杀了。”（《少保于公奏议·兵部为关隘事》卷8.）
这次大动荡，使海西女真深陷残害焚烫之深渊，诸多的卫所首领被残杀；部众男女，东奔西逃，失散游离。在这样的形势下，“其卫所位置也必有移动，例如塔山左卫之入居乌拉街一带，或许就是此时发生的。”（孙进己：《女真史》第219页。）
持续了一百几十年的海西女真的迁徙过程，大体上就是上述诸多外在原因造成的。如果把此后努尔哈赤在各个击破扈伦四部，即哈达、辉发、乌拉、叶赫以后，强迫各部精壮人丁归向建州女真算作一次强制迁徙的话，那么海西女真的民族大迁徙则持续达二百年之久。
第三节 海西女真的民族迁徙
提到海西女真的民族迁徙，必需首先涉及作为海西女真主体部分的忽剌温（或作扈伦、呼伦）部女真的迁徙。而忽剌温女真核心卫分之一的兀者卫又可以作为忽剌温部女真迁徙的一个典型例子。
兀者卫设立于永乐元年（1403年）十二月，《明实录》载：“永乐元年十二月辛巳：忽剌温等处女直野人头目西阳哈、锁失哈等，来朝贡马三十匹，置兀者卫，以西阳哈为指挥使，锁失哈为指挥同知，吉里纳等六人为指挥佥事……”（《明太宗实录》卷26.）
兀者卫是忽剌温女真中的大卫，卫址设在今“哈尔滨市北的呼兰河流域”一带。“兀者”即窝集，丛林的意思。呼兰河肯定是海西女真人的聚居区，因为在兀者卫设立的第二年，接着又从兀者卫中分设了兀者左卫、兀者右卫和兀者后卫三个卫。（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载《清史论文选集》第1辑。）兀者卫设立不久，西阳哈故去，指挥同知锁失哈晋升为指挥使。就在锁失哈执掌兀者卫的时候，兀者卫已经南迁。这个结论是依据《辽东志》的资料作出的：“建州，东濒松花江，风土稍类开原，江上有河曰稳秃，深山多产松木，国朝征奴儿干于此造船，乘流至海西，装载赏赉，浮江而下，直抵其地，有敕令兀者卫都指挥琐胜哥督守。”（《辽东志·外志》卷9.）这段资料中的建州，系指元朝的建州，地处今吉林市一带。明朝前期，这里是明廷的造船基地。明廷命令兀者卫都指挥琐胜哥在这里代为督守。这位锁胜哥就是《明实录》中的锁失哈。锁失哈在建州代为督守造船基地的事实说明，他所执掌的兀者卫已从今哈尔滨市北的呼兰河流域南迁到今吉林市一带。至于原居于呼兰河流域的四个卫，即兀者卫、兀者左卫、兀者右卫和兀者后卫，只有一个兀者卫南迁，还是另有他卫迁徙，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估计不能是兀者卫一卫南迁今吉林市一带，其他几个卫也基本南迁。
忽剌温兀狄哈即忽剌温女真的南迁是海西女真南迁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兀者卫南迁之外，忽剌温女真的其他卫分也已经南迁。朝鲜的《李朝实录》中记载了忽剌温女真和鞑靼对建州女真的“侵耗”，这次侵耗导致了建州卫和建州左卫分别从辉发河上游的方州（奉州、凤州）向南迁徙到婆猪江流域和向东迁徙到会宁、阿木河一带。其中特别着重记述了建州卫的迁徙：“原居回波江（辉发河）方州等处，为因鞑靼、兀狄哈侵耗，前年受圣旨，搬来婆猪江等处。为饥饿觅粮而来，欲上京谒殿下。”《李朝世宗实录》六年七月乙亥条。
引文中所说的“兀狄哈”就是忽剌温兀狄哈。他们与鞑靼对居住于辉发河上游方州一带的建州卫和建州左卫造成“侵耗”，说明他们已经向南迁徙到了第二松花江沿岸，而且迁来的人数不少，决不只是兀者卫一卫，不然的话，不可能给建州女真的两个卫造成如此重大的威胁，以致使其迁离故土。反过来，随着建州卫和建州左卫的离去，腾出了一个很大的生存空间，忽剌温兀狄哈便得以乘虚而入，进占了松花江上游和辉发河流域，原来建州女真居住的方州至此也已经被忽剌温女真所控制。
