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以来，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如此的一个李登辉，怎么会让坚决反对“台独”的蒋经国选中并当上了接班人？其实，李登辉就是靠着“反台独”才被蒋经国看中的。这是追随蒋经国身边16年的“前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在一篇题为《经国先生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之我见》的文章中披露的。
这位“追随者”说，蒋经国之所以选择李登辉，一是他的“政绩”，二是他的生活起居比较简朴。但起了“极大的关键作用”的，就是李登辉的“反台独”。为了不落“曲解”之嫌，特将文章的有关部分按原文照录：“真正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优势，则在于李登辉的另一表现。因为经国先生在考量搭档伙伴条件时，除了前面说的各项要求之外，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基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就是可能被遴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的候选人，必须具有坚定的国家民族意识，这是要件中的要件。”
按照这样的条件，李登辉怎么被蒋经国选定的呢？文章紧接着说：“而就在民国73年10月间，台湾省李登辉主席向第7届省议会提出施政报告，并接受省议员对省政的总质询，于经过连续若干次会期答复质询之后，轮到党外议员（当时民进党尚未成立）的联合质询，贸然提出‘台湾独立’问题，要求省主席表示态度。如果想要避重就轻，省主席尽可以超越省政范围为借口不予答复。但李登辉主席却面对问题，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两句话明朗回答：‘中国历史没有抛弃台湾，台湾怎能脱离中国大陆’，鲜明显示了他正确而坚强的国家意识。次日经国先生于阅读此项剪报之后，频频点头称是，连说‘很好、很好’。这一经过，距离73年2月中旬中国国民党12届2中全会，通过蒋主席提名李登辉同志为副总统候选人，不到二个月。毫无疑问，（蒋经国这样做）那段省议会的答询词，有了极大的关键作用。”
很显然，李登辉这个“台独”分子，在蒋经国面前耍了两面派。1994年他和司马辽太郎倾心交谈时，在“成为蒋经国的接班人”一节中，坦承蒋经国之所以选他当了接班人，是因为他对蒋经国使用了“政治策略”。请看当时二人的精彩对话：
李登辉：“我猜想（蒋经国选择我当接班人）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只会想想日本的学问啦，农业问题啦，政治上的事，好像一点也不感兴趣的缘故吧。”
司马辽太郎：“李先生是一介学者，但却深谙政治的个中三味。不愧是政治家，同时又懂政治策略，连一些黑洞洞的部分都能洞烛。”
李登辉：“这是因为我从小就相当机警。总在思索着如何收敛自己。对啦，日本不是有一句话吗？‘吃闲饭的，第三碗要静悄悄地递出碗来’。”
1984年2月，专职选举正副领导人的国民大会，在阳明山中山楼举行。这是蒋经国迈向第七届领导人的连任之路。毫无疑问，蒋经国必可顺利当选连任，但副手是谁，在投票前五分钟，还没人知道，蒋经国将从口袋里挑出哪位人选？
翁元是唯一侍奉过蒋总裁和蒋经国两位父子的贴身侍卫。当时他随同蒋经国上中山楼，照料蒋经国，翁元见证了这段历史。
翁元表示，蒋经国从国民大会主持会议结束，立刻进休息室，躺在病床上休息，开会前五分钟，蒋经国请谢东闵（当时蒋经国的副手）进来，蒋经国说了两句之后，谢东闵立刻离去，随后，蒋经国请随从传唤李登辉，此时，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个副手竟然是李登辉。
蒋经国选台籍人士担任副手，主要的考量是平衡省籍差异，在蒋经国担任台湾第六任领导人时，曾任台籍人士谢东闵做为副手。不过，当时的这种副手不但没有实权，更没有声音。蒋经国曾对他的核心干部说，台籍干部最大的缺点是，喜爱结党营私，台籍的李登辉对此都牢记在心。
从1978年李登辉在蒋经国大力拔擢下当上台北市长，在短短的六年时间，李登辉的政治之路通畅无阻，李登辉当了一任台湾省主席后，就顺利被提名为副领导人。李登辉的低调作风，得到蒋经国充分的信任。
