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采访人背景：
王晓雨 北京人 教师32岁
我叫王晓雨，是北京丰台区19中学的教师，我与妻子是1990年结的婚，那时的她温柔、美丽，是个小鸟依人式的女孩。
1992年，结婚两周年的时候，我们准备生一个孩子。就在我们全家人都在静候妻子怀孕的佳音时，有一天妻子却被同事抬着进了家门。我还以为是妻子怀孕以后的反应，忙送她进医院检查，可结果却让我瘫倒在了医院门口。
妻子的脊柱上长了个骨肉瘤，目前已压迫了神经，她突然瘫痪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全家人包括她的父母都不相信这个事实，我到处找权威的医院和大夫看妻子拍的CT片，可结论几乎是一样的。而且，如果不动手术，一旦瘤子破裂，妻子连生命都保不住，这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医生的警告每天在我耳边轰轰作响。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无所适从。她的父母找到我，要我尽快在手术单上签字，他们说哪怕女儿瘫了，他们来照顾，也不要女儿这么年轻就死去。我同妻子商量，她总是默默地流泪，一句话也不说。她明白自己只有听从命运的安排了。可她还那么年轻，只有24岁。
面对妻子的泪水，我恢复了男人的勇气，我在手术单上签了字，我想无论是什么结果，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1992年6月20日，妻子被推进了积水潭医院的手术室，8个多小时后妻子在昏迷状态中被推出了手术室。医生对我们说瘤子已经切除，可她的脊柱以下的神经组织也全部被剥离。如果瘤子切片是良性的，她还可以活下来，可如果是恶性的，将来很难保证不扩散，医生要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妻子一直昏迷了十几个小时才彻底醒来，当她发现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她绝望地要往病床下翻，她说她不要这样活在人世上，成为亲人们的累赘。可是，胸部以下全失去了知觉的她根本动不了，她就是想死没有别人的帮助都不可能。
10天过去了，瘤子的切片报告出来，是良性的，但由于位置长得太特殊，这一次手术还是从此让妻子成了高位截瘫病人。
出院前夕，妻子抓住我的手认真地对我说：“晓雨，不是我不爱你，只是我这种样子已无法再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知道你很喜欢孩子，可是我已经不可能再做一个母亲，我们还是离婚吧，我回母亲那儿住，你再找一个健康的女孩结婚，我……不能耽搁你一辈子啊！”
妻子说着号啕痛哭，我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抛弃妻子，她是那么的柔弱无助，我不可能在这种时刻离她而去，我对妻子说：“琳，别说傻话了，既然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是福是祸我愿意为你承担，有没有孩子对我们来说不是最重要的，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直到你重新站起来那一天。”
我的话让妻子不再哭泣，她信任的目光让我更坚定了自己的献身精神。出院以后，妻子跟我回了家，刚开始的时候，她的父母和妹妹经常帮我照顾她，我一边上班一边随时照料她，人很快就消瘦得不像样子。学校领导看我实在吃不消，便主动提出帮我找个小保姆，费用由单位来出。因为我在学校带的是高中毕业班，即将考大学的孩子们容不得我在业务上三心二意。
妻子回家的3个月后，一个从河北磁县找来的19岁女孩月月走进了我的家门。这是个健壮、质朴的农村女孩，有着很开朗的性格。她一来到我家，便使我减轻了很多负担。妻子大小便失禁，像婴儿一样不得不使用尿布，可月月从来没有嫌脏嫌麻烦，随时让妻子更换洁净干松的尿布片，她把妻子伺候得挺周到，妻子对她很满意。我那时正好忙着给学生们搞复习提纲，准备考前模拟题，每天忙得很晚才回家，妻子有些不高兴。有一次我又回来得很晚，发现妻子的眼睛哭得红红的，晚上饭也没吃。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月月把我拽到厨房悄悄说，我的岳母刚刚来过，数落女儿不把我看紧一点儿，早晚我会扔下她不管，到时候，她们可没办法照顾她一辈子。妻子听了这些话越想越伤心就哭了起来，月月怎么劝也劝不住。