由于忽剌温女真人的不断南迁和逐渐接近辽东，在宣德年间竟然出现了忽剌温女真侵犯明边的现象。《明实录》记载说：“宣德四年九月丙午，辽东总兵官巫凯奏：海西野人女直数有寇边者，请发兵讨之。上曰：‘夷狄寇边，固当诛，然谕之不从，而后诛之，彼将无悔。’遂遣敕谕之曰：‘尔等野人女直，受我皇祖太宗皇帝大恩，积有年矣。朕即位以来，上体皇祖之心，加意抚绥，屡饬边将毋肆侵扰，俾尔等安生乐业，有来朝者皆量授官职，赐赍遣还，朝廷之恩厚矣。今闻尚有不知感激思报屡寇边境者，此愚之甚也。盖其所得甚少，不知召祸甚大，非全身保家之计。今边将屡请发兵剿捕，朕虑大军一出，玉石难分，良善之人必有受害者。兹特遣人赍敕谕尔等宜互相劝戒，约束部属，各安尔土，朝贡往来，相通买卖，优游足给，岂不乐哉！若仍蹈前过，恣意为非，大军之来，悔将无及。’”（《明宣宗实录》卷58.）
资料说：海西野人女真“屡寇边境”，明朝“边将屡请发兵剿捕”。这说明一个事实：海西女真已经向南大大迁徙，已经到了距离明朝辽东边境不远的地方。他们屡寇明边，甚至对移居婆猪江的李满住造成了威胁，以致李满住想进一步西移到辽阳草河。正统元年（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对辽东总兵官、都督同知兀凯等发布敕令说：“今得建州卫都指挥使佥事李满住奏，原奉恩命在婆猪江住坐，近被忽剌温野人侵害，欲移居辽阳草河。朕未知有无妨碍，尔等宜计议安置处所，毋驰边备，毋失夷情。”（《明英宗实录》卷19.）
李满住所属的建州卫胡里改部，在其祖父阿哈出时期，由于受到来自北方的兀狄哈的压迫而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南迁到辉发河方州一带。到李满住执掌建州卫期间，建州卫为躲避鞑靼和忽拉温兀狄哈的“侵耗”，不得不再次举部南迁婆猪江。到了正统元年（1436年），为了免遭忽剌温野人的侵害，李满住又被迫向明廷提出迁至辽东腹地辽阳草河的要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忽剌温女真，即海西女真的主体部分，逐次南迁的事实。
忽剌温女真南迁后，除了势所必然地屡犯明境外，也必然会侵掠朝鲜的边境，因为女真诸部都把掠夺视为获得财富和人畜的最简捷的途径，不论夺自明廷或是朝鲜。宣德七年（1482年）十二月，终于发生了忽剌温女真袭击朝鲜闾延的事件。《李朝实录》记载这次事件说：
“野人四百余骑突入闾延之境，摽掠人物”；“满住承圣旨入深远处捕土豹，空家之时，忽剌温兀狄哈领兵百余到闾延江界作乱，掠男妇六十四名以还。满住率六百余兵把截山谷要路，尽夺而留养之，宜遣人率还。”（《李朝实录》世宗十四年十二月甲午条、丙午条。）
显然，忽剌温兀狄哈不止一次到朝鲜闾延抢掠。参加抢掠的主要人物有木答兀（兀者卫首领之一）、沙隆哈（呕罕河卫的首领之一）、得隆哥、南卜哥等人。李朝世宗十六年（明朝宣德九年，1434年）十月，明廷敕令说：“原差指挥孟捏哥来、百户王钦、舍人王武等，赍敕往谕肥河等五卫都指挥佥事剌令哈等，令其著落忽剌温地面野人沙隆哈等各名下，追取送还本国。”《李朝实录》世宗十六年十月乙卯条。
参与抢掠闾延的五个卫分，史书只记载了三个卫分，这就是兀者卫、肥河卫和呕罕河卫。兀者卫已经迁至建州，即今吉林市一带居住，据此我们判断：肥河卫和呕罕河卫亦当居于兀者卫附近。《明实录》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总督辽东军务左都御使李秉言：建州虏寇因结海西女直，抄掠边境。今海西虏使在京者，审译之，皆云：部内惟呕罕河、兀者、肥河三卫附近建州，党比为寇。遂降谕切责，并付武忠往谕之。”（《明宪宗实录》卷39.）