其实蒋经国对李登辉一直极为器重，按他的设想，李登辉应该攀爬得再更快一点才对。1978年时蒋经国就想安排李做台湾省主席，但是党内的其它大佬认为李登辉的资历太浅，所以蒋经国才不得不把他放到台北市长的位置上又锻炼了三年。
蒋经国死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李登辉在党政军三界都没有自己的势力，国民党众大佬虎视眈眈，个个都盯着他屁股下的总统宝座，甚至连当时的“国母”宋美龄都有打压之意，加上李登辉“本省人”的身份和推行民主政治的倾向，使得李登辉的处境更是不利，民间甚至称李登辉只不过是个“临时总统”。但是李登辉这个人第一运气绝佳，先是靠蒋经国之死混上了总统，再靠党内群龙无首的混乱和宋楚瑜的“临门一脚”当上了党主席；第二他本身也确实是个无师自通的政治斗争天才，此后竟施展各种手段，轻松玩弄国民党众大佬于股掌之中。
在1990年初的总统换届选举中，反对李登辉的阵营（俗称“非主流派”）为了获得正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计划在临时中央全会上提出为了推动“党内民主”，应把提名的投票方式由起立表决改为不记名投票。此时总统选举仍由“万年国大”包办，而国大基本上就是国民党的看门狗，能获得党内提名的人几乎就已经在选举中赢了一大半。李登辉作为党主席，想获得提名也不过是探囊取物，虽然国大代表们未必就喜欢这个政坛新人，但也不宜在起立表决中“公开叛党”，整出总统大选也不过就是走个过场而已。而非主流派这招“不记名投票”可谓是直取了李登辉的命门，而且非主流派的背后更有当时行政院长李焕和军事强人郝伯村等人的支持，李登辉的政治生涯一时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当时的他甚至已经准备好了“退选声明”，万一真的演变成不记名投票，干脆直接退出选举，以便得以保全颜面。
李登辉在非主流派发起进攻的前一天就已经获知了他们的计划（事后非主流派指控李登辉派国安局长宋心濂窃听他们的电话，李登辉当然拒不承认），此时他麾下的头号打手宋楚瑜则扮演了关键先生的角色。宋楚瑜提前一天就对新闻界放话，说所谓党内民主不过是一些人“居心叵测的阴谋”，在第二天的临时中央委员全会上更是上纲上线，称不记名选举就是“夺权阴谋”，而且“有证据显示，党内有一股令人不安的力量在酝酿。”主流派阵营的提前造势加上此番赤裸裸的恐吓，最终令中央委员会在举手表决中以99比70否决掉了不记名投票案，使李登辉得以涉险过关。民间甚至传言李登辉还动用了特务机关搜集情报，以“黑材料”私下威胁中央委员。当然，李登辉对此同样拒不承认。
1990年，又到了国民大会选举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这时候，很多国大代表就提议林洋港来参选“总统”、蒋纬国参选“副总统”，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林洋港和蒋纬国，这两人都是国民党内的大佬，前者担任过国民党副主席，还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后者就更不用说了，蒋总裁的小儿子，与“国母”宋美龄的关系最好，有了这两人来参选正副“总统”，对于志在连任的李登辉而言，那无疑是压在自己面前的两座大山。
对此，李登辉倒也不怕，因为他早已想好了应对之策。首先他先是把蒋纬国的侄子蒋孝武从日本召了回来，让蒋孝武公开抨击自己的叔叔是“假民主秩序之名，图夺权之实，藉法规漏洞从事政治投机”，就这么一记重拳，直接就打得蒋纬国生活不能自理。此后李登辉又派人去做林洋港的工作，劝诫同为本省人的林洋港不要帮外省人打击李登辉，暗示林洋港小心被当成台奸批斗。即使是今日的台湾选举，族群牌依然屡试不爽，所以李登辉这手效仿文革的“群众斗争路线”一下子就让本来就是非主流派棋子的林洋港毛骨悚然。随后李登辉又说动国民党内八位重量级元老出来做林洋港的工作，让他以“大局为重”，在李登辉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之下，林洋港和蒋纬国最终退出总统大选，导致非主流派的计划全盘泡汤，内部更是因此产生嫌隙。李登辉玩弄权谋居然玩到能把政敌直接“劝退”的地步，可以与此相提并论的大概也只剩火影忍者里的绝技“嘴遁”了。据林洋港称，李登辉其实曾私下允诺他大家可以“轮流坐庄”，因此批评李毫无诚信。老话一句，李登辉对此照样是拒不承认。