我当时也很生气，心想岳母怎么能说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毕竟妻子是一个失去所有指望的人。过了几天，等妻子的情绪稳定下来，我诚恳地对她说：“琳，你要相信我，我是不会对你做背信弃义的事儿，等这个毕业班参加完高考，我就提出申请不再做班主任，那样会有更多的时候来照顾你，你现在正处在恢复期，千万别胡思乱想，影响身体。”
可没等我说完妻子就嚷嚷：“你别骗我了，我早就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恢复得像以前那样，这辈子我要在就上一直待着，如果是这样我还不如死了好，我们还是离婚吧，我不想连累你一辈子。”
对于妻子几次提出离婚我都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因为我觉得那不是她的真心话，也觉得自己如果那样做太违背良心，我想这样维持着也许对妻子来说是唯一的安慰。可也许是真的看到康复无望，又加上昔日的同事、朋友经常抱着自己的孩子来看她，妻子每次在客人离开以后，都会又哭又笑，情绪极不稳定。
高考过后是暑假，我推掉学校所有的旅游活动，一心一意地在家照顾妻子。由于天太热，为了妻子的手术已经花尽了所有积蓄的我们，买不起空调，唯一的电扇又放在妻子房间里，我和月月都热得有些受不了。可岳母来了，一进门见我在家穿着短裤，月月穿着短裙便有些不高兴，皱皱眉头让我把衬衣、长裤穿起来。她说，月月也是个大姑娘了，要我注意检点自己的行为，她不但跟我说，还跟妻子嘀咕。她要妻子防着我们点儿，妻子把她母亲的话当作笑话讲给我听，可那眼神里却有一种不信任。我知道在病榻上待久了失去任何能力的妻子心态难免有些扭曲，可我对岳母的言行产生了反感，她到我们家没有想到给我帮一把手，却处处挑起事端，让妻子的情绪老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我明里暗里地提醒她如果不想来帮我，就不要总跑到这儿说三道四的。
岳母果真来得少了，可一般不太登门的小姨子却三天两头地带着男朋友上门，说是来看姐姐，可进门她就和男朋友没脸没皮地开玩笑，还不时到我房间看我在做什么。一见他们来了，我就嫌乱躲进自己的书房，可小姨子竟像侦探一样，一会儿不见我便乱嚷嚷：“咦，我姐夫跟月月干什么去了？”老来这样搅和，妻子也有些受不了，可她有气不能对着自己的妹妹来，便老冲着月月发火。本来挺勤快周到的月月经受这样不明不白的数落，心里也挺不高兴。我要是替月月说两句，那便是闯了大祸，妻子会不依不饶地闹上几天几夜。每到这时候，岳母又有话说了，可她不说我，而是数落自己的女儿，什么谁叫你得了这么个要命的病啊，久病床前无孝子啊，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啊，大难临头各自飞啊。什么伤人心她说什么，有一次我实在无法忍受跟岳母大吵了一架，直闹得邻居出来劝架。这一次大家都知道我因为袒护保姆月月跟妻子家里人吵了起来，不用说大家心里会怎么想，一时间妻子成了人们眼里的同情对象。
开学以后，我找到学校领导要求不再担任班主任。可学校领导不批，我只好收回了辞呈。于是，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我每天上班下班，伺候妻子，忍受她不停的猜疑与谩骂。几年病榻生活使妻子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她不再是那个小鸟依人的女孩，浑身虚胖的她看上去臃肿可怕，她成了一个情绪极端，非常神经质的女人。
晚上她规定我必须睡在她旁边，有时我要备课就等她睡着我再回书房，可她一翻身看不到我，便要惊天动地地喊：“晓雨，晓雨，你在干嘛？”后来，她索性让我在房间里搭一个单人床，让月月也在她房间里睡，她说我们两个人都睡在她身边她才踏实。她的意思我很明白。我感到一种屈辱。可又觉得她是病人，我得事事迁就她。最可怕的是晚上，她白天睡得足，晚上便有些兴奋，观察我和月月成了她最感兴趣的事儿。她一会儿看我睡熟了没有，一会儿把我弄醒让我看月月睡着了没有，一会儿又问我为什么喘粗气，是不是有些睡不着，我简直让她折腾得有些精神失常。我对她说：“琳，快睡吧，我明天还要上班呢，月月还是个孩子，你不要乱猜疑别人。”