这段史料中的“建州虏寇”是指完成最后迁徙、居住于“浑河上”即三土河与冬古河之间以至苏子河流域的建州三卫。此时，上述忽剌温三卫，即呕罕河卫、兀者卫、肥河卫居住于建州三卫附近，说明：于永乐四年九月设于今宾县蜚可图河流域的肥河卫和于永乐六年正月设于今依兰县东倭肯河流域的呕罕河卫，已经不在蜚可图河流域和倭肯河流域，而是南迁到“附近建州”的地方。
考郎兀卫的南迁是海西女真向南迁徙的又一个典型例子。考郎兀卫设于永乐五年三月，卫址在黑龙江与松花江交汇处东南的额图古城。与考郎兀卫比较靠近的有设于永乐七年的忽儿海卫，忽儿海卫的卫址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旧城。
考郎兀卫的指挥同知恼纳在永乐中期的时候，与其侄子塔失之间发生了争印事件，以致引起明成祖朱棣的干预。《明实录》说：“永乐中，海西野人都指挥恼纳、塔失叔侄争印，太宗皇帝令恼纳掌忽鲁哈卫，塔失掌弗提卫，其人民各随所属。”（《明英宗实录》卷82.）
《明实录》中的忽鲁哈卫即忽儿海卫，设立于永乐七年（1409年）三月，同年五月改为弗提卫。忽儿海卫在成立的短时间之后即改名为弗提卫的奥秘，可以从上一段《明实录》中得到这样的解释：忽儿海卫内发生恼纳（为叔）、塔失（为侄）二人之间争夺忽儿海卫卫印之事，明太宗朱棣命令将刚刚设置两个月的忽儿海卫分成两部，一部分仍叫忽儿海卫，是为正统，由恼纳执掌；另一部分改叫弗提卫，是为分枝，由塔失执掌。“其人民各随所属”，很自然地也分为两部分。这种析置新卫解决卫所争印的办法，成为后世效法的榜样。
恼纳任考郎兀卫的指挥同知时，驻地在黑龙江与松花江交汇处东南的古城额图，后来任忽儿海卫都指挥时驻地是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旧城。随着恼纳的南下，考郎兀卫不可能脱离恼纳而留在原地，估计很可能是与忽儿海卫合并一同南下了。据判断，恼纳是在李满住率领胡里改部向南迁徙婆猪江之后，才率领他执掌的二卫从松花江口沿江而上向南迁徙至今依兰县境的。
嘉河卫的南迁很显然是在外力的作用下造成的。宣德七年（1432年）蒙古鞑靼部的军事独裁者阿鲁台率领所部东攻兀良哈三卫并进而侵入海西，忽剌温女真中的大而强的卫分“欲以兵拒之”，但是有的小卫则只好远走他乡。《明实录》记载说：“嘉河卫指挥乃剌秃等差指挥卜颜秃来奏：和宁王阿鲁台部属徙于忽剌温之地，迫近本境，恐其为患，今以所部人民移居近边，乞赐优容。”明宣宗遣敕谕之说：“朕于四方万国之人，一视同仁，皆欲使之安生乐业，故屡敕边将有来居近边者，善加抚恤，况尔等归心朝廷者乎？”（《明宣宗实录》卷100.）明廷准许嘉河卫向南迁徙近边之地。蒙古军马的暴力压迫和明廷的招抚政策促成了嘉河卫的南迁。
第四节 扈伦四部在南迁的过程中形成
在海西女真向南迁徙的过程中，经过卫所内部的分化瓦解，卫所与卫所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兼并与组合，海西女真终于形成了四个比较强大的部落联盟，这就是扈伦四部：哈达、乌拉、辉发、叶赫。
一、哈达部。扈伦四部中，哈达部和乌拉部都是从塔山左卫发展而来，两部同源同祖，有着共同的祖先。
关于塔山卫的设置，《明实录》记载说：永乐四年二月，“女直野人头目塔剌赤、亦里伴哥等四十五人来朝，置塔山卫，以塔剌赤等为指挥同知、卫所镇抚、千百户，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明太宗实录》卷51.）塔山卫管辖呼兰河流域一带。（吴文衔：《关于扈伦四部南迁》。）
