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如扬着手上的一沓纸张高声说：“我要见局长，我有重要的破案线索交给他。”
刑警抢了小如手上的纸张说：“线索就交给我吧，局长可没空理你。新局长凳子还没坐暖，这下可要被你们父子赶走了。”
“局长去哪了？”
“哦，这么重要的事都忘了告诉你。”刑警凝重地盯着小如说：“局长去看守所了，你父亲梅健民在今天凌晨自杀身亡，用牙刷柄捅破了鼻腔。”
2005年3月于冠豸山文学院
后记
谁是罪犯
1996年从夏天到冬天，我都是在看守所的九号房度过的。人还没有出来，朋友们就知道我要写一部关于犯罪心理的小说了。号房的铁门为我打开一扇认识人性的窗，这扇窗宛若潘朵拉的魔盒，或者所罗门的魔瓶，一旦打开就难以关闭。这是一扇灾难之窗，所有的温情、浪漫、尊严，一夜之间就彻底破灭。
然而，一直到九年后，小说才得以成稿，跟那些高产作家相比，我感到羞愧。200天的号房生活，帮助我理解了悬念大师希区柯克的话，“罪犯通常都是相当平庸的人，而且非常乏味，他们比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遵纪守法的老百姓更无特色，更引不起人们的兴趣。罪犯实际上是一些相当笨的人，他们的动机也常常很简单、很俗气。”
在我看来，再也没有比“罪犯”这个词更为笼统的称谓了。试想，把贼眉鼠眼的惯偷、稚气未脱的强奸犯、人格变态的杀人狂、道貌岸然的党委书记、失手伤人的憨厚农民和一心一意打算升天的法轮功修炼者关在同一间号房，他们有任何共同之处吗？没有。
路人皆知，生死与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其实，罪与罚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类自从有文学以来，罪与罚的主题就成为文学的源头，几乎所有叙事和戏剧文学，只要描述社会环境中的异常，都会涉及某种形式的犯罪。在荷马笔下，那些古希腊的英雄们几乎个个都有违法乱纪的犯罪行为，或谋杀、或强奸、或偷盗，可以说，众神身上浓缩了人类犯罪的原始记忆。
我国历来有荀子的“人性恶”与孟子的“人性善”之争。孟子主张“人之初，性本善”，认为人的恶性是后天的环境造成的。这种观点被普遍接受，“孟母三迁”的故事也因此被广为流传。在西方，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和工业化的推进，人们的物质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十九世纪的西方呈现一派经济繁荣、国泰民安的祥和气氛，最能悦人眼目的莫过于物的丰富了，包括不少基督徒在内的知识分子，对世界的前途抱着十分乐观的态度。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只要不断提高生产水平、发展经济，就可以生活得更幸福；只要大力普及教育，使人人都能分辨善恶，人类社会就可以日臻完善，人的罪性也将随之根除。然而，二十世纪先后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迷醉的人们目瞪口呆，屠杀中暴露无遗的人性的暴虐、凶残，把人们的美好憧憬击得粉碎。
于是，我们开始谴责罪犯的暴行，有了严格的法律，有了监狱和死刑。在将那些犯罪的人摒弃在公众视野之外的同时，人们将医治犯罪的希望寄托在了惩罚上，却忽略了对犯罪原因的探讨和追究。然而，这些犯罪的人不是怪物，更不是天外来客，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员。那么，是人出了问题还是时代出了问题？如果是人出了问题，出在罪行还是罪性？如果是时代出了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
《路加福音》说，“除了上帝，没有人是良善的。”《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偷尝禁果的时候，罪就深深地植入人类的内心了。人里的罪，指的是罪性，有了罪性，才有罪行。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耶和华神命定该隐必流离飘荡在这地，人类的刑罚开始了。为什么律法使人知罪，却不能制止人犯罪？原因就在于，我们是先有罪然后才有律法的。比如先有杀人再有刑法、先有乱性再有婚姻法、先有砍划再有森林法、先有侵权再有保护法，只是律法没有颁布之前，我们不知道这是犯罪罢了。可见犯罪在前、律法在后，也就是说，有没有律法人都要犯罪。司法总是跟证据挂钩，没有证据就等于没有犯罪，法庭上控辩双方展开的无非是关于证据有无的争执。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你敢说你是个正人君子吗？你敢说你比那些留下证据的人更纯洁吗？