我的话让妻子听来却别有一层意思，她说：“我知道你根本睡不着，你别否认你在想女人，你要是真的受不了，你可以出去找女人，但不能想月月。”我让她说得哭笑不得，还得尽量哄着她别发火。可我越是陪笑脸说好话，妻子就越怀疑，越解释她就越觉得我在掩饰自己。有一次她当真对月月说，要月月防着我点儿，因为我喜欢她。这次真的把月月得罪了，月月一气之下收拾了东西连个招呼也没打离开了我家，只给我扔下了一堆妻子的尿布和脏衣服，我手忙脚乱地收拾了一个星期才算理出个眉目来。
月月走了，妻子收敛了一阵儿，可我依旧很忙，有时候回家稍晚一点儿，她又疑神疑鬼地对我冷嘲热讽。我在学校累了一天，回家连口热饭都没有，还得想尽一切办法小心照顾性格怪戾的妻子，心理上的确有些承受不了。精神上的折磨让我心灰意冷，可生理上的煎熬也像是一把软刀子在杀人，有时实在难熬我便到医院找中医大夫给我配制一种降低性欲的中药。可大夫直摇头，说这种药喝多了对你的将来没有好处。
从1992年到1999年，整整7年我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中过来的。对于照顾妻子我至今没有怨言，可越来越厉害的猜疑与指责我却无法忍受。这几年里我陆续又请了几个保姆。可她们无一不是被妻子那句“当心我丈夫会喜欢你”给吓跑的。时间一长，我在宿舍院里都快跟“色狼”划等号了。那一段时间，我苍老了许多，不是因为劳累而是因为心累，我把自己的苦闷写进了文章里，结果有不少人给我来了信。有一位叫红蕾的姑娘还特别说，如果我愿意，她会跟我一起分担人生的苦恼。我非常感激她的信任，连夜给她回了信，我们通过这种方式互相了解、熟悉，最后我们相爱了。
她是江苏徐州人，丈夫得了癌症去世后给她留下了一个3岁的女儿，她表示如果我可以离婚，她愿意赴北京跟我结良缘，并且可以帮我照顾妻子。我们彼此交换了照片，照片上她抱着女儿安详地微笑着，人并不漂亮，却有一双温顺、善良的眼睛。7年了，我在妻子的病痛阴影中折磨得几乎死去的心头第一次感觉到有一股暖流在涌过，我突然发现路其实还很长，生活的空间还是那么宽广。我重新振作起来，想要拥抱新生活。我对妻子谈了我的想法，我希望她能够理解我支持我，我对她说，即使我离婚后再婚，对她的责任也不会放弃。妻子出人意料地没有大吵大闹，她同意我起诉离婚，但不同意我再婚后还带她在身边，她说要回母亲家去，那是她唯一的归宿。
今年春节刚过我便向丰台区法院起诉，可就在这时，岳母一家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大骂我是背信弃义的小人，说我要跟她女儿离婚为什么不跟她商量。我说这是我们夫妻间的事情，根本用不着他们来干涉。我的话激怒了岳母，她先是请了一帮人到我的学校去闹，又到乡下把我父母请来评理。学校领导也找我谈话，要我承认是不是因为有了第三者我才想离婚的。一时间我成了不仁不义的男人，在家里和单位都被孤立起来。就在这时，一直没有把照顾女儿当作自己责任的岳母，竟没有跟我们打招呼把女儿接回了她家，并且扬言告我遗弃罪。而一直不知道我这边闹成这样的红蕾还不断地给我写信，她的温柔和善解人意使我坚定了离婚的信心。
法院在审理此案时，上上下下作了调查。对我们的离婚，大家一致认为妻子是弱者，应该值得同情，而对于我，人们的舆论并不支持。一审判决下来，我的离婚诉求被驳回。法院限期让我把妻子接回家照顾。我本来就没有推卸责任的打算，是岳母一家非要接她回去，他们这样做给我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恶劣的。我去岳母家接妻子回家，可妻子就是不同意跟我回家，她说：“我要给别的女人腾地方，你不是已经有了心上人了吗？”