四十年过去以后，由于塔山卫人口益众，部务日繁，塔山卫的都指挥佥事弗剌出请求设卫给印。明廷调查研究过后于正统十一年（1446年）十一月回复弗剌出说：
“设塔山左卫。敕谕塔山卫都指挥佥事弗剌出曰：尔弗刺出世居边境，忠事朝廷，自我先朝荐膺官赏，比者尔累奏所管人民颇多，或有声息驰报未便，请设卫给印，以图补报；呕罕河卫都督同知你哈答又奏保尔效力多年，善抚人民；辽东总兵等官亦审实以闻。今特准尔所请，设塔山左卫，给与印信，命尔掌印管事，尔宜深体朕意，坚守臣节，遵守礼法，抚绥部属，或有远夷奸诈之徒蛊诱尔部属为恶者，即使擒治，尔其钦哉！”（《明英宗实录》卷147.）
于是在正统十一年（1446年）十一月，从塔山卫中析置出塔山左卫，命原塔山卫都指挥佥事弗剌出“掌印管事”，塔山左卫正式成立。塔山左卫的管辖范围，“约在今依兰县以西蚂蜓河一带。”（吴文衔：《关于扈伦四部南迁》。）
塔山左卫设置之后大约八九十年的光景，塔山左卫出现了一位很有能力并且风光一时的人物速黑忒。《明实录》记载他的事迹说：
“女直左都督速黑忒自称有杀猛克功，乞蟒衣、玉带、金带、大帽等物，诏赐狮子彩币一袭，金带、大帽各一。猛克者，开原城外山贼也。常邀（拦住）各夷归路，夺其赏，速黑忒杀之。速黑忒居松花江，距开原四百余里，为迤北江上诸夷入贡必由之路，人马强盛，诸部畏之，往年各夷疑阻，速黑忒独至，顷又有功朝廷，因而抚之，示特赉之意，且遍谕在馆诸夷，即万里外有功必知，知无不赉云。”（《明世宗实录》卷123.）
根据这段资料中的“速黑忒居松花江，距开原四百余里，为迤北江上诸夷入贡必由之路”这句话和在今洮南县境内出土了“塔山左卫之印”的事实，我们断定：“塔山左卫的新居地应在开原以北四百里松花江大曲折处，即今吉林省农安、扶余和前郭县一带。”吴文衔：《关于扈伦四部南迁》。比起塔山卫来是大大南迁了。必须说明的是，到速黑忒统治时期，塔山左卫已消失，代之以塔山前卫。这是因为，在速黑忒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景泰二年（1451年）蒙古瓦剌部脱脱不花兵犯海西时，塔山左卫已被摧毁，首领弗剌出（不剌吹）也被杀掉，代之而起的是塔山前卫和海西女真的其他家族。到明武宗朱厚照统治时，速黑忒已是以塔山前卫的身份进行活动了，《明实录》记载说：“正德十五年（1520年）十二月，塔山前卫女直都督佥事速黑忒进小熊一只，鸿胪寺奏异物非年例，上特纳之。”（《明武宗实录》卷194.）
速黑忒并不出自塔剌赤—弗剌出家族，而是出自另外一个海西女真世家。他的父亲为佳玛喀，佳玛喀之父为多拉胡其，多拉胡其之父为扈伦始祖纳奇布录。速黑忒为纳奇布录之曾孙。速黑忒的四弟为绥屯，绥屯之长子为克什纳。克什纳是速黑忒的侄子。
扈伦国的第三代国主佳玛喀生有四子：长子都勒希、二子扎拉希、三子速黑忒、四子绥屯。后来长子都勒希承袭乌拉部；二子扎拉希、三子速黑忒、四子绥屯“皆承袭扈伦之后演变为哈达部”。（赵东升：《扈伦四部和海西女真》。）速黑忒在抗击外族的战争中牺牲后，他的塔山前卫都督的职务由他的侄子克什纳承袭。但是侄子承袭伯父的职务不合于明朝的规定，所以克什纳“冒名顶替速黑忒”，“以速黑忒的名义邀贡赏”，以速黑忒的“敕书入贡”。（赵东升：《扈伦四部源流考辨》、《扈伦探踪》。）长此以往的结果，就造成“明史只称速黑忒，而不知有克什纳之名”的事实。（赵东升：《扈伦四部源流考辨》。）前引《明实录》中杀掉开原城外山贼猛克的，就不是伯父速黑忒，而是侄子克什纳，这时速黑忒早已牺牲多年了。