《约翰福音》记载，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对她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是啊，我们要指证别人的罪千容万易，要承认自己的罪却千难万难。
所以，犯罪不是起源于环境不好，而是起源于人性的败坏。人们因为各种原因犯罪，对生命的迷恋、对金钱的贪婪、对情欲的渴望，或者是为了所谓的“正义”。“温饱思淫欲，贫寒起盗心”，可见犯罪跟贫富没关系，只是不同的人犯不同的罪。一个铁一样的事实是，现在，每个人的日子都比以前好过了，罪行却空前地泛滥开来。九号房里只有“皇上”是清白的，然而，正是这个清白的人却不明不白地在九号房关了几十年，并且沦为牲畜，成为罪大恶极的牢头的坐骑。可见，你是不是一个罪人，不是由你自己来论定的。
罪犯并非什么特别的人群，他就在我们中间，甚至就是我们自己。一个典型的经验就是，我们天天在电视上看到的高官，当他坐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左看右看都像个正人君子；奇怪的是，当他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左看右看都像个罪犯。罪犯或出没于夜黑风高的大街小巷，或徜徉在和煦的春光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看上去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比我们更年轻、更聪明、更英俊，更能轻易地赢得女人的同情和爱恋，事业上更加成功。换句话说，罪犯也许是社会的中坚、也许是成功的商人、也许是我们的朋友。人们也许聚集在他家里欢笑、围绕在他身边雀跃，却不知道在他的黑手之下，有死不瞑目的冤魂在叹息。
确实，犯罪一直伴随着人类，就像阴影伴随着阳光。虽然文明在成熟、社会在进步，然而人类却一直无法摆脱犯罪的阴影。人类在努力创造一个宽容的社会，却走过了头，不小心创造了一个纵容的时代。在这个充满色情诱惑的时代里，人的物欲和肉欲被极致放大，各种形式的情色产品充斥着大街小巷。将生命过程局限在现世的人类，总是极力摆脱各种不快和沉重的思索。当信仰、文化和经济上的矛盾，都要依靠武力冲突来解决的时候，“将犯罪进行到底”就并非危言耸听。
作为一个作家，我要忠于自己的眼睛和良心，把所看到的、所想到的写出来。虽然不敢自夸《九号房》的文学价值，但我敢担保，其中所描写的细节不是靠想象与猜测得来的，它们全是我的亲历。当然，细节真实不等于故事真实，因为故事里要出示精神指向、完成对人类境遇的洞察，这就不是靠完整地记录某个人的经历所能达到的。作家叙述的耐心，应该体现在细节的说服力，《九号房》中的器物、场景、细节我都尽量雕琢得真实可靠，使作品有一种让人相信奇迹的内在逻辑。更为艰难的是，中国文坛经历了十年探索“怎么写”之后，我想再次开始探索“写什么”的问题。
我对《九号房》的基本诉求是，通过表现人物的犯罪心理、人格变态以及内心冲突，揭示人类心灵深处最阴暗、最险恶的一面。为了实现这一诉求，我把《九号房》的兴奋点放在揭开藏而不露的过去时的罪行，既着眼于揭示人物过去的罪行，又聚焦于展现人物现在时的活动，直到过去与现在的故事并轨，充分展现罪行的后果与影响。《九号房》强化了两点：一、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丑恶行为是合理的；二、利益无所谓大小，在九号房，每一块猪肉都是你死我活的争夺目标。
在本书长达九年断断续续的写作过程中，我换了几个工作岗位，并在厦门几所高校兼职教心理学。九年来，九号房物是人非，连判无期的杀人犯都减刑回了家，这样，我就多了一层叫“难友”的社会关系，跟他们保持密切来往，为我的犯罪心理学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案例。我不是一个精英作家，而只是一个草根作家，从现实的最底层观察人与社会。我的体验是，人人都要受世界的捆绑，人有不同的瘾，当官成瘾、赚钱成瘾、赌博成瘾、出名成瘾、泡妞成瘾、做好人成瘾、收藏雕版成瘾，瘾就是生命的捆绑，就是生命表层厚厚的茧，它可能完全遮蔽良心，使人沉浸于虚假的快乐。生活中面临突变的人很多，成瘾的人更多，我关注的往往是主人翁如何被逼到生活的死角。九爷不会从心灵深处反省，他被自己的复仇计划深深迷住了，一个人的心思如果被某种意念所控制，他就被成瘾所捆绑了。