我说了实话，妻子不相信我是真的别有所爱。为了让妻子配合我的离婚请求，我想我还是真诚待她，让她相信我要娶的是一个好女人，我们会跟她共同生活，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我把红蕾的照片给她看了，并且讲了她的一些情况，在妻子的默认下，我又提出了第二次离婚请求。可这一次在岳母的上下闹腾后又被法院驳回。学校领导也教育我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不要忘记自己是为人师表的人，要给学生们树立好的人生榜样。种种压力让我几乎崩溃，我说什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要结束这样一段早已经没有了实质内容的婚姻竟比登天还难，可是我真的不想一辈子就这样过去，我渴望开始一段新生活，渴望身边有爱的滋润。我聘请了律师再一次走上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可就在我几乎成功地说服法院判决离婚的时候，我妻子却一下子吞了100片安眠药。
妻子在医院又是洗胃又是灌肠，折腾了几乎一个晚上，妻子才算脱离了危险，可我累得几乎站都站不住了。岳母闻讯赶来，不分青红皂白便大骂是我逼得她女儿自杀，说要到公安局告我，要我蹲大牢。她闹得实在太过分，连医生和护士都忍不住出来帮我打抱不平。我默默地坐在妻子的病床前，看着她苍白没有血色的脸上不断有泪水流过，我的心几乎死了。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妻子从哪儿搞到那么多的安眠药。这也许是她家人为了阻止我离婚所采取的阴谋，想到这一点我不由心生寒意。我给红蕾去了一封信，婉转地告诉她我的情况，我说也许我们有缘相识但却无缘结合，我要红蕾放弃这无望的等待，尽快寻找归宿。
妻子的自杀未遂再一次引起轰动，没有人敢再为我出面辩解，没有人站出来支持我的离婚，人们都同情地看着我，却不肯说句公道话。而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家长也找到了学校，请学校对我这样“不讲道德”的老师进行处分和教育，我被行政记大过一次，并且在全校教师大会上作了检查。从此，我由一个学校器重的教学骨干落为后勤的一个普通职工，我失去了向学生们传授知识的机会。而妻子经历了这几次变故后对我更是百般苛刻，以往她大小便后都要叫我，可是后来她宁愿把大小便弄得床上到处都是也不吭气，直到我发现后再里里外外帮她收拾。我知道她是故意在惩罚我，这种畸形的心态让我对她只剩下了责任感，而往昔的那种情感也消失殆尽。
今年“五·一”节的时候，岳母一家欢天喜地到青岛旅游，而我和妻子在家。没有一个人来问候我们一声，我已经麻木了，可妻子却不停地哭。正在这时，红蕾带着她的女儿风尘仆仆一路打听着，找到了我们，不知该说什么好的我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而红蕾一进家门便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样，帮妻子洗洗涮涮，并且把我们7年里从没有拆洗过的被褥全部拆洗了一遍。她的女儿乖巧可爱，嘴巴甜甜的，直把病榻上的妻子逗得笑容满面，我们这个冷清的家忽然有了几丝过节的气氛，我打心眼里感激红蕾。晚上，红蕾搂着女儿竟不嫌妻子一会儿小便一会儿大便的麻烦，睡在了妻子的房间。她们姐妹俩聊了一个晚上，哭声笑声不时传出来，我想妻子终于有个可以说说话的人，7年来我第一次睡了个舒心的觉。
也许是我和红蕾的真诚打动了妻子的心，也许是妻子对我们重新有了信任。1999年5月17日，妻子正式向法院提出离婚诉求，并表示支持我和红蕾的再婚。这一次，法院终于根据我们婚姻的实际情况批准了妻子的诉讼请求，我在自由了的那一瞬间却更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因为，将来我是和两个女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
鉴于我们的财务状况，我和红蕾的再婚没有一点儿声张，而我只给红蕾的女儿买了一条新裙子，算是我给红蕾的结婚礼物。我对红蕾表示歉意，可红蕾却说：“我们的结合是为了三个人的幸福，对我们来说，将来的日子过好了，过舒心了才是最重要的。”
望着红蕾和前妻，7年里几乎忘记自己还是个男人的我，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美好，我把两个女人紧紧地搂在胸前，任男儿不轻弹的泪水滴落在她们的黑发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