嘉靖十二年（1533年），克什纳的堂叔巴岱达尔汉（系佳玛喀之弟撮托之子）发动兵变，把克什纳都督杀害了。克什纳的长子彻彻木随父亲一起同时遇难。彻彻木的儿子万（后称王台）逃往锡伯部之绥哈城。克什纳的四子旺济外兰（后又称王忠），“率领一部分部众，三迁至开原城广顺关（南关）外的哈达河（即今辽宁省西丰县小清河）。”（吴文衔：《关于扈伦四部南迁》。）
塔山左卫在速黑忒时期发展成为塔山前卫。在旺济外兰即王忠执掌时期，在大跨步南迁至哈达河（今小清河）流域后，塔山前卫不仅站稳了脚跟，建立了哈达部，而且日益强大，“东夷诸种无不受其约束者，无论近边各卫站，岁修贽贡，惟忠为政”。王忠治下的哈达竟发展成为东北女真族中最强大的势力集团，“东夷自海西、建州一百八十二卫、二十所、五十六站皆听约束。一时开（原）辽东边，无一夷敢犯居民者，皆忠之力也。”（《开原图说》下卷。）王忠成为哈达部的创建者。
王忠治下的塔山前卫由于居处于哈达河（今小清河）流域，因而称为哈达部。哈达部的中心城寨为亦赤哈达城即哈达新城，在开原城东一百四十里的哈达河北岸。（吴文衔：《关于扈伦四部南迁》。）在扈伦四部中哈达部是向南迁徙最靠近明朝边境的一部。其南迁幅度最大。
二、乌拉部。乌拉部确实与哈达部共祖，正与哈达部不出自于塔山卫的塔剌赤和塔山左卫的弗剌出家族一样，乌拉也不出自于塔剌赤——弗剌出家族。（赵东升：《明末乌拉部是否源于塔山左卫》。）乌拉的始祖是纳奇布录，二世祖为多拉胡其，三世祖为佳玛喀。佳玛喀有四子：长子都勒希，次子扎拉希，三子速黑忒，四子绥屯。长子都勒希为扈伦国的第四代国主，他有三个儿子，他把扈伦国主的位置传给了三子库堆朱颜。当速黑忒的孙子辈王忠一支相继迁往哈达河流域时，速黑忒的侄子库堆朱颜率领塔山左卫的一支人马“略向东移”，后因西部蒙古瓦剌部的袭扰而“入居今乌拉街一带”。（孙进己：《女真史》第219页。）库堆朱颜的儿子为太栏，太栏的儿子为布颜（补烟）。
布颜是位很杰出的人物，他“尽收兀喇诸部，率众于兀喇河洪尼处筑城称王”，（《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乌拉部正式建立。乌拉虽然自成一部，但力量较弱，听命于同源同祖的哈达部王忠之侄王台。布颜所建立的政权因居于乌拉河（今松花江上游）流域，故而称为乌拉部。乌拉部的中心城寨为乌拉城，在今吉林市西北七十里的乌拉镇。比起塔山卫时期，乌拉部也向南迁徙了，只是迁徙幅度没有哈达部大。
三、叶赫部。叶赫部的先祖出自塔鲁木卫。塔鲁木卫设立于永乐四年（1406年）二月，《明实录》记载说：“女直野人头目打叶等七十人来朝，命置塔鲁木、苏温河、阿速江、速平江四卫，以打叶等为指挥、卫镇抚、千百户等官，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明太宗实录》卷51.）塔鲁木卫的初居地，“约在今松花江北岸呼兰河以北一带”。（吴文衔：《关于扈伦四部南迁》。）
叶赫部的始祖为星根达尔汉。星根达尔汉的名字由两部分构成：名，星根；尊称，达尔汉。达尔汉是为首者之意，按照女真人的习俗，部落首领家中的长子，往往在名字后面加上该尊称。（赵东升：《关于叶赫首领的族属问题》。）有人说，星根达尔汉是塔鲁木卫的指挥。（吴文衔：《关于扈伦四部南迁》。）有人说，星根达尔汉是塔鲁木卫首任指挥打叶的女婿。（苏景春：《叶赫史话》第4页。）这两种说法在《明实录》中都得不到印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星根达尔汉在塔鲁木卫中是一名中下级官员，也不排除他与塔鲁木卫的首领有亲属关系。