顺利连任总统之后，李登辉仍有两个政敌要处理，一为行政院长李焕，二为国防部长郝伯村。前者和李登辉公开不合，后者则号称哪怕台湾军队搞十年人事变动换上去的也全是他的人，都属于李登辉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巨大阻碍。1990年非主流阵营在总统选举中溃败之后，李焕对连任行政院长仍是志在必得，李登辉阵营里也拿不出比他更像样的人选来。此时李登辉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为惊叹的决定：用郝伯村顶替李焕成为行政院长。李焕自知威望远远不如郝伯村，当下就悲叹自己完蛋了；而郝伯村表面上出将入相，好不风光，一下达到了“政治生涯的最高点”，实际上则被“杯酒释兵权”，李登辉趁虚安排自己的人马大举进入军界，没过几年就联合民进党将郝伯村从行政院长的位置上扒了下来；非主流阵营更是几乎土崩瓦解，被李登辉一一分化击破，此计可谓一石三鸟。
在1993年郝伯村下岗之后，李登辉已经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可谓权倾一时无人能挡。如果单把这段经历拿出来看，李登辉似乎只不过是另一个老谋深算阴险狡诈的独裁者，但他一方面在国民党内凝聚权力、搞得“官不聊生”，一方面却又还政于民，大踏步的推动着台湾的民主化改革。
蒋经国在1988年开放党禁报禁之后，随着言论的逐渐自由化，台湾人的民主诉求越发强烈，其中很有借鉴意义的是1990年3月和总统选举同期发生的“野百合学生运动”。在林洋港和蒋纬国二人退出选举之前，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为了确保当选，对国大代表自然是百般讨好，其情形令人作呕。而当时的“万年国大”除了部分增补代表以外，仍是1947年选出的那一批，许多人早已变成了风中残烛，不是坐轮椅就是老年痴呆，有的干脆一命呜呼，国大俨然已经变成了养老院，却还不忘隔三差五的给自己延长任期、高薪养廉。到3月16日，几名台湾学生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打出了“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标语，学生、市民以及民进党等各个政治团体纷纷响应，第二天就建立起了一个“广场共和国”，引发了台湾历史上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一次学运，单是学生的人数就一度超过了六千。
这个“野百合学生运动”在当时搞得极为火爆，其活动包括全国串联、罢课、绝食等等，还在广场上树立了一株巨大的“民主野百合”（象征学运的纯洁、独立等精神）。而且这次学生运动的背景绝不单纯，当时学生说缺睡袋，马上就有市民送来睡袋，说缺盒饭，马上就有市民送来盒饭，可见背后应该有神秘的境外反台势力的资助。最可怕的是这些学生的行为极为激进，不仅公然打出“老贼下台”等激烈标语并高唱国际歌等传统反动歌曲，还编了首歌讽刺李登辉和“万年国大”。马英九在广场上怀柔学生的时候甚至还被人踹了黑脚，可尽管如此，前几天还把非主流派弄得欲哭无泪的李登辉在这种关键时刻居然变成了软蛋，不仅没有严词发表社论，反而先是承诺学生不会镇压，在当选总统的当日（3月21号）更是把五十多名学生召进总统府“对话”，对学生的要求几乎有求必应，并肯定学运是爱国运动。3月22号，造反成功的学生胜利撤退，一场风波在不到一周内便完全平息，李登辉可谓是丢尽了政府的人。
林洋港曾指责李登辉这个人言而无信，经常靠许诺别人官位来利用对方，回头又假装根本没那么一回事，甚至把同一个官位许给好几个人。从种种材料来看，李登辉在政府里的表现似乎确实很邪恶，但是对学生倒是一言九鼎。在他正式宣誓就职之后的第六天（5月26日），他便释放了很多台湾的政治犯，次年李登辉更是加快脚步，先后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荒唐的出入境“黑名单”（国民党当局过去对于异见人士的出入境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国内的坚决不让出去，国外的坚决不让回来，反正怎么恶心人怎么来，李登辉本人在1970年受联合国组织之邀前往泰国时就曾深受其害。这种白色恐怖时期的特色做法前有没有古人不清楚，反正后肯定有来者），年底更是彻底终结了“万年国大”。1992年又修改了刑法第一百条，“因言获罪”在台湾自此变成了历史名词。到1995年，李登辉代表政府，在二二八事件四十八周年纪念活动中正式向所有受害者道歉：“今天，罹难者家属和子孙能亲眼看到这座彰显历史公义、提升族群融合的二二八纪念碑矗立在宝岛的土地上，亲耳听到登辉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承担政府所犯的过错，并道深挚的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