九爷的内心不得安宁，因为他没有忘记仇恨。九爷存在的价值得不到肯定，于是他就出现了海德格尔所说的“焦虑”，最后导致了一种典型的存在性疾病，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神经症人格”。人类与现实构成的冲突让人产生恐惧，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这种恐惧不指向一个具体目标，乃是无边无际的，只能是存在意义上的。所以，我认为人人都有病态，只是程度不同，就像人人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健康人。我感兴趣的是一个健康人如何人格变态，从而导致犯罪。在常态人格与变态人格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现代法医技术的不断完善，正义女神的复仇之剑将会越来越准确、越来越锋利，那些作恶者终将得到惩罚。然而，我们凭什么相信犯罪会减少呢？我们只能希望在这个世界上，那些陷于迷失的灵魂越来越少，真实反映时代生存面貌的作品越来越多。
人啊，如果要得着拯救，脱离犯罪的生活，除非他死了，别无选择。“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旧人死了，活出新人；罪人死了，活出义人。
在当下的语境里，要结构一个号房的故事来涉指罪的普遍性并不容易。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人类文明的冲突、物质欲望的追求、伦理道德的丧失，导致艺术的生存极为艰难。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令人感动的，什么是令人唾弃的，这些都是作家面临的真实问题。我们之所以需要文学，就因为要面对这些迫切的问题；我之所以坚持写作，就因为我敢于面对这些迫切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质问那些思想虚无的作家：
“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呢？不是伟大的真理之美，而是对它的亵渎，他们全部那样恶劣地贪图虚荣，不知羞耻地容易激动，轻率地傲慢不逊，简单难以理解：他们指望什么，谁会跟他们走？”
在这样一个追求肉体享乐的年代，作家人格的力量更不能削弱，更不能认同疯狂与残酷、颓废与绝望。因此，我试图在《九号房》写出人类的生存状况：即使在最需要相濡以沫、最需要彼此关爱的号房，人也充满了争斗与罪恶，这是人类生存的可悲境遇。这不是一个小背景，而是关系人类生存困境的大问题：究竟谁生活在号房？世界真的像号房一样，以无形的高墙把人类禁锢其中？
马克吐温说过，“人从摇篮到坟墓的几十年中，一件有绝对意义的事就是寻求内心的安宁。”这是他对人生的深刻洞察，现代人的难处就在于内心不得安宁。无法把握明天，焦虑愁烦，是现代人的难处之一。我们常常说，除了自己什么也靠不住，主张个人奋斗。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事情却不是自己能把握得住的。一个铁一样的事实是，我们生活在自由的天空下，却从没数过星星；我们有健康的体魄，却感受不到快乐；我们忙得要命，却没有理想；我们被奔涌的信息淹没，却找不到真理。还有更可怕的，有的人有钱但没有幸福、有性但没有爱情、有权但没有责任。此情此景不正是号房生活的写照吗？真的，从当代人类面临的各种困境来看，与其说地球像一个村落，还不如说地球像一间号房。
帕斯捷尔纳克的经验证明，写作不能给作家带来财富和地位，甚至内心的平安，因为写作的过程就是“看见”并“指证”的过程，中国话叫“文章憎命达”。今天，作家是个尴尬的职业，想到作家何为，一种难言的苦衷就在我的内心翻滚。20世纪的文化形态中，囚禁文化是一朵苦涩的奇葩。引人注目的是，恰恰是为人类精神的困境做出独特贡献的德国思想者和俄罗斯思想者首先遭遇囚禁的厄运。中国作家的苦难之路，就是帕斯卡尔式的边呻吟边探索真理的人走的路；就是约伯一边坐在炉灰中刮毒疮，一边赞颂上帝所启明的路。
我所经受的恐惧与颤栗不是一本薄薄的《九号房》所能表达和清算的。只是我愿意受苦，假如受苦可以接近真理的话。
我身软弱！我心悲鸣！