叶赫部的二世祖为席尔克明噶图。席尔克明噶图的名字同样由两部分构成：名，席尔克；尊称，明噶图。有的学者做过研究，认为“明噶图”是个千总之类的小官职。（赵东升：《关于叶赫首领的族属问题》。）据此我们判断，叶赫的二世祖席尔克明噶图在塔鲁木卫任千户之职。
大约在星根达尔汉和其子席尔克明噶图任塔鲁木卫中下级官职时，最迟在明成化中期之前，塔鲁木卫南迁进入“胡笼”即扈伦地方，“灭扈伦国所居张地之纳喇姓部，遂据其地，因姓纳喇。”（《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6.）也就是说，塔鲁木卫南迁到了扈伦国所居的叫做“张地”的地方。张地的地理方位“约在今松花江大曲折处”。（吴文衔：《关于扈伦四部南迁》。）
明成化年间，叶赫的三世祖的儿哈你（清人写做齐尔噶尼）登上了历史舞台，他的活动已见诸于《明实录》的记载：
成化十九年（1483年）十二月，“海西塔鲁木等卫野人女直指挥的儿哈你等，各来朝贡马及方物，赐宴并衣服，彩缎等物有差。”（《明宪宗实录》卷247.）
成化二十年（1484年）十一月，“海西塔鲁木等卫野人女直都指挥的儿哈你等来朝贡马及貂皮，赐宴并衣服、彩缎等物有差。”（《明宪宗实录》卷258.）
这两段史料说明，叶赫的先祖确实出自塔鲁木卫无疑，经过祖孙三代的辛劳服务，到第三代齐尔哈尼时终于当上了塔鲁木卫的都指挥。他成为“首先登上历史舞台的叶赫部先人”。（赵东升：《关于叶赫首领的族属问题》。）但他决不是打叶的后代，打叶家族世传的职务已落入齐尔哈尼之手。
叶赫部的四世祖祝孔革于正德八年（1513年）袭其父（齐尔哈尼）职之后，又率部属向南迁徙到叶赫河（今大清河）流域，并在嘉靖十三年（1534年）在距开原一百二十里的镇北关外叶赫河沿岸修筑了珊沃赫城。但此时叶赫听命于哈达。
祝孔革迁入珊沃赫城后，以所居之叶赫河名命其部，对内称叶赫部或称叶赫国。叶赫部的四世祖祝孔革成为叶赫部的开创者。
祝孔革有三个儿子：长子太杵、次子台坦柱、三子尼雅尼雅喀。此三人为叶赫部的五世祖。
祝孔革的次子台坦柱有三个儿子：长子齐纳赫，次子清佳砮，三子杨吉砮。这三个人成为叶赫的六世祖。
约在十六世纪中叶，清佳砮和杨吉砮执掌叶赫部时，叶赫的势力日益强大，并且取代了哈达在扈伦四部中的盟主地位，海西女真诸部“望风归附，拓地益广，军声所至，四境益加畏服”。（徐乾学：《叶赫国贝勒家乘》。）清佳砮和杨吉砮在叶赫河两岸各筑一城，两城相距三华里，清佳居西城，在叶赫河北岸；杨吉砮居东城，在叶赫河南岸。两城均在今吉林省梨树县叶赫满族镇境内。叶赫向南迁徙的幅度也是很大的，也靠近了明朝的北部边境。
四、辉发部。李鸿彬教授说：“辉发部原居牡丹江流域的弗提卫，其祖先塔失为该卫指挥。”（戴逸：《简明清史》第1章《满族的兴起和后金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吴文衔说：“辉发部的前身为弗提卫的一支。”（吴文衔：《关于扈伦四部南迁》。）
辉发部出自弗提卫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弗提卫之设是在永乐七年（1409年）。《明实录》说：“永乐七年五月乙酉：瓦剌金河等处野人头目塔失等二十三人来朝，改忽儿海卫为弗提卫，以塔失等为指挥、千百户、镇抚，赐诰印、袭衣及钞币有差。”（《明太宗实录》卷92.）
忽儿海卫本来设立于永乐七年（1409年）三月，与忽儿海卫一起设立的共计十一个卫。（《明太宗实录》卷89.）忽儿海卫设立刚刚两个月，于五月间又改为弗提卫，这是什么原因呢？经查《明实录》我们了解到，明廷更改卫名之举与恼纳、塔失叔侄争夺卫印有直接的关系。《明实录》记载道：“永乐中，海西野人都指挥恼纳塔失叔侄争印。太宗皇帝令恼纳掌忽鲁哈卫（即忽儿海卫），塔失掌弗提卫，其人民各随所属。”（《明英宗实录》卷82.）
明成祖朱棣以析置新卫的办法解决了叔父恼纳与侄子塔失之间发生的卫印之争。忽儿海卫和在它北面新设的弗提卫“所辖地域包括从牡丹江至富锦一带”。（吴文衔：《关于扈伦四部南迁》。）分卫之后，恼纳率忽儿海卫南迁，而弗提卫仍在原处没有迁徙。
成化元年（1465年）弗提卫都督察阿奴在来京朝贡的路上病卒。都督察阿奴死后，“弗提卫内部发生分化”。隶属于弗提卫的黑龙江尼马察部人从弗提卫分出，在其首领星古礼的率领下从黑龙江畔向南迁徙，在塔鲁木卫进入张地的前后，也迁居到距张地不远的渣鲁地方，随后投入居于张地的扈伦部落，与张地的土著头领纳拉氏·噶扬噶图墨图结拜，杀牛祭天，星古礼改姓纳拉氏，从而站稳了脚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孙进己：《女真史》第225页；吴文衔：《关于扈伦四部南迁》。）据考，星古礼入居的“张地”，即在今吉林市东南一百五十公里处的伊通东南的碱埸地方。星古礼的六世孙王机禇又率部向南迁徙到辉发河流域，“招服辉发诸部，于辉发河边扈尔奇山（即辉发山）筑城居之，因名辉发国。”（《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3.）辉发部最后定居的中心城寨，“在今吉林省辉南县城（朝阳镇）东北三十五里的辉发山城”。（吴文衔：《关于扈伦四部南迁》。）辉发部从祖居地黑龙江流域逐步南迁到松花江右岸的支流辉发河流域，大大向南迁徙了。
扈伦四部，哈达、乌拉、叶赫、辉发，均是在南迁的过程中形成的，它又说明了海西女真的自北向南民族迁徙的基本趋势和概况，是海西女真民族迁徙的最具体最生动的例证。
海西女真的民族迁徙，使得海西女真各部越来越接近明代辽东地区，加强了他们与明朝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与交流，这对于促进海西女真的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此外，海西女真的民族迁徙还促成了扈伦四部，即哈达、乌拉、叶赫和辉发四个强大部落联盟的形成，为后来努尔哈赤统一海西女真地区创造了条件。
中国当代史学著作在讲到明末海西女真的四个地方政权哈达、叶赫、乌拉、辉发时，统称为扈伦四部。“扈伦四部”这一称谓是根据什么提出来的呢？笔者主要搜集到如下三种说法：
赵东升说：“乌拉、哈达、叶赫、辉发四部，是由海西女真扈伦国裂变而产生，史称扈伦四部。”（赵东升：《明末乌拉部与朝鲜的边界纠纷》。）
吴文衔说：“扈伦四部，属于海西女真。扈伦，又作胡笼、呼伦、源于忽拉温地名。忽拉温，又作火剌温，即今松花江北岸的呼兰河流域。扈伦四部中，哈达和乌拉两部共祖于塔山左卫；叶赫部先人的塔鲁木卫、辉发部所出的弗提卫中的一支，均分布在忽拉温及其以东地区。这三卫女真人，以忽拉温地区为出发点，千里南下，几经辗转，到16世纪初（嘉靖年间）先后定居于辽河上游和松花江之间，形成哈达、乌拉、叶赫、辉发四部，结成以原塔山左卫为核心的纳喇姓的扈伦联盟，史称‘扈伦四部’。”（吴文衔：《关于扈伦四部南迁》。）
孙进己说：“扈伦四部，包括乌拉、哈达、叶赫和辉发。扈伦又作呼伦，系忽剌温的异写。这四部皆冠以‘扈伦’，就表明他们的主体来源于忽拉温女真。”孙进己：《女真史》第223页。
笔者认为，孙进己先生的解释更恰当些。海西女真的哈达、乌拉、叶赫、辉发四部之所以统称之为扈伦四部，是因为“他们的主体来源于忽拉温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